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

人物生平

代王时期与迎立

刘恒生于前203年，父为刘邦，母为薄姬。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廷平定陈豨叛乱后重新安排代地，刘恒被立为代王。其后吕后掌权，数位刘邦之子死于政治斗争。前181年（汉高后七年），吕后曾想改封刘恒为赵王，他以愿守代边辞让。

前180年（汉高后八年），陈平、周勃和刘氏宗室参与诛诸吕，朝廷随即废黜后少帝刘弘。大臣决定迎立代王。代国旧臣张武怀疑迎立之意，宋昌则主张赴长安；刘恒先派舅父薄昭核实，再率属官到代邸。群臣奉玺、清理宫禁后，刘恒即位。他任宋昌掌宿卫、张武掌宫中，并赏赐参与平乱和迎立的功臣。翌年立长子刘启为太子、刘启之母窦氏为皇后。

统治与边疆

文帝延续汉初休养生息。前168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减田租，前167年（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免当年田租；成年男子服徭役的间隔延长。他重视农事，也采纳晁错的入粟边郡建议。对匈奴仍用和亲、书信与军事防备并行：前177年（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66年（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和前158年（汉文帝后元六年）都有较大边患，后一次部署了细柳、棘门、霸上等军。对南越，他遣陆贾再次出使赵佗，促其恢复对汉称臣、通使与贡纳；另有记载也说明南越在境内仍使用帝号。

文帝时期的诸侯王关系并非始终平稳。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后被朝廷击败，淮南王刘长谋反未发即被处置，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又依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将齐、淮南等大国分封给较多宗室子弟。政策一面分散大国，一面仍维持庞大的诸侯国体系。前175年（汉文帝前元五年）放开民间铸币，也让吴王刘濞、邓通凭铜山铸钱而积聚财力；贾谊对此曾提出反对意见。

去世与身后

前157年7月4日（汉文帝后元七年六月初一日），文帝卒于未央宫。所载以此公元日期对应“六月初一”，另有记载作7月6日，两者所记日期不一致。文帝遗诏要求从简治丧，不使吏民长期服丧而妨碍婚嫁、耕作。刘启继位后，群臣议定孝文皇帝的太宗庙号。霸陵位于今西安白鹿原一带。

薄姬与代王时期

刘恒之母薄姬原为魏王豹的姬妾，魏豹被灭后入汉宫。据《史记·外戚世家》，刘邦坐河南宫成皋台时，有两位美人相伴，谈及当年与薄姬的约定而相笑，刘邦问其故，二人以实相告，刘邦心惨然、怜薄姬，当日即召她侍寝。薄姬说"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刘邦说"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一幸而有身，次年生下刘恒；但此后薄姬很少再见到刘邦。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平定陈豨叛乱后，刘邦以为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相邻，赵从山南而有之、距边太远，多次遭受胡寇难以立国，遂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以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燕王卢绾、相国萧何等三十三人皆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为代王、都晋阳。前181年（汉高后七年），吕后曾提出改封代王刘恒为赵王，他以愿守代边辞让。因僻居远方、谦恭谨慎，刘恒在吕后诛杀诸刘的风波中得以保全。

迎立为帝的过程

前180年（汉高后八年）诸吕被诛后，大臣议立新君。有人提出齐悼惠王是高帝长子、其嫡子为齐王，推本言之当立；大臣皆说"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而齐王母家驷钧亦非善类，"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又以其年少、母家亦恶。于是众人以"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为由，暗中遣使召代王。郎中对张武等主张称疾勿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则力排众议，列举三事：秦失其政而终践天子之位者刘氏，天下绝望；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为盘石之宗；汉兴除秦苛政、约法施惠，人人自安难动。他又说太尉周勃一节入北军、一呼而士皆左袒为刘氏，乃天授非人力，且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大王勿疑"。刘恒仍与太后商量而不决，遂占卜，得卦兆"大横"，占辞说"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卜人解释说所谓"天王"即天子。刘恒先派舅父薄昭赴长安见绛侯周勃，薄昭还报"信矣，毋可疑者"，刘恒笑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而止，先使宋昌驰入长安观变。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刘恒下车答拜；周勃请屏退左右密言，宋昌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周勃乃跪上天子的玺符。群臣请其即天子位，刘恒再三辞让——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终因"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而接受。当晚他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夜下诏书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随即论功，益封太尉周勃万户、赐金五千斤，陈平、灌婴各邑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

