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朱棣生于元末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日（1360年5月2日），时值元末群雄争霸。其父朱元璋正与陈友谅在江南激战，军情紧急，甚至来不及看这个新生的儿子一眼便赴前线指挥作战。朱棣出生时尚未有正式名字，1367年（直至至正二十七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即将称帝，祭告太庙，为渡江后所生七子逐一命名，第四子命名为“棣”，此时朱棣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同时为各支子孙拟定了二十字辈分，朱棣一支的字辈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朱棣幼年与众兄弟一同接受严格教育。朱元璋认为诸子“宜习劳”，令他们穿麻鞋、裹绑腿，像士兵一样到城外远足，七分骑马、三分步行，随着年龄增长还要在演武场练习武备。朱元璋重视文教，早在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便在宫中为诸子安排读书场所，1368年（洪武元年）建成“大本堂”，广集藏书、延请名儒，朱棣与诸皇子及勋贵子弟在此接受正统儒家经典教育。

封王与就藩北平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册封诸皇子为王，朱棣被封为燕王。朱元璋鉴于元朝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而灭亡的教训，分封诸王以拱卫皇室。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颁布《昭鉴录》和《祖训录》，搜集古代藩王优劣事迹，对诸王进行宗法教育。

1376年（洪武九年），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成婚。随后，朱元璋命朱棣与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了解明朝基业由何而兴。此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这段经历可视为其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棣就藩北平。每位亲王拥有护卫军，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五千人，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将帅有时也要受亲王节制。朱棣就藩后，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力量。1382年（洪武十五年），僧人姚广孝（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成为其重要谋士，后又推荐术士袁珙，二人皆成为朱棣的核心智囊。

北征建功与皇位之争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命朱棣率傅友德等出征漠北。燕军出古北口，侦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驻牧迤都。时天降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不防备，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朱棣派与乃儿不花有旧交的观童前往劝降，乃儿不花遂率部落归降。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自此朱棣威名大振，屡次被授命参与北方军事，节制沿边士马。

诸王之中以晋王朱棡和燕王朱棣最受倚重，但二人之间也产生了嫌隙。晋王忌惮朱棣之功，向太子朱标告发朱棣“劳师冒险”，又言语冒犯、派人监视燕王府。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樉去世，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棡去世，朱棣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羽翼已丰。朱元璋临终前给朱棣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但朱元璋同时虑及燕王权势过大，遗诏诸王不得至京奔丧。

靖难起兵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表面上佯装疯病，暗中加紧练兵、赶制军器，挑选壮士充实护卫军。1399年（建文元年）六月，朝廷审讯燕府使者，得知朱棣将举兵，遂发兵逮捕燕府官属，密敕张信等人伺机拘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转而归附朱棣。七月，朱棣设计擒杀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命张玉、朱能率兵攻夺北平九门，据有北平。随后以“奉天靖难”“清君侧”为名誓师出征。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初期燕军兵力远逊于朝廷，但朱棣善用奇谋，先后在真定之战大败耿炳文，郑村坝之战和白沟河之战大败李景隆。1400年（建文二年），燕军围攻济南不克，被盛庸、铁铉击败，大将张玉战死东昌。朱棣与姚广孝商议后再度出兵，1401年（建文三年）夹河之战大败盛庸，重新确立优势。此后燕军转战山东、河北，采取避实击虚之策，1402年（建文四年）渡江直取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永乐盛世

朱棣即位后，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将诸王迁往内地或削夺护卫，加强中央集权。设置内阁，选任解缙、杨荣、杨士奇等入阁参预机务；设立东厂，由宦官掌管，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疏浚大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

军事上，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打击蒙古鞑靼、瓦剌诸部，1410年（永乐八年）第一次亲征大败本雅失里和阿鲁台，1414年（永乐十二年）忽兰忽失温之战大败瓦剌马哈木。1407年（永乐五年）出兵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地；西北设哈密卫；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外交上，1405年（永乐三年）起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远达东非，宣扬国威，发展海外贸易。文化上，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余卷，为中国古代最大类书。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漠北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终年六十四岁，传位于太子朱高炽（明仁宗），葬于北京天寿山长陵。

