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是汝南袁氏后裔。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

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同治三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曾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十三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可见其少年时便有雄心。 1873年（同治十二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淮阳县。1874年（同治十三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1874—1877年（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四年书，长进很大。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袁保龄曾致函袁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1876年（光绪二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十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十七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1878年（光绪四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光绪五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袁世凯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袁保龄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光绪七年）十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

朝鲜时期

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被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他曾在1882年（光绪八年）三月对其三哥袁世廉写信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1882年（光绪八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

1884年（光绪十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他的同僚吴兆有等亦颇为嫉妒，攻击袁世凯“妄开边衅”、“擅挪军款”。袁世凯遂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初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

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十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十一月又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朝鲜国王李熙。

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1888年（比如光绪十四年）一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二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七月十九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七月二十二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八月六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五月请假回籍省亲。在朝鲜时期的经历，使袁世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和军事经验，也使他成为清廷中少数对日本有深刻认识的人物之一。

小站练兵与戊戌政变

在甲午战争前线的十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了小站练兵的新阶段。

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八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十二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

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二千二百五十名步兵，三百名骑兵，再加上四千七百五十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见，随后卷入了政治风暴中。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势成水火。康有为等维新派（帝党）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七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

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了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了谭嗣同。九月二十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史称“戊戌政变”。

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但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加重了政变的后果。所以在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利弊后的自保之举。

清末新政与罢黜复起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新军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积极推行清末新政，包括创办巡警、兴办新式学堂、推行地方自治、整顿财政等，使直隶成为清末新政的模范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奏请设立练兵处，任会办练兵大臣，以新军为基础扩编北洋新军为六镇，兵力约六七万人，成为清廷最主要的军事力量。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进入清廷权力中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光绪帝之弟、宣统帝溥仪之父）对袁世凯心存疑忌，于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回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过起了“隐居”生活，实则仍与北洋旧部保持密切联系，静观时局变化。

1911年（宣统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清廷在军事上无力镇压革命，被迫起用袁世凯。十月十四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借故推辞；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十一月一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命令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给革命党人以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革命党人进行谈判，以“逼清退位、建立共和”为条件，换取革命党人支持其出任民国总统。

民国时期

1912年（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在袁世凯的逼迫和劝说下，隆裕太后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清朝灭亡。二月十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建立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矛盾日益加深。1913年（民国二年）三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舆论普遍认为袁世凯是幕后主使，史称“宋教仁案”。四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以盐税为抵押，获得二千五百万英镑贷款，用于镇压革命党人。七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但很快被袁世凯镇压。十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

1914年（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权力大大加强。1915年（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除第五号外）。同年八月，杨度等人在袁世凯的默许下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十二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自称皇帝，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称帝的行为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1915年（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随后，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相继响应。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1916年（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但护国军并未停止讨袁，北洋内部也出现分裂。1916年（民国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因尿毒症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七岁。

家世与早年

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他是袁保中第四子，生母为袁保中之妾刘氏，1859年9月16日生于项城袁张营；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说与敌作战得胜，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世凯"。他由婶母牛氏抚养长大，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了个启蒙老师；此后随养父历任各处，在南京他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他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曾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又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十三岁时他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后，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河南。

读书、赈灾与两度落第

袁世凯曾在北京正经读了四年书，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年底袁保龄致函袁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他十七岁时与于姓女子结婚，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当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而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而颇有优异的表现。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原籍；1879年他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官职。其后应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曾作《感事》诗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吴长庆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

投奔吴长庆与朝鲜十二年

袁世凯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被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1882年他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战斗中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其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而兵变很快得以平定；清廷在呈报中赞扬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而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朝，由此开启了他练兵的先河。他留镇朝鲜期间得到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其后又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地位及其他特权；平定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乱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廷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1885年初他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但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他于1885年10月护送。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他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这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朝鲜驻华官员也曾攻击他"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他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了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俄的扩张。

甲午战争与小站练兵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国内；其后负责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在前线的这十个月间，通过目睹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1895年6月底，朝廷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他随后又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的完整改革纲领；其中尤其重视练兵，不仅提出了十二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的章程。1895年12月8日，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与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在军事装备上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并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他又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

