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

人物生平

家世、教育与储君经历 弘历生于1711年9月25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清史稿》记其为世宗第四子、母为孝圣宪皇后，出生于雍亲王府。现有来源不能消除这一出生地异说，故信息卡以，不把传闻扩写为确定事实。 《清史稿》记载，康熙帝见弘历后命其入宫读书，师从庶吉士福敏，并学习骑射和火器。1723年（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立弘历为皇储。1733年（雍正十一年），弘历受封和硕宝亲王。雍正朝后期，他参与苗疆事务及西北军务。这些经历说明其即位前已承担政务，但具体行动仍应以各项来源记载为限。 《清史稿》另记其幼名元寿，六岁始习汉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属文，遍读四书五经及《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其后又兼习满、汉文与蒙古语、回语、番语、唐古忒语。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在雍亲王府初见弘历，令其养育宫中、亲授书课，并随驾巡幸热河避暑山庄。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历代父往祭景陵；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与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女富察氏成婚，居紫禁城西二所（即位后改名重华宫）。雍正八年（1730年），其嫡子永琏出生，同年雍正帝将其所著论赋诗词编为十四卷《乐善堂全集》，为此后即位作舆论准备。 此外，民间流传弘历本为海宁陈世倌之子、被雍正帝以女婴调换的说法，并称其六下江南时曾赴海宁省亲。此说与清室宗谱、生育记录及雍正朝的储位安排均不相合，学者多视为传闻，本文只记其流传情况，不采信为史实。另有学者推测，雍正帝得继大统与康熙帝钟爱弘历有关，因康熙帝皇孙众多而能养育宫中亲自教导者极少；此说属后世研究者的推断，非当时记载所能确证。 ### 即位与前期施政 1735年10月8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去世。弘历依据密储安排即位，并于同年10月18日（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在太和殿举行即位礼，定次年为乾隆元年。其母钮祜禄氏被尊为崇庆皇太后。 即位初期，弘历以宽缓方式处理部分雍正朝遗留政务，同时保留皇帝对人事、奏报和军国事务的集中控制。来源将“宽严相济”概括为其初政特征，并记有纠正祥瑞奏报、处理前朝政治案件、赈济旱灾等措施。其施政并非单纯的宽政：朝廷仍通过军机处及各级官僚体系强化决策控制，文字狱和禁书措施也逐渐成为统治工具。 ### 边疆战争与统治范围扩展 乾隆中期的多场战争改变了清廷对西北、西南边疆的控制。清军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攻取准噶尔地区后，围绕阿睦尔撒纳的反抗继续作战；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至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又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之乱。战事结束后，清廷在新疆设置驻防和行政机构，任用当地伯克参与治理，并以驻扎大臣、军队和既有地方制度共同维持统治。军事胜利扩大了清朝控制范围，但后续的驻军、粮饷、交通和地方治理构成长期成本。 西藏治理也经历制度调整。1750年（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引发拉萨政局动荡。事件平息后，清廷于1751年（乾隆十六年）调整西藏政务体制，设置噶厦，并加强驻藏大臣参与政务的制度安排。廓尔喀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及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两度进兵西藏；清军在福康安等人统率下反击，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达成议和。此后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调整边防和涉外事务管理，并规定金瓶掣签等制度。相关政策加强了清廷的介入，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社会各方面均由中央直接治理。 弘历自称“十全老人”，将十次军事行动统称“十全武功”。这组行动包括准噶尔战事、大小和卓之乱、大小金川战事、台湾林爽文起事、缅甸、安南及廓尔喀战事。其结果并不相同：准噶尔和天山南路战事带来领土与治理结构变化；两次金川战争均持续多年并耗费军费与人员；缅甸战事以议和收束；安南战事中清军入升龙后遭遇反击，清廷转向与阮惠政权议和；廓尔喀战事则以清军反击和对方议和结束。因此，“十全”是弘历对战争的自我归纳，不代表各战役均以相同方式取胜或成本相称。 ### 经济措施、赈济与地方治理 弘历延续清廷重农及鼓励垦殖的政策。全国可耕地由1724年（雍正二年）的约683万余顷增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的约741万余顷；这一数字反映来源所采用的统计口径，不能直接视为土地生产率同步提高。朝廷还鼓励移民垦种、推广高产作物，并在不同地区实施水利和河工工程。弘历六次南巡中多次视察河工、海塘，南巡同时带有巡游、礼仪和联络地方士绅等目的，随行供给及沿途营建也给地方带来负担。 清廷在乾隆朝多次蠲免钱粮和漕粮，并通过粥赈、赈粮、以工代赈等手段应对灾荒。1740年（乾隆五年）制定赈济方面的章法，且多个年份在直隶、山东、江西、河南、甘肃等地实施以工代赈。此类政策显示朝廷持续经营救荒体系，但减免与赈济能否抵达灾民，还受地方官执行和财赋征收状况影响。晚年地方财政和吏治问题加重后，制度安排并未消除基层侵吞、瞒报等弊端。 ### 文化工程与思想控制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弘历下令纂修《四库全书》。该书按经、史、子、集分类，历经征书、校勘、抄录和编纂，形成规模庞大的官修丛书；不同来源对收书数量和完成时间的统计略有差异，本文不把不同口径合并为单一精确数字。乾隆朝还编修典章、地理和文物目录，弘历本人留下大量诗文、书画题跋及收藏印记。其文学创作数量极大，但数量本身不能替代对作品质量的判断。 《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伴随禁毁图书。乾隆朝以违碍、悖逆等理由查禁和销毁大量书籍，并发生多起文字狱。相关政策服务于皇权秩序和对历史叙述的控制，造成典籍散失及士人避祸。弘历一方面资助官修文献和宫廷文化，另一方面限制不合统治要求的著述，这两面应一并呈现。 ### 晚年、禅位与逝世 乾隆后期，和珅逐渐取得显著权势。弘历并非从未惩治贪腐：来源举出甘肃冒赈案等案件；但在位晚期，权臣网络和地方官吏的贪渎问题持续扩大。清史材料对清朝后期官场及君主晚年失察亦有批评。1790年代，清廷还投入兵力平定白莲教等起事，显示此前长期稳定的表象之下仍有财政、军政和地方治理压力。 弘历曾承诺在位不超过康熙帝的年数。1795年10月15日（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他宣示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并定于次年归政。1796年2月9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授受大典，弘历将皇位传给颙琰，即嘉庆帝，并尊为太上皇帝。名义上嘉庆帝即位，弘历仍掌握重要军国决策和官员任用，宫廷一度继续使用乾隆纪年。1799年2月7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弘历在紫禁城养心殿去世，后上庙号高宗，葬于清东陵裕陵。裕陵位于孝陵西侧胜水峪，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完工，耗银一百七十八万余两。