皇明祖训之名序与诸王教育

《明会典·皇明祖训》载明室宗室命名之制：凡东宫、亲王位下各拟名二十字，日后生子及孙即以上闻，付宗正院；所立双名，每一世取一字以为上字，其下字临时随意选择，以为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照例续添，永为定式。其燕王位下之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后燕王入承大统，此二十字遂为帝系之名序，明代诸帝之名皆自此出。朱元璋于诸子之教，不以富贵废劳苦，认为七子「宜习劳」，命朱棣与兄弟皆着麻鞋、裹缠腿，如士兵那样至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步行；随年渐长，又时时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此一教养之法，使朱棣自幼熟习鞍马行伍之事，为其日后就藩北平、屡次北征之本。

洪武三年之册封与大宗正院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十一载洪武三年夏四月乙丑册封诸皇子为王，诏天下曰：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为秦王，第三子棡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橚为吴王，第六子桢为楚王，第七子槫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杞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丙寅，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是年朱棣年十一，受封燕王，燕藩之号自此始。至洪武九年二月庚子，朱元璋以秦王樉、晋王棡及朱棣将之国，命其先往凤阳，观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且命皇太子率之，祭开国功臣然后行。凤阳为朱元璋肇基之所，令诸王先往观之，其意在于使诸子知创业之难，而朱棣于凤阳所见，实为其日后经略北方之始基。

亲王之护卫与就藩北平

明代亲王之制，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然在紧急情况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之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皆须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有时亦须受亲王节制。洪武十三年，朱棣就藩北平。北平为元代旧都，地处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之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既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亦为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较稳，更以其地连接北边，得以屡次受命出塞统军。燕藩之强，实赖此地与其护卫之众。

建文元年之起兵

《明史·成祖本纪》载：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铎等伏诛；朝廷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僚属，王遂称疾笃。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朱棣密与僧道衍谋，令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秋七月癸酉，匿壮士于端礼门，诱谢贵、张昺入而杀之，遂夺九门，起兵于北平。随即上书天子，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之文，以「靖难」为名。此即靖难之役之始。起兵之初，燕军地止一隅，兵不过数万，而朝廷以全国之力临之，故其初年多在守御与奔击之间。

郑村坝与白沟河之战

靖难之役中数大战，皆朱棣亲临阵前。《明史·成祖本纪》载：李景隆闻王征大宁，果引军围北平，筑垒九门，世子坚守不战。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逻骑还报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祷于神，至则冰合，乃济师。景隆遣都督陈晖侦敌，道左，出王军后，王分军还击之，晖众争渡河，冰忽解，溺死无算。辛未，与景隆战于郑村坝，王以精骑先破其七营，诸将继至，景隆大败，奔还。此后又有白沟河之战：王以十余骑逼盛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之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是日复战，自辰至未，两军相胜负，东北风忽起，尘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风纵击，庸大败，走德州。吴杰、平安自真定引军与庸会，未至八十里闻败引还；王以计诱之，杰、安出兵袭王，闰月戊戌遇于藁城，己亥与战，大风拔木，杰、安败走，追至真定城下。

小河、北坂与灵璧之捷

战事既久，双方争于河间、灵璧之间。《明史·成祖本纪》载：夏四月丙寅，王营小河，为桥以济，平安趋争桥，陈文战死；平安军桥南，王军桥北，相持数日；平安转战，遇王于北坂，王几为安槊所及，番骑王骐跃入阵中，掖王逸去。又一役，丁丑，何福等营灵璧，燕军遮其饷道，平安分兵六万人护之；己卯，王帅精锐横击，断其军为二，何福空壁来援，王军少却，高煦伏兵起，福败走；辛巳，进薄其垒破之，生擒平安、陈晖等三十七人，何福走免。灵璧既破，南军之精锐尽失，燕军南下之势遂不可遏。

渡江入京与即位改元

建文四年六月，江防动摇。《明史·成祖本纪》载：六月癸丑，江防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王；甲寅，祭大江；乙卯，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戊午，下镇江；庚申，次龙潭；辛酉，天子复遣大臣议割地，诸王继至，皆不听。其后燕师入京师。秋七月壬午朔，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诏曰：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滁、扬三州蠲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同日又颁大赦之诏：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本使、谋故杀人、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及见提奸恶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是年九月甲申，论靖难功，封丘福为淇国公、朱能为成国公，张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又论款附功，封驸马都尉王宁为侯，茹瑺、陈瑄及都督同知王佐皆为伯。