戊戌告密

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卷入了政治风暴。当时维新派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八月初三，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并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之地，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他动员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了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了谭嗣同。9月20日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据研究者辨析，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之说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而牵连自己，遂向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从而加重了政变的后果——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以自辩。

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与清末新政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他由而升任山东巡抚，这是四十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当时山东盛行排外的义和团，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抚的纵容态度，全力镇压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而逃往北京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七年，以封疆首吏的地位致力于清末新政的实施与推行，全面移栽西方的制度与生产方式，在体制内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分头实施和督导新政运作：设立军政司主持练兵事务；设立学务处（后改为学校司）主持举办新式学校以取代旧式私塾，袁世凯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小学尤为教育之本"；设立工艺局主持全省各府州县工矿实业的兴办与推行；设立农务处倡导全省农业的改良；设立巡警局创立近代巡警而推行全省，并在天津等大城市进行近代市政建设；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建立司法、审判体系；成立商会，建立近代化实业家组织；成立银行，建立近代金融制度。数年之内，直隶成了全国实行新政的模范省。他还参与举凡国家政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当时近代交通、电讯等各领域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并大力保荐詹天佑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1903年他奏请设立练兵处而出任练兵大臣，虽位居会办但实际是决策和指挥者，三数年之内练成了北洋陆军，随后又组织指挥了全国新编陆军的南北会操。1905年袁世凯倡导，联合湖广总督等地方督抚会衔奏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了传统的科举。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任命"编纂官制"官十七员，其中十六员为王公贵族和内阁、军机处以及部院大臣，仅只袁世凯一人为地方大吏，但却掌握了预备立宪、编纂官制日常运作的实权，其办事机构"编制馆"的人员组成从提调到各课委员是清一色的袁氏人马。同年8月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宜，铁良以反对袁世凯的"急进"为由与他发生激烈争执，会后袁世凯联合奏参铁良阻扰新政，反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忌，袁世凯因而成为清廷众臣的众矢之的；11月清廷颁布上谕改革官制，将兵部与练兵处等机关合并成立陆军部，一切军务归之管辖，任命铁良为尚书，陆军部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练兵的领导权从袁世凯手中转入铁良手中。袁世凯以退为进，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交与陆军部直接管辖，但请求将最精锐的第二、四两镇仍归直隶统辖，得到清廷允准。1907年夏，袁世凯入职军机处前夕上了请求赶紧实行立宪的奏折；清廷随后上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当朝宰辅，此举实为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了他最后的军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在其"百日大孝"期间，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命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彰德洹上，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在洹上韬光养晦而等待重新出山的时机。

辛亥出山、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成为袁世凯复出的契机。起义后第四天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授湖广总督，命他驰赴前线会办军务，即仅只作为已经先期出京南下的陆军部长的副手，而未授予他前线指挥大权，并派遣袁世凯的亲信前来洹上劝驾；经过一番权衡，两天后袁世凯顺利地拜折谢恩，正式应诏出山，附折向清廷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请求募集一支自己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将领、请拨饷需、请授予独立指挥权，军咨府与陆军部"不可遥为牵制"。九月初五日袁世凯电奏清廷，定于初九日由洹上起程南下督师，电报说"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并于初四、初五日先后两致秘密长电，请求清廷在此重大用兵时期援历朝成案"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以慎密消息、迅速戎机、统一指挥。辛亥年九月十一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而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内阁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后，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代表团南下议和，先到武汉而最后到上海，他开出的谈判底线仍是以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统一南北。12月双方在市政议事大厅正式开谈，第一次会议达成停战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见；12月20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因停战时间将满而同意继续停战七天并把陕、晋、川皆包括在内，是为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停战协议。停战问题谈妥后双方转入实质性谈判并达成共识，即召开国民会议表决有关问题；12月29日至31日双方就停战具体执行、清帝逊位待遇和满蒙回藏待遇等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对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反复磋商，决议移入上海租界。另一方面，时到年底革命党人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又因为袁世凯一直对实行共和制没有明确表态，不能马上说服他放弃立宪制立场，所以南京政府只能另选他人主政；12月21日回国的孙中山成了主政的最佳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临时大总统，参加选举的有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共计十七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这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于是他一边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一边公开质问对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暗中授意段祺瑞、冯国璋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而革命党方面并无意与袁决裂，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时机成熟即辞待袁：他不仅在当选之日对袁世凯有此解释，而且在1912年1月2日再次电告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又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并于1月15日再次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经过一番摸底证实，尤其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袁世凯唯恐夜长梦多，便加快了逼宫的步伐。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辛亥议和终获成功；在退位诏书中袁世凯写进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以示国家大统是从清朝接受下来的，他当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称"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正体再行于中国"。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在辞职时提出三个条件：民国首都设在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袁世凯完全明白，孙中山在宣布辞职后还领导制定《临时约法》、把原来总统制的南京临时政府改为内阁制，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而当务之急则是制造借口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他在北京就职。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4月2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在此之前孙中山正式解职。