潜邸受知与圣祖之爱

弘历之立，与其祖父康熙帝之钟爱颇有关系。《清史稿·高宗本纪一》载：弘历隆准颀身，圣祖见而钟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复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木兰从狝之时，命侍卫引之射熊，甫上马而熊突起，弘历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熊，入武帐，顾语温惠皇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有学者认为，雍正之继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弘历的关系，是康熙看好弘历，才给雍正做了皇帝；康熙有九十七个皇孙，能养育宫中亲自教导者少之又少，弘历即其中之一；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就感觉很亲切，非常宠爱他，后来弘历在御制诗集中多次写诗怀念祖孙二人相处时的融洽。其受知于圣祖之早，遂为其日后继统之重要一端。

即位之始与宗室之裁

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亥，世宗不豫，时驻跸圆明园，弘历与和亲王弘昼朝夕谨侍；戊子，世宗疾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受顾命；己丑，崩。王大臣请奉大行皇帝还宫，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所立皇太子密封，宣诏即皇帝位。即位之后，宗室之裁抑旋即行之：十月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晰等缘事，宗人府议削爵圈禁，弘历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晰、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升永远圈禁，弘晈王爵系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此后于官员之遴选亦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之出身寒微之士，并曾将某些已入贤良祠者之牌位移出，经一段时期之调整，遂形成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

乾隆十三年之东巡与阙里之礼

弘历于东巡山东，行阙里释奠之礼，其事见于《清史稿·高宗本纪二》：（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上释奠礼成，谒孔林，诣少昊陵、周公庙致祭，命留曲柄黄伞供大成殿，赐衍圣公孔昭焕及博士等宴；壬午，上驻跸泰安府，癸未，上祭岱岳庙，奉皇太后登岱。以帝之尊而亲谒孔林、致祭少昊陵周公庙，又留曲柄黄伞以奉大成殿、赐宴衍圣公，此其尊崇儒学、优礼圣裔之表示；而奉皇太后登岱、祭岱岳庙，则是其奉母巡幸之一例。乾隆一朝之巡幸，凡六巡江浙、四诣盛京、屡幸五台、山东、天津等处，其行程之中礼典与民事并行。

宽严并济与吏治之整饬

乾隆初年，弘历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大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政尚宽大」，宽比严好；晚年诗句中也说「政实宜宽弗宜猛」；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做因时而异、相辅相成的，「宽以济猛，严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他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并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乾隆初中期重视吏治：首先重视官吏的选拔，强调官吏应该年富力强，五十五岁以上的官吏要详细甄别，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能否继任他要亲自定夺；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八类——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雍正末年曾将一些获罪之官吏一齐复职、对贪污案不予追究、放松对官吏的考绩，结果吏治又坏、贪风再起；弘历觉察后，从乾隆三年起开始严肃处理侵贪案件，将性质严重、核实无误的贪污犯即行正法，乾隆六年处死了纳贿银千两者。

木兰秋狝与整军之始

弘历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同时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朝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他虽即位伊始即着手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并不盲目乐观，曾多次就军队中贪图安逸、军备废弛的现象申斥将领，因此乾隆六年的木兰秋狝有重要的开局意义。所谓「冀为成康」之治，除了通过木兰秋狝整顿军队之外，还通过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即粮价上涨、民食艰难问题：起初他以为造成粮价上涨的问题是浪费，特别是烧锅酿酒，因此颁布了「禁止烧锅令」，但以后变成一纸空文，各地粮价飞涨、抢米风潮此起彼伏。

普免钱粮与荒政之制

弘历在位期间屡行普免，其数见于遗诏：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则更多。此一做法使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荒政制度是清代救荒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乾隆五年，有鉴各省赈济粮米数目参差、无有成规，应定章法；乾隆初实施审户制度，放赈又与贫户等次相挂连；抚恤灾民也有实行以工代赈的，如乾隆二年在直隶、山东，三年在皖北，七年在江西，十三年修山东沂河堤工，二十二年在河南，二十五年在直隶，四十二年在甘肃，都实行过以工代赈。经康、雍两朝的建设及积累，乾隆朝的粥赈继续作为赈饥的重要措施被采用，此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据各地灾荒的具体情况对粥赈期限做出相应调整及完善，进一步增加了粥厂，并对赈厂数量及厂址的选择、粥赈人员的挑选与奖惩，以及领粥、食粥的顺序及方法等影响粥赈效果的重要因素都作了详细规定，又规定了粥赈米粮、柴薪的数额。此制之周密，把粥赈推进到中国粥赈制度史上的顶峰。

