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

人物生平

家世与潜邸岁月 朱由检，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其父为明光宗朱常洛（当时为皇太子），生母刘氏初为太子宫中的低阶“淑女”。在万历朝激烈的“国本之争”阴影笼罩下，太子朱常洛处境危殆，宫闱倾轧异常险恶。朱由检年仅四岁时，生母刘氏因触怒朱常洛被暗中杖杀处死，抛尸荒冢。年幼的朱由检失去了生母庇护，初交由朱常洛宠妃李康妃（“西李”）抚养；不久西李诞下亲生女，遂将朱由检转交另一位温厚慈和的庶母李庄妃（“东李”）抚育成长。幼年丧母与深宫冷遇，使朱由检早早养成了沉静敏锐、喜怒不形于色、缺乏安全感且极其多疑内敛的性格特质。 泰昌元年（1620年），明神宗与明光宗相继在数月之内崩逝，朱由检异母兄明熹宗朱由校登基，改元天启。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被正式册封为信王，并在天启六年出阁就邸信王府。在熹宗朝，宦官魏忠贤权势膨胀至顶峰，结党专权，号称“九千九百岁”；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内外勾结，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缇骑横行，天下汹汹。身处信王府的朱由检深知宫闱凶险，素日闭户潜修，好读史籍，谨言慎行，从不与朝臣和宦官往来，对待魏忠贤的探刺亦表现出极度的恭顺与淡泊，由此得以在血雨腥风的天启朝平安度过潜邸岁月。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明熹宗因泛舟落水染病，服用“仙丹”致全身水肿，病入膏肓。因熹宗三子皆早夭，后嗣断绝，皇位继承悬于一线。魏忠贤集团一度企图秘不发丧、移花接木以图继续擅权。深明大义的熹宗皇后张氏（懿安皇后）力挽狂澜，严正坚持兄终弟及的祖制祖训，催促熹宗立储。八月十一日，熹宗在病榻前召见信王朱由检，抚其背动情嘱托道：“来，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检伏地泣拜对曰：“臣敢不竭力尽忠！” 召见之后，张皇后秘密派遣亲信太监告诫朱由检：“入宫即位之时，切勿食用宫中进献之饮食，必须防备毒鸩，自备干粮护卫！”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朱由检奉诏入宫入宿，夜不能寐。信王随身携带有袖珍干粮与麦饼，在深宫之中仅以冷麦饼充饥，连宫中进呈的热水与清茶都坚决不敢饮用，更通宵秉烛端坐，由忠勇侍卫环侍戒备。八月二十四日（丁卯），在张皇后的全力策应与朝廷正义文臣的簇拥下，十七岁的朱由检于太和殿正式登基即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 登基践祚与剪除阉党 崇祯帝即位之初，朝堂内外被魏忠贤及其“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阉党奸佞完全盘踞，内阁首辅崔呈秀、六部尚书、巡抚总督几尽出自魏门。面对盘根错节的庞大奸党势力，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表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深沉与机谋。 即位初期，崇祯帝对魏忠贤虚与委蛇，按捺隐忍，不仅未露诛杀之意，反而屡加优抚慰勉，甚至批准为魏忠贤建生祠，加封其亲族爵位，借此稳住阉党集团，防止其狗急跳墙策动宫廷政变。十月，待皇权渐次稳固、宿卫禁军被可靠将领接管之后，崇祯帝开始步步收网。首先下诏命乳母客氏迁出皇宫，斩断了魏忠贤在内廷最重要的耳目与同盟；随后，试探性地允许言官上疏揭发崔呈秀等人的贪腐不法。 见风向转变，十月二十六日，浙江嘉兴布衣贡生钱嘉征拍案而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滔天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君、五克削藩封、六僭乱政刑、七专擅爵赏、八滥加武爵、九肆夺民财、十滥占民地。崇祯帝见时机成熟，果断传旨廷召魏忠贤，在御前命内侍大声逐条朗读钱嘉征的弹劾奏疏。魏忠贤面如死灰，吓得浑身筛糠，连连叩头谢罪，当夜以巨万重金贿赂贴身内侍徐应元，企图求得皇帝宽宥。崇祯帝不为所动，次日传旨免去魏忠贤司礼监秉笔太监与提督东厂职务，将其发配凤阳中都看守祖陵。 十一月，魏忠贤起程前往凤阳，沿途竟然蓄养大批亡命死士，携带四十余车兵甲财货招摇过市。崇祯帝闻报震怒，深感“恶虎出笼，必为后患”，当机立断密令锦衣卫官校飞骑前往追捕逮捕。魏忠贤行至直隶阜城县南马坊旅店，探知朝廷逮捕铁骑已至，自知罪大恶极必死无疑，遂于当夜在旅店与同党李朝钦痛饮之后悬梁自缢身亡。 魏忠贤毙命后，崇祯帝雷厉风行，下令将其尸身凌迟戮尸，枭首于河间故里示众；下令将淫乱内廷的客氏于浣衣局乱杖打死；全面清算崔呈秀等阉党余孽，罢黜处决数十人；崇祯元年更亲自挂帅编纂《钦定逆案》，将阉党爪牙数百人分等定罪，彻底扫荡了统治明廷数年的阉宦势力。同时，崇祯帝大开言路，下诏彻底为天启朝遭魏忠贤残酷迫害致死的杨涟、左光斗、周朝瑞、缪昌期、魏大中、袁化中等“东林六君子”及诸贤良昭雪平反，追谥赠官，重抚遗孤，起用大批被贬逐的忠直名臣。崇祯初年雷霆扫穴般的政治清明，令海内震动，举国士民拍手称快，时人无不惊叹新帝英明果决，呼为“天降英主，汉光武中兴之局”。 ### 己巳之变与辽事逆转 然而，明廷面临的真正生死大敌乃是关外迅速崛起的女真后金政权。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帝在文华殿平台召见声望正隆的辽东名将袁崇焕，垂询平辽方略。袁崇焕慨然立下军令状：“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可复辽东全境！”崇祯帝闻听龙颜大悦，当即力排众议，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赐尚方宝剑，赋予便宜行事之特权，将关外辽东防务悉数托付。 然而，袁崇焕上任不久，于崇祯二年六月借阅兵之机，擅自以尚方宝剑于双岛秘密诛杀了海外重镇皮岛（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毛文龙所部扼守鸭绿江口，十余年来长期牵制后金侧翼后方，使其不敢倾全力南犯。毛文龙既死，东江军心瓦解，降清叛逃不断，后金再无后顾之忧。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汗皇太极见宁锦防线坚不可摧，遂施展大迂回战略，亲率十万八旗铁骑绕道蒙古朵颜部，避开山海关，千里奔袭突袭破长城喜峰口、大安口，一举攻陷遵化、三屯营，前锋直插北京城郊，史称“己巳之变”。京师九门戒严，警报频传。袁崇焕闻讯仓促提九千关宁铁骑自关外昼夜驰援，历经数千里奔波赶至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外，与八旗重兵展开殊死野战，血战数日方击退后金铁骑。 然而，战火烧至天子脚下，京畿畿辅惨遭蹂躏，朝野震恐大哗。京城权贵与朝臣的田园庄寨被焚掠殆尽，怨声载道，群起弹劾袁崇焕“引敌入瓮、意图逼和”。此时皇太极敏锐察觉崇祯帝生性多疑苛察的心理弱点，在德胜门外诱捕了两名明廷内侍，刻意当着被囚太监之面密谈，伪造与袁崇焕早有密约、意在内外夹攻的虚假情报，随后故意放松防范让内侍逃脱回宫告密。 崇祯帝本就对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致敌深入城下心存猜忌，得报后震怒交加，遂于平台召见袁崇焕，当场下令剥去官服，打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督师被捕，关宁军主力惊恐万状，总兵祖大寿率辽东兵马愤怒毁关东溃，辽东防线瞬间瘫痪。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不顾朝野公论，下诏以“谋叛通敌、擅杀岛帅”之莫须有罪名，将袁崇焕于西市执行极端残酷的磔刑（凌迟三千余刀碎剐处死）。刑场之上，受蒙蔽的京师愚民争相出钱买食其肉，惨不忍睹。崇祯帝自毁辽东万里长城，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关外战略主动权与良将砥柱，明清攻防大势自此不可逆转地急转直下。 ### 内外交困与党争更迭 自己巳之变后，崇祯帝的性格缺陷与政治困境愈陷愈深。他深居九重，对文臣武将充满了病态的猜忌与苛求，认为“天下事坏于文臣，将弁无一可用”。 在中央政治上，内阁首辅如走马灯般频繁换人。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先后任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平均数月更换一人。首辅温体仁以谄媚上意、窥测帝心为专长，盘踞内阁首辅之位长达八年，任内非但毫无经国大略，反而将全部精力用于排斥异己、构陷同僚，使得朝廷党争更加恶化；其后周延儒、陈演、魏藻德等相继主阁，皆为庸碌贪鄙之辈。崇祯帝执法严苛无情，督抚大员稍有失误即身首异处，在位期间共斩杀巡抚十一人、总督七人，逼死处决兵部尚书数人，包括郑崇俭、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等皆被送上断头台。重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大臣为保命计，皆缄口不言，以欺蒙敷衍为能事”。 与此同时，关内民变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明末适逢全球“小冰河期”，北方气候干旱酷寒，灾荒连年。崇祯元年起，陕北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殍遍野，百姓易子而食。