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左宗棠于1812年11月10日（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父左观澜，廪生，以教书为业，有学行；母余氏。左家世代书香，但家道中落，并不富裕。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四岁的左宗棠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自幼受庭训熏陶。

1826年（道光六年），十四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取第一名。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但同年因母亲病重放弃院试，不久母亲去世，遂丁忧。丁忧期间，左宗棠从1829年（道光九年）起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著作如《皇朝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水道提纲》等视为至宝，潜心研读并做批注。当时八股士子“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但正是这些学问为他日后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打下了坚实基础。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丧父。丁忧期间，他在长沙拜访了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还书都询问心得体会，“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厌倦”，并劝告左宗棠“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科场失意与读书治学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讲学“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同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七次名列第一，得到吴荣光赏识。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取得举人功名。但此后六年中，三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与胡林翼在北京订交，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其中已涉及新疆形势。1835年（道光十五年），再赴会试，录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额被撤下，仅取为“誊录”。左宗棠不甘屈就，弃职返乡，在夫人周诒端帮助下潜心舆地研究。1838年（道光十八年），第三次落第归乡，途中于南京拜见两江总督陶澍，陶澍主动提议让独子陶桄与左宗棠长女定婚，结为儿女亲家。

科场失意，左宗棠未能沿着“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醴陵主讲渌江书院，结识陶澍，陶澍“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成为忘年之交。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回福建养病，途经长沙，约左宗棠于湘江舟中相见。两人彻夜长谈，涉及古今形势、人物品评、“西域时政”（如屯政、水利）等。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这次会见对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产生了深远影响。林则徐后来与人谈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

入幕与初露峥嵘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他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建议大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四月，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六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连连奏捷。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咸丰帝亦给予极大关注。1855年（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荐左宗棠。1856年（咸丰六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之功，清廷“以兵部郎中选用”，赏戴花翎。1858年（咸丰八年），在骆秉章保荐下加四品卿衔。

然而，1859年（咸丰九年）樊燮京控案发，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构陷左宗棠，险些使他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相助，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潘祖荫上疏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咸丰帝由此对左宗棠更加关注。

组建楚军与平定太平天国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五千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楚军参用王珍之法，自成营制。左宗棠率楚军道江西，转战而前，克德兴、婺源，大战于乐平、鄱阳，“僵尸十馀万”，李世贤易服逃，江、皖军势始振。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江，以数千人策应七百馀里，指挥若定，曾国藩服其整暇。1862年（同治元年）正月，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左宗棠进军浙江，在随后两年中，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1864年（同治三年）三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随后攻克湖州等地，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左宗棠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杭、嘉、湖税三之一。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足裕军食。这些举措对战后浙江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陕甘总督与平定回乱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1867年（同治六年）接任，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同治陕甘回变。左宗棠采取“剿抚兼施”之策，先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同治七年）十二月，刘松山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率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随后左军进攻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1869年（同治八年）五月肃清陕西境内回军。

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左军刘松山部继续向金积堡进军，马化龙表面归顺清廷，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刘松山在攻金积堡时阵亡，其侄刘锦棠接统其军。粮尽援绝的马化龙最终于1870年（同治九年）十一月向左宗棠投降，1871年（同治十年）正月被处死。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进驻甘肃。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同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白彦虎与陕回残军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又逃至沙俄，最终死于俄国。1873年（同治十二年）九月，甘肃西北部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粮尽，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同年，左宗棠授协办大学士。

