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王振的出身地，史书记载不一。《明史》记载其为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其为山西大同人。关于其早年经历，史书记载极为稀少且混乱。据《明史》记载，王振年轻时净身入宫，成为一名宦官。他入宫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推测应在永乐年间。 入宫后，王振因机缘巧合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眷顾。朱棣见他聪慧机敏，便命人传授他历史、文学等知识。这一经历使王振在宦官中脱颖而出，成为少数具备文化素养的宦官。在明代，宦官大多不识字，王振的文化背景为他日后在司礼监掌权奠定了基础。

侍奉东宫与发迹

宣德年间，王振被派往东宫服侍太子朱祁镇。朱祁镇年幼即位，对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王振极为依赖和信任。1435年（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

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机构，掌印太监更是司礼监的最高长官，负责批阅奏章、传达皇帝旨意，实际上掌握了朝廷的行政大权。此时，朝政由太皇太后张氏（诚孝昭皇后）与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佐，王振尚不敢过于放肆。

专权擅政

正统初年，王振尚受张太后和“三杨”的制约。但他善于揣摩圣意，利用英宗对他的信任，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440年（正统五年），杨荣去世；1442年（正统七年），张太后去世；1444年（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1446年（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随着这些老臣相继离世，王振的权势彻底失去制约，达到顶峰。

王振专权期间，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中官员争相攀附，称其为“翁父”。他大力提拔亲信，如锦衣卫指挥马顺、都御史王文等，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同时，他残酷打压反对他的官员。1443年（正统八年），翰林侍讲刘球上疏弹劾王振，被王振逮捕下狱，后令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杀害于狱中。此后，朝中再无人敢公开反对王振。

土木堡之变与身亡

1449年（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南侵。王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英宗年幼，缺乏政治经验，在王振的鼓动下，不顾朝臣反对，决定亲征。七月十六日，英宗命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五十万大军（号称）御驾亲征。

明军出发后，因准备不足、指挥混乱，加之连日风雨，士气低落。大军行至大同，王振又因担心家乡蔚州被瓦剌军劫掠，劝说英宗绕道蔚州。后又担心大军过境踩坏家乡庄稼，改道宣府。如此反复折腾，明军疲惫不堪。八月十四日，明军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瓦剌军包围。八月十五日，瓦剌军发动进攻，明军大败，英宗被俘，大量文武官员战死。在混乱中，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王振，王振遂死于乱军之中。

身后之事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瓦剌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代宗即位后，清算王振党羽，将王振全家抄斩，族灭其家。然而，1457年（天顺元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却感念王振，不仅为其平反，还追赐“精忠”祠匾额，在智化寺为其招魂安葬，将牌位奉祀于寺中。

东宫旧侍与早期的严格教导

史载王振长期侍候明英宗，"颇尽心力，教以儒家经书，生活上亦严格要求"。一次英宗与小臣击球，见王振来到便停了下来，次日王振仍跪地进谏；又有一次英宗在该举行经筵时贪玩未到，王振便告知太皇太后，英宗因此被召去责问，扈从内侍也受到惩罚。这种严格的儒式教育对英宗的成长被认为有一定积极作用。宣德十年（1435年）王振还曾引导小皇帝阅兵，而他在宣德年间也担任过战时提督，可见其对战事并非一无所通。英宗因年纪小，狡黠的王振博得了他的欢心，于是越过原任司礼太监等人而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英宗称呼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由此开始专权作威作福。他用重刑管理臣下，以防大臣蒙蔽皇帝，于是大臣被下狱的接连不断，而他本人因此得以弄权；只是当时太皇太后贤明、正委政于内阁，内阁大臣都是累朝元老，王振心中忌惮，所以还不敢肆意妄为。

