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镇刘渠村）。柳树涧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张献忠出身贫苦之家，少时曾读过书，粗通文墨，这在他同时代的起义领袖中并不多见。成年后，他曾任延安府捕快，因事被革职，又至延绥镇从军。

在延绥镇从军期间，张献忠因犯法当斩。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当时主将陈洪范见他年少貌奇，向总兵王威求情，王威最终免其死罪，重打一百军棍后除名。这段经历使张献忠对明朝军政体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也使他与陈洪范结下了一段特殊渊源——后来1638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接受招抚，即与陈洪范有关。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旱灾、虫灾交替，禾苗枯焦，饿殍遍野。陕北地区率先爆发农民暴动，府谷王嘉胤、王自用等先后起事，安塞高迎祥、米脂李自成等相继响应，斗争烈火迅速燃遍陕西全境。张献忠此时正流落乡间，身处社会最底层，对明朝统治的腐败和民间的疾苦有切身体会。

起兵与转战

1630年（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队伍响应王嘉胤起义，自称“八大王”。因其“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其为“黄虎”。张献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显示出指挥才能，所部成为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营。

1631年（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兵败被杀，张献忠一度受洪承畴招安，但次年即复叛。此后数年，张献忠率部转战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明末农民军中最强大的部队之一。

1634年（崇祯七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率“白杆兵”赶至，张献忠慑于其威名，仓皇退走，被秦良玉与其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大败而退。这是张献忠与秦良玉的第一次交锋，也是他少有的败绩之一。

1635年（崇祯八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会后，张献忠与高迎祥率部东进，连破河南固始、安徽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中都凤阳。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张献忠部包围凤阳城，不到半天即全歼守军两万余人，击毙守将朱国正，俘杀知府颜容暄。张献忠将府库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又令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毁龙兴寺，掘了朱元璋的祖坟。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穿上丧服到太庙放声大哭，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挥师南下，连克庐州、安庆、和州、滁州，沿长江打到江苏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与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再入河南、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

受抚与再起

1637年（崇祯十年），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李自成在陕西屡遭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受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率部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1638年（崇祯十一年），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但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谷城四郊，分四营，各设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结合战例总结经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离开谷城时，张献忠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写在城内外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崇祯帝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急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立功，改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入川与建立大西

1640年（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玛瑙山又受郑崇俭和左良玉夹击，伤亡惨重，退居兴安、归州山中，被左良玉等军围住，陷于困境。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

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顺利进入四川。入川后，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杨嗣昌坐镇重庆，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张献忠的主力。张献忠在四川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还编歌谣嘲讽官军：“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1641年（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乘杨嗣昌大军聚集四川之机，率精骑疾驰出川，突袭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银五十万赈济饥民。杨嗣昌闻讯，畏罪自杀。至此，明廷对农民军最大规模的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

此后，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等地。1643年（崇祯十六年）三月，在黄州称“西王”；五月，据武昌，称“大西王”，将楚定王朱华奎沉江处死。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封张献忠为秦王。同年春，张献忠率部入川，六月占领重庆，处死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八月攻破成都，蜀王朱至澍自杀，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胤战死。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

兵败身死

大西政权建立后，张献忠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北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进攻下迅速崩溃，清军开始将矛头转向四川。同时，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极为暴虐，滥杀无辜，不得民心，各地反抗不断。

1646年（顺治三年），清肃亲王豪格率军南下，清兵到达川北。张献忠从成都出兵对抗清军，行前将自己的妻妾幼子全部杀光，避免战败后亲属被清军俘获。留守汉中的刘进忠投降清军。十一月己巳（1647年1月2日），张献忠于凤凰山（西充县和盐亭县交界处）多宝寺前太阳河畔侦察时，被清军前锋刘进忠部射杀身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四个义子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率大西政权余部归顺南明抗清，转战贵州、云南，成为南明后期抗清的重要力量。