平准部与回部

乾隆一朝之武功，以平定准噶尔与回部为最要。《清史稿·高宗本纪二》载：二十年春正月丁丑，命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品级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由北路进征，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率参赞大臣郡王班珠尔、贝勒品级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由西路进征，两路并进，遂定伊犁。其后准部既平而复叛，阿睦尔撒纳窜入俄境寻求保护，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希望西伯利亚总督遣返，而枢密院以准噶尔不受清朝管辖为辞拒绝，使中俄关系变得紧张；随着清朝彻底平定准噶尔，中俄边界的问题又浮上台面。回部之役则见于《清史稿·高宗本纪三》：秋七月己酉朔，兆惠等奏喀什噶尔、叶尔羌回众迎降，布拉呢敦、霍集占遁巴达克山；命阿里衮等率兵攻巴尔楚克，庚戌，谕兆惠等追捕布拉呢敦、霍集占，命车布登紥布驻伊犁，防霍集占等入俄罗斯。其平定之次第，先准部而后回部，两役既成，新疆遂入版图。

西藏之政与珠尔默特那木紥勒之乱

乾隆初年，西藏有事。《清史稿·高宗本纪二》载：癸丑，珠尔默特那木紥勒谋作乱，驻藏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诱诛之；其党卓呢罗卜藏紥什等率众叛，傅清、拉布敦遇害。甲寅，命策楞、岳钟琪率兵赴藏，调尹继善赴四川经理粮饷，命侍郎那木紥勒同班第驻藏；逮纪山来京，命舒明驻青海，众佛保署之；乙卯，宣谕珠尔默特那木紥勒戕其兄车布登及悖逆诸状，追赠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封傅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为一等子，世袭；命侍郎兆惠赴藏，同策楞办善后事宜。乾隆十六年以前，西藏是政教分治，政治上实行「以蒙治藏」或「以藏治藏」；经此一变，清廷遂于乾隆十六年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并通过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廓尔喀之役与金奔巴瓶之制

乾隆晚年之武功，以征廓尔喀为最后之一役。《清史稿·高宗本纪六》载：（五十七年八月）丙戌，福康安等奏克噶勒拉、堆补木城卡，阿满泰、墨尔根保阵亡；成德等克利底、大山贼卡；戊子，福康安奏廓尔喀酋拉特纳巴都尔等乞降，上以其悔罪乞降许之，命班师。同年九月丁酉，上还京师；己亥，论征廓尔喀功，赏福康安一等轻车都尉，晋海兰察二等公为一等，议叙孙士毅等各有差；丙午，上命福康安、孙士毅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命御前侍卫惠伦等赍金奔巴瓶往藏，贮呼毕勒罕名姓，由达赖喇嘛等对众拈定；壬子，复廓尔喀王公封爵，定五年一贡。金奔巴瓶之制，即此后确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驻藏大臣主持金瓶掣签之制的起点，实为清代治藏制度中一关键之设。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后，针对当时武备渐致废弛、官兵习于晏安的现实，弘历在《十全记》等文中反复申说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谓非此不能确保父祖开创之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之局面。

缅甸、安南、台湾诸役

乾隆中叶以后，边徼与海疆屡有用兵。《清史稿·高宗本纪四》载（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丙寅，谕用兵缅甸，轻敌致衄，引为己过，令明瑞等班师，额勒登额、谭五格褫职逮问，命鄂宁回云南，阿里衮署云贵总督驻永昌；缅人陷木邦，珠鲁讷死之；丙戌，明瑞等败绩于猛育，死之；召阿桂来京，以伊勒图署伊犁将军，命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赴云南。安南之役则见《清史稿·高宗本纪第六》：（五十三年）十二月己丑，释富勒浑、雅德；孙士毅奏败贼于寿昌江，癸巳又败贼于市球江；丙申，收复黎城，复封黎维祁安南国王，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为一等子；戊申，命孙士毅班师。至于台湾，则有林爽文之事：五十二年正月辛未，林爽文陷诸罗竹堑，癸酉命鄂辉署四川总督，乙亥宥富勒浑罪，丁丑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常青为湖广总督仍留福建督办军务、命舒常署之；癸未，林爽文陷凤山，知县汤大全死之；甲申，常青以守备陈邦光督义民守鹿仔港、收复彰化奏闻；二月壬寅，林爽文复陷凤山，犯台湾府，柴大纪督兵民御之。凡此数役，缅甸以班师而罢，安南以复封而结，台湾以内地之乱而平，其成败得失不一，而皆列于「十全武功」之中。

四库全书之修与征书之谕

弘历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当时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命「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他又下诏曰：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这道谕旨发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访，共得四十多人，再经过一番考察、复核，得若干人；巡幸五台山，得龙汝言等九人；又开阳城马周科，以待士之不得志而隐栖岩穴或伏入门下者。各级教育之广泛发展，再举博学鸿词科及保荐经学等种种措施，对于乾隆朝文化的发展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

七十自述与遗诏

乾隆帝在七十岁时总结自己的政绩：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倡、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其遗诏则曰：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系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嘉庆四年正月，弘历崩，享寿八十九岁。