收复新疆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夺取喀什噶尔。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浩罕汗国欲借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到浩罕联系，想请回黑山派和卓后裔。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1875年（光绪元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驳李鸿章，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西北边防失去屏障，对内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助长列强侵略气焰，李鸿章的方策乃是误国。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缓进”即积极治军，用一年半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汰弱留强，规定凡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速决”即考虑国库空虚，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左宗棠亲自调查和精微计算，从一军人、一军马每日所需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所需用度，再估算全程运费和消耗，甚至比较毛驴、骆驼驮运与车辆运输哪种节省开支。经周密计划，估算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皇帝御批：“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76年（光绪二年）四月，左宗棠誓师西征。八月克乌鲁木齐。1877年（光绪三年）四月克达坂城、托克逊，五月克吐鲁番。阿古柏败亡。十二月克喀什噶尔，收复南疆。1878年（光绪四年），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疏请新疆建省，指出新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必须建立行省、设置郡县，方能长治久安。

中俄伊犁交涉与晚年

新疆收复后，中俄伊犁交涉成为焦点。1880年（光绪六年），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以武力为后盾与俄国交涉。他抬棺出肃州，驻哈密，以示收复伊犁之决心。同年，《中俄改订条约》签订，中国收回伊犁。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十月调两江总督。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马尾海战失利后，左宗棠以钦差大臣之名重整湘军，督办福建、台湾海疆防务。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廿七），左宗棠壮志未酬，病逝于福州，享寿七十三岁。

科场失意与早年知己

据《清史稿》本传，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则"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而他年近四十时曾对亲近者说"非梦卜夐求，殆无幸矣"。他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又入湘水校经堂，考试七次名列第一，得湖南巡抚吴荣光赏识；1833年首次进京会试时与胡林翼订交，并作《燕台杂感》，其中已涉及新疆形势；1835年再赴会试录为湖南省第十五名，却因超额被撤下、仅取为"誊录"，他不甘屈就而弃职返乡，在夫人周诒端帮助下潜心舆地研究。1836年他在醴陵主讲渌江书院，因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见县公馆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及山水画上"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之句，大为称许，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此人便是左宗棠；陶澍"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成为忘年之交，后又主动提议以独子陶桄与左宗棠长女定婚，结为儿女亲家。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于1840年至1847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并关注鸦片战争，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1849年林则徐因病回福建养病途经长沙，约左宗棠于湘江舟中相见：据《清稗类钞》，左宗棠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一身湿衣爬上林则徐的船"，行礼后说"闻古者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礼，今三沐已拜领之矣，若三薰则犹未也"，林则徐笑道"子犹作文语耶，速易衣，防中寒也"，两人相谈达旦；谈及新疆边事，林则徐忽然举手拍其肩说"他日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并在舟中手书一联相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上款"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愚弟林某某"。左宗棠晚年曾对幕僚说，一生荣幸以此为第一，并长期将此联悬于斋壁。

湘幕六年与"左都御史"

1854年左宗棠应骆秉章之邀再入湘幕，前后六年。据徐宗亮《归庐谈往录》，他"事无大小，专决不顾"，骆秉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他曾当面嘲讽说"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骆秉章只是干笑而已；他曾于夜半创一奏草，径至骆秉章内室大呼，骆起身读罢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后去；监司以下禀事，往往报请"左三先生"可否。薛福成《庸庵笔记》记，世传骆秉章一日闻抚署辕门举炮，问左右何事，答"是左师爷在拜发军报折"，骆颔首徐徐说"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说虽有夸大，却可见其专任之深；当时骆秉章官衔不过是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左宗棠权尚过之，故楚人戏称他为"左都御史"。

樊燮京控案与咸丰的关注

1859年（咸丰九年）的樊燮京控案，几乎使他性命不保。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及恩施父老传说，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谒见骆秉章后，骆令其再谒左师爷，樊谒大帅请安而谒师爷不请安，左宗棠大怒，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怒而起身欲以脚蹴之，大呵"忘八蛋，滚出去"，樊燮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樊燮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写下"忘八蛋，滚出去"六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置于祖宗神龛下侧，朔望率二子行礼，并聘名师教其二子，"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又令二子在家着女装——"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其后次子樊增祥卒入翰林、颇负才名。左宗棠之险，赖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营救得脱，潘祖荫上疏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据《郭嵩焘日记》，咸丰帝曾问郭嵩焘"汝可识左宗棠"，并说"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又问其才干、年岁，得知四十七岁后说"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踏"，又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

