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戚继光出身军户世家。六世祖戚祥原籍山东东牟（今烟台牟平区），元末避乱迁至濠州定远昌义乡（今属安徽）。戚祥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攻取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称帝后追念其开国功勋，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定居登州，世代为将。

戚氏世系的细节，见于明人所撰传记与戚继光本人的石刻。汪道昆为戚继光之父戚景通所作《孝廉将军传》说："故戚将军景通，字世显，以孝廉著。其先定远人。高皇帝初，百户详从西略地，以战死。子斌受职，有开国功。斌生珪，珪生谏，谏生宣，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归有光在《震川先生文集·戚公传》中又称之为"今定远戚公元敬"。今存北京密云白龙潭景区的《戚继光诗碑》中，戚继光也自署本贯定远。正因如此，近世关于其籍贯有"山东登州"与"安徽定远"两说，学者专门著文考辨，以为祖籍定远、因世袭登州卫职而家于登州，故两说各有依据。其父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历任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都指挥使以及神机营副将等职；五十六岁方得此独子，管教极严，既教读书识字、传授武艺，又常常灌输保国安民与为人处世的道理。戚家虽是将门，家境却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生计更为艰辛。十三岁时，他从蓬莱名儒梁玠受学。《明史》本传对他的少年有一段概括的评语："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未等戚继光回家，父亲便已去世，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由此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继光之父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先后出任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都指挥使及神机营副将等职。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此独子，管教极严，不仅悉心教导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灌输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戚家虽出身将门，但家境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生计更为艰辛。在这样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喜好弄权谋、多奇计，少年时代即通晓文史经义。十三岁时，从学于蓬莱名儒梁玠。

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尚未等戚继光回家，父亲便已去世。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

初露锋芒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屯田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当时山东沿海屡遭倭寇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韬钤深处》，诗中最后两句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反映出他保国安民的远大抱负。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开始，戚继光每年率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连续五年，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可见此行对他后来的影响。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戚继光考中山东乡试武举。次年九月入京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爆发，蒙古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戚继光条陈御虏方略，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虽然会试落第，但军事才能已显露。兵科给事中王德等人见其“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纷纷上疏推荐。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升署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倭寇。当时卫所年久失修，军卒逃亡严重，所剩多为老弱残兵，纪律松弛。戚继光决心整顿。他的母舅仗着长辈身份不肯听调遣，戚继光当众按营规责罚，晚上又以甥舅之礼脱冠谢罪，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目睹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军纪大为改观，山东海防得以巩固。

初入仕的几年，他的行事已透出后来练兵治军的取向。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九岁的戚继光管理登州卫所屯田事务，经过清理整顿而颇收成效。当时山东沿海屡遭倭寇烧杀抢掠，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下《韬钤深处》一诗，末两句为"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他每年率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连续五年，每次都完成任务；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自己"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可见北疆之行对其日后用兵影响甚深。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月，他考中山东乡试武举。次年入京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爆发，蒙古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廷仓促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条上便宜，部当其议"，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会试虽未中式，其军事才能却已显露，兵科给事中王德等人见他"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纷纷上疏推荐。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他升署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倭寇。其时卫所年久失修、军卒逃亡严重，所剩多为老弱残兵，戚继光决意"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他的母舅倚仗长辈身份不肯听调，他当众按营规责罚，晚间又以甥舅之礼脱冠谢罪，使母舅心服；部属见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散漫之风大有改观，山东海防由是巩固。

转战东南

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倭患愈演愈烈。浙江、福建两省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甚至出现数万明军被倭寇击溃的情况。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方略，深得赏识。在胡宗宪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升任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一带。

上任不到一月，八百余名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明军虽有数千之众，却抵挡不住纷纷溃退。戚继光奋不顾身射死三个倭寇头目，倭军才后退。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倭寇再犯，戚继光与俞大猷、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差点全军覆没。

几次战斗让戚继光深刻认识到旧军队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弊病。若不另组新军，无法抵御剽悍的倭寇。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冬，他起草《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提出创立兵营、选兵练兵的建议。次年二月又递交《练兵议》，分析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胡宗宪起初不悦，但相信戚继光的能力，勉强同意。阮鹗看后大加赞赏，拨三千绍兴兵归其训练。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寇首领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分几路强攻，相持半年未下。朝廷听信谗言，下诏剥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职务，限期一月荡平。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有“通番”嫌疑，朝廷准备拘捕审讯。幸而岑港最终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有目共睹，恢复原职，改守台、金、严三郡。