对功臣的驾御与周勃

对拥立有功的功臣，刘恒一面拉拢，一面适度敲打，最典型的是对大功臣周勃。周勃因拥立有功，每次退朝出来总是骄横的样子，不把新帝放在眼里，刘恒却对他更加有礼、常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谏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身份，此后刘恒神色越发严肃，周勃也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周勃幡然醒悟，遂于文帝元年（前179年）八月辞去右丞相之职，刘恒很快应允。两月后陈平去世，刘恒又任命周勃为丞相；一年多后他下诏命列侯各就其封国，说"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即使恩准留京，也要遣太子就国。因许多人找借口留在京城，刘恒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表率，免其丞相之职。后来有人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刘恒立即将其逮捕；周勃通过帝舅薄昭说明自己只是惧祸才束甲、绝无谋反之意。刘恒重新调查后未发现谋反事实，便释放了他并恢复其爵邑。此后他所任命的丞相多用"少文多质"之人。

诸侯王问题的处置

刘恒在位时，诸侯王问题逐渐显露。济北王刘兴居与城阳王刘章本以大功自许，因当年曾欲拥立齐王而被削功，心怀怨望；文帝二年割齐二郡以王二人，二人"自以失职夺功"。刘兴居听说匈奴大入、汉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亲自击胡，遂于济北发兵反，欲袭荥阳。刘恒闻讯即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击之，刘兴居兵败被虏、自杀，其地入汉为郡。淮南王刘长骄纵不法，曾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后以谋反案发，有司重臣四十三人上书请弃市，刘恒废其王号、发配严道县邛崃山邮舍安置。袁盎进言说陛下素来娇宠刘长、一旦以司法严格相待而有不测，恐落下杀害亲弟之名；刘恒答"我只是苦一苦他，到时候还会善待他"，但囚车被钉上封条、沿途官员不敢开封，刘长本人也不开封条，竟绝食而死。刘恒又依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析齐为六、析淮南为三，虽减轻了日后诸侯叛军对朝廷的军事压力，却并未避免所析之国卷入叛乱。他还把淮南王调离淮南就国周阳，并在齐国推行同样政策，使齐哀王舅父驷钧与齐悼惠王十子分别居于济北、济南二郡，从而把淮南、齐两支最大的王国势力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之下。

匈奴与边防

刘恒对匈奴采取克制忍让、和亲与防备并行的政策。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骑侵占河南地、进袭上郡，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刘恒下诏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退去后，又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于长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他遗书匈奴单于，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并赠绣袷绮衣、锦袍、黄金带具、绣锦缯帛等物；其时老上单于初立，汉复遣宗人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之，中行说不愿行而被强使，遂降匈奴、为其所亲幸。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至彭阳，又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刘恒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于长安旁以备胡，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然单于留塞内月余，汉军逐出塞即还，无所斩杀，匈奴日益骄横，岁入边杀略，"云中、辽东最甚"。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遗书单于，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愿"俱捐细故、俱蹈大道"，"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以六万骑分两路侵入上郡与云中，杀略甚众；刘恒急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进驻飞狐、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入代地进驻句注，又派将军张武屯北地，并置三将军军于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一时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南越与四夷

南越王赵佗在吕后时与汉朝关系紧张并自立为帝。刘恒即位后一改吕后的封锁政策，采取安抚：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在中原的兄弟做官；随后遣此前出使过南越的陆贾再次前往，促其恢复对汉称臣、通使与贡纳。赵佗遂去帝号、俯伏称臣，惟在境内仍使用帝号（另有记载如此）。