永乐朝之削藩

朱棣以藩王入承大统，深知藩王集团对皇权的威胁，故一面在对诸藩王封赏的同时，另一面则严密注视藩王的动向，进而着手削藩，其手段较建文帝更为雷厉风行。较强有力的措施有三：迁徙边疆要地的藩王于内地，削夺藩王的护卫，废黜藩王为庶人。诸王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表面上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齐王朱榑在建文时亦被废为庶人，朱棣恢复了他的旧封，但他恶性不改，「阴蓄刺客，招异人术士为诅咒，辄用护卫兵守青州城，并城筑苑墙断往来，守更不登城夜巡」；后被人告发，朱棣将他召回京师，朝臣有人弹劾他的罪过，齐王却当廷蛮横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棣断然将其禁锢于南京，革去三护卫，将他及其子孙都废为庶人。

宁王改封与诸藩之迁

诸藩之中，宁王朱权之改封最为显著。朱棣起兵时尝胁迫宁王结盟，并许以「事成当中分天下」；及即帝位则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亦不获准。《明史·诸王二》载：比即位，王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诏即布政司为邸，瓴甋规制无所更。以藩王之国改于内地、以布政司旧署为王府而不加更张，此即削藩之实际手段：既不失亲亲之礼，又去其边地兵权之地利。其后诸王多以护卫被革、国除身废者相继，永乐一朝之藩祸遂息，而皇权之专始成。

永乐七年丘福之败

永乐一朝北征蒙古，初次大举即遭挫折。《明史·丘福传》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讨本雅失里。福出塞，帅千余人先至胪朐河南，遇游骑击败之，遂渡河，获其尚书一人，饮之酒，问本雅失里所在，尚书言：闻大兵来，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当疾驰擒之。诸将请俟诸军集、侦虚实而后进，福不从，以尚书为乡导，直薄敌营，战二日，每战敌辄佯败引去，福锐意乘之。李远谏曰：将军轻信敌间，悬军转斗，敌示弱诱我深入，进必不利，退则惧为所乘，独可结营自固；昼扬旗伐鼓，出奇兵与挑战，夜多燃炬鸣炮，张军势，使彼莫测，俟我军毕至，并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师而还；始上与将军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聪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听，厉声曰：违命者斩。即先驰，麾士卒随行，控马者皆泣下。诸将不得已与俱。八月甲寅，丘福败绩于胪朐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此败之后，朱棣遂决意亲征。

营建北京与迁都之议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他于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故永乐年间遂有营建北京、迁都于此之举。北京新都城的建筑物在「规制」上遵循南京，是汉族政权的文化延续；除此之外，从拱卫京师的塞上长城，到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以及南北贯穿、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北京在整体风貌上与因势就形、自然布局的南京有了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又疏浚大运河以通南北之漕运，使东南之财赋得达于北都，都与营建北京同为一事之两面。

京军与北部边防之改造

朱棣由掌握军权而夺得皇权，深知军兵的重要，尤其是京师的军兵，更是皇权的重要支柱。明太祖时，京师设有京军，是最精锐的兵力，洪武四年统计共有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其中精锐据说只有七八万人。朱棣于京军尤加意整顿，以为内外相维之本。其对北部边防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此后有所谓「天子守边」之局，实自此始。

天津赐名与海河之防

朱棣南下靖难之时，尝取道北方沿海之地，其后遂有天津之名。天津所立《修建三官庙碑》载：「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所立焉。」此碑详述了天津赐名、筑城、设卫之经过，也证实了史料的说法。天津设三卫、筑城池，遂为京师东南之门户，漕运海防皆系于此。其北则御马苑之设，为牧养马匹之地：那里每隔三四里建一个马厂，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个，每个马厂都有围墙，墙里盖有马棚，墙外草地平旷，马群悠闲自在；母马怀孕产崽，就盖了驹子房负责接生。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与马字和帝王行迹相关的地名，至今留存。

永乐宫廷之文艺

朱棣于文事亦有所好，其藩邸旧人中有词曲之士。《录鬼簿续编》载：贾仲明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喻，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汤舜民好滑稽，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赍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杨景贤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永乐初与汤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又有记载称永乐时期京城里有位著名的歌女名叫齐亚秀，曾经在宫里侍奉朱棣宴饮，朱棣吃饭时便在一旁唱曲，齐亚秀出宫后跟人说：这是一位知音天子啊，每当我唱到关键情节的地方，他便举起酒杯向我致意。永乐四年春正月，朱棣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其于技艺之积学如此措意。