组建戚家军

戚继光始终未放弃练兵计划。此前拨给他的三千绍兴兵，虽经训练转战各地，但士兵多为市井油滑之徒，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临阵脱逃时有发生。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皆十分勇猛。戚继光请求在义乌募兵，得到谭纶积极支持和胡宗宪采纳。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建议招募当地矿夫当兵。

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应募者云集。矿夫首领王如龙“闻檄而率子弟出山”，后来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严格挑选，还有“三不用”：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很快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训练。

军队组成后，戚继光以十二人为一队，设队长；四队为一哨，设哨长；四哨为一官，设哨官；四官为一总，以把总率领。戚继光自将中军。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他针对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倭寇善设伏好短兵相接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鸳鸯阵。此阵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队长居前，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掩护，再二人执狼筅，接着四名长枪手左右各二，后随二名短兵手，最后为火兵。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变化为两才阵、三才阵。此阵运用灵活，正好抑制了倭寇的优势。

戚继光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将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赏罚。他要求军官“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这支军队后来以戚家军闻名天下。

戚继光的练兵，目标不是临时募集的乡勇，而是一支"节制之兵"。他主张练兵"以伍法为始，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即把军队组织编制、军事指挥训练、军事技能训练看作有机统一的过程；这种军队的管理模式有三条：一是实行连坐担保制度，同级官兵相互担保；二是实行层级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三是采取统一行动，力求做到万众一心。因其针对的是旧军"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的积弊，故主张通过练兵、练将与改善武器装备，建成一支技术强、战术精、守纪律、听指挥、能征善战的节制之师。

浙江与蓟镇两处的练兵环境不同，他的思路也随之分为两套。在浙江练兵期间，他主张"恩威兼著，情法相融"：对三军将士一面注重恩德人情，一面兼顾权威法令，而以权威为主、恩德为辅，以法令为主、人情为辅。他重视军事知识的学习，编撰印发教材，规定"先习《束伍篇》，兵士先给练《耳目篇》，及将领通习之"，并在每一旗中择取一位识字者负责"诵训讲解"，让全队"口念心记"——如此重视军事知识的传授、讲究循序渐进，为历代军事家所罕见。到蓟镇之后，他把练兵方法概括为五部分：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伍法"指挑选士卒、编组部队的方法，主要按积极防御的战略，把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分开，制定不同编制、单独训练，待各兵种训练结束再统一部署进行联合演练；"练胆气"指思想教育，从两方面抓起：将吏作为管理者要了解士卒心理、关心士卒生活，士卒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规定；"练耳目"指通过专门训练使士卒辨别指挥工具、熟悉指挥信号；"练手足"指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以技能训练为核心并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练营阵"涉及队列训练、行军宿营、野外扎营与作战指挥，包括"场操""行营""野营""战约"等项目。从选择士卒、组编队伍到行军宿营、指挥作战，构成一套完整的练兵思想。

"练将"作为一个军事学概念，是由戚继光首先提出并作出系统论述的，他在《纪效新书·练将》中说："练兵之要在练将。"在他看来，优秀的将领必须具备七种品德：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又必须克服七种缺陷：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还必须具备十二种素质：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由"正心术"到"明保障"共计二十六条，正面引导与反面劝诫兼备，较之以往的将论更为细致，且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在练将的方式上，他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强调实践锻炼：先读名将传，了解历代名将的人品、心术与功业，参照各人特点反复体悟；再读经史以拓宽知识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还要"置诸实用之间"，练习各种军事技能，使其熟悉己情、敌情与山川之形，在"实境"中考察将领，并按其德、才、识、艺的程度委以相应职务。

台州大捷与援闽

1561年（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台州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击，一个月内九战九捷，倭寇几乎全部歼灭，戚家军伤亡极少。此役史称台州大捷。因功升都指挥使，名声大震。江西官员向朝廷要求派他前往镇压叛乱，十一月率兵前往，不出一个月凯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的台州之战，是戚家军成军之后的第一次大捷。是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宁海一带进犯，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计谋得逞，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到报告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到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图谋袭击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侦知敌情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胡宗宪奏报此次战事说："浙江倭寇自四月以来，合谋连屡犯宁台温等境。我师御之，战于海者六，战于陆者十有二，计前后擒斩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无筭，今已荡平。其文武效劳诸臣，则参将戚继光督战功最。"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斩倭寇一千多人，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

