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赐履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熊赐履生于1635年（崇祯八年）十一月初五日，湖广汉阳府孝感县人。孝感熊氏为地方大户，祖籍江西南昌。父亲熊祚延是明朝生员，后在连奇书院讲学，在当地颇有声望。母亲李如柏博通经史，以孝顺闻名乡里。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湖广地区成为重灾区。熊祚延组织团练守御乡里，1643年（崇祯十六年），熊赐履八岁时，父亲死于流寇之手。母亲李如柏抱着年幼的熊赐履藏匿于荆棘丛中得以保全性命。据《湖广通志》记载，熊家阖门遇害，长子因适在蒙师处而幸免于难，即熊赐履。李如柏痛不欲生，但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靠织布为生，日夜操劳，甚至“并日以食”。她对熊赐履课子极严，白天送外傅读书，夜间共一灯，母织子读，声常达旦。这种艰苦的早年经历，对熊赐履日后刚直清廉的性格形成有直接影响。

科举入仕与康熙初年崛起

1658年（顺治十五年），熊赐履参加会试，中式三甲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1659年（顺治十六年），经考试优等授翰林院检讨。1665年（康熙四年），进入内翰林弘文院任侍读。

1667年（康熙六年），是熊赐履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完成了理学著作《闲道录》，同时进呈了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当时康熙帝年幼，四大辅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掌权，推行一系列满族贵族利益优先的政策，与汉族官僚和儒家传统产生激烈冲突。熊赐履在《万言疏》中对时政提出尖锐批评，直言“君心者万机之枢要，而万化之权舆也，故王道必以正心为本”，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布政施教的根本。这道奏疏使康熙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1668年（康熙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

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熊赐履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670年（康熙九年），提升为国史院学士，不久恢复内阁制度，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任掌院学士。此后数年，熊赐履通过讲学宫中，系统向康熙帝传授儒家治国理念，成为影响康熙帝统治思想形成的关键人物。

入阁拜相与嚼签案

1673年（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撤藩必定会引起反叛。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宣布削除吴三桂爵位，同时承诺不株连云贵居民，悬赏擒斩吴三桂者“即以其爵爵之”。这道敕谕对孤立吴三桂势力、笼络人心产生了重要作用。

1675年（康熙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其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进入权力核心。然而好景不长，1676年（康熙十五年）七月，发生了影响熊赐履政治命运的“嚼签案”。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大学士巴泰等参劾熊赐履将陕西总督哈占题报获盗开复疏防等官的奏疏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奉旨查问时，熊赐履想掩饰过错，私取草签嚼毁，又以大学士杜立德所票另写草签，扯去纸边改写小字，推诿归罪于杜立德。此事被杜立德告知索额图，最终上闻于康熙帝。吏部议熊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康熙帝批准革职。

江宁闲居与著述

罢官时正值三藩之乱尚未平定，熊赐履举家迁往江宁（今南京），居城北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不曾离开清凉台。由于为官清廉，家中没有积蓄，熊赐履在江宁的生活十分艰难。但在艰苦环境中，他仍潜心于理学研究，《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此期间完成。

在江宁闲居期间，熊赐履与西洋传教士毕嘉有密切来往，这在其交游中颇为特殊。同时，他以康熙帝老师名义与顾炎武有书简往来，试图拉拢这位明末清初的大儒，但顾炎武并未应允。

晚年复起与去世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任命在家的熊赐履为礼部尚书，不久因母亲去世，回江宁守丧。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又被授予礼部尚书之职。1691年（康熙三十年）进入京师，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调任吏部尚书。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官居东阁大学士，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

1701年（康熙四十年）后，康熙帝与太子胤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熊赐履多次请求解任。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刚满六十八岁的熊赐履以年近古稀为理由请求退休，康熙帝命令以原官卸任，仍旧享受俸禄留在京师以备顾问。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熊赐履回到江宁。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未时病逝，享年七十四岁，谥“文端”。

熊赐履去世后，家中贫困，两江总督噶礼前往吊唁，“见其家穷，故以奴才盘川银与之，以资丧事”。康熙帝得知后颇为感念，1721年（康熙六十年）追怀故人，称“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后来还让苏州织造李煦查看熊家情形，并让曹頫照看熊赐履之子。1730年（雍正八年），熊赐履入祀贤良祠。1736年（乾隆元年），追谥“文毅”。