偏逢崇祯即位之初采纳户部建议，为缩减开支下诏大规模裁撤全国驿站，导致数十万基层驿卒、健勇瞬间沦为失业流民。米脂县驿卒李自成正是因此走投无路，愤而投奔王二、高迎祥起义军。在生存绝境与暴政逼迫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起义大军呼啸黄河两岸，转战陕、晋、豫、鄂、皖数省。 面对流寇烽火，崇祯帝焦躁不安，起初任用杨鹤主张“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但朝廷无粮赈济，降众旋即复反；遂杀杨鹤，换上洪承畴、曹文诏、孙传庭等以残酷镇压为主。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帝拔擢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宏大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集结天下精兵由流官重臣统一节制，四面设围兜捕。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孙传庭在潼关南原设伏大破李自成，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仅率刘宗敏等十八骑残兵狼狈潜入商洛山密林深处；同时张献忠亦受重创，被迫在湖北谷城伪装接受朝廷招抚。 然而，大明帝国的财政与军费早已彻底枯竭。为支撑关外辽饷与关内剿匪庞大军费，崇祯帝在正常的田赋之外，接连颁旨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统称“明末三饷”。三饷每年从百姓骨髓中强行榨取白银达二千余万两，赋税翻倍激增。官府催征如狼似虎，豪强转嫁赋税于穷民，“民无所聊生，则群起从盗；盗愈多则兵饷愈增，兵饷愈增则民益从盗”，帝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自杀式死循环。 崇祯十二年（1639年），因加派激起民愤，张献忠于谷城斩关再反，罗汝才等起兵呼应；李自成闻讯亦杀出商洛山，收容河南万千饥民，提出“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等极富号召力的口号，数月之间起义军卷土重来，暴增至数十万人，攻城略地，大明关内防线全线崩坏。 ### 松锦溃败与陕晋沦陷 崇祯十三年（1640年），后金改号大清后，皇太极亲统十数万满蒙汉铁骑倾国南侵，将明朝关外最后的屏障要塞锦州围得水泄不通，锦州守将祖大寿在城内食尽杀马，危在旦夕。崇祯帝集结九边最后的老底精锐十三万人，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等八大总兵，出山海关决死救援锦州。 洪承畴深知清军兵锋正锐，主张步步为营、屯粮稳扎稳打以解锦州之围。然而，深居紫禁城的崇祯帝因国库日竭、军饷不支，急功冒进之心再次发作，与兵部尚书陈新甲一道发金牌急电，严旨催逼洪承畴火速浪进出战。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洪承畴被迫兵进松山。皇太极见明军深入，亲自率八旗精锐疾驰百里，一夜之间在松山与杏山之间挖掘深沟高垒，截断了明军通往后方的粮道，抢占了明军积粟重地笔架山。 十三万明军断粮断饷，阵脚大乱。八总兵各自争先抢夺退路，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等相继率先溃逃，十三万大军在松山原野上全线崩溃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军攻陷松山，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锦州降清。松锦之战的惨败，彻底葬送了明朝最后的关外野战主力与九边精锐，关宁防线彻底瓦解，明朝在关外仅存孤悬一隅的山海关。 锦州沦陷之后，深感两线作战必致亡国的崇祯帝，秘密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和谈，企图以割让辽东土地、输纳岁币为代价换取关外停战，集中全国兵力专剿李自成。然而，陈新甲随从书吏不慎将议和密信错当塘报抄发各省，朝野大哗，言官清流群情激愤，痛斥陈新甲“汉奸卖国”。崇祯帝为顾全自己“天子守国门、不割地不和亲”的圣明天子虚名，竟毫无担当之意，将全部责任推诿于陈新甲一人，下令将陈新甲斩首示众！与清和谈之机由此彻底绝断，明廷亲手关死了自救的最后一条战略退路。 关外崩解的同时，关内已势不可挡。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将明神宗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诛杀，分其肉与鹿肉同煮作“福禄酒”犒赏士卒；崇祯十五年，李自成三围开封，十万明军在朱仙镇全线大溃；崇祯十六年（1643年），关内最后的柱石督师孙传庭奉旨出关决战，兵败阵亡于河南柿园，“传庭死而明亡矣”。十月，李自成攻克潼关，席卷陕西全境，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建元永昌。 ### 煤山殉国与大明覆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率百万大顺铁骑渡过黄河，东征京师。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等望风开城归降，大顺军如入无人之境，京畿门户全开。 面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早有朝臣私下密奏，建议崇祯帝效仿晋元帝、宋高宗旧例，立即迁都南京，或命皇太子朱慈烺先行南下“抚军南京”，依托江南完整的半壁江山与赋税粮饷进行长期抗战。然而，崇祯帝既想南迁保命，又死要面子不敢承担“弃祖陵、逃跑避敌”的万世骂名，期盼群臣公推上疏。而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为首的内阁阁臣个个自私怯懦，深恐承担倡议南迁的政治责任，群相推诿阻挠。犹豫不决之间，大顺军已破居庸关，南迁陆路通道被彻底截断。 在最后的绝望时刻，国库空虚无饷发军，崇祯帝放下皇帝尊严，哀求京城勋贵国戚与公卿大臣捐资助饷，以犒赏守城将士。崇祯帝岳父、嘉定伯周奎家财巨万，崇祯帝苦求其捐银四万两，周奎竟哭穷只肯出资一万两；首辅魏藻德仅捐五百两。全城官僚公卿装穷作态，最后仅凑得区区数万两碎银。满朝文武的自私与冷酷，彻底击碎了崇祯帝最后的希望。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主力进抵北京城下，炮火连天，合围九门。崇祯帝登紫禁城城楼遥望，见城外烽烟蔽日，叹道：“苦我民尔！”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遣太监杜勋缒城入宫与崇祯谈判，提出条件：“大顺封王，犒赏银百万，不朝觐，以此退兵保山海关拒清”，崇祯帝再次犹疑不决，议和未果。傍晚，守城提督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开彰义门迎降，大顺军如潮水般涌入北京外城。 是夜，紫禁城内哭声震天，宫娥太监四散溃逃。崇祯帝与周皇后相对痛哭，崇祯对周后叹道：“大事已去，尔身为主母，当殉国！”周后泣拜曰：“妾侍奉陛下十八年，陛下未曾听妾一言，今日致有此祸，妾死何憾！”遂悬梁自缢。崇祯随后召来袁贵妃，令其自缢，绳绝未死，崇祯拔剑击刺数剑倒地；随后召见时长年仅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崇祯痛苦闭目，持长剑挥砍，长平公主以臂阻挡，左臂被齐肘斩断昏死血泊；崇祯复刺杀幼女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处理完后宫，崇祯命亲信将太子朱慈烺及二位皇子乔装化名送往外戚周奎、田弘遇家中藏匿，以存宗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黎明，内城陷落，大顺军攻入紫禁城。天色微明，晨钟响彻，崇祯帝亲御前殿鸣钟召集百官上朝，然而空旷的太和殿广场上竟无一人前来。崇祯惨笑长叹：“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随后，崇祯帝脱去帝王黄袍，换上深蓝色便服与短靴，披头散发，赤足徒步走出紫禁城北门玄武门，登上景山（万岁山）。 景山寿皇亭畔海棠树（一说歪脖槐树）下，崇祯帝从容自解衣带悬树自缢殉国，终年三十三岁。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涕泣拜伏，随后自缢于侧旁海棠树下随驾殉死。 崇祯帝自缢前，咬破右手手指，在其穿戴的蓝色袍襟衣内，留下了血泪交织、震撼后世的绝命遗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大明王朝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一统统治，至此画上了最惨烈悲壮的句号。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在景山寻得崇祯帝遗体，移置东华门外，以芦席覆面，陈柩三日，京中士民哭声震天。四月初，昌平官吏赵一桂等募捐千钱，将崇祯帝与周皇后合葬于天寿山原田贵妃墓穴之中，改称为“思陵”。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为崇祯帝复仇讨贼”为名入主中原，为崇祯帝修筑思陵，上谥号“怀宗端皇帝”，后改谥“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朝廷建立后，追谥其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宪宽仁笃祐贞纯愍皇帝，庙号思宗，后改毅宗。