法制、节俭与遗诏

刘恒在法制上以宽减为主。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他即位仅两月便宣布废除"收孥相坐法"，虽周勃、陈平不赞成，仍在坚持下贯彻；前167年（前元十三年）因淳于意之女缇萦上书，诏改黥、劓、刖等肉刑。但他并非一味宽刑：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廷尉张释之依律奏当弃市，刘恒大怒说"人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张释之免冠顿首说"法如是足也"，若盗宗庙器即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刘恒与太后商议后许之。又如有人惊了他的乘舆之马，张释之判为"犯跸，当罚金"，刘恒怒说马若暴烈就会伤及自身，张释之答"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刘恒良久乃称"廷尉当是也"。后元七年（前163年），他震怒于方士新垣平数年欺君，灭其三族，恢复了族诛之刑。生活上他以俭朴著称：曾欲作露台，召匠计算需直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罢；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治霸陵皆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遗诏反对厚葬久丧，令天下吏民到后出临三日即释服，不得禁止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不得布车及兵器、不得发民男女哭临宫殿，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宠臣邓通与士人进退

刘恒的仁厚之中也有偏私。佞臣邓通本蜀郡船工，因他梦见登天时有人推助、此人装束与邓通相类而得宠；刘恒欲其富，赐以蜀严道铜山使铸钱，邓通遂"财侔王者"。刘恒曾患痈，邓通常为他吮疮；他从容问"天下谁最爱我"，邓通答"宜莫如太子"，太子刘启来探病时他却令其吮疮，太子下不去嘴，后来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吮疮，便怨恨邓通——景帝即位后即罢邓通官、没收其家产，邓通最终饿死。士人方面，贾谊被周勃、灌婴等进谗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刘恒听信而疏远他、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以谪去，意不自得"，后来刘恒因祭祀感神之事又召见他，却"不问苍生问鬼神"，谈到夜半，还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冯唐曾当众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刘恒大怒起身入禁中，良久召见责备其当众羞辱自己，冯唐谢罪说"鄙人不知忌讳"。袁盎为防宦官赵谈陷害，趁赵谈与刘恒同车时伏于车前说"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刘恒笑而命赵谈下车。诸如此类，可见其纳谏与偏私并存。

庙号之议与节俭的教化

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并历数孝文皇帝之德："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谓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丞相申屠嘉等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制曰"可"。至于其节俭的教化作用，东方朔曾对汉武帝追述孝文之时，说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此语出自时人追述，对文帝的节俭有所理想化，但与其不修宫室、霸陵皆用瓦器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这一面的记载与前述私铸钱、姑息吴王等争议并存，须分别看待。

主要事迹

赋役与经济

文帝前元十二年减田租、前元十三年免田租的记载，见于《汉书·文帝纪》。其时还减轻算赋和徭役，劝课农桑。前158年（汉文帝后元六年）旱蝗时，下令开放山泽、减省服御、裁减部分郎吏并开仓赈济。入粟授爵增加边防储粮，但也使有粮者更容易取得爵位；不能将这些政策一概写成没有代价的“仁政”。

法令与行政

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元年），文帝诏废“收孥相坐”有关条文，是减轻家属株连的改革，并非彻底废除一切连坐。前167年（汉文帝前元十三年），缇萦为父淳于意上书后，文帝诏改黥、劓、刖等肉刑，替代刑的执行仍有问题。另有记载称他在新垣平欺诳案中恢复族诛，显示其法制政策不能只作单向度的宽刑叙述。前168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废除关卡通行须持符传的要求，便利往来。

节俭与治国争议

《汉书·文帝纪》赞其在位二十三年不增修宫室、苑囿、车骑和服御，记其因露台耗费百金而停止营建；遗诏亦反对厚葬与久服丧。另一方面，所引研究指出，放开铸币、对吴王刘濞姑息，以及分封诸王，均给后来的中央与诸侯冲突留下难题。这些评价针对不同政策，不能相互抵消或概括为一种简单结论。

赋役、农业与入粟拜爵

刘恒延续汉初休养生息，重视农事。前168年（前元十二年）减田租，前167年（前元十三年）免去当年田租；其时又减轻算赋、延长丁男服徭役的间隔，史称"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他劝课农桑、躬开籍田，务民之本；有人献千里马，他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岂可乘千里之马独先，"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于是还马并给道里之费。前158年（后元六年）大旱蝗，他下令诸侯不必入朝进贡，开放原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百姓开采矿产与渔盐之利，减省服饰车驾、裁减郎官名额、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屯边方面，晁错建议"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刘恒采纳，以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充实边防军粮；他又采纳晁错"募民实边"之策：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每邑千户以上，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自给，迁民按什伍编制组织、平时训练、有事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侵扰、夺回被掠财富者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