民国初年的统治、二十一条与帝制

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其党首遇刺；二次革命失败后，10月国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他旋即解散国会而成立"政治会议"。对外交涉则以对日的二十一条谈判为甚：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廿一条件，日本势力企图全面进入中国腹地；袁世凯逐条写下批语，指示外交部据理谈判，并希望以拖延手段引起国际注意和欧美强国干涉。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一百零五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二十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1915年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与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又说"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十三件换文，总称《民四条约》。其后他废除《临时约法》，赋予大总统以中央集权；约法会议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把大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改为任期十年、可无限制连任，继任人由大总统提名推荐等等，实际就是袁世凯可当终身大总统。然而至此袁世凯仍不满足，还要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他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皇室亲属"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此举遭到举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与唾弃，并引发护国运动，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企图依靠段祺瑞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1916年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五十七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据其身边人回忆，冯国璋等人曾暗中联络各省将军准备共同施加压力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筹安会"等鼓动恢复帝制的祸首，即所谓"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接到密电后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大惊失色几乎晕倒；其后他又接到汤芗铭的反袁通电，面对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局面而气急败坏，连呼"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急怒之下病情加重而卧床不起。袁世凯死后，各地报刊上刊登了不少怒斥和讽刺他的挽联，其中一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语带双关，以上联指"筹安会"成员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严复、胡瑛六人煽动其复辟称帝为"起病"之由，下联指通电反袁的四川将军陈宧、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使其最终"送命"。

主要事迹

军事贡献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早年随吴长庆入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归国后，他在天津小站以德军为蓝本编练新建陆军，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新建陆军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因此被公认为北洋军阀的始祖。

政治活动

袁世凯的政治生涯跨越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在清末，他历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隶按察使、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等职，是清末最具实力的汉族官僚。在民国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首任正式大总统，建立北洋政府。他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统治。他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自称皇帝，发动洪宪帝制，最终在护国运动的打击下失败。

行迹游踪

袁世凯一生行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少年时随养父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等地；青年时赴北京读书，在开封帮办赈务；后投奔山东登州吴长庆军营；随军东渡朝鲜，在朝鲜驻留十二年；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练兵；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驻节济南、保定、天津；晚年调任军机大臣，居北京；被罢黜后隐居河南彰德洹上村；复出后任内阁总理大臣，再回北京；最终病逝于北京。

同时代人交往

袁世凯一生交往广泛，与众多晚清民国时期的要人有密切关系。他与徐世昌在陈州结识，拜为金兰，徐世昌后来成为其毕生重要的谋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受教于张謇、周家禄等名士。在朝鲜期间，他与金允植、金炳始等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交。小站练兵期间，他培植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一大批北洋将领。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深得李鸿章赏识和提拔。他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有过从，但戊戌政变中的告密行为使其与维新派决裂。他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既有合作又有斗争。