字号、早年与即位

明思宗朱由检，字德约，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因其年号为崇祯，通称「崇祯帝」。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受封信王；五年后，熹宗无嗣而崩，朱由检奉遗诏继承皇位，改元崇祯。他即位之初，就铲除了权宦魏忠贤及其党羽，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力图实现明王朝的「中兴」。其即位之早与其处境之难，皆与其日后十七年之政局相关：以十七岁之信王入继大统，而所承者为神宗倦勤、光宗短祚、熹宗拱手之后的一副残局。

平台召对袁崇焕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朱由检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师袁崇焕及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锦衣卫堂上官，来平台召对。《颂天胪笔》卷三详载其事：日逾午，上御平台，诸臣行礼序立，特宣督师袁崇焕。上曰：奴酋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略，具实奏闻。袁崇焕奏曰：所有方略已具疏中；皇上千古之尧舜，行此不难；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于万里之外，臣六年前早已期定；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上曰：五年灭奴，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四辅臣俱奏云：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崇焕又奏：东夷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难；臣所赖者，皇上圣明，雨露无不栽培，雷霆无不挫折；臣居平打算，又约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盖自为辽而有加派之新饷，臣昨与户臣王家祯面对打算，查每岁新饷入数与出数已缺一百二十万，臣能于臣督属中裁省六十万，部臣自措六十万，则不忧不足；但饷有旧当新者，还臣将新抵旧，令臣不克于用。崇焕又奏：东奴为谋已久，其器械锋利、马匹时习，非容易可破之虏；况工部解来器械极是要紧，勿得苟且塞责。又奏：五年中事变不一，又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用与臣，所不当用之人勿要选用。又奏：圣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无有不应臣手者；但以臣之力，制东奴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然于皇上之法度，不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方略。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听也。崇焕再奏：皇上既为臣主浮议矣，又敕吏、兵二部为臣用人，户、工二部为臣转饷造器，臣若不灭除东夷、收复故土，何颜面见皇上。上起立伫听者久之，寻谕曰：卿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阁臣俱奏：此臣作法自别，向为县官不要一钱，天生此臣以为社稷佐皇上中兴，伏乞皇上假以事权、与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满桂之尚方剑，俱望皇上撤回，以一事权。上然其言，传示该部知道。

袁崇焕之东事措置

朱由检既倚袁崇焕，遂听其措置关内外之防。《明史·袁崇焕传》载：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祖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之焕驻宁远，而移蓟镇赵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王之臣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其于东事之措置，以合镇、减官、抚夷为要，而其自任之重、自誓之严，亦于此见。

斩毛文龙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以尚方剑斩皮岛守将毛文龙，其罪状十二条详载于《明史》。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部将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于是命棺敛文龙，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时崇祯二年五月也。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特用举人之典

朱由检于科举之制尝有「特用」之举。《恸馀杂记》载：先帝有厌进士之意，故将庚辰乞恩举人与廷试贡士尽留特用，先翰林科道，其余以次序补。明纶已下阁矣，阁臣恐在廷汹汹异议，密揭反汗；于是从六部司属始，而后以推、知正官足之。先帝自谓不世之举，而岂意其犯铨部，怒至不可测也。辛巳大计，内吏遂至刑曹，降革者七人，铨部犹以不获一举尽空为恨；从来计典，外吏三年、内吏六年，皆须其贤否确有成迹而后处分，未有去年八月入官而今年正月已挂吏议者，有之自是岁始。先是庚辰八月，部曹填补者三十六人，在外推知者五十余人，大都极恶苦地、数十年久旷之缺，选君张罗彦置缺签于座右，一一出而注之，如御魑魅，闻者无不愤惋；所以然者，外吏除卓异考选，外则转部谓之平等，而时方多事，凡被寇残州县期早息肩，即寻常部缺亦得重价，此三十六人不遂所欲，焉得不恨。特用诸人亦自谓盛典，于是史惇等上疏请援进士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二事，下礼部议，已具覆矣；费县阁臣张四知票旨不允，上大怒，尽行抹去，不发改票，御笔直批：这所请谒庙立石，俱依议行；然后外廷无敢哗者。比谒庙，祭酒南居仁不肯受拜如故事，同官王素臣知其不可以理谕也，怵之曰：特用盛典，年兄必立异同，皇上闻之何以自解；南惧，始出受拜。翌日，惇等谢恩，复得俞旨，而考功郎葛含馨悻悻上疏谓：皇上无端以特用荣之于前，臣等自当执法以考功绳之于后；希博旨以为芟除之案，而祗云该部知道。周挹斋于壬午明经廷试亦请旨特用，而前旨固云后不为例也。赐特用题名记，史惇等一百六十三人、吴康侯等一百人，大学士周延儒奉敕撰文，翰林院侍书朱国诏奉敕书并篆额，工部营缮司郎中王灏监刻，今立于国学中。

内帑与节用之议

朱由检之节用，当时与后世皆有论之者。有论者谓：先帝惟务节省，布衣蔬食，下同监门，遂以宫中内帑视为千年必不可拔之基，祖宗所贻，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衣，其何以羁縻天下哉。又曰：臣尝谓中兴之主与创业无异，捐金百万全不介怀，如我光宗皇帝一月之内发帑金三百余万；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郁积，正欲得一豁达大度之主以疏壅滞、以救败亡，可惜吾光宗皇帝之受祚不长也。又曰：先帝起信邸，知民间疾苦，不肯轻用一钱，故省织造、省燕会、省驿递，使天下无所不节省，而又日贷之勋臣、日贷之戚畹、日贷之内珰，天下视之，真谓帑藏如洗矣；而逆闯破城，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而先帝何苦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京师一失，无不尽出以资盗粮，岂不重可惜哉。此论虽出后世，然其所指者，即崇祯一朝「节用而不能用财」之实况。

禁奢崇俭之谕

朱由检之节俭，见于其御批与所拟敕谕。《敬日堂外集》卷九《回奏禁奢崇俭揭》载御批曰：禁奢靡、止宴乐，前已与先生每面谕，还宜拟旨通饬；朕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诸大典礼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朕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锡、木、磁器以示俭约，其金银各器系关典礼者留用，余贮库以备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太平之日照旧；先生每再将先年旧旨参看，议妥来行。蒋德璟等叩头恭诵，不胜赞服，谓近日风尚之奢日甚一日，其僭几至于无等、其费总出于民间，严谕累颁而积习未变；皇上谆谆戒饬且特以身先之，典礼庆贺之外暂撤宫悬，衣服浣濯之余仍裁玉膳，器用锡木居然匏尊土簋之风，库贮金刀预为行赏酬功之用。其所拟《禁奢崇俭敕谕》则谕礼部、都察院曰：迩来兵革频仍、灾浸叠见，乃内外大小臣工、士庶人等全无省惕，奢侈相高、贪僭嚣凌，为蠹不少，朕甚恶之，屡经严饬未见遵行，崇偷去奢宜自朕始；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遇诸大典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锡、磁器以复古风，其金银各器保关典礼者留用，余尽贮库以便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如有仍前奢靡宴乐及拜谒馈遗、官箴罔顾者，许缉事衙门参来拿治；其官绅舆盖遵照《会典》，如擅用黄蓝网盖，及士子擅用红紫衣履者，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绮、金玉、珠翠衣者，俱以违制论；凡衣袖不许过一尺五寸，凡器不许销金、嵌金、螺钿、紫檀、花梨等物，及铸造金银杯盘；在京者五城御史、在外者抚按、提学官，大张挂示，严行禁约，违者参处，娼优、吏胥加等究治。

钞法之议

朱由检末年尝议行钞法，其窒碍见于倪元璐之疏。《倪文贞奏疏》卷十一《钞法窒碍疏》曰：该臣奉命会同王鳌永看得钞法利行，道宜慎始，而窒碍则有四端：一、当推行之先，愚民未明圣意，讹兴挠阻也；今议早颁诏谕，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如正赋、关税、罚赎、税契、间架等项悉俱收钞，其在朝廷所发军饷、商本、役饩、匠值等项及民间交易行使悉听愿便，更不抑勒急遽强行，如是则民初不怖、既而乐之，而后钞可大行也。二、议设钞商领散，而始事必怀观望，先须官自为之；官则虑有胥役为奸、留难勒索，民以多费为苦，即咎立法不良；今议遴选能吏，试于近畿，授之科条，以立榜样，必如民间交易简易公平，使民翕然称便，因而推之天下，则如流水也。三、有司征收未必凛遵功令，有名为征钞其实征银，或钞十三银居其七，钞之去路无多，民必不以钞为有用；今议责成抚按严饬有司遵行，凡赎税一两而上宁减数示宽，不许搀用银钱，违者赃论，仍以钞行多寡殿最考成，则有司知励也。四、民间买钞以输粮税，贫者既不能顿遽收买，富而黠者或多攘积、征贵居奇、乘急罔利，则小民大困；今议设法禁杜，仍计地方应领钞贯依数倍之，如应十万者倍给二十万，宁赢留余、毋缩踊贵，则亦无弊也。其末曰：总之法行有渐，今日以安辑人心为本，臣惟常怀鱼惊鸟散之忧，以襄皇上惇大宽裕之治，必求有功，宁徐无骤，伏候圣裁。

南迁之议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既入关，南迁之议遂起。《平寇志》卷八载：壬辰，帝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李明睿初欲劝帝西迁长安，就甘肃、宁夏士马亲征挫贼锋；及闻贼入关，计惟南迁图存，转危为安，因召对德政殿，问御寇急务。明睿请屏左右，趋近御案，与帝座接，言：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逼近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帝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未知天意如何。明睿曰：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几微，人定则胜；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势至此，讵可因循不决、致有噬脐之忧；望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舍道傍，后虽欲为，有不及者矣。帝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帝复问中途接济，曰：不如四路设兵，东山东、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航、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帝曰：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明睿奏：臣谋之敢泄之乎；但祈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凤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帝颔之曰：已知；随退入宫，赐宴文昭阁。