主要事迹

理学思想与学术贡献

熊赐履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师宗程朱，提倡“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他抨击王守仁之心学，认为“阳明之于圣学，只是胡说乱道而已”。康熙帝曾评价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

熊赐履的理学思想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表彰程朱正统的同时，他将荀子、扬子、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等人列为“杂统”，将老庄、墨子、告子、释氏列为“异统”，竭尽排斥攻击。

在取士标准上，熊赐履首重思想是否醇正，维护八股取士制度。所出策问题侧重理学源流，而归之以崇朱抑陆。他认为教育必须先正人心，重视蒙学，并推崇诗教。其主要著作包括《经义斋集》《学统》《闲道录》《学规》《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其中《学统》一书系统梳理了儒家学说的传承谱系，影响较大。

政治活动

熊赐履一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对清朝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是康熙初年。在康熙初年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中，地位并不显赫的熊赐履站在斗争最前列，以理学立场对四大辅臣主导的政治现状提出尖锐批判，明确提出要以儒学治国安邦。

1667年（康熙六年）的《万言疏》是其政治生涯的代表作。该疏批评时政，要求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治国根本。此后，熊赐履竭力鼓吹恢复经筵日讲，力图给理学官僚用儒家学说影响皇帝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在此后数年中，他着力向年轻康熙帝灌输儒家思想和统治方略，核心内容是用内圣外王之道影响皇帝，从确立最高统治者基本价值观念的角度明确清朝用人行政的指导思想。康熙帝后来称赞他：“早夜惟谨，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

熊赐履向康熙帝灌输的治国理念主要包括：第一，致治以服人心为本；第二，民为邦本，休养生息；第三，清心寡欲，临下以简；第四，用人惟慎，好问好察；第五，为政务实，不尚空谈。这些理念对康熙帝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迹游踪

熊赐履一生行迹主要围绕北京与江宁两地。早年求学应举在湖广，1658年（顺治十五年）入京为官，此后长期在京师任职。1676年（康熙十五年）罢官后移居江宁，居清凉台十余年，期间未离开。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复起后再度入京，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致仕后回江宁，直至去世。

同时代人交往

熊赐履与康熙朝诸多重要人物有交往。他与李光地同为理学名臣，但二人关系不睦。熊赐履曾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康熙帝对汉臣之间的互相倾轧颇为不满，曾说：“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与杜立德因“嚼签案”结怨，与索额图亦有政治纠葛。在江宁闲居期间，与西洋传教士毕嘉有密切来往。此外，他以康熙帝老师名义曾试图拉拢顾炎武，二人有书简往来。

人物关系

家族

父亲：熊祚延（明末生员，组织团练御流寇而死）

母亲：李如柏（博通经史，以孝顺闻名，守节抚孤）

长子：熊志伊

次子：熊志契

幼子：熊志夔

师友

顾炎武（以康熙帝老师名义拉拢，有书简往来）

毕嘉（西洋传教士，江宁闲居期间密切来往）

君臣

康熙帝（经筵讲官，深受信任，康熙帝称其“居官清正、学问优赡”）

同僚与冲突

杜立德（同僚，因嚼签案结怨）

索额图（政治纠葛，嚼签案中杜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

李光地（同为理学名臣，互相攻击，关系不睦）

汤斌（对熊赐履《日讲四书解义》评价不一）

历史评价

清代/同期

康熙帝评价：“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赡。朕每念旧劳、不忘于心。”（《清圣祖实录》）

康熙帝又称赞其讲学：“早夜惟谨，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圣祖仁皇帝御制文》）

《清史稿》评价：“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

时人谓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

清末民国

章太炎批评：“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腆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

梁启超将熊赐履与张玉书、张伯行等人斥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之“乡愿”。

近现代

现代学者对熊赐履的评价趋于多元。一方面承认其在康熙初年满汉文化冲突中坚持儒学立场、影响康熙帝统治思想形成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其“崇正黜邪”的学术排他性和在嚼签案中暴露的品格问题有所批评。学界普遍认为，熊赐履在清初理学传承和康熙帝治国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学术创造力有限，更多是程朱理学的传播者和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