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

人物生平

宗室世家与早年通达 耆英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出身爱新觉罗皇族直系支派。其先祖为清显祖塔克世第三子、清太祖努尔哈赤同母弟庄达尔汉亲王舒尔哈齐。其父禄康，嘉庆朝历仕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仁宗朝肱股权贵。耆英依托显赫门资，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以荫生补授内阁中书，正式步入晚清仕途。 耆英为人性情圆滑、精明干练，擅长揣摩上意与权衡利害。嘉庆后期至道光初年，他在内务府、工部、户部等实权部门历练，因办事周密迅捷、恪守满洲旧习而备受嘉庆帝与道光帝青睐。道光二年（1822年）至道光八年（1828年），耆英累升至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理藩院尚书，随后加封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总揽紫禁城内外禁卫重任。道光十八年（1838年），耆英调出京师出任盛京将军，总摄满洲故土军政。在此期间，耆英整饬辽东驻防旗务，勘查边陲，积累了丰富的边务与军事防备经验，深为道光帝所倚信。 ### 鸦片战争与南京议和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坚船利炮自广东沿海南下北上，转战数千里直逼定海与大沽口，清廷上下举措失据。道光帝由最初的震怒剿办，转为动摇主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春，清廷调集各省重兵发动的浙东反攻全线溃败，大将军奕经仓皇逃遁。道光帝惊恐万状，于三月特旨调任盛京将军耆英为广州将军，旋改杭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命其急赴浙江主持战局交涉。然而此时英军已调集主力战舰三十余艘、陆军万人，溯长江西上，攻克吴淞、宝山，连克镇江，直逼江宁（今江苏南京），截断了大清帝国的漕运咽喉京杭大运河。 道光帝深感宗社受危，决心彻底妥协求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廷降下特旨，命钦差大臣耆英与乍浦战败后留守江浙的伊里布一同前往南京前线，授予“便宜行事、全权办理”大权，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举行停战议和谈判。 八月十二日，耆英、伊里布等一行登上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旗舰“康华丽号”（HMS Cornwallis）。在谈判席上，耆英面对英方坚船利炮的武力讹诈，毫无底线地步步退让。英方提出割让土地、勒索巨额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极苛刻的十二条先决条件，耆英仅在个别字句上作形式化修饰，对英方核心侵略要求全部照单全收。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代表大清帝国政府，与英国公使璞鼎查在康华丽号战舰主舱内正式签署了《中英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

