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严嵩生于1480年（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人。严氏一族本为地方大族，但至严嵩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生计艰难，常需依靠娘家接济。其父严淮久考未成，醉心功名而终不得志，遂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悉心栽培教导。严嵩自幼聪颖好学，悟性极高，五岁即在严氏祠堂启蒙读书。八岁时，其才华引起分宜知县莫立之的重视，被安排入县学就读，免除学费。此后江西提学使至分宜，面试严嵩后将其补为廪膳生。十岁时通过县试，拔擢超群，乡里目为神童。

严嵩少年时即善于作对。据传有地方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严嵩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仗工整，气度不凡。1498年（弘治十一年），严嵩中式戊午科江西乡试第十六名举人，时年十九岁。

入仕与退隐

1505年（弘治十八年），严嵩二十五岁，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入翰林院之初，即显露才华，阁臣李东阳等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当他怀抱壮志、欲在仕途一展宏图之际，母亲去世，严嵩又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

严嵩退官归乡的八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朝政混乱，士大夫动辄得咎，严嵩反而得以在钤山读书养望。他在钤山隐居期间，专攻诗文，与文人交游唱和，声名渐著。1512年（正德七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次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修府志。1514年（正德九年），严嵩任总纂完成《正德袁州府志》，后世称“甲戌志”。

复官与升迁

1516年（正德十一年），刘瑾及其党羽已被剪除，经杨廷和举荐，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历任翰林院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等职。1525年（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1528年（嘉靖七年），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后，严嵩极言沿途祥瑞之事，世宗大悦，此后几年内先后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南京吏部尚书。

1536年（嘉靖十五年），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严嵩遂被留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与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媚上固宠与构陷夏言

严嵩在仕途上的关键转折，始于他对礼部尚书夏言的攀附。夏言与严嵩同乡，又得到世宗宠信，严嵩遂拼命讨好。据载，严嵩在家中设宴邀请夏言，夏言辞不赴宴，严嵩竟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夏言的知己，夏言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步步高升，深得世宗喜爱。

然而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严嵩却每次出朝都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发喜欢严嵩而嫌恶夏言。1538年（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震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曲从帝意。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此事中的表现深得世宗欢心。

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严嵩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修筑边墙，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支持。世宗决心夺回河套，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曾铣“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独揽朝政。

柄国专权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性格刚愎，严嵩以柔顺事之；世宗骄纵，严嵩以谨慎事之；世宗好猜忌，严嵩以朴诚事之。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严嵩一意媚上，凡是世宗喜欢听的，即使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

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严嵩为媚上全力以赴，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岁费二三百。当时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俺答兵包围北京、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严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

严嵩年老后，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收买世宗左右宦官，将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给严嵩父子。大臣们称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

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两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当上临清知州。武官中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排斥异己

严嵩相继除去政敌夏言、仇鸾后，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权位，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沈鍊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严嵩闻之大恨，将除去沈鍊之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顺、路楷将沈鍊的名字列上，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同年，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末尾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严嵩见“召问二王”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杨继盛遂被处决。

失势与末路

1561年（嘉靖四十年），严嵩夫人欧阳氏去世，严世蕃丁忧不能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需要请人代答，日渐难以应对。此前严嵩已多次引起世宗不满。嘉靖四十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说“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勉强答应。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京师，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同年，严嵩被罢职。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被弹劾流放。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要弹劾严世蕃害死杨继盛和沈鍊，徐阶将此条删去，避免嘉靖皇帝疑心大臣们在责怪皇帝，但徐阶祭出了杀手锏——弹劾严世蕃南通倭寇头目汪直，北通蒙古，意图叛变。严世蕃一得知此捏造之罪名，哭喊“必死矣”。同年，严世蕃与同党罗龙文一并弃市。事后，朝廷从京师严家籍没家财，搜得金四百八十余两、珠五十两、诸珍玩器皿称是；江西老家又搜得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玳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条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著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卯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若珍珠宝石并诸玩好异物，不可胜计。罗龙文则抄没银两约十四万二千二百余两。 严嵩被削籍还乡，无家可归，寄食墓舍而活，两年后病卒，1567年（时为隆庆元年），终年八十八岁。

严嵩是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人，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其父严淮久考未成而醉心于权力，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即通过县试，十九岁中江西乡试举人第十六名，终于在二十五岁时应了父亲的心愿：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被选为庶吉士，后授编修。

