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韩非出身于战国末期韩国的宗室，约前280年（韩釐王十五年）出生于韩国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作为韩国公族子弟，他本有资格参与国家政治，但韩国的处境却极为艰难。战国七雄之中，韩国最为弱小，地处秦、楚、魏、赵之间，四面受敌。前275年（韩釐王二十年），韩国国难深重，年幼的韩非开始阅读“家有之”的商鞅、管仲之书和孙武、吴起之书，也读各类杂书，这为他日后形成法家思想奠定了早期知识基础。

前262年（韩桓惠王十年），秦将白起率兵攻韩，一举攻取五十城，韩国上党郡守降赵，韩国统治层开始分崩离析。在此前后，青年韩非开始向韩王上书，这个历程约为五年。他目睹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前257年（韩桓惠王十五年），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能寻访任用贤明的人才，反而提拔浮夸之人在有实际功绩的人之上，于是开始埋头著述。

师从荀子

前253年（韩桓惠王十九年），荀子离开齐国稷下学宫后，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授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荀子是儒家大师，主张隆礼重法、尊君爱民，韩非虽师从荀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不大相同。韩非将荀子重视礼法的一端，改为重视“刑名法术”之学，反对儒家建構在私人情感聯繫與當代社會道德水準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荀子的尊君思想也影响了韩非，韩非强调君权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严刑峻法来统御臣民，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韩非将自己的学说追本溯源於道家黄老之术，他对老子《道德经》有相当深的研究，著有《解老》《喻老》等篇。在同学之中，李斯自认才学不如韩非。约前247年至前234年间，韩非多次上书韩悼惠王与韩王安游说，皆不为所用。《孤愤》《五蠹》《显学》《难言》等篇著于此时。

入秦与遇害

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他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李斯告诉秦王这是韩非所写，秦王便以战争为威胁，逼韩非出使秦国。前235年（韩王安三年），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的实力，韩非被迫出使秦国。

韩非到秦国后，秦王政因他的到来而喜悦，但并没有相信和任用他。李斯深知这位老同学的才华与智慧远超自己，若韩非受重用自己必然失势，便与姚贾诬陷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韩非列传》记载：“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主要事迹

政治理想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

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效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制度并促成大一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

法制思想

韩非的法制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制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制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韩非把三者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他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哲学理论

韩非在哲学方面很注重道家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蠢；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一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文学成就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现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韩非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

其生平线索为：约前280年生于韩国都城新郑的贵族之家，五岁起即阅读商、管、孙、吴之书及各类杂书；前257年因痛恨治国不任贤才而开始埋头著述；前253年投奔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与李斯同学；前235年因秦攻韩被迫出使秦国，遭李斯、姚贾诬陷，入狱服毒自尽。其著述与出使、被害的过程相连，说明其学说虽为秦所用，本人却未能见其施行。

就著述形式而言，其文多经后人整理成《韩非子》一书，其中《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篇为研究其思想的基本材料；他主张以法、术、势相结合的治理方式，与当时儒、墨的德治主张相对，构成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总结性表述。

人物关系

• 荀子（荀况）：韩非的老师，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
• 李斯：与韩非同为荀子学生，李斯自认才学不如韩非，后为秦相，陷害韩非致死。
• 张苍：韩非的师弟。
• 韩王安：韩非多次上书劝谏，但不为所用。
• 秦王嬴政：读韩非著作后极为推崇，下令攻韩逼其入秦，但未任用，后后悔赦免不及。
• 李斯：与姚贾一同诬陷韩非，使其入狱并被迫自杀。
• 姚贾：与李斯一同诬陷韩非。
• 商鞅：韩非整合其“法”的思想。
• 申不害：韩非整合其“术”的思想。
• 慎到：韩非整合其“势”的思想。
• 老子：韩非归本于黄老，著《解老》《喻老》。

历史评价

战国末期至秦

• 秦王嬴政读韩非《孤愤》《五蠹》后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李斯虽害死韩非，但自认才学不如韩非，可见其才学之高。
• 韩非死后，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子》，秦始皇在其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两汉时期

•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 《太史公自序》云：“韩非揣事情，循势理。”
• 扬雄《法言》评论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认为“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韩非忧说之不合，则“无所不至矣”。

宋元时期

• 司马光《资治通鉴》批评韩非：“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 司马贞《史记索隐》：“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

近现代

• 毛泽东批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制、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 现代学者刘乾先评价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认为其主张在打击擅权重臣方面有进步作用，但把君权绝对化加深了君臣矛盾。
• 当代学者白彤东称韩非为“第一个现代政治哲学家”，认为其思想具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