1. 割让香港岛予英国；
2. 清政府向英国赔偿战争军费与鸦片赎款白银二千一百万银元；
3.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携眷居住，派驻领事；
4. 废除广东公行（十三行）制度，允许英商自由贸易；
5. 确立“协定关税”原则，中国海关关税税率须由中英两国共同议定。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严重沦丧，开启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大门。而在清廷内部，道光帝却认为耆英“息兵安民、善体君心”，对耆英不仅未加惩戒，反而大加褒奖其“保全江宁、消弭兵灾”之劳。 ### 虎门续约与五口开埠 《南京条约》签订后，诸多通商细则与司法税则尚待落实，英方急于将特权法制化。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道光帝特旨授耆英为两广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坐镇广州主持全面对外交涉。 同年六月，耆英移驻广东虎门，与英方全权公使璞鼎查展开新一轮条约谈判。耆英为了尽快换取所谓的“永久和好”，在缺乏近代国际法基本常识的背景下，竟将关乎国家最高司法与关税主权的核心权利视作无足轻重的“外夷细故”拱手相让。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843年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署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中英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在《虎门条约》中，耆英签字确认了两项对中国近代危害极深的重要特权条款：
6. 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与中国人发生民刑事诉讼，一律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审判制裁，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
7. 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清政府日后若给予其他任何国家以任何税收或贸易特权，英国商人必须“一体均沾”，而中国并不享有对等待遇。 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彻底奠定了在华侵略特权的制度框架。耆英在给道光帝的密折中，却极其荒唐地自夸道：“将夷人关入五口之内，许其设立领事管束其民，正所以示以羁縻，免生内地词讼，此实国家以宽仁御外之策也！”充分暴露了其作为封建官僚在近代主权观念上的极其愚昧与颟顸。 ### 望厦与黄埔：列强特权的扩展 中英条约的签订，刺激了西方其他列强迅速跟进攫取特权的野心。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美国派遣全权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率军舰抵达澳门，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清廷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约特权，并扬言若不签约将北上大沽直叩京门。 道光帝令两广总督耆英全权接办。耆英于五月抵澳门，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举行会谈。面对美方的要求，耆英奉行“一视同仁以示怀柔”的妥协方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耆英与顾盛在望厦村普济禅院正式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望厦条约》比《南京条约》更为完备周详，不仅完全继承了英国在华的全部特权，更首次确立了侵华军舰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巡查贸易、任意停泊”的特权，并规定了十二年后修约的条款，成为日序列强逼迫清廷修约开战的直接借口。 紧接着，法国政府亦派遣公使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舰队开抵澳门，要求清廷签订类似条约。耆英于九月在广州黄埔港法国军舰“阿基米德号”上与拉萼尼谈判。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844年10月24日），耆英正式签署了《中法黄埔条约》。在该条约中，除了通商特权外，耆英进一步向法国出卖宗教特权，允许法国天主教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设立坟地与传教。次年，耆英更奏请道光帝解除了自康熙、雍正朝以来对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禁令，为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渗透大开方便之门。 至此，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耆英作为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亲手主导并签署了英、美、法三大不平等条约，彻底构筑起了中国近代首批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体系。 ### 广州借城与诬陷忠良 在出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期间，耆英极力奉行对外“羁縻求和”、对内“严加弹压”的卖国路线，导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度激化。 当时，英国殖民者图谋根据《南京条约》中“英商得携眷居住”的模糊字句，强行要求进入广州城内设立商行官署。然而饱受鸦片之害与英军涂炭的广州城乡士民同仇敌忾，三元里抗英义民及广州各行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入城斗争”，立下誓约“义律、璞鼎查敢入城一步，定碎其尸首”。 耆英深惧英军战舰开炮生事，唯恐自身顶戴不保，在对待广州人民入城斗争上采取极其卑劣的双面手腕。他对外向英国香港总督兼公使德庇时（John Davis）奴颜婢膝，极力排挤强硬派官民，甚至为了联络私人感情，亲自认德庇时的幼子为“义子”（干儿子），并邀请英方官员携夫人进入广州内署宴饮，丑态百出；对内则极力蒙蔽道光帝，称“粤民顽愚，仇洋好斗，易酿巨祸”。