太子监军之议与帝之拒迁

南迁之议既起，又有太子监军之议。《绥寇纪略》补遗《虞渊沉》载：都宪李邦华、明睿之乡人也，邦华意在南迁，恐朝论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为之渐。明睿曰：吾前疏请亲征，为南迁也；太子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庸若上亲行之为便乎。邦华参以己意，缮疏进曰：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京，一系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迁自便者，臣愿随皇上执管钥，而分遣信臣良将扞牧圉以南发，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疏入未下，寻有旨以战守事，卿、贰、詹、翰诸臣会议于东阁。明睿见众论狐疑未有所定夺，曰：《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优，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朝士见其论，错愕未有应者，惟少詹事项煜请以太子监军往南中，与邦华之计颇合。翼日，上坐平台，有怒色，召阁臣问曰：宪臣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取本手授阁臣，阁臣曰：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上曰：二臣何人。阁臣奏过姓名及持说本末，上曰：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阁臣又进曰：诸臣言出忠爱，非有他意。上曰：忠爱平日所当尽心，若临急建此谋，便是苟且求免。阁臣曰：太子监军，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上曰：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先是上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松江舟师士马之数，津抚冯元飏尝请以挽漕之三百艘待命于直沽口，得密旨允行；上意非不欲南，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剽忽，即欲迁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中道溃散，其谁御之；故藻德、岳贡河漕之命已行，寻而中改，曰不如守也。

避居武英殿之诏

《国榷》卷九十四载朱由检一道诏书，为其中期罪己之诏，其文曰：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又曰：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其处置则曰：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其军事则曰：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盖贼数虽多，真贼原少，真者就歼，其余自靡；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军深入，勿得贪取遗物；纵令奔逃，仍复裹粮相继，勿致中途阙食，有失机会；贼首必诛不赦外，其胁从蚩蠢又不忍尽杀，量开生路，预行晓示；如投戈散去，准免追求；或乘间来归，即与安置；已许零星散遣，不得仍携械马；本地方一体拊循，严禁侵侮；其乡兵除防守本地外，有堪杀贼、愿从征者，许另队随营。又曰：总督洪承畴已奉尚方，总理卢象升亦许便宜行事；著戎政、光禄、太仆共发银十五万、内库发大红各色蟒段绢布二万匹，分解各路，令巡按御史为监军，监纪稽核；将士有功，督理军前赏格，或椎牛犒赏以鼓其气，务赏罚明速，以免沉延幸冒之弊。

甲申三月十九日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师破，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其最后一夜之行事详载于《甲申传信录》卷一。是日及暮，内监有讽上远狩者，上同内监登万寿山顶四望，逾时知事不可为，遂回乾清宫。一鼓，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疾至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得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走，上收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仆，再刃之，仆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十五，上目之怒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之右臂而仆，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而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后及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自仗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前，语良久，朱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漏下三鼓，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得；至正阳门将夺门出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内向，急答云「皇上也」，而炮亦无子，弗害。上仓遽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入巾帽局并缢。以十七年之天子，而夜行不得出城，其终局之仓皇如此。

遗诏与其后诸事

朱由检既崩，其遗诏与身后之议亦见于《甲申传信录》。据载，上崩时墨书遗诏于前襟，云：自朕躬失守社稷，无颜冠服终于正寝；又云：各官俱赴东宫行在。李自成既得帝崩之报，乃传一牌大书云：主人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紫金城外，有能投首者，赏黄金千两，隐慝者戮其全家；又伪旨：献上者爵侯，赏金万。先是，宫人之在北者及内外臣工之议，多以为帝不宜死于外；而其自处之志，则已于平台拒迁之时先定：「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故后世论之者谓：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此论虽出后人，然「国君死社稷」一语，实为其一生最后之定见。

殉难诸臣

朱由检既崩，京师士大夫之死节者，其名录见于《烈皇小识》卷八。其可数者：大学士范景文投井死；户部尚书倪元璐从容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自缢于先文信国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太仆寺丞申佳允，给事中吴甘来、周而淳，御史陈良谟与妾时氏、陈纯德、赵撰，吏部郎中刘廷谏，主事许直，顺天推官刘有澜，兵马姚成，锦衣卫指挥李若圭、王国兴，中书宋天显，俱自缢；庶子周凤翔于二十一日自缢；中允马世奇与妾朱氏、李氏同缢；修撰刘理顺同妻万氏、妾李氏、子举人某、婢仆十八人俱自缢；检讨汪伟同妻耿氏左右缢于堂中；武库司郎中成德、金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王员金錝俱投井死；光禄署丞于腾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礼服同缢。其勋戚之殉者：新乐侯刘文炳集男妇共十六人登楼自焚；其弟刘文耀同祖母瀛国太夫人投井死，时年九十余；彰武侯杨崇善自缢；惠安伯张庆臻合门自焚；宣城伯卫时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无一存者；都督周镜自尽；驸马巩永固，公主柩尚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纵火自焚。以京师陷落之日，而自大学士以至勋戚、婢仆，死者相望，此明季士大夫死节之盛，亦为一代兴亡之际所仅见。

降贼诸臣

与殉难者相对，亦有降贼与误国者，《烈皇小识》卷八历数之：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朱纯臣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祯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至叛奄曹化淳、王相尧辈，不足诛矣。以殉节与降附并列于一书之内，其褒贬之旨显然；而后世论崇祯一朝之亡者，每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语与「亡国之臣是谁所任」之问相对照，其争论亦由此而起。

设醮禳妖

朱由检末年于宫中设醮禳妖，其事见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据载：上既颁诏，复遣使往江西广信府贵溪县龙虎山，召三天大法师正一张真人诣京，设延禧万寿禳妖护国清醮一坛；使者至真人府，一应人员赴京入朝。上曰：近来天灾屡见，宫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虽躬行修省，然必赖卿冥告上帝，为朕敷陈，庶或转祸成祥、化灾为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责以抚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眚不除、宫禁不宁、兆姓不和之理；臣愿竭诚醮事，以报圣恩。上再三慰劳。真人出朝，至万寿宫中，建罗天大醮，又于附近宫观寺刹选僧道各三百人在坛执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圣驾躬临行香祈祷。真人焚疏伏坛，其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祸乱应生，虽理数之自然，亦愆尤之所致；臣等绥临四海，叨社稷之鸿图，抚有万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惭薄德，招谴非轻，咎吝弥深，灾殃迭见；臣特自陈六事，祷窃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统无灾，灾由恩弭；右疏谨献金阙寥阳玉清上帝。醮毕，真人府伏坛前，神游帝关，既寤不敢宣泄，止奏云：灾异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馘斩收逐矣；国家绵久，万子万孙。真人即辞归江右。作者计六奇又记：予少时闻张真人过吾锡，传宫中有妖，上召真人驱擒之耳，即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极佑圣真君」，盖指玄武被发仗剑者也；大清帝起于东北，辫发入中国，驱逐自成，颇似之；至万孙之说，崇祯、弘光、永历俱万历之孙也，天师不敢泄露天机，故为隐语以奏耳。

崇祯得失之总论

后世论朱由检之得失者，有以「图治」与「致乱」两两相举者，其说曰：呜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几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者，则以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才、孤立之形见于上，是以欲安而得危、图治而得乱也。其所谓「图治」者：方其大东罢贡、便殿停香，记注重珥笔之臣，寒暑御文华之讲，进监司而问民疾苦，重宰执而尊礼宾师，以至素服论囚、蠲逋弭乱，罪己则辍减音乐，赈饥则屡发帑金，于凡爱民勤政、发奸摘伏，此则怀宗之图治也。其所谓「致乱」者：及其御寇警则军兴费烦，急征徭则闾阎告病，以至破资格而官方愈乱，禁苞苴而文网愈密，恶私交而下滋告讦，尚名实而支多苛察，于凡举措听荧、贞邪淆混，此则怀宗之致乱也。又曰：然其时亦未尝无深识之士、不二心之臣，强项批鳞，呼号入告，如弥乱有近功之虑，匡时多救过之忧。此一论以「图治」「致乱」并列，正合崇祯一朝之实：其勤政之迹与失政之实并存，而其所以致此者，一在于化导无法、人才不继，一在于孤立于上、无所倚信。

取缔《水浒传》之令

朱由检一朝之禁令，有取缔《水浒传》一事，见《明清内阁大库史料》所载兵部题本。崇祯十五年六月，兵部尚书陈等具题，十五日奉旨：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兵部遂咨都察院，转行山东巡按，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又咨东抚、登抚，并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皆照此办理。以梁山之地为「降丁占聚」之区，遂并《水浒传》之书与板尽令烧毁、勒石为禁，此其于民乱之后查禁小说之实况。