后妃与诸子

弘历之后宫与其诸子，其事多见于《清史稿·后妃传》与诸王列传。《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列传一》载：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女；高宗为皇子时，雍正五年世宗册后为嫡福晋，乾隆二年册为皇后；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沴毧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也，上甚重之；十三年从上东巡，还跸，三月乙未，后崩于德州舟次，年三十七。其后继位之皇后纳喇氏，为佐领那尔布之女，初雍正时为高宗藩邸侧福晋，乾隆二年十二月册封娴妃，十年十一月晋封娴贵妃，十四年四月晋封皇贵妃摄六宫事，十五年八月立为皇后；三十年正月以故自行剪发忤上旨，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崩，诏以皇贵妃礼葬——《清史稿》又载：三十年，后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诸子之中，《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载：定安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上南巡，还跸次德州，孝贤纯皇后崩，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十五年三月薨，上谕曰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追封定亲王，谥曰安；又载端慧太子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殇，年九岁，十一月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以嫡子早殇而藏密旨于「正大光明」榜后，此为清代秘密立储之实例；而后宫之更迭与诸子之早逝，则为乾隆一朝宫廷之实况。

裕陵之建与其后世

弘历之陵为裕陵，在孝陵西侧的胜水峪，始建于乾隆八年二月初十日丑时，完工于乾隆十七年，耗用白银一百七十八万多两。其陵与孝陵、景陵同在东陵之域，规模宏大，地宫之制尤为一代之典型。其后之遭际亦可纪：一九二八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裕陵地宫被盗掘；一九七五年对地宫进行过清理；一九七七年对裕陵建筑进行了全面修缮；一九七八年裕陵及地宫对外开放。以帝王陵寝之数百年遭际，而见近代中国之动荡，此亦其身后之一端。

起居之勤与批示之速

弘历之勤政，其起居之节与批答之速，为当时人所记。据记载，弘历平日起床甚早，夏天这时天已亮，冬天五更才尽；在军机值班的十多人，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非一人对付得了，便每日轮一人早上班相助，于是也在五更上班；平时大家不知弘历何时起床，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弘历从他寝室出来，每过一门必响鞭炮一声，凭此就知道乾隆圣驾已到。其于军报之处理尤见其勤：上自甲戌以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诸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之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以一人之身而夜以继日、数十年如一日，其精力之足与自课之严，于帝王中亦不多见。

十全武功之目

弘历一生所历战事，自定为「十全武功」，其目可分：除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之外，为两定金川（为土司），一定台湾（为内地），缅甸、安南各一役，廓尔喀两役（为御外）。乾隆帝曾一再声明，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非此不能确保父祖开创的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的局面；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后，针对当时武备渐致废弛、官兵习于晏安的现实，他又在《十全记》等文中反复申说此意。其于边远地区和外国，「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慑或必要时的出兵征讨，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以两定金川之役而论，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而亦预于十全武功之列，可见其于此自定之名目颇为执著。

文治之盛与艺文之兴

弘历一朝之文治，除修《四库全书》外，尚有数事可纪。《清高宗实录》称其文阐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谓其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以帝王之尊而校刊石经、摹集石鼓、复辟雍之制、精研乐律，皆为一代文治之实绩。同时，民间艺术亦有很大发展，如京剧就开始形成于乾隆年间；而汉学亦得到很大发展，开博学鸿词科、修《四库全书》，士人之治经史考证者遂盛于其时。至于其晚年，《清高宗实录》记太上皇帝亶聪于天、受命于天，荷天之笃眷，合天之全体，天鉴在十二龄「福当过子」之谕，天贶在廿五龄升香让善之诚，是以六十三年中登郅治、付鸿业，积日策三万一千九百而赢，致此躬阅四朝、亲见七代、嘏崇九袠、谋诒万叶之洪庥。

封贡之邦：暹罗之册封

乾隆一朝于南徼之邦，亦多册封往来之事。据记载，暹罗使臣之来，乾隆帝接报后认为：外国输诚献纳，自应允其朝贡，以示怀柔；俟该国贡使赍到贡物、表文时，巴延三等派委妥员送来京；呈进后再降谕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暹罗使者在两广总督委派的官员陪同下带着大量的贡品来到京师，经礼部准奏，按乾隆三十一年例赏赐回赠物品；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暹罗使者入宫「表贡方物」，受到友好接待。由于郑信所派出的使团没有正式提出册封的要求，清代史籍中只是称郑信为「暹罗国长郑昭」。拉玛一世即位后，立即派人到清朝请求按旧例派使来华朝贡，乾隆帝予以允许；乾隆五十一年，拉玛一世遣使来华请求封号，并带来大量贡品，乾隆帝正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命礼部铸镀金驼纽银印，交来使赍回，又于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正式发出册封文告。此后暹罗曼谷王朝同清朝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仅拉玛一世在位二十八年，派遣访华使节就多达十五次。

册封之礼与四夷之使

乾隆一朝之外交，以朝贡之礼为其形式，而其实则有册封、赏赐、互市、划界之诸端：于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廓尔喀、西洋诸国，皆有其往来之例；于俄国有恰克图之市与条约附款之争；于英吉利则有马戛尔尼之入觐与其要求之未允。其形式虽仍循朝贡之旧，而其实已不能不受近代国际交涉之牵动，此亦乾隆一朝外交之实况。