廖谟之案、三杨的周旋与东华门赴宴

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了驿丞，而驿丞是杨溥的同乡、廖谟则是杨士奇的同乡，杨溥因此怨恨廖谟、主张判其死罪，杨士奇则认为廖谟是因公杀人、不应判死，两人争议不下，便请太皇太后裁决。王振趁机进言说，两人都因同乡关系而有私心，判廖谟抵命太重而判因公杀人又太轻，应按品级将其降职调任；太皇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廖谟降为同知。王振的建议得以采纳后，他开始逐渐干涉朝政。正统五年（1440年）二月，朝廷下令让侍讲学士一同在内阁当值、参与机密要务的处理；此前王振曾对杨士奇说，朝廷的事务全靠三位老先生，但三位先生也已年老、无心再操劳政务，日后朝政该如何安排，杨士奇答"老臣应当竭尽心力报效国家，到死才会停止"，杨荣则说"先生怎能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年老了，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应当推荐人才来侍奉君主才对"，王振听后很高兴，第二天便立即推荐曹鼐等人，这些人随后按序提拔任用。杨士奇因此埋怨杨荣，杨荣解释道：王振已经厌恶我们了，就算我们坚持不退，他难道会善罢甘休吗？万一哪天宫中传出一张纸条、下令让某某人进入内阁，那我们就毫无办法了；如今推荐的这四个人终究是我们认可的人，有什么妨碍呢。杨士奇认同了他的说法。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王振假传圣旨，任命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王佑凭借谄媚被越级提拔，与兵部侍郎徐睎一起极力迎合王振。王佑相貌英俊却没有胡须，擅长察言观色，一天王振问他"王侍郎为什么没有胡须"，王佑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有呢"，听到这话的人都鄙视他。同一年宫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宫设宴款待百官，按旧例宦官即使受宠也不得参加朝廷宴会；当天英宗派人去看王振在做什么，王振正在大发雷霆，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能参与重要场合，我难道连坐一坐的资格都没有吗"。使者将这话禀报英宗，英宗为此露出为难的神色，于是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门让王振进宫参加宴会；王振到来后询问原因，侍从答"这是皇上的诏命"，到了宫门外，文武百官都望见他的仪仗就下拜，王振十分高兴。

刘球、薛瑄、李时勉诸狱与匿名谤书之案

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雷声震坏了奉天殿的鸱吻，英宗下诏征求群臣直言进谏，侍讲刘球趁机上疏提出十件事：勤奋学习圣人之学来端正心性品德，亲自处理政务来总揽朝政大权，分辨贤才与庸人来澄清士风，选拔礼官来尊崇祭祀礼仪，严格考核官吏来使吏治笃实，谨慎使用刑罚来彰显典章制度，停止土木工程来缓解百姓劳役，确定法规准则来防止权力下移，停止军事征伐来重视百姓性命，整治军备来防备外来祸患；奏疏中有讽刺王振之言。王振本已怨恨刘球反对征讨麓川的战事；锦衣卫指挥彭德清是刘球的同乡，长期出入王振门下，朝中大臣大多前去拜见王振而唯独刘球不肯行礼，彭德清因此怀恨，便挑拨王振说"刘侍读奏疏里的第三条，其实是在诋毁您"。王振大怒，命人将刘球关进监狱，后令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杀害于狱中。同一年又有薛瑄之狱：有位武官病死而其妾容貌美丽，王振的侄子王山想霸占她，武官之妻坚决不同意，妾于是诬告妻子毒死了丈夫；都御史审理此案而妻子已被诬陷认罪，薛瑄察觉其中冤情，多次把案子驳回重审，王文却谄媚王振、诋毁薛瑄，还唆使御史弹劾薛瑄受贿、故意开脱罪犯；在朝廷上审讯时薛瑄最终被定罪处死、关进监狱，他却神色坦然地说"为辨明冤情而获罪，死了又有什么惭愧的呢"，并在狱中研读《易经》自娱。起初他被判死刑时，其子薛淳等三人请求由一人代父去死、另两人戍边以赎父罪，朝廷没有批准；即将行刑时，王振的老仆人在屋檐下哭泣，王振询问缘由，老仆说"薛少卿难逃一死，所以我哭泣"，又答自己是薛瑄的同乡，接着讲述薛瑄平生的品行德行，王振的怒气才稍稍缓解；恰逢侍郎上书营救薛瑄，他才免去死罪、被削去官职遣返故乡。正统八年（1443年）八月，王振曾到国子监，因怨恨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没有对他格外礼遇，便派人查访其过错却一无所获；李时勉曾因国子监中古树树荫浓密、妨碍学生排列班次而下令砍伐了一些旁枝，王振于是诬陷他砍伐官木、占为家用，假传圣旨让他戴枷示众、在国子监门前暴晒。当时造了三个枷，把李时勉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起枷住，李时勉的枷特别重而且枷孔狭小，金鉴请求更换而李时勉坚决不同意；监生石大用请求代替李时勉受罚，在宫门外号哭奔走，上疏请求赦免李时勉的有几千人。恰逢会昌伯向孙太后进言，太后把这件事告诉英宗，英宗才知道是王振所为，下令立即释放李时勉。