楚军与平定浙江

1860年（咸丰十年），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曾国藩襄办军务，在湖南募五千人组成"楚军"，参用王珍之法而自成营制。1860年八月他成军而东，时石达开窜四川、诏移师讨蜀，曾国藩与胡林翼以江皖事急合疏留之；曾国藩进兵皖南驻祁门，李世贤、李秀成纠众数十万围祁门，他率楚军道江西转战而前，克德兴、婺源，贼趋浮梁景德镇断祁门饷道，他还师击之，大战于乐平、鄱阳，"僵尸十余万"，李世贤易服而逃，徽州之贼亦遁浙江，"自是江皖军势始振"。1861年诏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他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江，部将刘典、王开来、王文瑞、王沐数军单薄、不足资战守，乃奏调蒋益澧于广西、刘培元与魏喻义于湖南，均未至，而他以数千人策应七百余里、指挥若定，"国藩服其整暇"。同治元年正月诏促其自衢州规取浙江，他奏言"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源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相庇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二月克遂安，屡败李世贤；其后蒋益澧及高连升、熊建益、王德榜、余佩玉等克金华、绍兴，浙东诸郡县皆定。杭州之贼震怖，悉众拒守富阳；诸军争议乘胜取杭城，他却"不喜攻坚"，说"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近功"；他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以裕军食。同治二年四月授浙闽总督，兼巡抚事；七月李鸿章江苏军入浙攻嘉善，他与益澧等水陆大举攻富阳、克之，益澧等长驱捣杭州，魏喻义、康国器攻余杭。海宁贼蔡元隆以城降、更名元吉，后遂为骁将。同治三年二月，杭州贼陈炳文势蹙约降，他虑其中有变，乘雨急攻，贼夜启门遁，杭州复，余杭之贼汪海洋亦东走，捷闻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此后余贼散走徽、宁、江西、广东折入汀州，福建大震，他奏请辞去总督之任而以益澧护巡抚，增调王德榜军至闽；同治四年三月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贼弃漳州出大埔，五月进攻永定，李世贤、汪海洋屡败，"伤精锐过半，归诚者三万"；六月贼大举犯武平，力战却之，李世贤投汪海洋而为其所戕；诏以他节制三省诸军，十月贼陷嘉应，他移屯和平琯溪；十二月贼开城遁，"跪乞免者六万余，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首级可计数者万六千"，诏赐双眼花翎。同治五年正月凯旋，粤匪平。

洋务：福州船政局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他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又以海禁既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乃于福州马尾山下创办船厂、荐起沈葆桢主其事。据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同治五年（1866年）他议兴船政，奏称"我国三面濒海，各国火轮兵船直达津沽，藩篱几同虚设，商务减色，漕运艰难，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又称"福建马江一带，水深土实，开漕浚渠，可为建厂之地"，朝旨允行，"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他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船政学堂，培养驾驶、制造人才。陈绍宽《我国海军之建设及演进》论及此事，称中国海军"在发轫之初，经左、沈、曾、李及海军诸先进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甫树基础"，并详记同治六年沈葆桢总理船政、购机器筑厂坞、设前后两学堂招致聪颖子弟肄习驾驶制造诸科，同治八年"万年青"兵船成、为福州船政第一次所创造者等事，认为若朝议能一致鼓吹，中国海军之发展正未可量。