边制与治术之大略

综弘历一朝之边制，其法有三：一曰以武力定其地，如平准部、回部、两定金川、征缅甸安南廓尔喀；二曰以政制统其人，如于西藏设驻藏大臣、定金奔巴瓶之制，于新疆行回屯与普尔制，于西南行改土归流之策；三曰以分立散其势，如于土尔扈特行「众建以分其势」、编旗设盟。其治术则宽严并济、因时而异，而以亲揽大纲、勤于批答为要；于蠲免则有普免、有偏灾之蠲赈；于荒政则有审户、有以工代赈、有粥赈之详规。此数者合而观之，可见其承康、雍两朝之基而扩大之，使清朝之版图与制度皆至其极。

其生平之要略

弘历为清世宗第四子，康熙五十年生，幼受圣祖钟爱，养育宫中；雍正元年密立为皇太子，十三年八月世宗崩，奉密诏即位，改元乾隆。即位之初调整雍正朝部分政策，行宽严并济之治；乾隆六年以木兰秋狝整军，其后屡蠲天下钱粮。乾隆二十年、二十五年平准噶尔与回部，新疆入版图；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东归；四十一年平两金川；五十七年击退廓尔喀并定金奔巴瓶之制。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训政三年，嘉庆四年正月崩，年八十九，庙号高宗。

主要事迹

军事行动与边疆制度 弘历时期的重要军事行动以准噶尔、天山南路、金川、台湾、缅甸、安南和廓尔喀诸役为主。准噶尔内乱后，清廷先后对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相关势力用兵；平定大小和卓后，清廷在新疆建立驻防及行政体系，并以伯克等地方官职参与基层管理。土尔扈特部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东归后，清廷接纳并重新安置部众、册封首领，既是人口迁徙与政治归附事件，也涉及清廷对蒙古各部的编置。 西藏方面，1751年（乾隆十六年）的政务体制调整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战争后的章程，强化驻藏大臣在政务、边防和对外交涉中的职责。第二次金川战争（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以清军控制大、小金川告终，但长期征战造成显著军费和人员损耗。缅甸战事（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未形成清军单方面胜利，最终议和；安南战事（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中清军初入升龙后遭反击，清廷随后与阮惠议和。对台湾林爽文起事的镇压、大小金川战事及对外战争，均显示清廷试图以武力维持秩序，但其人员、军费及运输成本不应从“武功”叙述中略去。 ### 财政、农业与救荒 乾隆朝实施普免钱粮、蠲缓赋税、赈粮和以工代赈，并兴修黄河、运河及海塘工程。政策目标包括减轻灾年压力、保障漕运和维持农业生产。朝廷鼓励垦殖及移民种植，耕地统计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和边疆战争也提高粮食、运输与财政调度需求。评估这些措施需区分诏令所表达的政策目标、地方执行效果和长期经济变化，不能仅凭免税次数推导所有民众普遍受益。 ### 文献编纂、收藏与审查 弘历主持《四库全书》及多种官修典籍的编纂，并整理宫廷书画、古器和善本目录。此项工程保存、汇集了大量文献，也通过征书、审定和禁毁机制筛选官方认可的知识范围。乾隆朝文字狱与禁书政策对士人表达和典籍保存造成压力，是评价其文化政策时不可分割的一面。 ### 巡幸与对外交往 弘历六次南巡，公开理由包括视察河工、海塘、检阅地方及安抚民情；南巡亦包含大规模仪仗、随行人员和行宫营建，带来显著财政与地方供给支出。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双方围绕觐见礼仪及英国提出的通商安排发生分歧。依礼仪安排在不同仪式环节并非单一结果；使团未能实现扩大通商和常驻交涉机构等主要要求。该事件反映清廷以既有朝贡礼制理解对外交往，与英国提出的外交及贸易要求之间存在制度差异。

幼习诸语与通晓多音

弘历于语言之学，用力甚勤，其自述见于《御制诗》四集卷八十《古希》诗注：国语自幼习之，六岁习汉书，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方习番语，昨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忒语；今蒙古及回语已精通，其番语、唐古忒语亦能解名物、器数，而尚弗纯熟，未能言达事之始末，然并国语及汉文，则已通六处语音矣。又曰：使自八年弗习此四处语，则至今尚藉人通译，不能尽悉其情，而亦无过虚度此数十年，可见诸凡不可自画而弗勤学也。以帝王之尊而通满、汉、蒙古、回、番、唐古忒六种语言，且于其习得之先后、纯熟之程度自记之详，其于多民族国家之统治，于语言一端颇见其用力；而其「不可自画而弗勤学」之语，亦可见其自课之严。

社会经济之实况与人口之增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之发展，其数可举者：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以人口之倍增、垦田之广辟与库藏之充裕三者并观，乾隆一朝之经济规模为前此所未有；而其人口之激增，亦与高产作物之推广、荒政之施行相为因果，后世论清代人口问题者，皆以此为起点。