谈迁论其罪己之诏

明末史家谈迁论朱由检之诏，其言见于《国榷》卷一百。谈迁曰：轮台之悔、奉天之诏，汉、唐二主感动海内、克光大业；而先帝末岁惓惓，翻然下尺一，昭如日月。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朝廷好负人；亟则引咎，缓则反汗，愚夫习而知之，故耳目顽锢如初也。又曰：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此论以汉唐二主之诏与崇祯之诏相较，而谓其诏之病在于「空言无指」、在于「亟则引咎、缓则反汗」；其所陈之「减田租之半」「尽出内府「诛一二掊克之吏」三项，则正是崇祯一朝节用而不能用财、罪己而不能改弦之实。

其一生之时序

朱由检之行事，可依年而列：天启二年（1622年）受封信王；天启七年，熹宗无嗣而崩，奉遗诏即位，改元崇祯，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召对袁崇焕，许以五年复辽；二年五月，袁崇焕斩毛文龙于皮岛；同年冬，后金攻入塞内、包围北京，袁崇焕下狱而死。三年至八年间，流寇渐炽，加派不已；九年十月，起复守制中之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十四年，松山之战洪承畴兵败被俘，十五年锦州降，关外屏障尽失；十五年六月，取缔《水浒传》；十六年，有练饷之争与万岁山亲阅骑射，并下罪己之诏、蠲免三饷二年；十七年正月，召李明睿议南迁而终拒之；二月再下罪己之诏；三月十九日京师陷，帝后崩，四月藁葬于田贵妃墓。自十七岁即位以至三十四岁殉国，前后十七年，其行事之次第与明亡之次第，几于相合。

其自处与其教子

朱由检之自处，史册所载者有数端：其一，节用，浣衣减膳、器用锡木、撤乐止宴，虽典礼之外不设宫悬；其二，罪己，每有灾变则引咎自责，避居武英殿、青衣从事；其三，勤政，宵旰图回、亲阅骑射、召对群臣；其四，不肯弃国，平台拒迁而曰「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至于其教子，则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前分遣太子、二王出匿，其后太子、二王为李自成所得，南明立国之后其下落遂成疑案。以一身而当十七年之艰，其自处之严与其结局之惨，为后世论明亡者所不能置而不论者。

崇祯一朝之要事系年

朱由检一朝之家国大事，其可系年者如下：在位十七年间，后金（清）五次入塞劫掠，并陆续攻克山海关外之据点；其中崇祯二年冬入塞围北京、十四年松山之战、十五年锦州之降，为其大者。内乱则有陕西、河南连年天灾所引发之农民起义，李自成与张献忠两部由是坐大；其中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入关，二月陷山西、河南诸地，三月十九日破京师。朝廷方面则内阁辅臣频繁更迭、封疆大吏屡遭诛戮，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诸人或诛或败；财计方面则三饷加派、钞法议而不行、练饷争而后议裁。灾异方面则有蝗旱频仍、宫禁多妖之说，与设醮禳妖之举。凡此皆非一时一事，而为一朝之始终。

其家国之变与其身后

朱由检之家国，于其身后尚有一段：其自缢之时分遣太子、二王出匿；其后李自成得太子、二王而未加害，旋即西走；南明诸政权立于江左，太子、二王之真伪遂成疑案。而其陵墓，则至清初方以帝礼改葬于昌平之田贵妃墓（今思陵）；其谥号初为怀宗，后改思宗，南明上庙号思宗、毅宗等。以一代之君而其身后之名号几经改易，其陵亦初为藁葬而后改成帝陵，此亦明末清初之际一实况。

其与群臣之关系

朱由检与群臣之关系，其可数者：于袁崇焕，崇祯元年平台召对，许以「五年灭奴，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并许以「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听」，又准阁臣之请，假以事权、与之尚方；其后二年冬后金入塞，崇焕下狱而死，前诺遂废。于杨嗣昌，崇祯九年守制起用为兵部尚书，带降三级戴罪供职，其信之可谓专。于蒋德璟，十六年召对文华殿论练饷，帝怒责其「显是朋比」，璟跪不敢起，而其后御批「朕知道了」，钞法、桑穰停免并练饷议裁，其转圜亦不谓不速。于李明睿，十七年正月密议南迁，帝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而终以「国君死社稷」为辞不行。于李邦华，则斥太子监军之议为「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此数事者，见其用人听言之术与其自用之弊并存。

其于灾异之态度

朱由检于灾异之事，屡举罪己、省躬、减膳、撤乐之政：其诏曰「今岁次元旦，帝不亲郊，非礼也」之类，其避正殿、素服论囚、蠲逋弭乱、屡发帑金以赈饥，皆见于史；又因蝗旱频仍、宫禁多妖，遣使召龙虎山张真人设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躬临行香祈祷。其自负之语曰「近来天灾屡见，宫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其疏中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词。以天子之尊而屡以灾异自责，其心可见；然其自责之余，终不能改加派之政、用财之法，故后世论者谓其「亟则引咎，缓则反汗」，此其终局之所由成。

其十七年之日常

朱由检之十七年，其日常之可纪者：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寒暑御文华殿之讲，记注重珥笔之臣；遇灾则素服避殿、减膳撤乐；巡幸阅射则亲定等第。以天子之尊而衣浣濯、食粗粝，器用锡木，此其一生之常度。

其年寿与结局之评

朱由检即位时年十七，殉国时年三十四，在位十七年，为明代帝王中殉国唯一之一人。

其生平之要略

朱由检，明光宗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生，天启二年封信王。天启七年其兄熹宗崩，以遗命即位，改元崇祯。即位之初，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罢黜阉党、起用东林旧人，一时朝野望治。然性多疑而刚愎，十七年间更换内阁辅臣五十人、诛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中后金反间之计，下袁崇焕于狱；又加征辽饷、剿饷、练饷，民困而盗起。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居庸关、陷北京，朱由检登煤山自缢，年三十五，明亡。南明追谥为思宗、庄烈愍皇帝。

主要事迹

吏治整肃与君臣猜忌 崇祯帝即位之初，以高超隐忍的权谋彻底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制定《钦定逆案》，平反昭雪东林诸贤，体现了卓越的政治魄力。然而在随后的统治中，其性格深处的急躁多疑与刚愎苛察全面暴露。十七年间频繁更换五十位宰辅，杀戮刑戮封疆大吏数十人，将统帅督抚视为随时可以弃置问斩的替罪羊。皇帝不信大臣，大臣亦视皇帝为虎狼，朝堂之上人人以避祸敷衍、虚应故事为最高原则。君臣离心离德、互不信任的制度性死结，直接导致中央政治机能的完全瘫痪，成为明朝覆亡的核心政治内因。 ### 军事经略与两线溃局 在明清与明变两大军事战略战线上，崇祯帝始终未能形成清晰连贯的战略重心，犯下了致命的双线作战战略大忌。己巳之变中轻信反间计诛杀袁崇焕，不仅自毁辽东长城，更寒透了边疆武将将士之心；松锦大战中因缺乏后勤定力严旨催逼洪承畴浪进，致使关外十三万明军精锐全军覆没；而面对关内李自成起义，在剿灭关键时刻又屡屡在“和清剿寇”与“维护虚名”之间举棋不定，事泄即诛杀陈新甲推卸责任，最终将大明帝国拖入彻底被两面夹击肢解的万劫不复深渊。 ### 财政枯竭与三饷加派 面对明末急剧恶化的财政赤字，崇祯帝缺乏从根本上改革财政体制与向豪强士绅征税的魄力，而是完全沿袭万历朝恶政，变本加厉地推行三饷加派。他在正常的田赋之外，强行开征辽饷、剿饷、练饷，年征银两高达两千余万两，使广大北方农民沦入“朝纳一斗、暮输一石”的人间地狱。赋敛无度直接催生了遍地流民起义，而朝廷搜刮的军饷在腐败中层层盘剥，边防将士依然饥寒交迫。财政的恶性循环，直接成了绞死明帝国的经济锁链。 ### 崇祯历书与西学引进 尽管政治军事内外交困，崇祯帝在文化科技与天文历法上却展现出超越前代的开明视野。崇祯二年（1629年），因大统历预测日食屡屡失准，崇祯帝果断批准起用礼部左侍郎徐光启督领历局，聘用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西方学者，历时五年编纂出长达一百三十七卷的巨著《崇祯历书》。该书全面系统引进了第谷欧洲天文学体系、球面三角学、几何公理体系与高精度天文计算方法，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个历史高峰；同时崇祯帝支持徐光启督造红夷大炮，在军事工业技术上大力吸收西方火器制造技术，对后世科学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崇祯朝之东事与辽防

朱由检一朝之东事，自袁崇焕之任始，而其后之变化可数：崇祯二年冬，后金攻入塞内，包围北京，虽撤离而此后五次入塞劫掠，并陆续攻克山海关外的大凌河、松山、锦州等明军据点。明廷于东事之措置，屡以易将、易饷、易方略为常：袁崇焕既下狱而死，辽事遂无所统；其后洪承畴、卢象升、杨嗣昌诸人相继受任，然东事之坏已不可止。至崇祯十四年松山之战，洪承畴兵败被俘；十五年锦州降；关外之屏障尽失。故后世论明之亡者，每以其「东事」与「内寇」二者之相因而至为言：内寇不息，则财力尽于征剿；东事不宁，则兵威分于两线，而明廷始终不能专力于一端。