早年、从军与绰号

张献忠（1606年—1647年）字秉吾，号敬轩，生于陕西延安卫柳树涧。柳树涧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百姓困苦；他出身贫苦之家，少时曾读过书、粗通文墨，这在其同时代的起义领袖中并不多见。成年后他曾任延安府捕快，因事被革职，又至延绥镇从军；在军期间因犯法当斩，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其时献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见别将陈洪范而来，"仰而乞命，洪范为之请，威不肯赦"，献忠被缚在最后，年少而貌奇伟，陈洪范目而异之，说"若必不可原，请特贳此儿"，总兵王威笑而允之，"十七人伏法，献忠鞭一百独免"。此段经历使他对明朝军政体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也使他与陈洪范结下了一段特殊渊源——后来1638年（崇祯十一年）他受招抚，即与陈洪范有关。据记载，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绥寇纪略》称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又说与献忠同岁，而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则说九月十八日为献忠生日。

起兵、三十六营与东征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旱虫相继，"禾苗焦枯，饿殍遍野"，陕北率先爆发农民暴动。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队伍响应王嘉胤起义，自称"八大王"。其后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因张献忠少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所部很快成为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营。据《明史》，当时"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农民军"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为其中劲旅；崇祯七年（1634年）他入川攻陷夔州、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率"白杆兵"赶至，他慑于其威名仓皇退走，被秦良玉与其子马祥麟前后夹击而大败，为其少有的败绩之一。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十三家首领在荥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会上"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定议"，可见其时献忠之声势——"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会后他与高迎祥率部东进，连破河南固始、安徽霍丘等州县，直指明中都凤阳：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凤阳城，不到半天即全歼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众历数其罪后处死，又将胜利品与府库粮食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令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周围建筑与龙兴寺，并掘了朱元璋的祖坟。崇祯帝得知后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是年"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千六百五十余间"。攻下凤阳后他挥师南下，连克庐州、安庆、和州、滁州，沿长江打到江苏仪征，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与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再入河南、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此后潼关以西的官军以张献忠所部为主要攻击目标，而他转战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时"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次年三月又在酆家店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

谷城受抚与再起

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屡遭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这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巨大困难。他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受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率部退居谷城。是年，为保存实力，他在谷城接受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但他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独立性，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谷城四郊、分四营各设大将率领，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结合战例总结经验教训。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他在谷城重举义旗，很快打垮守备谷城的官军，杀县令阮之钿与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朝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离开谷城时，他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详细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明朝政治的腐朽。他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崇祯帝急调左良玉和罗岱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派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立功，改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全力围剿张献忠与李自成。

入川周旋与襄阳之捷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玛瑙山又受郑崇俭和左良玉夹击，被斩首一千三百余级、妻妾亦被擒获，退居兴安、归州山中。此后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追败之于水右坝，川将张令、方国安又邀击于岔溪，他奔柯家坪，张令逐北深入被围，张应元、汪之凤援之复破其军，他"率千余骑窜兴、归山中，势大蹙"。困境中，他利用杨嗣昌与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会合；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顺利进入四川。入川后他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使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当时官军"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杨嗣昌虽坐镇重庆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却始终无法捕捉其主力。他还编歌谣嘲讽官军："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他已在四川转战近半年，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左良玉部追及，他抽出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与郭开力被击毙，官军死伤过半而农民军获得全胜。接着他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直指鄂中，在当阳时守军犹在睡梦之中；他令人假借督府军符诳入襄阳城，夜分贼从中起、焚襄王府，张克俭仓皇奔救被执、大骂而死。襄阳是明朝军事重镇、军需饷银聚集城内，他缚襄王朱翊铭置堂下、属之酒说"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又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杨嗣昌闻讯畏罪自杀，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同年秋八月，左良玉在信阳大败张献忠、降其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会大雨江溢道绝，官军不能进而得脱，复出商城将向英山，又为副将王允成所破，"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此前罗汝才已先与李自成合，献忠遂投李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而不从，欲杀之，罗汝才谏说"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其遁去；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