大小金川之役与改土归流

乾隆一朝之用兵，大小金川之役前后两举，最为费时而耗力。乾隆十二年三月辛丑，召庆复入阁办事，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复设云贵总督以张允随为之，命图尔炳阿为云南巡抚、孙绍武为贵州巡抚，赈河南水灾；以大金川土司掠革布什咱、明正各土司、扰及汛地，命庆复留四川同张广泗商进剿，并饬张广泗抚驭郭罗克、曲曲乌、瞻对、巴塘诸番。其进剿之详见于《清史稿·庆复传》：乾隆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复遂发兵，李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朗诣宋宗璋军降，袁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于加社袨卡诸地屡胜，马良柱攻嚓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撒墩，其从子肯朱居江东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宋宗璋兵越撒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马良柱亦逼进如郎，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宋宗璋分兵自然多会袁士弼，克腊盖、破底朱，马良柱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至乾隆十四年正月，谕傅恒以四月为期纳降班师，丁巳命傅尔丹、达勒党阿、舒赫德、尹继善、策楞参赞大金川军务，甲子召傅恒还京，丁卯以大金川莎罗奔、郎卡乞降命傅恒班师、特封忠勇公，丙子谕傅恒受莎罗奔等降。初定金川之役，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定边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丰升额等迭克路顶宗、喀木色尔、博尔根山、翁古尔垄、得里、邦甲、拉宗、僧格宗、明郭宗、美诺、布朗郭宗、底木达诸碉寨，泽旺降，僧格桑逃往金川。金川既平，弘历于大小金川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其中在经济上推行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西南边疆的稳定都有其作用。

新疆之经营与土尔扈特之东归

新疆既入版图，其经营之策有三：一为屯田，清于天山北路大兴屯田，既有兵屯，又有民屯；二为回屯与货币，维吾尔族居住的天山南路人口众多、农业较发达、可垦之地已不多，自乾隆中期起，清廷鼓励支持维吾尔族到天山北路伊犁附近建城屯田，称之为「回屯」，共有九屯，建宁远城以居之，选维吾尔族人为之，并实行「普尔制」货币体制；三为接济与安置归来之部众。土尔扈特部之东归，即为后者之大者：其部原为早期驻牧区，水草丰美、宜于游牧，清政府针对他们归来时的贫困情况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接济，据乾隆帝记：甘肃边内外暨回部诸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余袭、布六万一千余匹、棉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而给库贮之毡棉衣什布幅不与焉。对待土尔扈特之上层人物，清政府依据各头目部众多寡、东归中的作用、部落中的威望等因素进行册封：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渥巴锡等人在木兰围场觐见了高宗；九月十九日，高宗在避暑山庄又接见了渥巴锡等，将渥巴锡封为汗王，策伯克多尔济封为亲王，使他们互不相连，从地域上实现了「众建以分其势」，此为最终编旗设盟提供基础。乾隆三十八年，渥巴锡所属游牧移居珠勒都斯，各王公所属分居天山南北，互不相连，编旗设盟之事遂可行：渥巴锡所部称旧土尔扈特部，舍楞所率部众为新土尔扈特部；旧土尔扈特部分南、北、东、西四盟共十旗，分别置于喀喇沙尔、布克赛里、精河县、库尔喀乌苏；新土尔扈特部设二旗，置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随来的和硕特恭格部设四旗，置于博斯腾湖一带。

恰克图边市与中俄交涉

准噶尔问题解决之后，中俄之间又因逃人与边市而起交涉。阿睦尔撒纳窜入俄境，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希望遣返而未果，中俄关系趋于紧张；加以征收关税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乾隆皇帝决定惩戒俄国，遂关闭恰克图边市，改驻军队，撤回所有中国商人，中俄形同绝交。但恰克图贸易的关闭使中俄双方在经济上都遭受巨大损失，必须赶紧谈判，解决闭市问题，恢复互市关系。在谈判中，如何称呼俄国女皇的称号问题成为《恰克图条约附款》讨论的重点之一：乾隆皇帝强调名分问题，坚持中国尊于俄国，宁可谈判破裂也不愿退让；俄方代表克罗波托夫不愿谈判破裂，遂修改草约三处——一是对中国皇帝的称呼由「圣上」改为「皇帝陛下」，抬头顶格；二是对俄国女皇的称呼由「女皇」改为「女皇陛下」，抬头顶格；三是将「中国」「俄罗斯」皆抬头顶格。俄、满文两种版本写法不同：在俄文草约里中俄双方在意的国名、君主称谓皆称陛下，也将「中国」「俄国」二词皆抬头顶格，瑚图灵阿等人对此似乎默许；但在瑚图灵阿交给俄方的满文草约里，「中国」「皇帝陛下」「侍郎」及「乾清门」等词皆抬头顶格，而「俄罗斯」和「女帝」等词却未抬头顶格，克罗波托夫同样默许满文草约的写法而未提出抗议。最后比照两种版本可知：清朝不管俄文草约的写法，只要满文草约能按照属藩的表文格式，便同意签署。乾隆朝对俄政策因此有务实与形式两面：一面不与俄国交恶，重开恰克图边市；一面强调名分，坚持中国尊于俄国，不再允许俄国的正式使团赴京谈判，并销毁了雍正朝两次遣使赴俄报聘的官方纪录。

驻藏大臣之权与喇嘛教之盛

西藏善后之政，以驻藏大臣之权之确立为要：西藏各级僧俗官任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升黜、赏罚由驻藏大臣全权主持；西藏的涉外事务统由驻藏大臣负责；西藏的财政由驻藏大臣稽察总核等等。清廷通过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管理，使乾隆十六年以后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得以运转。在藏族地区，特别是在乾隆十六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之后，此制具有加强思想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意义，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藏族地区的喇嘛教有了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康、雍、乾三朝时期达赖喇嘛所辖的寺庙有三千零五十座，有喇嘛十万零二百五十余人；班禅所辖寺庙有三百二十七座，有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即藏族的寺庙共有三千三百七十七座，共有藏族喇嘛十余万人，平均每座喇嘛寺庙有九十余人；藏族寺庙约占全部喇嘛寺庙五千六百七十七座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四九，即近百分之六十。

