司马迁

人物生平

司马迁出生于西汉景帝、武帝之际的黄河龙门（今陕西韩城）。其家族源远流长，远祖可追溯至颛顼时期的天官重黎氏。九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曾与张仪辩论伐蜀之策，事见《战国策·秦策》。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时以四千石粟米换取九等五大夫爵位，使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父亲司马谈精通天文历算，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汉武帝建元年间任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曾撰《论六家要指》，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进行系统评述，对司马迁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幼年即在父亲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典籍。少年时代在龙门老家耕读放牧，身体力行。司马谈任太史令后，司马迁随父至京师长安，在父亲的安排下，先后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公羊学，向孔安国问疑《古文尚书》，打下了坚实的经学与史学根基。

前126年（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奉父命开始壮游天下。他从长安出发，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折向东南到九疑山，再北上长沙，至汨罗凭吊屈原沉渊处。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齐鲁文化，观孔子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沿着秦汉之际历史人物的故乡和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而归。这次壮游历时数年，使他广泛接触了各地风土人情，实地考察了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遗闻旧事，为日后撰写《史记》积累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游历归来后，因父亲的关系，司马迁仕为郎中。前111年（元鼎六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汉军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请臣，汉朝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筹划新郡建设，随后又抚定邛、莋、昆明，次年回朝复命。

前110年（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却因病滞留在周南（今洛阳），未能参与盛典，心中愤懑，病情加重。司马迁完成西南使命后，急忙赶往泰山，行至洛阳，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

司马谈执迁手而泣，追述司马氏先祖为周室太史、世典天官的家世，嘱咐司马迁继承祖业，完成修史大业。他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引孔子修《春秋》之义，强调史家责任。司马迁俯首流涕，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利用职务之便，阅读皇室所藏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开始为撰写《史记》做系统准备。前104年（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改变了秦代以来以十月为岁首的旧制，奠定了此后两千年历法的基础。此后，司马迁正式着手撰写《史记》。

前99年（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率五千步兵深入漠北，与单于八万骑兵遭遇，力战多日，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皆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但认为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兵败投降实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且“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

司马迁这番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武帝认为他是在借李陵之事诋毁此次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前98年（天汉三年），司马迁被投入牢狱，以“诬罔”之罪判处死刑。当时死刑有两种充抵方式：一是以五十万钱赎死，二是处以腐刑。司马迁家贫，无力赎身，又念及《史记》尚未完成，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只得接受腐刑。他在《报任安书》中沉痛写道：“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前96年（太始元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中书令职掌机要，位近天子，但宦官为之，对司马迁而言无异于一种羞辱。然而他忍辱发愤，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史记》的撰写之中，艰苦撰述，终成不朽之作。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与死因，史无明确记载。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认为司马迁最终因口出怨言被下狱而死。另有说法认为他在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前后去世，或谓其完成《史记》后隐居山野，不知所终。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其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

主要事迹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其首创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历代正史所传承，成为中国正史的标准范式。

《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项羽的悲壮、刘邦的豁达、韩信的忍辱、屈原的孤愤、荆轲的慷慨、李广的悲情，无不跃然纸上。其语言精炼生动，叙事跌宕起伏，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著有《报任安书》与《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是他在受刑后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长信，剖白心迹，抒发郁愤，是研究其生平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也是中国书信文学的典范之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著述宗旨：“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概括了《史记》的核心追求：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形成自己独立的史学见解。

《史记》的史学观念深受董仲舒公羊学的影响。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的思想，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贯穿《史记》的主要观念；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则成为《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同时，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古文尚书》，掌握了考信历史的方法，使《史记》在上古三代史的书写中大量采用了古文经学的成果。

司马迁二十岁开始的壮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准备。他自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在《史记》各篇的论赞中，他多次提及自己实地考察的见闻：在鲁地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流连不去；在长沙观屈原自沉渊，垂涕想见其为人；过大梁之墟，访求夷门；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叹其宫室之盛；过薛地，见其俗多暴桀子弟，问其故乃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所致。这些实地考察的见闻，使《史记》的记载具有了超越书本的现场感与说服力。

司马迁在长安任职期间，正值“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帝盛世，得以结识天下贤能之士。据《史记》各篇记载，与他有直接交往的 contemporaries 包括：贾谊之孙贾嘉（“与余通书”）、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与余通”）、平原君朱建之子（“与余善”）、冯唐之子冯遂（“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少子田仁（“仁与余善”）、梁人壶遂、杜陵苏建（“苏建语余曰”）等。这些交往为《史记》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口述史料。

对司马迁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位师长是董仲舒与孔安国。他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公羊学，从孔安国问故《古文尚书》，二人分别代表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最高水平，司马迁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融通今古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