陕甘军务与剿抚

同治五年十月他率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中途因西捻张总愚窜陕西而命先入秦剿贼；六年春提兵万二千以西，议以炮车制贼马、以马队当步贼，"捻倏见炮车，皆不战狂奔"。他分军三道入关，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陕、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皆归其节制；刘松山屡败捻，又合蜀军将黄鼎、皖军将郭宝昌大破之于富平。他以"捻强于回，当先制捻"，檄诸军凭河结营、期蹙而歼之于泾洛之间；捻乘军未集又折而西渡泾渭、窥豫鄂，后乘大风雨铤走入北山，他急扼耀州；十月捻败走宜川，别党果窜耀州、合回匪攻同官，刘典、高连升军驰救大破之。其时北山及扶、岐、汧、陇、邠、凤诸回所在响应，"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而陕西主客军能战者不及五万。他因延、绥迭失上书请罪、部议革职。是年十二月捻自垣曲入河南、益北趋定州、游骑犯保定，京师戒严，诏切责督兵大臣，自左宗棠、李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他至保定，李鸿章议筑长围制贼，他则主张"当且防且剿，西岸固守，必东路有追剿之师，乃可掣其狂奔之势"，朝廷两从其议，终以总愚走河滨而死、西捻平。同治七年十月他率师还陕、抵西安，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余万扰延安、绥德，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踞甘肃董志原；刘松山至，破土寇、降福祥，又分军击回，遂下董志原、连复镇原、庆阳，"回死者至三万"；他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荒地发帑金巨万，安置所收饥民及降众十七万。同治八年五月进驻泾州，马化龙以新教煽回民、购马造军械而表面输诚绐穆图善；他察其诈，备三月粮先攻金积堡。刘松山阵殁后以其兄子刘锦棠代之，屡战屡捷，夺秦坝关而化隆益窘，诣军门乞降，诛之而夷其城堡，迁甘回于固原、平凉，陕回于化平，编管钤束之，宁、灵悉定。此后他自平凉移驻静宁、安定，诸将分击破河州之寇，占鳌受抚而河州平；同治十二年九月克肃州，马文禄投降而被诛，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他在书信中说，自己"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于安插降众一事，尤为尽心"，并谓"汉回视此为从违，固不待言，俄人且从旁窥探，如有所借口，必为大局之害"。同治十三年正月他请甘肃省城添建贡院、与陕西分闱乡试并分设学政，二月奏改甘肃茶务，主张"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商贩并招、添设南柜以招徕湖茶，均下部议如所请行；七月授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八月补东阁大学士；十一月河州抚回闵殿臣复叛，檄刘锦棠讨平之。

收复新疆：筹饷、备粮与进军

光绪元年（1875年）他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其战略是先克乌鲁木齐，"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若外交失败、不得已与俄军交战，清军亦未必不能胜利。"缓进急战"中的"缓进"，就是积极治军：他用一年半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汰弱留强，即便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凡不愿出关西征者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他还亲自调查和精微计算，从一军人、一军马每日所需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所需用度，再估算全程运费和消耗，甚至比较毛驴、骆驼驮运与车辆运输哪一种节省开支，最后估算全部军费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意外而申报一千万两。朝廷御批说"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此后他又于1877年、1878年、1881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总计自1874年至1881年间向洋商借款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另向华商借款八百四十六万两。他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他事先命前锋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可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又建立四条运粮路线，并曾与俄国订定由其代运，每百斤费银七两五钱，年内运交二百万斤、明夏运足三百万斤。考虑到饮水困难，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一千七百里，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再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来的军粮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是南疆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他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并布置三路进军计划，促金顺留守乌城、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