此后他得了一场大病，被迫退官回籍，退官十年之间正值宦官刘瑾专权之时，许多朝臣遭其倾陷，严嵩的退居反倒使他避开了这一风波。在家乡期间，袁州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因事离任，继任知府徐琏到职后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修；正德九年（1514年）严嵩任总纂，成书即《正德袁州府志》，因该年为甲戌年，世称「甲戌志」。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之后，严嵩北上复官，重新进入仕途。

严嵩此后历任要职，嘉靖年间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其后长期担任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他在朝中排斥异己，夏言、杨继盛、沈鍊等人先后因他而获罪，其中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狱处死，此事在后世流传甚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等人借道士蓝道行之言与御史的弹劾，使严嵩被罢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以谋叛罪被处死，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抄没。他晚年寄居墓舍，以乞食度日，隆庆元年（1567年）去世，年八十七。其生平与嘉靖一朝的政局关系密切，后世论明代政治的腐败，多以严嵩父子为典型；所著有《钤山堂集》。

严嵩在嘉靖朝的地位与其时皇帝与阁臣的关系密切相关。明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长期居西苑、专注斋醮，阁臣的实际权力因此扩大，而严嵩善于撰写青词（斋醮所用之文），又与世宗的心意相合，遂长期得宠。这一情形在明代被称为「青词宰相」，后世论嘉靖朝政治的败坏，多从阁臣以文事迎合君主这一点着眼。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的二十年，朝中党争与贪腐都相当严重。他与子严世蕃在用人、财政与边事上多有干预，其党羽遍布各部，反对者往往受到打击；杨继盛上疏弹劾他「十罪五奸」，被下狱三年后处死，此事在后世影响极大，杨继盛也成为明代忠臣形象的代表之一。与此同时，北有俺答入侵、东南有倭患，明朝在这二十年中面临内外的双重压力，而其时朝廷的应对并不有力。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借御史邹应龙、林润的弹劾与道士蓝道行的扶乩之语，使严嵩罢相；严世蕃于嘉靖四十四年被处死，严嵩削籍为民、家产入官。他晚年寄居墓舍、以乞食为生，隆庆元年去世。后世的戏曲如《鸣凤记》以严嵩父子为反面形象，使这一段史事在民间流传甚广。

严嵩早年以诗文知名，所著《钤山堂集》在其生前即已刊行，其书法亦为时所重，北京的一些匾额相传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文事上的成就与其后半生的政治作为形成对照，后世论者常常既承认其才，又斥其行。

严嵩一案的史料相当丰富，除《明史》本传外，还有其子严世蕃的传记、同时人的文集与笔记，以及后世的戏曲与小说。不同材料对同一事件的叙述重点差异较大，使用时需要分辨官方记载、当事人视角与后世文学加工之间的层次。

明代的阁臣制度在嘉靖朝发生重要变化：世宗长期不亲朝，阁臣代拟批答的权力因而扩大，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严嵩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长期当国，其权柄的来源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的条件。

他与夏言之争是嘉靖朝党争的核心事件之一。夏言曾任首辅，严嵩初附其后逐渐取而代之；夏言最终以「交结近侍」等罪被杀，其死与严嵩的构陷有关，这一事件成为明中后期阁臣倾轧的典型例子。

他在位期间对边事与财政的处置，多为后世所讥：北方的防务长期废弛，俺答多次入侵京畿；财政上则因斋醮与营建而耗费巨大。这些指责与明世宗本人的责任交织在一起，难以完全归咎于阁臣一人。

嘉靖朝内阁的权力扩大，与其时皇帝的理政方式密不可分：世宗自西苑处理政务，多依赖阁臣的票拟，同时又以宦官与锦衣卫相互牵制。严嵩能在这样的结构中长期执政，既由于其迎合有术，也由于这一制度本身提供了空间。

《明史》把严嵩列入「奸臣传」，这一归类影响了后世对他的基本印象；不过明清以来的学者也有人指出，嘉靖朝的政治败坏有其制度与君主的根源，严嵩个人的作用需要在具体史事中衡量。这类讨论在明代政治史研究中一直延续。

其子严世蕃官至工部左侍郎，以善于揣摩世宗心意而著称，父子二人在朝中互为表里。严世蕃被处死的罪名与其时的朝局变动有关，其案与嘉靖末年朝中各方势力的重新组合密不可分。