回部之治与「以回制回」

清朝对某些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的政策是尊从其信仰；到乾隆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弘历则根据他们对清朝的态度，采取支持一派、限制打击另一派的决策，即「以回制回」。十七世纪时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分裂为白山（白帽）派与黑山（黑帽）派，两派斗争激烈；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清廷遂于其间择一而从之。至于回部之实际治理，则实行回民屯田与「普尔制」货币体制：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路之后，清朝便在天山北路大兴屯田，既有兵屯又有民屯；维吾尔族居住的天山南路人口众多、农业较发达，可垦之地已不多，自乾隆中期起清廷鼓励支持维吾尔族到天山北路伊犁附近建城屯田，称之为「回屯」，共有九屯，建宁远城以居之，选维吾尔族人为之。以屯田安其业，以货币通其货，以分派制其势，此乾隆朝治回部之大略。

禁毁图书与文字之狱

与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相伴的，是一场禁毁图书之事：凡被清朝统治者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均在禁毁之列；二十年间，这些「违碍」之书或被全毁，或被抽毁，被毁书籍近三千种，达十万部以上。文字之狱亦以乾隆朝为最多：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六十年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此一时期的文网严密，与其征书、编书之盛相为表里：一面广征遗书以成巨帙，一面严查违碍以禁流传，二者同为一朝文化政策之两面。故后世论乾隆朝文化者，既举其修书之盛，亦不能不及其禁毁之酷。

吏治之坏与贪案之迭出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之间彼此援结，乾隆帝虽对各类贪案要犯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其案之可考者，如《清史稿·高恒列传》载：高恒为盐政，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万至四十万，得旨允行，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因以自私，事皆未报部；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上夺高恒官，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尤拔世按治，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共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诸盐政虽在官久，尚无寄商生息事，上责其未详尽，下刑部鞫实，高恒尝受盐商金，坐诛。《清史稿·王亶望列传》所载甘肃冒赈一案尤为巨案：阿桂疏发杭嘉湖道王燧贪纵、故嘉兴知府陈虞盛浮冒状，上谕曰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今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命逮燧严鞫；会河州回苏四十三为乱，勒尔谨师屡败亦被逮，大学士阿桂出视师未即至，命尚书和珅先焉，和珅疏言入境即遇雨，阿桂报师行亦屡言雨，上因疑甘肃频岁报旱不实，谕阿桂及总督李侍尧令具实以闻；阿桂、侍尧疏发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私诸状，上怒甚，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籍其家得金银逾百万；上幸热河，逮亶望、勒尔谨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赴行在，令诸大臣会鞫，亶望具服发议监粮改输银、令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在官尚奢侈，皋兰知县程栋为支应，诸州县馈赂率以千万计；狱定，上命斩亶望，赐勒尔谨自裁，廷赞论绞，并命即兰州斩全迪，遂令阿桂按治诸州县，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于是坐斩者程栋等二十二人，余谴黜有差，上谓此二十二人之死皆亶望导之使陷于法，与亶望杀之何异，令夺亶望子裘等官、发伊犁，幼子逮下刑部狱，年至十二即次第遣发，逃者斩。

御制诗与文物之收藏

乾隆帝是一个有着深厚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他毕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这种收藏又与他对文物的鉴赏、整理、弘传及自己的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其御制诗数量极多，就其内容而论，凡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其包罗之广为当时大多文士所无法企及；就艺术特色论，可概括为「古诗大气」「律诗工整」「绝句清灵」；就其师法论，他一方面肯定《诗经》纪实、教化、比兴的优良传统、称道杜甫与白居易的诗，一方面则反对诗歌仅用来描写月露风云，又认同韩愈「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之论，以为移之论诗同样合适，认为韩愈的诗和文都做到了「气盛无不宜」。其收藏地点有紫禁城等处；乾隆时期篆刻印章有千余方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鉴赏印，如「乾隆宸翰」「比德」「朗润」「半榻琴书」「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犹日孜孜」；乾隆时期器物多有款识，种类较多，如「大清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乾隆年制」「乾隆御用」「乾隆御制」「乾隆御玩」「乾隆精玩」等，楷、隶、篆书均有。又有所作《老人星图》，有乾隆帝自识「丙子长至月制老人星图，敬祝圣母慈寿」，钤「乾」朱圆、「隆」朱方印，另有「乐意寓静观」白方等印；该作品为乾隆二十一年皇帝为崇庆皇太后六十五岁生日绘制，敬祝其母长寿，图中所绘「老人星」即寿星，多用于庆祝长者寿庆。以帝王之身而遍题书画、广钤鉴印、自制图绘以寿其母，其文化活动之繁富，为一朝之冠。

和珅之用事与晚年之政

乾隆后期之政局，以和珅之用事为其显著之一端。此语出自乾隆后期的朝鲜使臣之口：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台，莫不侧目唾骂。据记述，弘历晚年十分孤独，多亏和珅上下沟通，既让国家机器保持运转，又使皇帝不至于寂寞；和珅还能帮皇帝办很多别人办不成的事，帮皇帝背黑锅，为老年弘历的奢侈挥霍提供财源，所以弘历离不开和珅，于是和珅逐渐成了朝中之枢要。其贪风之盛，与前述高恒、王亶望诸案相为表里：虽各案要犯皆处以极严厉之刑罚，而贪风并未因此收敛，反使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至于其晚年之外交，则有英使马戛尔尼之来：《清史稿》载五十八年七月壬寅，命英吉利贡使等住宏雅园，金简、伊龄阿于圆明园分别安设贡件；己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入觐。而英方所提之要求，则包括减少广州与内地之间的转口税或照一七八二年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设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自由传教等；清廷于其要求多未应允，其后中英之龃龉遂日渐加深。