转战湖广江西与据武昌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农民军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军"，又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陷无为、庐江，在巢湖习水师。太监卢九德以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而败，"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诏起马士英代斗光；其秋黄得功、刘良佐大破之于潜山，献忠"腹心妇竖尽走蕲水"，革、左二贺北投李自成，他复袭陷太湖；适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他闻之又袭陷黄梅。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他率部乘夜攻下蕲州；三月连下蕲水、黄州、麻城，在麻城招募得数万人，麻城人汤志杀诸生六十人以城降，他改麻城为州；五月西取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朱华奎，"笼而沉诸江"，尽杀楚宗室，"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尸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他又"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不久他僭号称王，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下令发楚邸金以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其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张献忠力弱而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占据长沙后他宣布免征三年税粮，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清人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九月农民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十月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其父子及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清算，所发令牌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此后他在江西受阻：袁州为江右门户，失之则"江右全省皆坏"，因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而招募当地兵戍守，他利用官军调换之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失陷，他随即回师再据岳州，并在嘉鱼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他又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至此他控制了湖南全部、湖北南部及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入川建国、施政与身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农民军攻陷夔州，至万县因水涨留屯三月，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与总兵曾英之兵，进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朱常浩遇害。七月初四日他命刘廷举守重庆，亲率农民军分三路向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新任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而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农民军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八月初九日攻克成都，蜀王朱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井，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处死，史载"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炮与天角"。九月，李自成遣部将马科至绵州，献忠派孙可望与战而为所败，他自往击之，马科乃遁归汉中；其后又攻克雅州，四川大部地区为其控制。冬十一月庚寅，他在成都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设左右丞相与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多阔缘大样、制作较精细、铜色金黄，有光背与背"工""户""川户"等字样，发行时间短，今存世不多）；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另一说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献忠自为万言策、评古今帝王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军制方面，大西政权设有五军都督府，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约有数十万人"，"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而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同时区分正规军（皇兵）与地方武装（里兵），实行"皇兵出师，里兵守城"的军制。大西政权一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攻陷重庆，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参将杨展等攻陷叙州），一面与四川地主武装斗争，同时面对清军的压力与招降：清廷一面派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下诏诱降，称"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若能率众来归则"世世代代永享富贵"，又威胁"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接着分其兵为四、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他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原部将刘进忠降清并为向导；十一月，其大军扎营于西充，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等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发起突袭，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之相遇；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战斗极为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击毙，农民军也遭到惨重损失。据载他"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被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发箭射中而死，时年四十；其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有张岱《石匮书后集》记其"以病死于蜀中"，与阵亡之说不同。其殉难地凤凰山（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今存"营房地""将军石""三块石""插旗山""马槽沟""牧马岭""带箭岭"等遗迹与山顶的土冢，1983年西充县人民政府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殉难地——凤凰山"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张献忠死后，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余部南走，在重庆击毙守将曾英后向贵州转移，其后与南明联合抗清，转战西南各省近二十年，直到康熙初年。

主要事迹

明末农民战争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的核心领袖之一。1630年（崇祯三年）起兵后，他率部转战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多次打破官军围剿。1635年（崇祯八年）参与荥阳大会，与高迎祥等东进，攻破凤阳，焚毁明皇陵，给予明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1年），张献忠在谷城再起后，以“以走制敌”战术与杨嗣昌周旋，最终突袭襄阳，杀襄王，迫使杨嗣昌畏罪自杀，彻底粉碎了明廷对农民军最大规模的围剿。

建立大西政权

1644年（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设六部等机构，开科取士，发行“大顺通宝”钱币。这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继李自成大顺政权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农民政权。大西政权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县，但统治极为暴虐，滥杀无度，不得民心，仅存两年即告覆灭。

屠蜀与争议

张献忠屠蜀是明清之际最惨烈的人口灾难之一。据《明史纪事本末》《蜀碧》《蜀龟鉴》等文献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所过之处，不论男女老幼，逢人便杀。攻陷成都后，张献忠要求全蜀绅士至成都，全部杀害；又公告科举取士，远近诸生争相前往，被张献忠派兵包围，击杀数千人。他还毁灭成都古迹，自东汉以来古迹、明太祖所颁图书彝器，至是皆尽。