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耆英为了平息英方怒火，背着广州士民秘密与德庇时达成协议，承诺“暂缓入城，准许两年之后广州开城接纳英人”，史称“广州借城协议”。此举引发广州士绅与市民的滔天愤怒，广州各界揭露耆英卖国汉奸嘴脸，甚至围攻总督衙门，投掷石块瓦砾，耆英狼狈不堪。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保台功臣的残酷陷害。鸦片战争期间，英舰多次进犯台湾海峡，台湾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指挥台湾守军与民众奋起抵抗，先后在大安港与鸡笼外海诱敌深入，击沉击碎英舰两艘，斩杀溺毙英军数百人，生擒英军官兵一百三十余人并依律斩首，取得了鸦片战争中整个东南沿海绝无仅有的辉煌大捷！ 战后，英国公使璞鼎查怀恨在心，向清廷反诬姚莹、达洪阿“妄杀遭风落水难民”。耆英为了讨好英方、确保议和顺利，竟然丧尽天良地附和英国侵略者的污蔑，连上密折弹劾姚莹“冒功妄杀、冒开军费、败坏和局”。道光帝听信耆英谗言，竟下令将民族英雄姚莹、达洪阿革职锁拿进京关入刑部大牢穷治！若非刑部尚书赵盛奎等大臣冒死诤谏，姚莹几被问斩。耆英以牺牲民族脊梁换取侵略者欢心的丑恶行径，成为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杀的奇耻大辱。 ### 罢斥削爵与咸丰严谴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由于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势不可挡，耆英所许诺的“两年入城期限”即将到期，局势濒临失控。道光帝深知民愤难平，遂将耆英召回北京，改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吏部，留京供职，以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驾崩，二十岁的皇四子奕詝即位，改元咸丰。青年登基的咸丰帝深耻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求和局势，意图励精图治、重振纲纪。咸丰帝对朝中以穆彰阿、耆英为首的“主和保位派”深恶痛绝，决心予以彻底清算。 咸丰元年（1851年）初，咸丰帝降下雷霆严旨，正式颁布《惩治奸党谕》：斥责军机领袖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更痛斥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在两广任内“昏谬罔两，毫无血勇，专意媚外，贻误大局”！咸丰帝当即降旨：将耆英革去文渊阁大学士职务，削去一切顶戴花翎，勒令退出中枢内阁，仅保留正五品虚衔，降为闲散宗室。耆英从此在京师私邸闭门度日，沦为政坛弃子，达七年之久。 ### 天津羞辱与绝命自裁 咸丰八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极其凶险的白热化阶段。英法联军北上，派出舰队攻陷大沽口炮台，溯白河西进，直逼直隶咽喉天津，北京危在旦夕。直隶总督谭廷受谈判破裂，清廷举朝惶恐失措。 病急乱投医的咸丰帝与肃顺等权臣，忽然想起了赋闲在家的旧臣耆英。咸丰帝误以为耆英曾长期同英法洋人打交道，深谙所谓的“夷务洋法”，在列强中尚有威望，遂病急乱投医地重新起用七十一岁高龄的耆英，授以钦差大臣衔，命其会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飞驰前往天津，企图利用耆英的所谓“面子”与“羁縻手段”说服英法罢兵。 然而时代早已截然不同，耆英面对的不是当年的璞鼎查，而是以强硬铁腕著称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及其首席翻译巴夏礼（Harry Parkes）、威妥玛（Thomas Wade）。 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耆英换上簇新的钦差官服，自矜自傲地赶赴海光寺英国公使馆拜会额尔金。然而额尔金甚至未曾移步接见，仅派出翻译官巴夏礼、威妥玛接洽。 一落座，威妥玛便面带嘲弄与讥讽之色，径直从公文皮包中抽出一份泛黄的清廷朱批密折抄件，高声在堂上朗读！这份密折，赫然是数年前英军攻陷广州总督衙门时，在府库秘匣中搜获的耆英向道光帝密呈的《抚夷折》原件！ 在折子中，耆英为了向道光帝邀功请赏，用极度轻蔑与刻薄的词句描绘西方人，称“洋夷性情犬羊，不知礼义，贪暴无端，不可用道德化导，唯当以羁縻术巧加玩弄，使之入吾彀中而不自知”。耆英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当年是如何用美酒甜言、认干儿子等荒诞手段将英法公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种种内幕！ 威妥玛读毕，当众厉声质问耆英：“耆大学士！这折子上的亲笔字迹与关防大印，可是阁下当年所写？！阁下当年在广州对我们满脸堆笑、结为干亲，背后却在皇帝面前称我们为犬羊、夸耀如何欺诈我们！阁下如今还有何面目来充当议和大臣？！我们大英帝国绝不与此等背信弃义、满嘴谎言之徒谈判！” 这一记突如其来的当面耳光，将耆英击得魂飞魄散！面对白纸黑字的铁证与英方的严词质问，七十一岁的老臣耆英面红耳赤，浑身剧烈颤抖，口舌结结巴巴，汗流浃背，羞惭恐惧得无地自容，当场掩面仓皇逃出海光寺英军使馆。 英法公使随即向清方正式下达最后通牒，明确声明：中方谈判代表中只要有耆英在场，英法两国决不签字开议！ 桂良、花沙纳深感其辱，劝耆英暂退一旁。而此时的耆英已被吓破了胆。他深知密折被揭、交涉彻底决裂，一旦战端重开，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必将作为替罪羊粉身碎骨；同时他又深惧英法军队会像抓捕叶名琛那样将自己当场劫持押往印度囚禁。 在极度的恐惧与绝望中，耆英作出了其一生中最荒唐、最致命的错误决断：他既未向皇帝呈折请旨，亦未与桂良等同僚交代交接，竟于四月二十六日黎明，带着随从亲信，偷偷乘坐小轿擅自逃离天津前线，潜逃回北京！ 耆英擅自逃回京师的消息传回深宫，咸丰帝勃然震怒！大敌当前，前线全权钦差大臣竟然临阵脱逃、弃职潜归，这彻底触犯了大清律法与天子天威的死线。咸丰帝立降朱谕，严斥耆英“擅离职守、罔顾国体、辱国殃民、丧尽天良”，下令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抵京的耆英锁拿归案，直接押入宗人府重牢治罪。 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九卿科道会审，依大清律判处耆英“临阵脱逃、贻误军机大罪”，定斩监候，秋后处决。 咸丰帝深念其为宗室至亲，且曾为两朝先帝大学士，不欲将其斩首菜市口示众，乃于五月十九日（1858年6月29日）特颁谕旨，从宽“赐自尽”。当日傍晚，宗人府官员捧白绫一条步入空室。七十一岁的耆英面对白绫，长叹数声，泪流满面，自缢身亡。 这位亲手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一生以“抚夷羁縻”自诩的清廷宗室显贵，最终在自己亲手种下的屈辱外交苦果中，以畏死私逃被赐自尽的可悲下场，走完了其荒唐、屈辱而悲惨的一生。