杨嗣昌之起复

朱由检之用杨嗣昌，见其起复之例。《杨文弱先生集》卷八《惊闻召命非常沥血控辞疏》载：崇祯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杨嗣昌伏在草土，忽接兵部差官李登科等捧到咨文一道，内开兵部为钦奉圣旨事、准吏部咨称：崇祯九年十月初七日，该臣等遵旨将前后所推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等官陆完学、王业浩、熊文灿、申用懋、商周祚、贺世寿、朱大典、朱燮元、傅振商、李若星等俱堪任中枢缘由通列上请简用；初八日复奉圣旨：中枢关系甚重，还着广咨确核，如有堪任的，不拘在籍、守制，再推几员来，看不得滥举塞责。臣等仰奉明纶，会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原任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杨嗣昌、见任巡抚辽东宁锦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管备倭、兵部右侍郎方一藻俱堪任前缺；再照杨嗣昌本当首推，只因读礼甫及一年，难以启事，虽先臣杨博任本兵曾有此例，非奉明旨，臣部未敢遽及也，伏乞圣裁；崇祯九年十月十一日，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谢升等具题；十三日奉圣旨：杨嗣昌起升兵部尚书，仍带降三级戴罪，封疆多事，枢务急需料理，且守制起用，先朝原有成例，着遵旨作速前来供职，不得少延。以守制之人而起为兵部尚书，且带降三级戴罪供职，此其用人之急切，亦见其时中枢之乏才。

万岁山亲阅骑射

朱由检于武事颇为留心。《敬日堂外集》卷九《万岁山亲阅勋爵较射恭纪》载：崇祯十六年十月朔传谕：五府六部，令公侯、驸马、伯、勋卫、散骑等官，于十月十六日卯时各戎装弓马，在万岁山预备，朕亲阅马步弓箭，钦定等第。是日惟襄城伯李国祯中六箭，赏大银牌一面，旋以选练官舍前劳加岁禄三十石、升一级、赏银四十两、丝四表里。作者蒋德璟按语历数本朝阅武之典：高皇帝尝于鸡笼山阅骑士，又命镇抚官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不退者亦赏银有差，伤者赐医药，且遍及酒馔劳之；又御戟门阅试将士，而简骑士弓弩，各为部分，然犹未登极时事也。洪武六年阅武于教场；永乐八年大阅于鸣銮戍；二十年大阅于隰宁，令英国公张辅等就营中驰射，惟辅及柳升、陈懋连中，孙亨不中罢其领兵，张信托病不至降充办事官；二十一年大阅于宣府；然皆非禁中也。惟永乐十一年五月端午，成祖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分击球官为两朋，以驸马广平侯袁容领左朋、宁阳侯陈懋领右朋，时宣宗为皇太孙，击射连发皆中，成祖大喜，赐名马、锦、绮、罗、钞及蕃布，诸王大臣以下中者亦赐币、夏布有差，儒臣赋诗，赐宴及钞帛；天顺四年十月朔，英宗阅骑射于西苑，命内阁李贤、彭时、吕原、尚书王翱、马昂随观，时三大营总兵而下与御马监勇士俱驰马试箭，毕，赐宴及钞有差；至今崇祯十六年癸未，凡三举云。文中又曰：上于骑射特精，而是时奴氛入犯宁远、闯贼亦犯陕西，诘戎较艺实仰遵二祖阅武之意；而诸勋裔多纨袴，不甚练习，至于边镇将士顽懦成风，绝不知操练为何事，严纶屡布，相视而嬉，良可叹也。

练饷之争

朱由检末年加派练饷，朝臣力争，其事见《敬日堂外集》卷十一《召对论钞法桑穰及练饷事》。崇祯十六年，上发科臣光时亨疏，内言练饷殃民、咎倡议之人；蒋德璟即拟曰：向前聚敛小人，倡为练饷及搜括诸议，以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朕已引咎责躬，姑不追究，其余已有旨了。首辅陈演、同官魏藻德皆以为太切直，宜婉之，璟谢不可。三十日，上召阁臣及吏、户二部臣入文华殿，行礼毕入殿内，上因取光时亨本，阁臣曰：先生每票拟即朕旨也，须仰体朕意；这票内「聚敛小人」系是何人。臣璟即过跪曰：这「聚敛小人」即原议练饷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对：原任户部尚书李时问，科臣偶记不真。上曰：朕如何是聚敛，当时只欲练兵。璟对：皇上仁爱万民，岂肯聚敛；只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余，复增出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不得辞其责；目所练兵马今皆安在。上曰：练饷亦派忒多了，只向前旧饷、新饷亦何曾有许多兵马。璟对：旧饷、新饷虽无堪用兵马，然原额尚在；今于二饷外抽出练兵，如派令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只二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徐标只说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马岱只说二三百，其余俱落了；他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兵二十余万、陕西三边兵二十余万，一经拣练，将原额兵马通不提起，并抽的也不曾练，却增了七百三十万之饷，民安得不困。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饷为一了。璟对：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外边州县追征只是三饷。上震怒曰：先生前票孙晋本是狥纵，这光时亨本内所参何人并不明言，显是含糊，且有许多埋伏，如何这等票，显是朋比。璟对：臣孤踪独立，从来不敢傍他人，与光时亨从来并无交涉；一向在御前说练饷当蠲，且所进《御览备边册》内饷议数条皆说聚敛之非，不是今日方说。首辅陈演、同官魏藻德、李遇知、倪元璐皆为求宽宥，倪元璐至以钞饷系户部职掌自引咎。上曰起来，诸公承旨起，璟跪不敢起，再奏臣愚戆有罪，只是为国为民，俯伏良久，上曰起来。二月初二晚前揭忽奉御批「朕知道了」，而钞法、桑穰已停免，并练饷亦议裁矣，一时中外诵圣明转圜，交相庆幸云。

用间与用夷之议

朱由检末年之边计，有「用间」与「用夷」二议。《敬日堂外集》卷十一《回奏宁远用间揭帖》载御批曰：前因边报奴孽已死，故为密谕，令辽抚镇密行间谍之计，至今未见实效，似宜仍责该抚镇相机便宜必行，务得稍缓其入犯狡逞，我得大调边兵，荡平寇氛，先生每再密商来奏。蒋德璟等谨看得：奴孽已伏天诛，正可乘机用间，已有屡旨密行；前该抚镇回奏，尚未有实本要着；大约四酋方弊、舍长立幼之时，相争未定，有间可图；今虽事机稍异，然彼中陷将想亦不忘归正，而竟无一径入虎穴确探耗息者，岂奴焰方张、日思蚕食，尚未得其间乎；似应行该抚镇相机密图，御前定封，下部星速齐去，庶无旁泄。其所拟密谕辽东抚镇曰：前因边报奴孽天诛，屡旨用间，未见作何布置；还着该抚镇购募死士，设法侦谍，多方间诱，一切发纵机宜听行间从长作计；倘可缓其入犯，我得调发边兵迅扫寇氛，未为失策；着再密切速图，不可坐失事机，成与战功一体优叙。崇祯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至于用夷之议，则《再进守边赏夷册揭帖》曰：东、西哈原在大同边外之西数千里，其地产马，岁至黄甫川、杀胡口互市，与卜酋虽有往来，未知果同心与否；如欲厚其金帛令之与建奴为难，则相去甚远，恐未必为我用。作者又记：张致雍原系宣大废弁，以「用哈攻奴」上疏干进，已经部中驳议数次；璟亦核其情形，附于《守边赏夷》之内；是日上密召之，面议甚喜，而哈在极西、奴在极东，实不相及也；卜在宣大虽与哈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阁臣，亦无从面驳，故止以原册进览。翌日召对中极殿，顾臣璟曰：昨册东西夷落较如列眉，极好。《回奏用土用夷揭帖》又载御批曰：此事似应再议，恐滋后患，改票。其论曰：至用夷一事，原非得已；卜久衰弱，哈则远在秦边数千里外，岂为我用；惟部议套虏古楼诸部落近在榆边，亦不知肯用命否，且亦安得许多金钱而饵之也；其为后患，诚有不胜言者。