此役之后，戚继光与戚家军的声望在东南树立起来。这年九月，他因在台州之战中被胡宗宪推为"督战功最"而晋升都指挥使；当时台州百姓"共倚（戚继光）为长城"，浙东地区"实资其保障"，两浙人民修祠纪念其功绩。不久，他再次在义乌募兵，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这支以义乌乡野之民为骨干的军队，此后成为援闽与平广东之役的主力。十月，因闽、广一带的"贼"流入江西起事而胡宗宪无法平定，朝廷命戚继光前往增援，他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贼"军奔走建宁，十一月班师回浙。就地缘而言，浙江倭患的解除使明廷得以把戚家军调往福建，进而形成其后十年间"浙兵援闽、闽浙联动"的用兵格局；而戚家军之所以能被反复抽调远役，正靠其编制统一、号令一致与补给自持，这也是戚继光练兵之法在制度上的成效。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患告急。戚继光率军援闽，在横屿、牛田、林墩三战三捷，将福建境内倭寇主力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十二月，倭寇援兵大量抵达，攻陷平海卫城和兴化府城。倭乱以来首次府城沦陷，远近震动。次年（1563年）初，戚继光升任副总兵，负责福建北部沿海防务；谭纶任福建巡抚。二人协力，五月收复平海和兴化，摧毁倭寇在福建沿海最后的基地。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年底升任福建总兵。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追击与倭寇勾结的贼寇吴平，一直追至广东。到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沿海倭患基本肃清。

镇守北方

东南倭患平定后，明朝将注意力转向北方边备。1567年（隆庆元年），戚继光被召到北京，任禁军神机营副将——其父曾担任过的职位。他自感无用武之地，请求负责蓟州、昌平、辽东、保定防务。谭纶此时已任蓟辽总督，极力推荐戚继光。1568年（隆庆二年）五月，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次年兼任蓟州总兵。

东南倭患平定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随之突出。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此前蒙古兵进入永平，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弹劾刘焘并推荐戚继光，因而有此命。他到京后不久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以平定疆场。同年十一月，朝廷命他充神机营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其父戚景通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已升任蓟辽总督的谭纶建议下，朝廷集中步兵三万，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隆庆二年五月，他被任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因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散而诸将观望，兵部议请召还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朝廷遂命他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隆庆三年又录其破吴平之功，进右都督。

戚继光到任前，蓟州十五年间换了八任总兵。他请求征调在浙江训练的旧部，朝廷批准调三千人，后扩充至二万。因北方士兵素质不理想，他主要信赖南方旧部。他重修长城，建造塔楼加强防务。1571年（隆庆五年），长城塔楼基本竣工。同年明朝与蒙古订约，边境趋于平静。1573年（万历元年），蒙古土蛮与俺答侵犯边境，戚继光领兵截击，蒙古人畏其威名，此后不敢再犯蓟州。

到蓟州后，他多次上疏分析边防问题、强调练兵之要。隆庆二年（1568年）十月的《练兵条议疏》指出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得到谭纶赞同与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获得批准。其后蓟州防区被划为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统各路，并建立车营以配合马、步兵协同训练；十二月，他在青山口击退来犯之敌，史称其"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由此改变了人们以为他只宜抗倭、不宜御蒙古的看法。隆庆三年二月，他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在对边防仔细观察后，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计划而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他于是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当时蓟州之兵一向强悍难制，"律以军政即不堪"，幸好他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这支军队在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自朝至暮"植立不动"，边军大为惊骇，散漫的恶习渐渐革除。到隆庆五年（1571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自山海关至镇边一线的防御线上共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戚继光屡受封赏：1570年（隆庆四年）任右都督，1574年（万历二年）升左都督——明朝最高军职，1581年（万历九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他镇守蓟州十四年，除了军事才干外，也得益于谭纶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张居正对戚继光十分信任，指示他保持边境和平，不要主动进攻。