主要事迹

近代条约交涉与主权丧失 1. 主持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作为清廷全权钦差大臣，在英舰康华丽号上与璞鼎查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被迫开辟五口通商，确立协定关税，彻底打破中国近代主权完整。

1. 主持签订《虎门条约》（1843年）：签署《五口通商章程》及附约《虎门条约》，擅自出卖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奠定了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制度的核心基石。
2. 主持签订《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1844年）：先后与美法公使签署不平等条约，出卖兵船停泊港口权、天主教传教权，开启列强“利益均沾”与修约借口之滥觞。 ### 地方施政与对外交涉 1. 广州入城之争与“借城协议”（1846年）：在广州军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英入城斗争背景下，对外奴颜婢膝与英使德庇时签订秘密借城条款，对内残酷压制广州士民，激起极大民愤。
3. 构陷弹劾抗英功臣姚莹达洪阿（1843年）：为讨好英使璞鼎查，附和英方诬告，连上密折弹劾在台湾两次击沉英舰、歼敌数百的民族英雄姚莹、达洪阿，致使忠臣蒙冤入狱，严重摧残民族抵抗正气。 ### 晚期天津交涉与人生落幕 - 天津海光寺出丑（1858年）：咸丰八年重受起用赴天津议和，被英法翻译巴夏礼、威妥玛当堂出示广州缴获的其向道光帝密呈的《抚夷折》（折中贬斥洋人“犬羊”、炫耀虚伪羁縻手腕），底牌尽露被英方当场驱逐。
4. 畏死私逃与赐自尽：惊恐于英军威胁与朝廷惩处，未经请旨擅自弃天津前线逃回北京，被咸丰帝以“临阵脱逃、辱国殃民”逮捕，赐自尽于宗人府，身败名裂。

人物关系

• 父亲：爱新觉罗·禄康，嘉庆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宗室重臣。
• 子嗣：恩华、庆华等，多任内务府主事、旗官。 ### 君臣关系 - 清宣宗道光帝（旻宁）：知遇与倚信君主。命其出使南京议和，授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晚年以办理广州入城迟滞稍加疏远。
• 清文宗咸丰帝（奕詝）：诛戮君主。即位初痛斥其“昏谬罔两、专意媚外”革职；大沽口失陷后起用其赴天津谈判，因其擅离职守怒赐自尽。 ### 谈判同僚与涉外副手 - 伊里布：钦差大臣，南京谈判搭档，共同签署《南京条约》，旋卒于广州。
• 牛鉴：两江总督，南京战役败将，随耆英同在康华丽号上签字。
• 黄恩彤：广东巡抚、布政使，耆英在广东办理英、美、法条约的核心幕僚与智囊。
• 桂良、花沙纳：咸丰朝钦差大臣，1858年天津谈判同僚。 ### 外交对手与列强代表 -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英国第一任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签订者。
• 顾盛（Caleb Cushing）：美国全权公使，《望厦条约》签订者。
• 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法国全权特使，《黄埔条约》签订者。
• 德庇时（John Davis）：第二任香港总督，与耆英达成“广州借城协议”，其子被耆英认作义子。
• 额尔金（Lord Elgin）：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特使，1858年拒绝接见耆英并出示密折羞辱之。
• 巴夏礼（Harry Parkes）、威妥玛（Thomas Wade）：英国侵华外交官、翻译，天津谈判中当面揭穿耆英老底。 ### 受害者与政敌 - 姚莹：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中抗英功臣，被耆英诬陷下狱。
• 达洪阿：台湾镇总兵，抗英将领，同被耆英陷害。
• 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改变耆英退让路线，支持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历史评价

官修正史论断 -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三·列传一百六十·耆英传》：“耆英以宗室重臣，承平久，骤当大变，震慑失措。自南京定约，一意姑息，谓可长保无事。美、法踵至，条约日增。……及再起赴天津，威妥玛质以昔年奏牍，语屈神沮，仓皇还京，遂以获罪。当道光季年，中外方安其和，自以为羁縻得计。不知兵力未挫，敌志益骄，终致咸丰之祸也。论曰：国家当变故之交，重臣不以大义自矢，而徒以机权弄虚，求免目前，鲜不败覆者。耆英其前车哉！” ### 晚清及近代史家评论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耆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于国际大势一无所知，以为外国人和过去北方的游牧民族没有两样，只要给他们一点贸易甜头，好言安抚，认个干儿子，就可以‘羁縻’住他们。他完全不明白主权、关税、领事裁判权对一个近代国家的生死存亡意味着什么。他的失败，代表了清代旧士大夫阶级在近代西方冲击下的必然破产。”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耆英是道光、咸丰时期清政府最可耻的投降派头子之一。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国的主权、领土、司法、关税被他一笔笔拱手送人。他在广州对人民横眉冷对、残酷镇压，对侵略者却奴颜婢膝、百般迎合；甚至连抗击英军有功的姚莹、达洪阿，也被他罗织罪名打入死牢。他的最终自缢，是历史对其卖国求荣一生的绝妙讽刺。”
• 茅家琦《鸦片战争史》：“耆英在战前没有任何外交知识，他是封建皇权在无可奈何之下的代理人。他所奉行的‘抚夷’路线，核心是为了保全清朝的皇位与自身的顶戴。当其在天津发现自己的虚伪密折被洋人当面揭发，那种封建士大夫‘无地自容’的精神崩溃，促成了其擅自逃跑的自杀性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