永乐七年之册立与后宫之制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八十八载：永乐七年二月己卯，册立张氏为贵妃，权氏为贤妃，任氏为顺妃，命王氏为昭容，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张氏即故追封河间忠武王张玉之女，王氏为苏州人，其余皆朝鲜人。以功臣之女为贵妃、以朝鲜女子充后宫之位号，此亦永乐一朝后宫之实况：其册立之典与位号之名，皆仿前代之制，而其嫔御之来则兼有内附与藩国之献。朱棣之皇后徐氏，谥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祔葬长陵；诸妃自康穆懿恭惠妃吴氏以下，如昭懿贵妃张氏、端静恭惠淑妃杨氏、惠穆昭敬顺妃钱氏、康靖庄和惠妃崔氏、康懿顺妃李氏、恭惠美人卢氏、康惠庄肃丽妃韩氏、恭和荣顺贤妃王氏、昭献贵妃王氏、昭肃靖惠贤妃王氏、恭献贤妃权氏、昭惠恭懿顺妃王氏、贞静顺妃张氏、惠穆顺妃郭氏、昭顺德妃刘氏、顺妃任氏等二十余人，亦各以位号祔葬于长陵之侧。其后宫之数，于明初诸帝中为最多。

公主之封与宗室之制

朱棣之女亦依制受封。《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六月己亥咸宁大长公主薨：公主，太宗文皇帝第四女，母仁孝文皇后，洪武十八年生，永乐元年册封咸宁公主，下嫁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二十二年进封长公主，正统二年加封大长公主，至是薨，享年五十有六。自公主之册封、进封、加封，可见明初公主名号之递进之制；而驸马都尉多用勋臣子弟，亦为明初婚姻宗室与功臣相结之常例。宗室之制则见于《皇明祖训》所定名序，燕王位下二十字既为帝系之序，诸王位下亦各有二十字，以别昭穆、序长幼，明代宗室繁衍之盛，其源皆出于洪武所定之制，而永乐一朝承之而不改。

御制文集与祥瑞之态度

朱棣有御制文集传世，其中卷四为序二，所收序文二十余篇，依次为普庵语录序、普庵实录序、金刚经集注序、道藏经序、传心妙诀序、传心妙诀后序、大齐瑞应录序、淮安施经瑞应序、报恩寺施经瑞应序、五台山施经瑞应序、神仙传序、神僧传序、水忏序、般若论序、喜金刚本续序、正宗大觉妙经序、四部经序、佛顶经咒序、大悲经咒序、华严经序、真实名经序、观世音普门品经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序。所序之书兼涉释道二家，可见其宗教态度之两面。其于祥瑞尤不喜虚饰：《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载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言，去年北征班师，诏至思南府婺川县，闻大岩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咸谓皇上恩威加、山川效灵之征；礼部尚书吕震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人臣事君当以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所为；呼噪山谷之间，空虚之声相应，理固有之，岂是异事；布政司官不察以为祥，尔为国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进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县人进金丹及方书，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于祥瑞、方术皆持此意，故永乐一朝虽有麒麟瑞应之图以张太平，而其本人于谀颂之事则未尝轻受。

太祖对句与燕王之气象

相传朱元璋尝令诸子孙属对以观其志。朱棣与朱允炆同侍，其时朱允炆已被属意为皇位继承人，太祖即兴出句令两人对曰：「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曰：「雨洒羊毛一片毡。」太祖以为「气弱」；朱棣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后一对句比前一对句气象雄浑得多。后来朱棣取代朱允炆登上帝位，并把国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此一记载出于后世笔记，未必尽为实录，然明代士人喜以此论二人性格之异，其流传之广，于此可见。

生母之说与后世考订

朱棣之生母，明代官书皆记为中宫所出，而后世别有异说。《南京太常寺志》中有「右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之说；又有蒙古文献称：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二十五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呼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遂有朱棣为元顺帝之子之说。此二说皆经学者考证为无稽之谈。其证之一，即出于碑铭：有《李杰神道碑》载其「讳杰，字茂实，世居寿州霍邱县之寿安乡，丙申之岁渡江来属，上悦，使隶大将军麾下」，洪武元年战死，享年三十有八，洪武二年葬于京城南聚宝山之阳，有子二人、女一人「今为皇淑妃」，碑立于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其时朱棣尚未登基，故其文最为可信。据碑文推算，至正十五年太子朱标出生时李杰年二十五岁，则其女李淑妃此时最多不过十岁，不可能已生朱标，足证《南京太常寺志》中「李淑妃生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之说实属无稽；由此该志所载「右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之说亦须存疑。至于「朱棣为元顺帝之子」之说，学界已有定论：傅斯年、朱希祖、吴晗均有专文论及，一致认为朱棣不可能是弘吉剌氏所生；按《明太祖实录》《国榷》诸书所记，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而朱元璋攻取大都在洪武初年（1368年），其时朱棣已经九岁，此说之妄自明。