蠲免三饷与十七年之罪己诏

朱由检末年之诏，以蠲免与罪己为要。《国榷》卷九十九载崇祯十六年六月乙亥诏曰：朕以眇躬，祗膺天命，嗣守鸿业十六载于兹，宵旰图回，惟勿克肩荷是惧；乃自逆胡匪茹，阑入内地，畿内、山左极目丘墟，驱剿虽已远奔，荼毒实为可闵；至流贼原我赤子，亦复矫命衡行，连陷藩封，震惊陵寝，豫、楚、江北半被摧残；重以天灾荐告，蝗旱频仍，奸吏贪官专工掊克、横征暴赋不顾凋疲，致祸结兵连、边腹交困，老羸转于沟壑、丁壮耗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皆朕不德所致也。其政曰：是用深自创艾，嘉与海内更始，特下罪己之诏，弘敷发政之仁；念加派赋重，久应蠲除，时属用兵，势非得已；除河南五年被陷已捐免外，今将省、直残破府、卫、州、县自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各项钱粮蠲免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灰烬可怜者，抚、按仍分别速奏，酌量蠲缓；又向颁恩诏，官胥蠹弊、重派私征，蚩蚩孑遗岂能尽晓，该抚、按榜示，即行梓布；如有朦混前弊，加等正罪；余各地方官要劝课农桑、招来流徙、革禁耗羡、宽恤征徭，使穷民均沾惠育。末曰：万方罪在朕躬，敢忘驭朽之惧；群黎遍为尔德，宜沛解悬之恩；惟本固则邦宁，亦安内而外静。卷一百又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壬申之罪己诏，其文长而痛切，曰：朕嗣守洪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胡、寇并急，生民荼毒，靡有宁居；惟彼狡虏固曰犬羊、非我族类，若此流寇则分属君民、谊兼赤子，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之益叛，反以杀人为仁、掠财为义；朕为民之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又五过自责曰：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其所许者曰：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著吏兵二部确核推用，以彰使过；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便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准令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

帝后梓宫之殓葬

朱由检身后之殓葬，亦见于《甲申传信录》卷一。二十日午刻，贼卒李才得上崩驾于巾帽局；自成命以两扉舁上及王承恩，置东华门侧，贯市柳木棺以殓，枕以土块，复以蓬厂。既而皇后周氏亦从东华门出，置龙文凳上，借以锦褥，复以锦被；而上犹暴露，遂撤锦被复上焉。二十一日，迁帝于茶庵，自成用太监王德化言，易上以朱漆梓宫及皇后梓榇；而上穿空靴，或问之，一内监曰：凤不裹头，龙不裹脚。时在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刘养贞也。时内臣请祭葬俱以帝礼，自成许葬以帝、祭以王子，是光禄寺稍供祭品以献。二十二日，具帝冠服、后冠服，数内侍为帝梳发，尚冠入殓，都民有叩头痛哭者，官员有过拜者，有迂道从南远行者。二十七日黎明，伪旨令叛监略具仪从，移先帝及后梓宫于城外；二王俱青巾至梓宫前拜，愁惨不言，因过成国府用饭，五西兵从焉；成国夫人常氏朝二王毕，五兵催送梓宫，二王至门而返，尚不果葬。四月初三日黎明，藁葬上及后于田贵妃墓，临者惟太监、百姓而已。以一朝之帝后，而其葬乃出于藁葬，临者止于太监与百姓，此其身后之惨，为明季之最。

御琴与宫廷旧事

朱由检之宫廷生活，其可纪者见于《御琴记》。屈大均记其戊戌之春北走京师，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在，故中官吴指万岁山寿皇亭之铁梗海棠树下，大均伏拜而哭失声；吴感动，留信宿其家。大均辄从吴询问宫中遗事及内府所藏御器存亡，吴叹息曰：自贼陷神京，历朝图书、宝器悉为灰烬；一琴名翔凤，尝经先皇帝御玩，国变后转徙兵火中，有济南李氏者购之以归。先是，时上励精图治，后宫希所游幸；一日中秋之夕，驾幸玉熙宫，设宴命田贵妃援琴，鼓《关雎》四章，斯时朗月如霜、器和响逸，上欢悦，顾谓贵妃：卿指法洪纤得宜，是谁所授；对曰：臣妾母氏能琴，臣妾琴是母氏所教；次日召母入宫奏琴数曲，赏赐优渥。斯时乃崇祯初年，流寇未炽，钟鼓司时节奏水嬉、过锦诸戏，内才人于暖阁赍缕金曲柄琵琶，弹清商杂调，歌舞太平，上心悦，倾听不倦；未几河南沦陷，秦、楚、燕、齐、三晋虏寇交讧，上宵旰不遑，减膳撤乐，无复有向时玉熙宫之欢矣。又有杨太常正经者，通明音律，尤善琴，先世为西阳宣慰使司，代有战功；及自为将，值己巳之役，从思、石提兵入援于山海关，大斩获，上谷、栾城诸地既复，因上铙歌十曲，上嘉其声词雄亮、可以建威扬武，因敕审定郊庙乐章；尝奏琴便殿，为太古声，上称为过于师襄，而官以太常，赐之琴二；甲申京师不守，太常抱二赐琴亡匿淮阴，作为《西方》《风木》二操，西方思君、风木思亲，一弹再鼓，哀声苦调，闻者莫不流涕。又记：上雅好鼓琴，尝使中书尹烨订正历代琴谱，上亲制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极宫音君、二曰百僚师表商音臣、三曰于变时雍角音民、四曰万国咸宁征音事、五曰四夷来王羽音物，又制访道五曲亦分五事五行，一曰崆峒引、二曰敲爻歌、三曰据梧吟、四曰参同契、五曰烂柯游，又尝制铜琴二百张，命中书文震亨各为之赞，今俱不传矣。大均闻言相与欷歔泣下，后往济南求所谓翔凤御琴者观之，琴长可四尺，神光闪烁，饰以金玉象犀，背镌「广运之宝」及「大明崇祯皇帝御琴」八字，尾有「翔凤」二篆字；大均捧之流涕，仿佛天威咫尺，伏拜不能兴；李氏故多古琴，建高楼藏之，诸古琴环绕御琴数匝，若有君臣之象，而杨太常者岁逢先皇帝忌日必从淮泗来拂拭御琴，设玉座祭奠如礼。

内阁之更迭与用人

朱由检之用人，其可数者：他频繁更换内阁辅臣，先后诛戮袁崇焕等十八名封疆大吏，并起用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以解决内忧外患，然终归于失败。后世论之者曰：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又曰：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然则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又曰：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衣襟上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此数语虽出后世，然其所指者，即崇祯一朝「更迭太频、信任不专」之实况。

其处境与性格

后世论朱由检之处境与性格者，有谓：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拼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又谓：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此论褒贬并存，而其所记之事实——孤独、多疑、勤政、不好色、临危自杀——则为后世论崇祯者所反复称引。

其时之天灾与民变

朱由检一朝之局势，其可数者：明朝陕西和河南等地连年天灾，引发明末农民起义；明廷剿抚失宜，导致其中的李自成、张献忠两部坐大。其外则后金不但没有削弱，还于崇祯二年冬攻入塞内、包围北京，虽撤离而此后五次入塞劫掠，并陆续攻克山海关外的大凌河、松山、锦州等明军据点。其内则加派不断、征调不已，而地方残破、百姓流亡；其朝廷则内阁更迭、大将诛戮，而内外不能相维。故崇祯一朝之终，实为「边腹交困」四字所尽：边事之坏由于东事之失，腹地之乱由于加派之重，而二者又相因而成，非一事之失、一人之过所能概括。

其后之南明与明统之绝

朱由检既崩，明之宗室相继立于南方：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相继而起，然皆不久而亡。后世论者谓：崇祯、弘光、永历俱万历之孙也；而「万子万孙」之隐语，遂被解为明朝国祚之应验。自洪武开国以至崇祯之亡，凡二百七十六年；而自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师陷落，明朝在全国的统治遂告终结。以十七岁即位、三十四岁殉国之君而当此终局，其为后世所痛惜者，亦以其一生之勤勉与其结局之惨烈相形故也。

其一朝之财计与制度

朱由检一朝之财计与制度，其可数者：赋税上有辽饷、剿饷、练饷之三饷，末年虽并三饷为一而州县追征仍为三饷，末年又蠲免残破府卫州县之三饷二年；货币上曾议行钞法，有四端窒碍而卒未大行；禄饷上有守制起用、降级戴罪之例，有特用举人之典，有巡按监军、监纪稽核之法；禁令上有禁奢崇俭之敕谕，有取缔《水浒传》之令；军事上有督师、总理、总督之任，有尚方剑之授，有合围大举、量开生路之诏；外交上有用间、用夷之议。此数端者，或行而未效，或议而未行，或行而反为民累；而其所以然者，则在于「兵戈不息、财用日绌、人才不继」三者相因而至。

其后世之论与其名

朱由检之名，后世多以「崇祯」称之，而以「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一语为其定评之中心。其论者或谓其勤政爱民而遇时之艰，或谓其猜忌苛察而自取其败，或谓其节用而不能用财、罪己而不能改弦，或谓其孤独多疑而无可用之人；然其临危自杀一节，则无论褒贬者皆不能否认。故后世于其十七年之治，每以「图治」与「致乱」并列而言：以勤政之实迹，而当积弊之终局；以励精之虚名，而收败亡之实祸。此即其一朝之终局与其身后之名。