铸币与盐铁之利

前175年（前元五年）刘恒更造四铢钱、废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贾谊上谏说：法既允许天下公私铸铜锡为钱，又以黥罪禁其掺杂铅铁，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禁令虽严而"其势不止"，抵罪者一县百数；且民间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则吏急而壹之大为烦苛、纵而弗呵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他主张不如收铜归官。贾山亦上书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刘恒不听。其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刘恒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刘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东煮海水为盐，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后世论者如唐代刘秩即指出，汉文之时吴濞以诸侯而富埒天子、邓通以大夫而财侔王者，皆铸钱之所致。这一政策一方面便利流通，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地方与诸侯的财力。

和亲与边防书信

刘恒对匈奴长期采取和亲与防备并行的政策。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他遗书单于，称"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而"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并赠衣袍、黄金带具、绣锦缯帛等，遣中大夫与谒者令送往。后元二年（前162年）再遗书单于，提出"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愿与单于"俱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声明"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另一方面，他并不废武备：前177年、前166年、前158年三次较大边患，都调兵遣将、完善边郡守备，后元六年在细柳、棘门、霸上置三将军以备胡。史家指出，文帝时兵革之祸较武帝之世不过十之一二，但陆九渊等也批评其"质偏于柔"、安于和亲而未能饬边备、讲武练兵。

律法与刑制

刘恒的法制改革与争议并存。前179年诏废"收孥相坐"有关条文，是减轻家属株连的改革，并非彻底废除一切连坐；前167年因缇萦上书诏改黥、劓、刖等肉刑，但替代刑的执行仍有问题。其时张释之任廷尉，"犯跸罚金"与"盗高庙玉环"两案，刘恒都曾怒而欲重判，终因张释之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而依律。另方面，后元七年因新垣平欺君而灭其三族，恢复了族诛之刑，可见其法制政策不能只作单向度的宽刑叙述。前168年（前元十二年）废除关隘通行须持符传的要求，便利了往来。

诸侯分封与削藩之议

刘恒一面分封诸子与宗室，一面分散大国。文帝二年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他又依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析齐为六、析淮南为三，并把淮南王调离淮南、就近置于汉郡监视，又使齐哀王舅父与齐悼惠王诸子分居济北、济南二郡。这些措施在日后减轻了诸侯叛军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但并未避免所析之国本身卷入叛乱；后世如宋代郑獬《郧溪集·汉封论》即认为"汉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批评其不能用贾谊之策、拱手而成七国之祸。

礼制与祭祀的起伏

刘恒在位后期对鬼神之事渐感兴趣。他一度欲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宠信方士公孙臣、新垣平；新垣平又说他望见汾阴有金宝之气、是周鼎将出之兆，刘恒遂派人在汾阴南黄河边修庙以待。后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神异皆属欺君，新垣平下狱后供认不讳，刘恒遂灭其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与长门五帝坛虽仍保留，但都只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人物关系

• 刘邦、薄姬：父亲与母亲。薄姬在刘恒即位后为皇太后。
• 窦氏、刘启：皇后与长子；刘启在文帝死后继位为景帝。
• 陈平、周勃、宋昌、张武：陈平和周勃参与迎立，宋昌和张武原为代国旧臣并在即位初期掌宿卫。
• 刘长、刘兴居、刘濞：文帝时期的重要诸侯王，分别涉及淮南王案、济北王起兵和吴国势力问题。
• 赵佗、陆贾：南越王及文帝派遣的使臣。

历史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称其“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汉书·文帝纪》赞其节用、薄葬，并记“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这些是史家的赞语，不等于所有政策均无争议。对于自由铸币与诸侯国势力，另载贾谊的反对及后世关于削藩失策的讨论。文帝与景帝时期的相对稳定通常合称“文景之治”，其形成是两朝连续政策和汉初社会恢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