大宁之弃与北边形势

靖难之役中，朱棣尝劫宁王而借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之力。宁王朱权本封大宁，其地当北边要冲，护卫精强；朱棣既胁宁王同盟，又起兀良哈三卫，饵之以利，使为己尽力，遂转战而得大位。及即位，宁王改封南昌，而大宁之地遂畀于三卫，开平、兴和之势因之孤悬，久之亦不能不弃。此后明代北边之防线内缩，宣府、大同以外渐失屏蔽；后世论明之边患者，每谓太祖防边之深意自成祖一朝而变，其源盖出于靖难之际借力塞外之举。永乐五出漠北，虽一时威震朔漠，然其于边地之控御，已不能复洪武之旧，此亦永乐一朝武功与其边防遗产之两面。

主要事迹

靖难之役

朱棣以“奉天靖难”为名起兵，历时三年击败建文帝朝廷，夺取帝位。此役是明初宗室间内战，改变了明朝的政治走向。朱棣在战争中展现出色的军事才能，多次亲率精锐冲锋陷阵，善用奇袭、反间等战术，以少胜多。

五次亲征漠北

1410年（永乐八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打击蒙古鞑靼、瓦剌势力。第一次亲征大败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斡难河畔；第二次亲征忽兰忽失温之战大败瓦剌；第三、四次亲征追击阿鲁台；第五次亲征因阿鲁台远遁而班师，朱棣病逝于回师途中。五次北征巩固了明朝北方边防。

迁都北京

朱棣以北平为龙兴之地，且为抵御北方蒙古之需，决意迁都。1406年（永乐四年）始营建北京宫殿，1416年（永乐十四年）正式决意迁都，1420年（永乐十八年）紫禁城建成，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迁都北京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郑和下西洋

1405年（永乐三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派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海岸，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此举宣扬了明朝国威，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编纂《永乐大典》

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命解缙等编纂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命姚广孝等重修，1407年（永乐五年）成书，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汇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

设立内阁与东厂

朱棣即位后，选任解缙、黄淮、杨士奇、杨荣等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形成内阁制度雏形。1420年（永乐十八年）设立东厂，由宦官掌管，与锦衣卫相配合，加强对百官的监察，开明代宦官干政之端。

经营边疆

1407年（永乐五年）设交趾布政使司，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1409年（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地。西北设哈密卫。1413年（永乐十一年）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将贵州纳入行省体制。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

洪武二十三年北征乃儿不花

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受命率师北征，招降北元太尉乃儿不花。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朱棣遂挥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时明军已大败元军，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邀请乃儿不花一同到明军营帐中请降，果然被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明军。此事使朱棣声望日隆，为其一生边功中最著者之一。然亦有异说：《献园睿制集》卷四载朱椿与晋府书，谓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得书，知大军于四月初十日至孥温海子驻扎，「伪官太尉乃尔不花、丞相、知院等相率归款」，并称朱棡「慰抚之有方」；有学者据此认为此次战功当归晋王朱棡，「燕王清沙漠」之说出于朱棣史臣之修饰。两说并存，而后世言永乐朝边功者多本前者。

节制北平将校与洪武末年的燕藩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六载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辰：命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往北平等处备边，其山西属卫将校悉听晋王节制，北平属卫将校悉听今上节制，凡军中应有机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于令。此一敕令的颁行，使朱棣于北平诸卫之兵获得名正言顺的节制之权。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甲子，朱棣率诸军北至彻彻儿山，遇胡兵与战，擒其首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追至兀良哈秃城，遇哈剌兀，复与战败之，遂旋师。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朱元璋敕朱棣曰：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是时燕王之权已兼及北平、辽东诸军，其羽翼之丰，于此可见。

诸王之隙与太祖之遗诏

诸王之中，晋王与燕王同为强藩，相形之下不无嫌隙。《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一载：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后晋王与上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所得。洪武二十八年，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遂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他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列爵不临民」的规定。朱元璋亦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故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这一层忧虑。此诏既下，而燕藩之势已成，靖难之变遂不远矣。