关于屠蜀的争议，历来存在不同观点。南明和清朝文献多记载张献忠战死时川人已几乎被其屠尽。但也有学者如胡昭曦认为，这些记载自相矛盾，屠蜀的真正主谋是南明地主阶级武装对四川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明史专家陈学霖批评相关学者基于政治需要美化张献忠，但也肯定其对纠正旧史记载的重叠错误有所贡献。现代研究一般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张献忠虽非唯一主凶，但仍是屠川元凶之一。

军事才能与战术

张献忠在军事上颇有才能。他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在长期流动作战中，他总结出一套“以走制敌”、“避实击虚”的战术，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使官军疲于奔命。他还重视情报工作，派出机灵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百姓也常为农民军做向导。在谷城受抚期间，他请人讲《孙子兵法》，结合战例总结经验教训，为再起做了充分准备。

军事战术与情报

张献忠部能在明末诸雄中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因为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速度带来主动，而他一生不打防御战，战略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流动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所攻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此外他极为重视情报工作，派出许多机灵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百姓也常把官军动向告知农民军并为其做向导，故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而后迅速转移，使官军难以追击。

屠蜀及其争议

张献忠在四川的杀戮是明清之际最惨烈的人口灾难之一。《明史·流贼传》称其"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并记其"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不过此类记载也有明显矛盾：《后鉴录》所载"四路屠蜀"的数字（如"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荒诞不合情理；《蜀龟鉴》则作分区统计，称"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川北、川东、川西各有比例，可见四川人口的锐减并非单由张献忠一人所致。今人研究多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包括清军、南明军、地方武装、摇黄十三家等）加之瘟疫、虎患的共同结果，张献忠虽非唯一主凶，仍是屠川元凶之一。有学者如胡昭曦认为相关记载自相矛盾，屠蜀的真正主谋是南明地主阶级武装对四川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陈学霖则批评一些学者基于政治需要美化张献忠，但也肯定其对厘清旧史记载中重叠错误（如杀人数字）的贡献。就情势而言，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蜀碧》记"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即因他打仗需要庞大军需而抢夺川民粮食、加之好杀残暴，招致川民反抗。至于其后四川人口的恢复，据《圣教入川记》，张献忠死后"旗兵在川"，川人不甘服者聚集抵抗约十载，至1660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而不久又值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直至康熙初年方渐安定。

圣谕碑、七杀碑与沉银

关于张献忠"七杀碑"之说，学界多认为出于附会。《明史》与《后鉴录》《蜀碧》《客滇述》等明清史料所载的，是张献忠自为的"圣谕"六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客滇述》作"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末二句作"自去思忖"），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至于"七杀碑"，其说源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称在山上发现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该碑于1914年被提倡破除旧思想的学生摧毁，其上究竟是否为七个"杀"字已无从考证。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碑上并无一个"杀"字：其一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发现，后运至广汉公园中展示，碑文正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外，成都民间流传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以石牛石鼓为记；2005年前后在彭山江口"老虎滩"河床开挖管道沟槽时曾一铲挖出十枚铸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的银锭，2016年1月又在"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金、银币等文物，其中一件长十二厘米、宽十厘米、重七百三十克、刻有二十九字的金册尤为珍贵；2017年起考古人员在彭山江口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使"江口沉银"之说得到实证。

