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谦于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太平里（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祠堂巷）。于氏祖居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兰考县一带），先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高祖于夔仕元为官，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祖父于文明在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

于谦少年时期即刻苦读书，志向高远。他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挂文天祥画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七岁时，有僧人见其相貌，惊异地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红衣骑马玩耍，邻家老者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显露出非同寻常的气势。

科举入仕与早年政途

1420年（永乐十八年），于谦中庚子科浙江乡试举人。1421年（永乐十九年），联捷辛丑科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宣德初年，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上奏对答时，言谈博雅流畅，宣宗为之倾听。都御史顾佐对属僚往往非常严厉，却唯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

1426年（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于谦到江西后，平反数百起冤狱，又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巡抚河南山西十九年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1441年（正统六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令下施行。

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到了“三杨”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于谦被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于谦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土木之变与临危受命

1448年（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大举进犯，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明英宗不听。邝埜跟随英宗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郕王朱祁钰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珵（即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划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午门血案与拥立景帝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即景泰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明英宗），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北京保卫战

1449年（正统十四年）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明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敌人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守宣武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

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明的太监喜宁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

十月十一日，京师保卫战开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于谦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总兵范广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发反攻，也先弟孛罗、平章毛里孩中炮而亡。瓦剌军不得已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只能引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外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兴中流矢阵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寿援兵赶到，蒙古大军撤退。此后两军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英宗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谦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至此，蒙古撤出关外，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之后明廷论功行赏，于谦加封为少保，总督军务，世称“于少保”。于谦则称：“四面边境的战事很多，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哪里敢邀功请赏呢！”并坚持辞去加赏，景帝不予批准。之后，于谦请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备蒙古部队再次南侵。

瓦剌求和与英宗南返

1450年（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万全，景帝敕命范广担任总兵官进行抵御。不久蒙古撤军，于谦请求在居庸关驻兵，蒙古来则出关剿杀，敌退则从京师补给粮草。大同参将许贵奏报，北方有三个人到镇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讲和。于谦则反对道：“前年蒙古大举进犯，我们派遣使者讲和，结果导致土木之变。现在蒙古军撤退，却来要求讲和，这是想让我们放松警惕。我们应该加强战备，而不是轻信和议。”景帝遂发公文严厉指责。至此边关将领人人都主张作战防御，没有再敢建议议和的。

除了坚持防御外，于谦还设计离间蒙古内部势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镇作为要挟，这类计谋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监喜宁。于谦遂密令镇守大同的武将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宁并诛杀；此外，他还设计叫王伟引诱并杀死间谍小田儿。他还使用离间计，请求特赦忠勇伯蒋信，许愿给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划。至此，也先开始有送还英宗的想法，并派遣使者讲和，京城渐渐放松了严防。于谦此时上奏请求告诫各地仍然加强城防，以防患未然。

到了八月，朱祁镇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议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钰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朕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当时被推举，实在是出于你们的意思。”于谦听后委婉地称：“天位已经确定，难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只是从道义上应当马上迎接罢了。万一对方果真心怀欺骗，我们就有口实了。”景帝听后随即改变脸色，称：“听你的，听你的。”于是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前去，终于迎接英宗返回，此举是有于谦的功劳。

改革军制与晚年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请求入朝进贡。在此之前，进贡使者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后，也先不断增派使者，最多达到三千人。于谦上疏请求严格限制进贡人数，并加强边防戒备。

1452年（景泰三年），于谦改革京营军制。此前京营军队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于谦建议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每团营一万五千人，设都督一人统领，统一指挥调度。景帝采纳其议，命于谦总督军务，此举大大提高了京军的战斗力。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重。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左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等密谋迎立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正月十七日，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辟。英宗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以“谋逆”罪名逮捕于谦。1457年（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冤杀于北京崇文门外，时年六十岁。

于谦被杀后，籍没其家，家无余资，仅有书籍数箱。行刑之日，阴霾蔽天，天下冤之。

于谦出仕之初便以敢言与能干著称。宣德年间他任御史，奉命出按江西，为数百名被冤屈的囚犯平反；又上疏奏报陕西等处官校为害百姓，朝廷因此下诏派御史前往缉捕。宣宗知道他可当大任，恰逢朝中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便亲手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破格授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到任之后，他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考察当地应当兴革之事，随时上疏奏报；一年之中常常数次上奏，只要稍有水旱之灾，便立即上报。

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上疏说，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按分额支给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小米和麦子，最后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年老有病以及贫困不能偿还的则予以免除。他又规定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者，若预备粮不足便不能离任，并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这些办法都得到朝廷的允准施行。河南黄河沿岸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修筑堤坝，按里设亭、亭设亭长，责令督率修缮，又令种树凿井，使榆柳夹路、道上没有渴者。大同孤悬塞外，巡按山西的官员难以到达，他奏请另设御史加以管理；又尽夺镇将私垦的田地为官屯，以补充边防之用。他在河南、山西前后任职十九年，其间两次因父母丧事离职，都被朝廷夺情起复。