蠲免与抚恤之诏

朱棣即位之初，以兵革之后民生凋敝，屡下蠲免抚恤之诏。《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载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诏：山东、北平、河南府州县人民有被兵不能耕种者，并免三年差税；不曾被兵者，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今年秋夏税粮尽行蠲免；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应钱粮、盐课、段匹、木植、芦柴等项，及军民所养马牛羊等项倒死并欠孳生者并免；追赔其弓兵砍办芦柴者，优免二年。其于流民复业之事尤为措意：诏谓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又特地颁诏各地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有流民复业之后，地方官仍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之粮刍，朱棣闻而怒，对户部之臣曰：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其于地方官吏之督察亦严：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命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民情，并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其后又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对民间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塞」。

恤刑与司法之制

朱棣于刑狱之事亦有措置。其审慎用刑，复行死刑五复奏，并以「令」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法律制度，且良好地落到实处；各省死囚百人以上者，派遣御史去地方决囚；外地死囚亦可以赴京师会官审录，扩大了会审的对象范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锦衣卫与东厂并用，使朝廷侦察工作日益严密，宦官亦由此得以上下其手；为防范驻防军将专权，成祖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委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出使外国亦虑臣僚不忠而任用宦官。然其时威柄自操，故特务未至作恶太甚：永乐四年五月，一个宦官「以私财寓外人」，明成祖随即予以严惩，并敕各衙门卫士，宦官「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又一宦官私役工匠，遂命锦衣卫将其逮治。

移民垦荒与赋入之盛

连年战争之后，不少地方土地大量荒芜，无人耕种；而战争较少波及之处，如江南和山西某些地方，则又显得人多地少，有的人甚至无地可耕。为使农民与土地相结合、使大量荒地得以开发，朱棣亦如朱元璋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以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的征派。永乐三年，全国税粮三千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三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二千三百四十五万石。永乐二十二年间，税粮总入达六亿九千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六百石，平均岁入超过三千三百万石，且总的趋势是增长的，为有明一代之高峰。

编纂典籍与营建武当

永乐一朝于文治亦多所措置。永乐十四年完成一部三百五十卷之书，搜罗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永乐十六年，下诏编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以纪天下形势、各地沿革、物产等；永乐十七年三月，又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之书。宗教方面，朱棣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加以提倡和保护，其对佛教的政策与措施，于维护国家统一有其作用，而整顿限制之策亦为后朝所沿用。道教方面，大修武当山宫观，建成九宫八观、七十二岩庙等三十三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达一百六十万平方米，又修成三十九座桥梁、十二座亭台；相传武当山最盛时道士曾达二万之众，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于藏传佛教，则于永乐五年请宗喀巴来朝，宗喀巴谢绝；永乐十一年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其主要弟子之一前来。

安南之役与交阯之设

永乐四年，安南内乱，朱棣命将出师。《明史·成祖本纪》载：秋七月辛卯，朱能为征夷将军，沐晟、张辅副之，帅师分道讨安南，兵部尚书刘俊参赞军务，行部尚书黄福、大理卿陈洽督饷。诏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恶必诛，他胁从者释之；罪人既得，立陈氏子孙贤者；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禾稼，毋攘财货掠子女，毋杀降，有一于此，虽功不宥。乙巳，申诽谤之禁。其后平定黎氏之乱，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明人以成国公张辅颇有远图，不仅三擒番酋、叠著奇功，即如建设郡县、主张殖民，亦不愧为拓边胜算；然朱棣志在张威，不在于久任其地，故于张辅之三下安南，暂命留守，未几即行召还，安南之人屡服屡叛，明廷为平定其反抗而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二十余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役成为永乐一朝对外用兵中最久而不决者。

五次亲征漠北

永乐七年丘福败没之后，朱棣遂五次亲征漠北。永乐八年，帝自将精骑迎击阿鲁台，大败之，追北百余里，又败之而班师，其间还次饮马河，诏移师征阿鲁台，阿鲁台伪降，命诸将严阵以待，果悉众来犯，帝自将击之。永乐十二年，刘江遇瓦剌兵，战于康哈里孩败之；大军次忽兰忽失温，马哈木帅众来犯，大败之，追至土剌河，马哈木宵遁，遂班师，宣捷于阿鲁台，又以败瓦剌诏天下。永乐二十年，阿鲁台犯兴和，都指挥王唤战死，帝亲征，皇太子监国，发京师，次鸡鸣山，阿鲁台遁；秋七月己未，阿鲁台弃辎重于阔栾海侧北遁，发兵焚之，收其牲畜，遂旋师；帝谓诸将曰：阿鲁台敢悖逆，恃兀良哈为羽翼也，当还师翦之；简步骑二万，分五道并进，庚午遇于屈裂儿河，帝亲击败之，追奔三十里，斩部长数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斩甚众，甲戌兀良哈余党诣军门降。永乐二十一年七月，帝复亲征阿鲁台，九月次西阳河，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驻师不进；十月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十一月班师还京师。永乐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鲁台犯大同、开平，诏群臣议北征，敕边将整兵俟命；丙戌，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洮、岷各卫兵，期三月会北京及宣府；三月戊寅，大阅，谕诸将亲征，是为第五次北伐，其后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步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