明亡之因与崇祯之责

综后世论明亡之因者，其可数端：其一，积弊之深，神宗倦勤、熹宗拱手，王纲解纽，魁柄潜移；其二，边患之重，建州既强，五次入塞，关外诸镇次第沦没；其三，内乱之烈，天灾频仍而加派不已，流寇由是坐大；其四，财用之绌，三饷叠加而内帑不出，民困于诛求而军乏于粮饷；其五，人才之乏，内阁五十二人更迭，封疆大吏多诛，而无人可用；其六，君主之失，猜忌苛察、举措听荧、节用而不知用财、罪己而不能改弦。故其责也，不全在于一人，亦不尽归于群臣；而崇祯自以身殉社稷，故后世于其毁誉之中，终不能不一及其「国君死社稷」之一节。

其一朝在中国史中之位置

朱由检一朝，为中国古代史中一大转折之终局：自洪武开国以至崇祯之亡，凡二百七十六年；自此而后，中国为一新起之北方政权所统，而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皆随之而变。故后世论崇祯者，必以「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一语为其定评之中心；而其勤政、节俭、多疑、孤独与其临危一死，遂为后世论明亡者所反复称引，历数百年而不衰。

其于三大患之措置

朱由检一朝所面对者，前人多以「东事」「流寇」「财计」三大患并举，而其措置则各有可述：于东事，倚袁崇焕以合镇、减官、抚夷，许以五年复辽，又许尚方剑以一事权；既而其入塞围京，崇焕下狱，东事遂无所统，其后松山、锦州相继而失。于流寇，初以督师、总理、总督分任，继以罪己、蠲免、招抚并用，其诏许「投戈散去，准免追求」「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准令赦罪立功」，然招抚不能持久，故其势愈大。于财计，则三饷加派、钞法议行、练饷议裁、内帑不出。三患既相因而至，而其措置或失于急、或失于疑、或失于不能持，此其所以终不能济。

其遗诏之传与其身后之名

朱由检遗诏之传，有数本之异：其墨书于前襟者曰「自朕躬失守社稷，无颜冠服终于正寝」，又曰「各官俱赴东宫行在」；后世所传其「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之语，则见诸后人记述。其身后之名，初谥怀宗，后改思宗；南明则上庙号思宗、毅宗。以其遗诏与身后之谥观之，其于亡国之责，既有自责之词，亦有责人之语；而后世之论，遂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与「亡国之臣是谁所任」二语相对，聚讼数百年而不已。

其一死之重

京师既陷，帝后自缢，而京师士大夫自大学士以至勋戚、婢仆，死者相望；其后南明诸政权相继而立，皆以崇祯之殉国为号召。故其一死，不独为一身之终，亦为一代士节之所系。

其治之总评

其十七年之治，勤政与失政并存；而后世称之者，终以其「国君死社稷」之一节为重。

其事迹之要略

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勤于政事，常宵衣旰食、批答奏章至夜分，宫中用度一从节俭，撤乐减膳；然举措屡失。除阉党一事为其初政之要，定逆案、诛魏忠贤、籍没客氏，然牵连过广，门户之祸愈深。军事上倚重袁崇焕以守辽东，既而疑之，磔于市；晚年罢孙承宗、罢陈新甲，边事愈坏。财政上增三饷而不减皇室用度，致陕西、河南流民遍地，李自成、张献忠之众屡仆屡起。终至城破国亡，其自缢前遗诏「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为后世论者所叹。

人物关系

• 祖父：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
• 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泰昌皇帝）。
• 生母：孝纯皇太后刘氏（初为淑女，早逝）。
• 抚母：李康妃（西李）、李庄妃（东李）。
• 长兄：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兄弟笃爱，临终托孤。
• 嫂子：孝哀悊皇后张氏（懿安皇后），力保信王登极，国破自缢。
• 皇后：孝节烈皇后周氏（周皇后），顺天大兴人，性贤德清俭，生皇太子慈烺等，煤山殉国前于坤宁宫自缢殉节。
• 袁贵妃：居翼坤宫，被崇祯砍伤后未死，清军入关后抚恤供养终老。
• 田贵妃（田秀英）：承乾宫宠妃，生永王、悼灵王，善琴棋书画，早卒，其墓扩建为思陵。
• 皇太子朱慈烺（周后生）：十七岁封太子，城陷藏匿周奎家被俘，后不知所踪。
• 怀隐王朱慈烜（周后生）：早夭。
• 定哀王朱慈炯（周后生）：封定王，城陷不知所踪。
• 永悼王朱慈炤（田妃生）：封永王。
• 悼灵王朱慈焕（田妃生）：即民间传闻之“朱三太子”，康熙年间被查获处斩。
• 坤仪公主（周后生）：早夭。
• 长平公主（周后生）：名朱媺娖，城破被崇祯挥剑断左臂未死；清顺治朝上书乞出家不许，赐嫁周显，郁郁病逝。
• 昭仁公主（周后生）：年六岁，城破被崇祯挥剑斩杀于昭仁殿。 - 主要首辅：韩爌、钱龙锡（初平阉党）、温体仁（居相位八年，专事倾轧）、周延儒（两度拜相，督师溃败赐死）、薛国观、陈演、魏藻德（降李自成遭夹拷死）。
• 袁崇焕：蓟辽督师，五年复辽，被凌迟处死。
• 孙承宗：帝师名将，高阳城破自缢全家殉国。
• 卢象升：天雄军统帅，宣大总督，巨鹿贾庄力战殉国。
• 孙传庭：陕西总督，兵溃潼关战死柿园。
• 洪承畴：蓟辽总督，松锦战败被俘降清。
• 祖大寿：辽东总兵，松锦战败降清。
• 吴三桂：辽东总兵，山海关引清军入关。
• 熊文灿：兵部尚书兼招抚，招抚张献忠失败斩首。
• 杨嗣昌：兵部尚书兼七省总督，襄阳失守自杀。
• 陈新甲：兵部尚书，奉旨密和清军事泄，被崇祯斩首背锅。
• 魏忠贤：天启朝司礼监太监，崇祯即位后逼其自缢。
• 王承恩：司礼监秉笔太监，忠贞从死景山。
• 曹化淳、杜勋：太监，降顺开城门。 - 皇太极：后金天聪汗、大清崇德帝，己巳之变入塞反间，松锦决战全歼明主力。
• 多尔衮：后金睿亲王，多次统兵入塞大掠，崇祯死后统兵入关入主北京。
• 李自成：大顺政权皇帝，转战中原攻破北京，逼死崇祯覆亡明朝。
• 张献忠：大西政权皇帝，转战川陕湖广，斩杀襄王。

历史评价

同时代与明季史籍评价 - 李自成《登极诏》：“明主虽非甚暗，文臣实皆可杀！”

• 谈迁《国榷》：“思宗厉精求治，宵旰无逸，自古求治之君，未有若此其切者。乃其操切太甚，猜忌太深，任用非人，赏罚失当，卒致神州瓦解，宗庙丘墟。悲夫！”
• 计六奇《明季北略》：“庄烈帝恭俭辛勤，并无败德，且宵衣旰食，夕惕朝乾，未尝一日自逸。而身遭奇祸，社稷倾覆者，何也？操切之政，致臣工离心；多疑之性，致良将诛戮。天意人事，其可问哉！”
• 张岱《石匮书后集》：“思宗虽无亡国之失德，而有亡国之病态。操切猜克，信用憸人，杀戮骨鲠，自坏长城。” ### 传统史料与《明史》评议 - 张廷玉等《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帝眷怀戡定，未尝不欲励精图治。自即位之初始诛阉党，天下想望太平。乃其在位十七年，惩于天启之弊，猜忌防闲，急苛寡恩，大臣动陷诛戮，士大夫视进退为畏途。用兵剿寇，左右牵制，功不成而诛逮随之。民穷盗起，三饷相仍，膏血已竭，民命日蹙。遂使国步益艰，瓦解土崩。鸣呼！帝非甚暗之君，而遭极乱之会，穷操切之术，无宏远之规。社稷之亡，虽由祖宗积弊，亦帝自取之也。然而殉国从容，不降不辱，血书留襟，犹念黎庶，亦可谓烈矣！” ### 近现代历史学者研究 - 孟森《明史讲义》：“思宗以少年即位，诛魏忠贤，天下竦动。然生平急苛猜忌，有其劳而无其政，任法而不任人。十七年之间，兵兴饷匮，文武解体，非特无以图存，直日蹙之以趋于灭亡。”
• 萧一山《清代通史》：“崇祯为人自负太甚，求治太急，故其政治举措，多见操切。杀袁崇焕，失辽东人心；杀陈新甲，绝封疆之望；不用南迁之议，终于身殉社稷。虽有励精图治之志，而无救亡图存之术。”
• 现代明史学者认为，崇祯帝是一位集“极度勤勉、极度自负、极度多疑、极度软弱”于一身的悲剧宿命统治者。他接手的是一个在财政、气候、军事、制度上全方位走向系统性崩溃的帝国末世晚期。但他将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全部归咎于文官大臣的道德操守，以无休止的苛察、清洗与加派应对危机，反而加速了帝国崩溃的雪崩进程。其临终“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血书，既展现了一国之君决绝刚烈的殉节尊严，也为其性格中推卸责任（“皆诸臣误朕”）留下了永恒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