收复新疆：南路底定与伊犁交涉

1876年（光绪二年）三月他次肃州，五月刘锦棠北逾天山会金顺军先攻乌鲁木齐、克之，白彦虎遁走托克逊；九月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他下令说"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三年三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悉释所擒缠回，纵之归"，南路汹惧，次日收托克逊城，而占彪及孙金彪两军亦连破诸城隘，合罗长祜等军收吐鲁番、降缠回万余，帕夏饮药而死，其子伯克胡里戕其弟而走喀什噶尔。七月刘锦棠由托克逊进师，九月复喀喇沙尔、库车等城，十月复阿克苏、乌什等城，十一月复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白彦虎走开都河，他本欲遂擒之，适库伦大臣上言西事宜画定疆界、廷臣亦谓西征费巨、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休兵，他叹说"今时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乎"，抗疏争之，朝廷以为然。时金顺请乘虚袭伊犁，他说"不可，师不以正，彼有辞矣"。八月刘锦棠会师，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余虎恩等奇兵出库尔，白彦虎走库车、趋阿克苏，刘锦棠遮击之，转遁喀什噶尔；大军还定乌什，遂收南疆东四城，何步云以喀什汉城降；伯克胡里既纳白彦虎乃效力攻汉城，大军至而复遁走俄，西四城相继下，诏晋二等侯，布鲁特十四部争内附。伊犁交涉中，崇厚使俄遽定约而为朝士所纠，他奏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主张"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朝廷壮其言，崇厚得罪去而命曾纪泽使俄更前约。1880年（光绪六年）四月他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在哈密生活四个月，为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而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俄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别以兵船翔海上以震撼京师，天津、奉天、山东皆警；朝廷遂诏他入都备顾问、以刘锦棠代之。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他在给杨石泉的信中评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1881年他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据说初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俯瞰宫殿，民间欢言"左侯至，楼即毁矣"，须出示晓谕乃止；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九月出为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任内曾出巡吴淞、过上海，"西人为建龙旗，声炮，迎导之维谨"；又筹办导淮入海水利工程、修复淮南通泰场地堤墩，奏请兴复淮鹾引地，奏开采铜山县属煤铁并酌减税银。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他第五次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与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经筹划于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十月抵福州，时法人封禁海口，他派军潜雇商船渡台助剿；又请设海防全政大臣并保荐兵部侍郎曾纪泽堪胜海防重任，并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资镇摄"，卒如所请行。1885年9月4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口授遗折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八月十九日清廷发布上谕，"震悼良深"，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与贤良祠，并命于湖南原籍及各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关于其享年，吴汝纶所撰神道碑作七十三岁（"以其年七月癸亥薨于福州，年七十三"），然该碑记其中举时作二十一岁，而左宗棠中举于道光十二年、病逝于光绪十一年，相去五十三年，则病逝当为七十四岁；罗正钧所纂年谱亦将光绪十一年记为七十四岁之年，与他本人光绪二年奏疏中"臣年六十有五"的自述相合。

主要事迹

军事贡献

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1852年（咸丰二年）佐守长沙起，先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镇压陕甘回变、收复新疆等重大军事行动。他善于从全局着眼，注重后勤保障和战略规划。收复新疆时采用“缓进速决”战略，周密计算军费开支，建立兰州制造局保障军火供应，最终以一年半时间收复新疆全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的重大胜利。

政治活动

左宗棠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在浙江巡抚任上，他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税三分之一，劾罢失守将吏，举荐人才赈荒招垦。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整顿吏治，安抚地方。在军机大臣任上，参与中枢决策。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他力主收复新疆，最终获得朝廷支持。

洋务实践

左宗棠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1866年（同治五年），他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造船企业之一，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人才。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仿造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又建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行迹游踪

左宗棠一生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早年读书于长沙，讲学于醴陵，任教于安化；中年征战于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晚年总督陕甘，西征新疆，驻节哈密；最后督办福建军务，病逝于福州。

同时代人交往

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均有交往。他与胡林翼为同窗好友，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他经胡林翼推荐结识林则徐，林则徐以新疆资料相托，期许良厚。他与曾国藩关系复杂，既受其保举，又因性格、政见不同而时有龃龉。他与李鸿章在“海防”“塞防”之争中针锋相对。

用兵之道、治军与恤民

左宗棠用兵"规远势，防后路，尤善审机，随贼势变化，不常其方略"，在临敌用兵时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战略策略上，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条件。治军上，他规定"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又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自觉与将士同甘共苦：据载"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营垒旁的隙地都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便招民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都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蚕织、牧畜亦"罔不因势利导"。军兴日久、文教浸衰，他"身在行间，讲学不辍，每克一城，招徕抚绥，兴教劝学"。对吏治，他主张"察吏""训吏""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与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并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在两江任上他年逾七十，"检校簿书、审视军械，事事亲裁"，且"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