政治与地方行政制度

民国初年袁世凯在政治方面的主要举措有：1914年5月1日《约法》公布当天，他下令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而承大总统之命赞襄政务，国务卿实为总统的幕僚长、只对总统负责，由徐世昌担任，其下设左右丞以"赞助国务卿，与闻政务"；各部直隶大总统，为政务之执行机构。他又"本九品官人之法"，于7月28日发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分为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下士三等九秩，分别对应特任、委任、荐任级官吏。在地方行政上，为避免地方权力过大及省长民选对其统治的威胁，他于1912年10月决定采用省、道、县三级制而在省与县间加设道，废除原有的府、州、厅制；1914年5月23日公布省、道、县官制，省设巡按使、道设道尹、县设知事，巡按使管辖省级民政及巡防警备并监督省级财政及司法行政，实行军民分治而都督不得兼巡按使；县知事的任命分考试与保荐，据统计1914年的三次考试共录取1921人、保荐免试300余人，但全国县数不过2000有余而非有县官出缺不能递补，因此被录取者往往不能及时分发补缺。在军事上，他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编练"模范军"，把军权亲自抓握到自己手中：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部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或降黜段祺瑞往往擅自决定，而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统帅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军权旁落的趋势；他还在统帅办事处另行编练模范团亲自掌握，同时又设立讲武堂，调集各省北洋六镇的亲信军官和各省拥袁军政大员推荐的青年军官到北京参加训练，对这些人"恩惠有加"，训练以后放回本省提升任用。1914年6月30日，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改设将军名衔，赋闲者加"威"字、在职者加"武"字、有特殊功勋者加"上将军"，原有各省都督有实际带兵责任者改称"督理军务"，承大总统之命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此外他还发布政令剪发，1914年6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六条》。

经济、实业与币制财政

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1913年11月他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从而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至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民国初年他又努力推行一系列克服财政弊端的政策：改革财政管理机构，中央设财政部、各省设国税厅（后称财政厅），确立财政统一管理体制；制定《会计条例》，开始编制地方预算，完善近代国家预决算管理制度；在中央设审计处、各省设分处，改进近代审计制度；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削减地方财权而加固中央财权；起用英国专家丁恩推行盐务改革，使盐税收入逐渐增加；整理田赋，减少田赋名目，规定银米折价，通令各省田赋改征银元，两次设立经界局，开展清丈土地和整理税册的工作。通过这些措施，他稳定了全国的财政秩序，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来源，亦使国家财政有所好转；地方一般不敢轻易截留中央财税，财权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央政府财力日渐充裕，北洋时期只有袁世凯执政的民国三至五年没有财政赤字。为统一银币，他于1914年开铸新银币，财政当局规定新银币一元重七钱二分，即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毫加铜铸成一元银币，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袁大头"；按照规格铸造的银币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发行之后全国通行无阻，很快便取代了其他银币的地位，随后又通过银行同钱币公会协商，自1915年8月1日起以新币行市代替以前的龙洋行市，这使中国自铸银元的行市第一次达到统一。在纸币整顿上，袁世凯政府先从整顿滥发纸币最为严重的广东入手，1914年6月从善后借款的盐务税中拨出一百万镑闲置资金作为准备，在广东开设中国银行分行并发行保值银元券以回收广东滥币，经过一个月的回兑把广东滥发的三千余万元纸币全数收回销毁；贵州、江西等省则与中国银行签订合同，以中行兑换券或币制公债回收地方纸币；还令中国、交通两行在全国各省设立银元兑换所，让商民随时以地方滥币兑换两行的兑换券，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进展。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此外还着手整顿了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

教育、礼教、新闻与禁政

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纲常礼教被废弃，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现为在尊孔复古的学说之下恢复秩序；1913年6月他下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1914年9月28日又明令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地由各省长官致祭，并亲自到孔庙行礼。1915年1月他发布《特定教育纲要》，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同年2月又《颁定教育要旨》，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他复古的另一举措是恢复祭天仪式：1914年12月20日颁布"祭天告令"，23日前往天坛举行祭天仪式，并合祀武庙，凡军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庙举行。在新闻方面，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政府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封禁国民党系统及同情国民党的报刊；由于上海各报多数在租界内出版而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遂采取禁售的办法限制在内地发行。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锐减三百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重大打击。1914年4月2日，其内务部颁布《报纸条例》共三十五条，主要规定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败坏风俗""外交、军事之秘密"等内容，所有报刊"应于发行日递送警察署存查"，此条例实为套用日本1875年的《新闻报纸条例》而更为苛刻；1915年7月10日又颁布《修正报纸条例》，1914年12月5日国务总理签署颁布《出版法》，不仅把限禁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印刷品和出版物，而且规定更为苛刻。在禁政方面，袁世凯一贯主张禁毒禁赌：清末他任直隶总督时于1907年5月上奏《预筹革除鸦片折》，称"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其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两百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八百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一千三百起；当选民国总统后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禁赌方面，他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其《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罚律之一即关于赌博；任民国总统后则以法令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了不同刑罚。