在修墙筑台的同时，他对边军也进行了改革：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拒马器，以己所长攻敌所短；又在边镇设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并依据军队来源的不同分派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隆庆六年（1572年）冬，在他的提议和安排下，边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地点在遵化一带，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持续二十多天，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说他自己治兵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由于练兵有方，当时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万历元年（1573年）春二寇谋犯，驰至喜峰口索赏不得便肆意杀掠，戚继光掩击，几乎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入侵桃林，被他击退；长昂犯界岭，亦被击败。董狐狸屡次侵扰不占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按年给予赏赐。万历二年（1574年），长昂又从关口攻入不得，便逼其叔父长秃入寇，戚继光领兵击败并活捉长秃；董狐狸与长昂率宗族三百人至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接受其降，董狐狸放还所掠边民、发誓不再反叛，终戚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此后蓟门守固，蒙古无法攻入，转而进犯辽东；万历七年（1579年），戚继光援师辽东，与辽东军共同拒退土蛮，并由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他在蓟州"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成绩常为诸镇之最，而职秩仅在万历二年正月由右都督进加左都督。蓟镇在他任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边防并不巩固；他镇守之后，一方面因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决策有方，一方面因其本人才能，"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他与上司、同事相处甚得：抗倭时得胡宗宪、谭纶、阮鹗赏识，守蓟时得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倚重与督抚谭纶合作，尤其张居正每有事即与他商量，想与他为难的人都被张居正调离。但这种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带来不利：万历十年（1582年）谭纶、张居正相继病逝，他失去朝中主要支持者，神宗随即开始清算张居正，作为张居正倚信大将的戚继光受到波及；由他一手提拔的"西裨将"陈文治竟"阴布蜚语京师"想要取而代之，给事中张鼎思则弹劾他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张居正生前曾交代镇守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戚继光虽想打一次堂堂正正的决战，为贯彻张居正的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依从张鼎思等人的建议，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改戚继光为镇守广东总兵官。

戚继光在蓟镇最大的工程，是把长城东段从"初具规模"推向完备。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以重兵，蓟镇即其一；蓟镇边墙此前虽经较大规模修筑，但直到戚继光时才算达到完备。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起，他就提出修各路边墙的问题，就任蓟镇总兵后开始整修边墙：将过去修建的边墙薄的加厚、低的加高，使之一般达到高七至八米、宽六米，没有的则补建，冲要之处建重墙（如黑峪关重墙）。这样蓟镇东自山海关一线一千七百六十五里的疆界建有边墙一千四百七十四里，除人马难以通行的特别陡峭山脊外均修建了边墙；这些边墙基本以砖石包砌，即用修整过的石条为基，墙体内外用青砖包砌直至墙顶，白灰勾缝，内实三合土，砖铺地面，因此十分坚固耐久。

细节上的改进更能见其从实战出发的匠心。墙的两侧均建宇墙（内侧偏低）以便两面击敌，外侧宇墙又称垛墙、女儿墙，"必高六尺"，据其规制"各分五寸，连垛空合八尺"，这样可以完全遮蔽人身；一般墙的垛口内外平直，他改用尖砖修砌，使垛口内外呈三角形，从而扩大了枪铳、弓箭的射击面。垛墙下建悬眼，成半漏斗形，一般二三十层与墙面平，其作用是瞭望进到墙根底下的敌人——敌人到墙下后往往集中数把弓箭或枪铳，对从垛口探身下望的人精确射击，为既能看到墙下之敌又不被其所伤，他创建了这种悬眼；墙的内侧七八十垛间又建一小门（今称里门）以便登城应援。尖砖垛口、悬眼和里门均为戚继光的首创，为他人修建的长城所没有。此外他把墙外山坡铲削得更陡峭，使边墙更加高耸、敌马不得攀援；若墙垣下坡平漫难以铲削，就挑壕堑、挖品坑，以限制敌骑运动；对悬崖峭壁、素称僻远之处也组织人员普遍勘察，能建台的地方建台、有偏坡的地方修整、没有的新铲，做到处处有防备。