此外，正统年间还发生两起匿名谤书之案：内使张环、顾忠匿名书写诽谤之语，锦衣卫审讯查实后，英宗下诏将二人在集市上凌迟处死，还下令让宦官们前去观看，众人才知道诽谤的内容是揭发王振的恶行；正统十年（1445年）正月，锦衣卫士兵王永暗中在交通要道张贴揭发王振罪行的文书、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巡逻的校尉将他抓获，英宗下诏立即将他在集市上凌迟处死，竟未经复核上奏。同一时期，驸马都尉石璟因责骂自家宦官，被王振以轻视同类的理由关进监狱；监察御史李铎监督收缴祭祀物品时遇到王振没有下跪，因此获罪、被贬戍铁岭卫；霸州知州张需善于治理百姓、曾受顺天府丞王铎表彰，有牧马官骚扰百姓而被张需依法处置，牧马官便向王振诋毁张需，张需被逮捕、遭严刑拷打几乎丧命并被贬戍边疆，王铎也因私下举荐张需而受牵连。就连于谦也一度因王振的疑心而被罢官降职：正统十一年（1446年）三月，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十余年，担心自己权势过盛而举荐参政代替自己；当时王振正掌权，于谦每次入京从未拿过一件礼物去结交他，又有一个姓名与于谦相似的御史经常违背王振的心意，王振以为是于谦，便唆使言官弹劾，于谦被罢官降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兼程赴京请求留任于谦，藩王也以不能没有于谦为由上书请求，朝廷于是又命令于谦继续担任巡抚。

也先入贡之衅、土木堡之败与身死抄家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二千余人进贡马匹而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虚诈，把马价压低了半数以上；也先大怒，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东路由脱脱不花等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围宣府、攻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攻大同。大同一路进攻势头最猛，前方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引起京师震动。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阻亲征、建议另行选将出征，吏部尚书也率群臣苦谏，英宗均不听，决意亲征。七月十七日，英宗率大军自北京出发；进军途中一路不顺，风高雨急、军士乏粮、僵尸满路，随行文武大臣屡次上章请回师，均被王振严惩不贷。成国公等人禀报事务都要跪着上前；尚书违背王振心意，被惩罚跪在草丛中；他的党羽钦天监正借天象变化劝谏，王振也不听从。到达宣府时遭遇大风暴雨，又有人劝谏，王振更加暴怒。八月初一明军进至大同，王振还想继续向北进军，镇守太监郭敬把敌军的声势告知他，他这才感到害怕而下令班师；王振起初计划取道紫荆关，想趁机邀请英宗临幸他在蔚州的府第以显威风，随后又担心大军践踏家乡的庄稼，便改道宣府。行军路线如此数变、耗费时日，最终在土木堡被也先部击败：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杀死。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文武百官痛哭失声，都御史等人在朝堂上弹劾王振的罪行，给事中等人当场击杀了马顺以及毛、王两名宦官；郕王下令将王振的侄子王山在集市上凌迟处死，同时诛杀王振的党羽，"王振家族无论老少全部被斩首"。王振专权七年，查抄他的家产时，得到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珍宝古玩不计其数。此外还有郭敬通敌一事：此前郭敬镇守大同时，曾制造几十瓮箭镞并奉王振之命赠送给瓦剌，瓦剌则总是用良马回赠；英宗亲征时，西宁侯担任前锋、在阳和遭遇敌军，郭敬又从中阻挠，致使明军战败，到这时郭敬逃回京城，也因罪被诛杀。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却思念王振，采纳太监刘恒的建议下令祭祀王振，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形状为他招魂安葬，并在智化寺祭祀他、赐匾额"旌忠"（此事后来亦有记为"精忠"祠者），使他成为明朝唯一被复位君主追思的宦官。

主要事迹

司礼监掌权与朝政干预

王振是明代首位权倾朝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他利用英宗的信任，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他干预官员任免、司法审判、军事决策等国家大事，开明代宦官专权之先河。此后，明代宦官专权现象愈演愈烈，如成化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等，皆受王振影响。

怂恿亲征与土木堡之变

王振最重大的历史影响，是怂恿英宗亲征瓦剌，导致土木堡之变。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分四路南侵。王振为彰显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朝廷地位，极力鼓动英宗亲征。他排斥朝臣的反对意见，挟持英宗仓促出征。明军五十万大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征，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此役，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名文武大臣战死，明军精锐尽丧，英宗被俘，明朝国力大衰。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迫害忠良