当时太监王振掌权，招权纳贿，百官争相献金求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带点土特产，他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并作《入京》诗以明志。后来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之意，弹劾于谦因久不升迁而心怀怨望、擅自举荐他人替代自己，于谦因此被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随后因王振知其有误而获释，降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吏民伏阙上书请留于谦者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宗藩也为他说话，朝廷于是仍命他巡抚两地。当时山东、陕西的流民到河南就食的有二十余万，于谦请发河南、怀庆二府的积粟加以赈济，又奏令布政使安抚流民，授给他们田地和牛种。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大举入寇，王振挟持英宗亲征，于谦与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而不被采纳。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京师震动，众人不知所措。郕王监国，命群臣商议战守之策，侍讲徐珵以星象有变为由主张南迁；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者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难道没见宋朝南渡的旧事吗。郕王同意他的意见，坚守之议于是确定。当时京师精锐的甲骑都已陷没，剩下的疲卒不足十万，人心震恐；于谦请郕王调取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与南京沿海的备倭军，以及江北与北京各府的运粮军，火速赶赴京师，依次经画部署，人心才稍稍安定，他随即升任兵部尚书。朝班一度大乱，给事中王竑在殿上击打王振的党羽马顺，于谦排开众人上前扶住郕王，并请郕王宣谕马顺等人罪当死，众人才安静下来，他的袍袖也因此被扯裂。当年九月景帝即位。

同年十月，于谦受命提督各营军马。也先挟持上皇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石亨主张收兵坚壁以待敌疲，于谦不同意，说怎能示弱而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们；他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于九门之外，自己与石亨等在德胜门外当也先之锋，把兵部事务交给侍郎吴宁，关闭所有城门，亲自督战，并下令临阵时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者斩其将，军士不顾将领先行退却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都知道必须死战。在德胜门，明军设伏于空屋、派少数骑兵诱敌，也先的弟弟孛罗与平章卯那孩中炮而死；此后又多次击退敌军。相持五日之后，也先见邀谈不成、作战又失利，又听说各地勤王之师将到，遂挟持上皇由良乡向西退去。战后论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他推辞说，四郊多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敢邀功求赏。

此后于谦继续主持军务，增兵防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地，并请以大臣镇守山西以防敌寇南侵。大同参将许贵曾上奏说北面有人到镇上，希望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坚决反对，认为与也先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绝不可讲和，又指出万一讲和而对方要求无尽，答应则困难重重，不答应又会生变，因此严厉谴责许贵；此后边将人人都主张坚守，没有人再敢言和。

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景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辟。于谦随即被诬以谋逆之罪下狱，同月被杀于崇文门外，年六十岁。抄没家产时，只见正屋锁得严实，打开后只有皇帝赐给的蟒袍与剑器，别无余财。成化年间朝廷为他平反，赐谥肃愍，后又改谥忠肃，并在杭州西湖之畔为他建墓立祠。他少年时所作《石灰吟》中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等句，后世常被用来概括其一生。

明代以后，他一直被视为忠臣的典范。

他的墓祠至今仍存，成为后人凭吊之处。

他的画像与诗文也常被后世辑录传诵。

于谦自宣德年间起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前后在任十九年。他到任后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一岁之中屡次上疏；正统六年（1441年）又请以河南、山西积谷数百万，每年三月令府州县申报缺食下户，按额支给，秋成后偿还，老疾贫困不能偿者免之，州县官秩满而预备粮不足者不许离任，并令风宪官按时稽察，诏令施行。河南近河之处时有冲决，他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责成亭长督率修缮，又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行旅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按山西者不能到，他奏请别设御史治理，并尽夺镇将私垦之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并行，太行一带的盗贼也避匿不出。在官九年迁左侍郎，食二品俸。

当时太监王振用事，招权纳贿，百官争相献金求媚，进见者须献白银百两。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至少带些土特产，他甩袖笑答“只有清风”，并作《入京》诗以明志。他入朝后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之意，劾其久不迁而怨望、擅举人自代，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后王振知其误而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请留者以千数，周王、晋王亦为之言，朝廷遂复命其巡抚。土木之变后他主持战守，事定又请设团营之制，择京营精锐十五万分十营团操，并条上安边三策；瓦剌入贡常携所掠人口，他必奏酬来使，前后赎还数百人。太上皇还京后，他不言己功，居第仅能蔽风雨，景帝赐以府第亦坚辞。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被杀，成化年间朝廷为之平反，谥忠肃，后世以其“清风两袖”与北京保卫战之功并称。