蒙古纳贡与女真卫所

朱棣通过瓦解、赏赐和军事平定蒙古不听命于他的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此一制度既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又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东北方面，朱棣在位时期在辽东设立一百七十九个卫和二十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廷。其他边疆则西北设置哈密卫，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司，又置奴儿干都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第河、库页岛等地，对西藏实行政教首领的封授。其统治并非直接掌管，而仅在重要地点设军事据点及发展交通路线，各族实质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统治，除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军人员由当地部族人民担任，中央间或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

西洋之使与四夷来朝

永乐年间，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华文物而来者；亦有兼通贸易者。其中浡泥国王与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为历朝历代所不曾见过。浡泥之事见于《明诗综》：实录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遣中官张谦、行人周航防送嗣浡泥国王遐旺等还国；初，故浡泥国王麻那惹加耶乃言蒙朝廷厚恩赐封王爵，国之境上皆属职方，而国有后山，乞封为一国之镇，至是其子遐旺复以为请，遂封其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命张谦等即其地树碑，朱棣亲制文，系之以诗，其辞有「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镵文于石，懋昭王德」之句。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于永乐十八年十月率妻子、陪臣来朝，十九年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朱棣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日本、朝鲜与帖木儿之交往

朱棣于海外诸国，既以贸易示惠，亦以封赐示恩。对日本，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廷行勘合之制：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本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而明廷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本使者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原地等候。《万历野获编》载：永乐四年，又以日本国王源道义捕海寇有功，赐白金千两、织金彩色币二百、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三、银盆四，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诸物，海船二支，封其国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上亲制碑文，赐以铭诗。至外夷入贡携带兵器一事，礼部主事李至刚奏请查验并封送京师，朱棣则以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令官府按照中国市值给付，并谕「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对朝鲜，明朝与之定期互遣使节，朝鲜进贡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等土产，其时最重的负担是年贡一百五十两黄金和七百两白银，而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包括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对帖木儿王朝，帖木儿死后其国态度渐趋缓和，随傅安等人归国以及双方的努力，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双方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制度之更张与内阁之设

永乐一朝于制度颇有更张。靖难之后，成祖以自己由篡得国，威柄必操于一人，故于中枢之制多所改易：设内阁以备顾问，使机务得以及时裁决；继续削藩以除宗室之患；遣宦官出使与监军，以耳目遍及中外；复行死刑五复奏，禁阿谀取容，斥金丹方术。其于地方则移民垦荒、蠲免赈济，务在恢复生产；其于边徼则设卫置司、羁縻抚绥，务在安定四裔。凡此皆非一时之政，而为有明一代制度之规模所自出。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年六十五，梓宫还京，葬长陵，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至嘉靖十七年，改庙号曰成祖，其陵制、谥法亦于其时厘定。此后明代皇帝之庙号、谥号之递改，实自永乐一朝而始有其例。

永乐大典之修

永乐一朝于典籍之编纂，最为后世所称为《永乐大典》。永乐元年，成祖命翰林侍读解缙等编纂一部汇集古今图书之巨帙，以「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为宗旨；永乐五年定稿进呈，成祖赐名《永乐大典》，并亲为之序。全书依韵目编次，收书七八千种，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未及刊刻，仅缮写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贮北京。《大典》之修，与《天下郡县志》之纂、劝善教化诸书之编同时并举，为永乐文治之盛事；其书虽后多散佚，然所存零卷至今犹为辑佚之渊薮。