文化、传说与民间记忆

张献忠虽粗鲁，却在文化知识方面有其一面。有学者指出他是中国最早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比通常所说出白话文运动还早三百年。他据蜀期间曾追尊梓潼神为"太祖高皇帝"，重修梓潼七曲山大庙、又在庙东建壮缪侯（关羽）祠，规模极其宏大华丽，并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命右丞相严锡命以下和御制诗，"稍慢的斩首"，诗刻于石、置于祠中八卦亭内；《蜀碧》另记其"献初过梓潼，夜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诫以勿杀邑民，晨起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张，献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梓潼得全"，故当地人民为其盖文昌庙。民间还流传数则与其有关的典故：其一为"张家长，李家短"，相传他治成都时派缉事兵丁巡查街巷，有夫妇夜谈，妻子责夫"半夜三更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说不停"，兵丁闻之报官，献忠得报大笑说"'张家长，李家短'，分明是说我家长、李自成家短，此是吾家胜自成之谶也"，遂赏而释放；其二为他在成都接见部下时愤然摘下皇冠、掷地踏碎，又夺过侍卫的大檐布帽戴上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其三为"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典故，相传他攻渝城时在城外庙里驻扎、强迫和尚吃肉，破山和尚说只要攻城后不屠城他就吃肉，献忠答应后破山一边吃一边说出此语，表示其为数千百姓生命而破戒。这些传说虽未必尽实，却反映出张献忠在后世民间记忆中既残暴又诙谐、亦正亦邪的复杂形象。

人物关系

• 义子：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四人皆为其义子，张献忠死后率部归顺南明抗清）
• 妻妾子女：1646年（顺治三年）北拒清军前，张献忠杀光自己的妻妾幼子
• 王嘉胤：明末农民起义先驱，张献忠最初响应其起义
• 王自用：王嘉胤死后三十六营盟主，张献忠初属其部
• 高迎祥：闯王，张献忠曾与其合兵东进，破凤阳
• 李自成：同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与张献忠并称，二人时分时合，1635年（崇祯八年）后分裂，各率所部独立作战
• 罗汝才：农民军首领，与张献忠多次联合作战，1640年（崇祯十三年）后长期协同行动
• 马守应：农民军首领，曾与张献忠会师于湖北麻城
• 陈洪范：明将，张献忠早年犯法当斩时曾为其求情，1638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受抚与其有关
• 左良玉：明总兵，多次与张献忠交战，1638年（崇祯十一年）击败张献忠，1640年（崇祯十三年）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
• 杨嗣昌：明大学士、兵部尚书，策划“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围剿战略，1641年（崇祯十四年）因襄阳失守畏罪自杀
• 熊文灿：明兵部尚书，1638年（崇祯十一年）招抚张献忠
• 秦良玉：明女总兵，1634年（崇祯七年）在夔州击败张献忠
• 洪承畴：明兵部尚书，崇祯年间多次与张献忠作战
• 豪格：清肃亲王，率军入川讨伐张献忠
• 刘进忠：原张献忠部将，留守汉中时降清，后作为清军前锋射杀张献忠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朝官方及遗民文献视张献忠为“流贼”、“巨寇”，《明史·流贼传》将其与李自成并列，详述其起兵、转战、屠戮之事。
• 计六奇《明季南略》载：“献忠遂屠重庆，砍手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
• 顾山贞《客滇述》载：“献忠既陷成都……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便杀。”

清初至清中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详细记载张献忠的屠杀行为，称其“屠戮之惨，亘古未有”。
• 彭遵泗《蜀碧》专记张献忠屠蜀事，将其塑造为暴虐嗜杀的典型形象。
• 清朝官方修《明史》，将张献忠列入《流贼传》，评价其为“贼渠”，与李自成并称，但对其屠戮行为着墨甚多。

清末民国

• 鲁迅在《晨凉漫记》中分析张献忠的杀人心理：“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 民国时期，随着民族革命思潮兴起，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张献忠，将其视为“农民革命领袖”，肯定其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进步意义。

近现代

• 胡昭曦认为，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自相矛盾，屠蜀的真正主谋是南明地主阶级武装对四川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而非已死的张献忠。
• 明史专家陈学霖批评相关学者基于政治需要及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化张献忠等人“农民起义”，但亦肯定相关史学家对纠正旧史记载的一些重叠错误，如厘清张献忠杀人的数字，及四川多少人及哪一类人如何被杀等争议性问题的贡献。
• 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领袖，其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但其在四川的滥杀行为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张献忠虽非唯一主凶，但仍是屠川元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