王振专权期间，残酷迫害反对他的官员。1443年（正统八年），翰林侍讲刘球因弹劾王振，被其下令杀害于狱中。御史范霖、杨永等因弹劾王振亲信，也被下狱致死。此外，他还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宅邸和寺庙，耗费大量民力物力。

创建智化寺

王振于1443年（正统八年）在北京东城创建智化寺，初为家庙，后奏请英宗赐名“智化禅寺”。该寺至今保存完好，是北京现存较完整的明代寺庙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英宗复辟后，又在寺中为王振设“精忠”祠，供奉其牌位。

厂卫并掌、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能为乱而不能为变"

在权力的组织形态上，王振的专权有两个相互配合的支柱。其一是厂卫：正统年间的东厂一直由王振亲自掌管，另一特务机构锦衣卫的都指挥使马顺也是攀附王振的主要人物之一；王振又安排自己的侄子王山担任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由此把厂卫牢牢抓在手中，致使正统年间厂卫肆虐。其二是内阁与部院的话语权下降：自三杨逐渐隐退之后，继任的阁臣由于身份和品级的原因，使内阁的话语权大大降低，宦官势力因此快速成长，越过部阁而在朝堂中占据主要地位。就人事而言，他既大力提拔亲信如锦衣卫指挥马顺、都御史王文等，又对不顺从自己的大臣多加迫害；群臣几乎无人不惧怕他，纷纷投靠而成为其党羽，"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奠定了其正统中后期专权的基础。他在皇宫东边修建豪华府第，又于正统八年在北京东城创建智化寺（初为家庙，后奏请英宗赐名"智化禅寺"，是北京现存较完整的明代寺庙建筑群，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正统十三年二月命军民服役重修大兴隆寺，"花费巨大，其壮丽程度在京城首屈一指"，英宗还曾亲临该寺。

后世对王振的评价以负面为主，明人以为其专权"几致社稷倾覆"，亦有"振一宦者，英宗宠之过，遂至蒙尘，几亡宗社，不世明鉴哉"之论；同时代人的记述还指出他"阳持平允之名，阴得中宫之喜"，并利用三杨之间的嫌隙逐步夺权。当代史学研究则有观点认为，他的权力始终依附于明代高度集中的皇权，"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说，像他这样的人物固然可以因皇帝的宠信而肆意横行，却无法真正改变皇权本身的结构。这一判断与史实相符：土木堡之变后，郕王一道命令便足以诛灭其族党，其党羽与家产顷刻间被清算，正说明其权势来自皇权而并非独立于皇权。

人物关系

• 明英宗朱祁镇（信任倚重，王振权倾朝野的靠山）
• 明成祖朱棣（早期眷顾，教授文史知识）
•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清算王振党羽）
• 马顺（锦衣卫指挥，王振亲信，执行杀害刘球）
• 王文（都御史，王振党羽）
• 刘球（翰林侍讲，弹劾王振被杀害）
• 杨士奇、杨荣、杨溥（内阁“三杨”，王振专权的制约者）
• 樊忠（英宗护卫将军，于土木堡击杀王振）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史》认定王振是明朝宦官干预政治的主要起始者，将其列为宦官乱政的典型，并记载其参与明朝中央政府政治之背景与过程，将有关责任大多归咎于他。
• 《英宗睿皇帝实录》对王振在1443年（正统八年）杀害刘球后的记载详细且负面，视其为祸乱朝政的罪魁。
• 张岱在《夜航船》中记载王振事迹，使其成为茶楼说书之题材，民间对其评价多为负面。

清初至清中

• 《明史》编纂者（张廷玉等）将王振视为明代宦官专权的开端，认为其“逞其私智，惑主误国”，是导致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人物。
•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明代宦官之祸，以王振为始，指出其专权之害。

清末民国

• 民国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详细论述王振专权与土木堡之变的关系，指出其是明代宦官干政的标志性人物。
• 近代史家普遍将王振视为明代政治腐败的典型代表，其专权被视为明朝中期政治危机的开端。

近现代

• 学者傅小凡主张，土木堡之变的真正决策与行动责任在于英宗皇帝，王振实际上无法完全控制英宗。此说为重新评价王振提供了另一视角。
• 现代研究者多从明代宦官制度、皇权与宦官关系等角度分析王振现象，认为其专权是明代皇权高度集中下的产物，王振本人既是加害者也是皇权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