海防与塞防并重、民生措置与洋务延伸

在国防观上，他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1875年的讨论中明确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一贯主张海防建设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海军衙门的成立；又提倡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塞防上，他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民生方面，他在浙江"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杭、嘉、湖税三之一"；在西北"严禁罂粟"的同时为解决民众生计而"劝种棉花"，除劝谕农民种植外，还购置纺织工具、雇请民妇教习棉纺技能，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对于不宜棉的地区也要求广种杂粮。洋务上，除福州船政局外，陕甘任上的洋务活动开始由军用向民用转化，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自比诸葛、过租界及其他轶事

左宗棠以诸葛亮自命，署名为"今亮"。据《清稗类钞》，光绪初他督陕甘时，布政使为林寿图，一日招饮，左右报某处捷音至，林称颂其神算，他拍案自夸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既而臧否人物，他说时下诸贤类皆自称诸葛，林亦拍案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他以其讽己而恶之。又据《左宗棠轶事》，某年他过上海，带有护兵数百十人，有人告以"照租界章程，凡结刀持械而往者，例须先向工部局请得照会，方能通过"，他大怒说"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尔，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乃故意令所携亲兵枪实弹、刀出鞘而行，外人仰其威望，"非惟不加干涉，预令巡捕沿途照料"，并告诫说"左公中华名将，今以驱驰王事过此，慎毋犯其怒也"；《古红梅阁笔记》则记光绪八年四月他因阅兵出吴淞至上海、过租界时西人除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三响，"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其墓在湖南，为石构、由花岗岩砌成，四周有铁栅栏围护，始建时规模较大、占地十亩，内有石碑、石人、石马、石象、墓庐享堂等，后遭人为破坏，1986年重修，墓园面积已缩小至不足二亩，立有《左文襄公传略》与《重修左文襄公墓记》大理石碑，1996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清廷又先后允准在新疆省城及巴里坤东关、浙江衢州府等处为其建立专祠。

人物关系

• 父亲：左观澜，廪生，以教书为业
• 母亲：余氏
• 妻子：周诒端，同乡富商千金，婚后赘居周家
• 长女：嫁陶桄（陶澍之子）
• 子：左孝威、左孝宽等
• 贺长龄：经世致用学者，以国士待左宗棠
• 贺熙龄：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后结为儿女亲家
• 胡林翼：同窗好友，多次举荐左宗棠
• 林则徐：湘江夜谈，以新疆资料相托
• 陶澍：两江总督，忘年之交，结为儿女亲家
• 郭嵩焘：同里好友，劝其出山，营救其脱险
• 潘祖荫：上疏营救，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 咸丰帝：关注左宗棠，称“何久不出也”
• 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
• 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后因政见不同有隙
• 李鸿章：政敌，在“海防”“塞防”之争中针锋相对
• 樊燮：湖南永州镇总兵，构陷左宗棠，引发京控案
• 马化龙：金积堡回军首领，被左宗棠处死
• 阿古柏：侵占新疆的浩罕汗国军事头目，被左宗棠击败

历史评价

清代/同期

• 胡林翼：“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三）
• 林则徐：“不凡之才”“绝世奇才”。（《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三）
• 潘祖荫：“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清史列传》）
• 曾国藩：“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清史列传》）

清末民国

• 《清史稿》评价：“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多成大名。”（《清史稿·卷四百十二·列传一百九十九》）
• 梁启超：“左文襄，旷代之勋，不世之才。”（《饮冰室合集》）

近现代

• 毛泽东：“没有左宗棠，新疆就丢了。”（转引自《毛泽东年谱》）
• 学术界普遍认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胜利，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