身世之说与考辨

关于弘历之身世，民间有种种传说，如称其本为浙江海宁陈氏之子者：相传雍亲王（雍正）福晋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男孩；雍正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后来因为乳母多嘴让弘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才六下江南时暗去海宁省亲。然此说亦可辨：雍正当时正值储位之争，其处境险恶，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血统历来为儒家人伦所重视，以堂堂皇家之尊，不可能与普通臣民交换儿子以致乱了皇家血统，故学者以为弘历身世之谜可以确切地说子虚乌有。另有学者认为，雍正之继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弘历的关系，是康熙看好弘历才给雍正做皇帝；康熙有九十七个皇孙，能养育宫中亲自教导者少之又少，弘历即其中之一；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便感觉很亲切、非常宠爱他，后来弘历在御制诗集中多次写诗怀念祖孙二人相处时的融洽。传说与考订并存，而可信者仍以史册所载为准。

嘉庆帝之追述

弘历身后之纪述，以嘉庆帝之评语最为详备，其言曰：综揽万几，朝乾夕惕，爱民勤政，恺泽覃敷，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咨询旸雨，宵旰殷怀，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从不稍惜经费，为保卫生民之计，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独运乾纲，整饬吏治，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地列职方；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鋋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阐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一追述，兼括其勤政、蠲免、吏治、武功、文治五端，而其所谓「辟地二万余里」「地列职方」，亦为清代疆域规模之实录。

文化政策之两面

综弘历一朝之文化政策，其两面并存：一面广征遗书、开馆修书，成《四库全书》之巨帙，又刊石经、集石鼓、复辟雍、精六律、开博学鸿词与经学之科，使汉学大盛；一面严查违碍、编纂之同时行禁毁之事，并以文字之狱震慑士人，使两三代人之思想文化为之拘束。两事同出于一朝，而其于清代文化之盛衰，皆有其深远之影响。

其事迹之要略

弘历之事迹，可分武功、内政、文治三端。武功：平准部与回部，拓地二万余里；两定金川并推行改土归流与屯田；征缅甸、安南、台湾林爽文及廓尔喀，自定为「十全武功」，并说明皆不得已而用兵。内政：普免天下钱粮五次、漕粮三次、积欠二次；定审户、以工代赈、粥赈诸法，完善荒政；以五十五岁甄别、六十五岁引见之法整饬吏治，晚期则有王亶望、高恒诸贪案与和珅用事。文治：开馆修《四库全书》、征书求遗，同时禁毁违碍之书并兴文字之狱；刊石经、集石鼓、复辟雍、精研六律，御制诗文与收藏钤印之富为一朝之冠；重申「骑射国语」、通蒙古、回、番、唐古忒诸语。

人物关系

• 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父亲及前任皇帝；将弘历秘密立为皇储。
• 钮祜禄氏（孝圣宪皇后）：母亲；弘历即位后尊为崇庆皇太后。
•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祖父；安排弘历入宫读书并亲自考察。
• 富察氏（孝贤纯皇后）：弘历的嫡福晋及皇后。
• 那拉氏（继皇后）：弘历的皇后；其南巡期间发生剪发事件，后位关系及过程见来源记载。
• 魏佳氏（孝仪纯皇后）：弘历的妃嫔，死后追尊为皇后；其子颙琰继位。
• 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帝）：皇十五子及继任皇帝；1796年受禅，弘历仍在其执政初期掌握实权。
• 爱新觉罗·弘昼：弘历之弟；雍正帝去世前后参与宫廷事务。
• 鄂尔泰：雍正、乾隆两朝重臣；参与辅佐弘历即位。
• 张廷玉：大学士及辅政大臣；参与弘历即位后的政务。
• 傅恒：乾隆朝重臣，参与西北及其他军政事务。
• 兆惠：乾隆朝将领；主持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战事。
• 福康安：乾隆朝将领；统率清军反击廓尔喀，并参与战后藏内章程的订立。
• 和珅：乾隆后期权臣；弘历晚年对其倚任甚重，嘉庆帝亲政后将其治罪。
• 阿桂：乾隆朝重要将领和大臣，参与多次边疆战事及政务。
• 和珅：乾隆晚年权臣；其权势和贪腐问题成为晚期政治的重要特征。
• 马戛尔尼：1793年英国使团使臣；与清廷交涉礼仪和通商要求。

历史评价

《清史稿·高宗本纪》概括弘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同时指出其晚年“耄期倦勤，蔽于权幸”。这段评价本身兼有对前期政绩的肯定和对晚年政治的批评。弘历统治期间，清廷扩大了若干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建立或调整地方治理制度，兴修水利、实施赈济，并组织规模宏大的官修文献工程；这些成果由朝廷官员、军队、地方社会和各族群共同参与，也伴随征战消耗、地方负担和强制性治理。 对乾隆朝文化政策的评价不能只以《四库全书》的规模为据：大规模编纂与禁书、文字狱并行，既有文献保存的一面，也有删毁及限制言论的一面。乾隆后期和珅权势增长、贪腐扩散及地方起事，显示长期统治未能避免权力失衡和治理能力衰退。因而，弘历的历史作用既包括清朝疆域与制度的扩展，也包括专制审查、战争代价及晚年吏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