麒麟瑞应与朝贡之象

永乐年间，朝贡之使既多，祥瑞之献亦随之。其时海外贡使献长颈之兽，中土之人以为「麒麟」，朝臣争以为瑞，图像流传，成祖亦受群臣之贺。此种以麒麟为主题的瑞应图像，在永乐时期的政治领域扮演了一定角色：将长颈鹿认为「麒麟」并非简单的认知错误，「麒麟」的出现为朱棣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被用来树立帝王权威以及教化民众，宣传太平盛世。然如前所记，朱棣于阿谀取容之事本不喜，其于祥瑞之态度实为两面：一面借瑞应以张太平之象、系四方之望，一面则斥山川虚声之贺、毁金丹方书之献。以祥瑞为治术而不为所惑，此为永乐一朝于四夷来朝之世的一种姿态。

建文诸臣与方孝孺叙事之流变

永乐初年于建文诸臣之诛戮，为明代一大史事。以方孝孺为例，其殉难事迹在明代文献中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即包括「诛十族」之说。明中期以文本形式出现后，此说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至明末，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联系得非常紧密，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诛十族」的。入清之后，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诛十族」的说法和叙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难事迹中的其他信息，而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诛十族」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制度文献，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其人以忠义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故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遂形成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殉难事迹。故有学者认为，「诛十族」只是一种传说，并非史实。

人物关系

• 父亲：朱元璋（明太祖）
• 母亲：马皇后（孝慈高皇后，一说为碽妃，有争议）
• 兄弟：朱标（懿文太子）、朱樉（秦王）、朱棡（晋王）、朱橚（周王）、朱桢（楚王）等
• 妻子：徐氏（徐达之女，仁孝皇后）
• 儿子：朱高炽（明仁宗）、朱高煦（汉王）、朱高燧（赵王）
• 女儿：永安公主、永平公主、安成公主、咸宁公主、常宁公主
• 孙子：朱瞻基（明宣宗）
• 姚广孝（道衍）：主要谋士，靖难之役核心策划者
• 袁珙：术士，相面预言朱棣有帝王之相
• 解缙：内阁首辅，《永乐大典》主编
• 杨荣、杨士奇、杨溥：内阁重臣，辅佐永乐朝政
• 朱元璋（明太祖）：父亲，封其为燕王，委以北方军事重任
• 朱允炆（建文帝）：侄子，靖难之役的对手
• 郑和：宦官，奉旨七下西洋
• 张玉、朱能：靖难功臣，张玉战死东昌，朱能封成国公
• 蹇义、夏原吉：永乐朝重臣
• 齐泰、黄子澄：建文帝谋臣，削藩政策主导者，朱棣起兵的讨伐对象
• 铁铉：济南守将，坚决抵抗燕军
• 盛庸：建文帝大将，曾大败燕军于东昌
• 耿炳文：建文帝大将，真定之战败于燕军
• 李景隆：建文帝大将，郑村坝、白沟河之战大败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太祖朱元璋：“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史·成祖本纪》）
• 建文朝臣评价其为“燕贼”，指其起兵夺位为叛逆（《明史纪事本末》）
• 明仁宗朱高炽评价其父：“文武圣神，宏谟伟略，光昭万世。”（《明仁宗实录》）
• 明世宗朱厚熜改其庙号为“成祖”，肯定其“再造之功”，与太祖并列（《明世宗实录》）

清初至清中

• 《明史》评价：“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 清高宗乾隆帝评价朱棣：“成祖文皇帝，英武明断，固一代令主。”（《御批通鉴辑览》）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成祖之得天下，非有积德累功之素也，乘建文之弱，以兵力取之耳。”

清末民国

• 梁启超论朱棣：“明成祖之雄才大略，与唐太宗相仿佛，而其暴虐亦相类。”（《中国历史研究法》）
• 孟森《明清史讲义》评价：“成祖以庶孽夺位，然其雄才大略，实为明代诸帝之冠。迁都北京，定万世之基。”
• 蔡东藩《明史演义》评：“成祖一生，功过相半，迁都定鼎，功在千秋；诛戮忠良，过亦难掩。”

近现代

• 吴晗《明成祖与永乐盛世》评价：“朱棣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永乐时期是明朝的鼎盛时代，其文治武功可与汉唐盛世相比。”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论及明成祖：“成祖以藩王起兵夺位，其统治合法性虽受质疑，然其经营北方、迁都北京，实为近世中国政治格局奠定基础。”
• 商传《永乐大帝》评价：“朱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残忍暴虐的一面。他诛杀建文忠臣的残酷手段与开创永乐盛世的卓越功绩并存。”
• 毛佩琦《明成祖大传》认为：“朱棣的统治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继承朱元璋的制度遗产，又为其后仁宣之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