边疆与外交

在外蒙古武力进攻内蒙古的情况下，袁世凯一面羁縻抚绥内蒙王公，一面调兵遣将击退外蒙军，从而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其后又颁布政令，在内蒙古各地逐步推行大规模的放垦蒙地政策；在西藏方面，他一度西征藏区，但在其尚未抵达拉萨前又向英国妥协，召开相关会议。袁世凯统治时期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其重要内涵有三个方面：维持晚清形成的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中外关系体系，他主动向列强表示将全部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并颁发临时大总统令命令各省都督及地方长官"督率所属文武军民，讲究约章，切实遵守"；维持晚清形成的中国疆域，辛亥革命之际边疆分离势力蠢蠢欲动而外来势力趁虚而入，他以妥协的方式勉力维持晚清领土原状，如以签订条约方式确保了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以不承认英藏签署的条约而将西藏问题搁置、以外交斗争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方式避免"蒙满独立"的出现；维持晚清形成的列强在华"均势"，继续晚清执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列强的隙缝中求取中国的生存，例如推行"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将二十一条条款故意外泄，通过美英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此外，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过年"改成了"春节"。

人物关系

• 生父：袁保中（项城县地主豪绅，捐同知官位）
• 生母：刘氏（袁保中之妾）
• 养父：袁保庆（袁保中之弟，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
• 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
• 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官至刑部左侍郎）
• 从叔：袁保龄（内阁中书）
• 原配：于氏（沈丘人，生子袁克定）
• 长子：袁克定（唯一嫡子）
• 次子：袁克文（过继给沈氏为嗣子）
• 兄：袁世廉（三哥）
• 徐世昌：在陈州结识，拜为金兰，后成为其毕生重要谋士
• 张謇：吴长庆幕府中指导袁世凯读书，后关系疏远
• 周家禄：吴长庆幕府中指导袁世凯读书，袁世凯对其礼遇有加
• 吴长庆：淮军将领，袁世凯养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袁世凯投奔其麾下
• 光绪帝：袁世凯曾受光绪帝召见和提拔，戊戌政变后失宠
• 慈禧太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获得慈禧信任，后在清末新政中受重用
• 宣统帝溥仪：袁世凯迫使溥仪退位（由隆裕太后代行颁诏）
• 隆裕太后：以太后名义颁布《清帝退位诏书》
• 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赏识并提拔袁世凯
• 荣禄：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向其告密
• 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北洋新军将领，袁世凯培植的亲信
•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一任），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正式大总统
• 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矛盾，后遇刺身亡
•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维新派，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导致维新派失败
• 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称帝
• 唐继尧：云南都督，参与护国战争
• 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历史评价

清代/同期

• 李鸿章评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给袁世凯的评语
• 朝鲜人士评袁世凯：“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朝鲜人士对驻朝期间的袁世凯的评价
• 张佩纶弹劾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张佩纶《涧于日记》
• 光绪帝对袁世凯的万言条陈颇为赞赏，支持其练兵主张。——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呈递万言条陈后

民国时期

• 黄兴斥责袁世凯：“袁氏继任，实为祸首。”——黄兴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言论
• 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通电：“袁氏妄称帝制，背叛民国，神人共愤。”——1915年（民国四年）蔡锷讨袁通电
• 梁启超评袁世凯：“袁氏之才，十倍于余，然其所以败者，一失于帝制自为，二失于外交失策。”——梁启超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评论
• 孙中山评袁世凯：“袁氏曾为民国总统，乃复称帝，实为叛国。”——孙中山在护国运动期间的言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将袁世凯定位为“窃国大盗”，认为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是反动势力的代表。
•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认为袁世凯是“近代化改革的推动者”，肯定其在清末新政中的改革举措，但对其称帝行为持否定态度。
• 唐德刚《袁氏当国》认为袁世凯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肯定其军事和政治才能，但批评其称帝的决策。
• 骆宝善《袁世凯全集》主编，认为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军事现代化方面有重要贡献，但对其复辟帝制持批评态度。

海外研究

• 美国学者鲍威尔（Ralph L. Powell）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评价袁世凯：“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认为，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最具实力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其小站练兵开启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
• 日本学者佐藤铁治郎在《袁世凯》中认为，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其改革举措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