主要事迹

北京保卫战

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直逼北京。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升任兵部尚书，部署二十二万大军列阵北京九门外，亲自督战。他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十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瓦剌军猛攻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均被击退。也先见无隙可乘，又闻各地勤王军将至，遂挟英宗西撤。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于谦保社稷于危难，功勋卓著。

力主社稷为重君为轻

也先挟持英宗逼和，以送还英宗为要挟，企图获取更多利益。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原则，拒绝也先的无理要求。这一立场既维护了国家利益，也避免了重蹈南宋求和亡国的覆辙。在于谦的坚持下，也先见无隙可乘，最终被迫释放英宗。

改革军制

1452年（景泰三年），于谦改革京营军制，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每团营一万五千人，设都督一人统领，统一指挥调度。此举结束了此前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各自为政的局面，大大提高了京军的战斗力。于谦又遣兵出关屯守，加强边防。

巡抚地方政绩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十九年，轻骑遍历所部，访问父老，考察时弊，一年上书数次。他令河南沿黄河各地加厚筑堤，计里置亭，亭设亭长督率修缮；又令百姓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他奏请另设御史治理，又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1441年（正统六年）上疏请以积谷赈济缺食民户，诏令施行。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于谦请发积粟救济，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众，授田给牛种。

整饬边防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积极整饬边防。他请求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派遣大臣镇守山西。1450年（景泰元年），他请求在居庸关驻兵，蒙古来则出关剿杀，敌退则从京师补给粮草。他还设计离间瓦剌内部，密令擒杀叛阉喜宁，促使也先送还英宗。

清廉自守

于谦为官清廉，从不送礼行贿。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带点土特产，于谦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并写诗《入京》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被杀后籍没其家，家无余资，仅有书籍数箱。

人物关系

• 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
• 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
• 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
• 子：于冕，于谦被杀后受株连，后获赦免，成化初年为其父平反奔走
• 顾佐：都御史，对属僚严厉，唯独尊让于谦
• 王直：吏部尚书，北京保卫战的支持者，握于谦手叹“国家正赖公耳”
• 陈循：内阁学士，力主抗战的支持者
• 邝埜：兵部尚书，与于谦同劝英宗勿亲征，土木堡之变中殉国
• 范广：副总兵，于谦麾下得力将领，德胜门之战设伏破敌
• 石亨：武清侯，北京保卫战中与于谦同守德胜门，后参与夺门之变，陷害于谦
• 王竑：户科给事中，午门血案中首击马顺，后参与北京防御
• 明宣宗朱瞻基：发现并重用提拔于谦
• 明英宗朱祁镇：听信王振亲征致土木之变，复辟后冤杀于谦
• 明代宗朱祁钰：于谦拥立，对其言听计从，倚为柱石
• 王振：太监，掌权后招权纳贿，于谦不送礼遭其陷害下狱
• 徐有贞（徐珵）：主张南迁，被于谦厉声斥责，后参与夺门之变，构陷于谦
• 石亨：北京保卫战中有功，后因私欲不满，参与夺门之变，构陷于谦
• 曹吉祥：太监，参与夺门之变，构陷于谦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宣宗朱瞻基：认为于谦可承担大任，亲手写其名交吏部越级提拔
• 吏部尚书王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明史·于谦传》引）
• 景泰帝朱祁钰：对朝臣称“于谦实有功”（《明英宗实录》引）
• 明宪宗成化初年平反诏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明史·于谦传》引）
• 1489年（明孝宗弘治二年）追赠诰命：“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当抢攘之际，所持者定；于危疑之际，所济者忠。”（《明史·于谦传》引）

清初至清中

• 清修《明史》赞曰：“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以猜忌被杀。……有贞辈实蒙主心，而谦以忠义殉国，悲夫！”（《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
• 清初学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土木之变，社稷危如累卵。于谦以一书生，砥柱中流，使社稷危而复安，其功岂不伟哉！”
• 清乾隆帝南巡至杭州，题“丹心抗节”匾额，赞于谦忠节（《清高宗实录》）

清末民国

• 清末思想家魏源评：“于忠肃当国步艰难之际，力挽狂澜，其功不在郭子仪之下。”（《圣武记》相关论述）
• 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明史演义》评：“于谦之才，不在南宋李纲之下；其冤死，亦与岳飞相类。然功成不居，忠义凛然，尤令人敬仰。”

近现代

• 历史学家吴晗《于谦》专文评：“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土木堡之变后的危难时刻，力挽狂澜，保卫了北京，保卫了明朝的社稷。他的忠贞和清廉，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中是极为罕见的。”
• 史学家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相关论述中称于谦为“明代中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思想体现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品格，其冤案是明代政治黑暗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