他的兴衰与嘉靖一朝相始终，其罢相与去世都在世宗去世之前，明中后期的政治由此进入徐阶、高拱、张居正相继执政的阶段。

其抄没家产的清单与相关奏疏，是研究明代官僚财富与嘉靖朝财政的间接材料。

其文集与书法作品今存者不多，散见于各处的题跋与碑刻。

主要事迹

政治活动

严嵩柄国二十年，其政治活动以媚上固宠为核心。他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在河套之议中，他构陷曾铣、夏言，致二人被杀；在庚戌之变中，他面对俺答兵临城下仍专心撰写青词，不以国事为念；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激化了社会矛盾。其当政期间，“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卖官鬻爵成为常态。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朝鲜使者访问明朝，目睹严嵩“威福在手，生惟意”，并提及严嵩住宅“在西长安门外，而人以小皇城目之”，朝廷“凡官爵高下，在银多少，事虽微细，非赂不成，怨讟滔天，显然骂詈”。

青词与崇道

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严嵩为媚上，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岁费二三百。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严嵩任首辅后，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他倾注很大精力撰写，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仍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因此被嘲讽为“青词宰相”。

文学与书法

严嵩在文学和书法上均有造诣。归隐钤山的八年间，他专攻诗文，诗文峻洁，声名始著。何良俊评价：“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评论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并引王世贞《乐府变》语：“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严嵩的书法也颇为世重，明代翰林院网罗天下科举英才，严嵩的经义文章屡列首选，其诗词唱酬亦常在宴集中拔得头筹，士林中多以得其墨宝为荣。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行迹游踪

严嵩一生行迹主要在北京、南京与江西之间。早年退官归乡居钤山读书八年，期间纂修《正德袁州府志》。复官后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1536年（嘉靖十五年）后长期居京。1528年（嘉靖七年）奉命祭告显陵，归后极言祥瑞。失势后被削籍还乡，寄食墓舍而终。

人物关系

• 严淮（父）、欧阳氏（妻）、严世蕃（子）、欧阳必进（姻亲）
• 李东阳（座师，对其才颇为赏识）、杨廷和（举荐其复官）、何良俊（文友，评其诗文）
•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八年进士）、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复官）、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朝长期君臣关系，晚年疏远）
• 夏言（同乡、恩人，后为政敌，被构陷致死）、徐阶（政治对手，最终扳倒严氏）、仇鸾（曾约为父子，后反目）、陆炳（助严嵩除去仇鸾）、许赞、张璧（同为阁臣，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吴鹏（吏部尚书，严嵩党羽）、赵贞吉（因抗敌之策被严嵩冷遇）、沈鍊（弹劾严嵩被杀害）、杨继盛（弹劾严嵩被杀害）、曾铣（因河套之议被构陷致死）、蓝道行（扶乩言奸臣，加速严嵩失势）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何良俊评其诗文：“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 朝鲜使臣目睹严嵩专权之状，称其“威福在手，生惟意”，住宅“人以小皇城目之”，“凡官爵高下，在银多少，事虽微细，非赂不成，怨讟滔天，显然骂詈”。（朝鲜《燕行录》相关记载）
• 王世贞因父被严嵩所害，对其深怀怨恨，所撰史料对严嵩多有丑化，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

清初至清中

• 张廷玉领衔修《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批评其“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明史·严嵩传》）
• 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评论严嵩诗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又引王世贞语“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认为“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纪昀《四库总目提要》）
• 李绂曾试图为严嵩翻案，认为其不应列入《奸臣传》，但未成主流。（李绂《穆堂类稿》）

清末民国

• 传统史观延续《明史》评价，严嵩作为“奸臣”形象通过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进一步强化，成为权奸的典型代表。
• 民国学者在反思明代政治时，多将严嵩视为君主专制与宦官、权臣政治交织的产物，对其个人品质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有所讨论。

近现代

• 张显清著《严嵩传》，系统梳理严嵩生平，认为严嵩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加剧了社会矛盾。（张显清《严嵩传》）
• 苏均炜等学者强调严嵩是复杂的政治人物，既有趋附皇帝的一面，也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表现。例如他重用胡宗宪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取得明显成效。
• 部分现代学者指出，嘉靖朝实录的修纂由严嵩政敌徐阶主持开局，后由徐阶弟子张居正完成，材料取舍和解释明显倾向于丑化严嵩。《明史·严嵩传》几乎完全依赖王世贞的稿本，而王因父被处死对严嵩心怀怨恨。严嵩在朝权势远不如后世所言，许多被归咎于他的决策实出嘉靖皇帝本人，传统叙述与史实存在显著差异，其“妖魔化”更多源于政治斗争和史料偏向。
• 严嵩在故乡江西分宜的地方声誉颇佳。据史载，他与夫人欧阳氏相敬如宾，一生未蓄姬侍，且在故里乐善好施，口碑甚好。地方学者对其评价亦偏于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