空心敌台的营建，是这一工程的核心。隆庆二年（1568年）底，戚继光上疏请求建立空心敌台，提出：蓟昌二镇绵亘二千余里，摆守单弱，请将边墙稍为加厚、两侧皆设垛口，七八十垛之间穿一小门以便城下支援；并请建空心敌台，缓处百步、冲处五十步或三十步骑墙构筑一座，类似民间的看家楼，台高五丈（谭纶修改为高三丈），四面广十二丈，中间是空的，为三层，可住百人（谭纶修改为可住五十人），器械、粮食与防守设备均在其中；蓟昌二镇共建台三千座，每座给银五十两、共十五万两，每年发五万两、完台一千座、三年完成。经次年正月谭纶奏请，朝廷批准了这项工程。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大规模修建空心敌台开工，这实为明代边防工事的首创；这一年有四百七十二座敌台完工，其中蓟镇三百六十七座、昌镇一百零五座。此后谭纶等根据亲自踏勘的情况，决定不通马行之地不再建台，二镇建一千五百座即可。到隆庆五年（1571年）夏，蓟镇从山海关到石塘岭共建台八百一十八座，昌镇从黄花镇到怀来一带建台一百九十九座，共一千零一十七座，使蓟昌二镇"各路边山，但系要害之冲，可通大举者，今悉控扼无余矣"。隆庆六年（1572年），第一期造台工作基本完成，二镇共建台一千二百零六座；戚继光趁阅视之机向阅视大臣汪道昆提出再建敌台的问题，汪道昆据其提议上《边务疏》，请于某些地段增筑敌台二百座，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朝廷批准，于是开始第二期工程，至万历三年（1575年）完工，二镇先后共建敌台一千三百三十七座；此后第三期工程至万历九年（1581年）完工，此时蓟镇共修敌台一千一百九十四座、昌镇二百五十四座，诸台相互联络、蔚为壮观。墙外的品坑、壕堑、偏坡，墙垣本身及其上的垛墙、悬眼、空心敌台，墙内的营壁，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敌台使守台之军有了食宿安身之所，而敌台未竣工前防守之军无处栖身、军马也无处放置，他因此提出在台下设立军营：有敌台处就台为营，有旧台或护墙台处亦就台为营，无台墩处就山险为营，营必有院墙，敌人若从别处溃墙而入，防守之军即收入台墩内全力防御，墙内援军亦各就台、墩、险下一老营以为家。经此经营，明朝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大为加强，故时人说"蓟镇经画台墙，规制俱出于戚少保"。

晚年凄凉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戚继光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得罪明神宗。大臣提醒神宗，戚继光是宫门外的猛兽，只听从张居正，别人无法节制。张居正逝世不到六个月，戚继光遭弹劾被罢免，调任广东总兵。官阶依旧，但失去了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1585年（万历十三年），再被参劾，明神宗将他免职。

万历十一年（1583年）夏，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其时广东相安无事，他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旧部王如龙、陈大成相继去世而更觉孤单，加上年老多病，于是一再上疏告退；给事中张希皋等人又加弹劾，神宗遂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同意其辞职，同年十月他回到蓬莱故居。汪道昆所撰墓志铭记这一段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始移镇南粤，虏入黑峪关，蓟人愿亟召还，不得请，则勒石颂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岭南，任疆事如二镇，逾年疾作，得谢还登州。"——他离开蓟镇时，蓟人想请朝廷把他召回而未得，只好刻石歌颂其功德、立祠奉祀。

戚继光罢官居家后，很少朋友仍与他来往。他积蓄甚少，晚年一贫如洗，甚至医药费不继。1587年（万历十五年），有监察御史上疏建议重新起用戚继光，被明神宗驳回并责罚。三个月后，1588年1月17日（即万历十五年腊月初八），戚继光在登州家中辞世。汪道昆为他撰写墓志铭。

罢官之后的境况，与他在军中散财待士的作风恰成对照。他在浙江抗倭时不惜慷慨解囊赏赐有功者，到北方后依然慷慨待士、广交朋友，因此"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书数千卷而已"；没有薪俸之后，他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家中连请医抓药的钱都没有，其妻王氏也离开了他。而朝廷对他的态度更令人寒心：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河南道御史因他战功卓著、才能超群、年纪尚不算大而上疏建议再次起用，结果不但遭到当权者的严厉拒绝，还被罚俸两个月。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与贫困交迫之下，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忽然病发，次日（1588年1月17日）去世。身后之事迟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才有定论，礼部题称："（戚继光）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乞照例赐与恤典。"朝廷同意，其后他的后代得以陆续袭职；万历末年，朝廷又赐其谥号。此前还有人为之上疏申诉，历数其大功，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从十七岁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到五十七岁在贫病中去世，他前后治军四十五年，其间"四提将印"而身后两袖清风，是明代武将中少见的一种结局。

戚继光的诗作是其戎马生涯的写照，内容宏富而风格多样：篇幅上长者一千二百余字、短者仅十六字；题材以军旅为主；句法三言至七言皆备；风格上既有发扬蹈厉之作，亦有清婉调畅之歌，皆发抒自然、言之有物、感情真挚。他以起放自如的歌唱，写出横戈马上、壮志报国的衷肠与保国安民、轻生重义的人格，也抒发了遭谗遇毁、壮志难酬的痛苦。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十九岁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管理屯田事务时所作《韬钤深处》，写的是一夕忧国、难以安居，遂与老友于帷幄深处饮酒谈兵，末两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尤显轻视利禄、惟以保国安民与海疆和平为愿的高风亮节。二十六岁任都指挥佥事、督理山东备倭事宜时所作《过文登营》，前半首写清晨乘船缓缓行至文登营，村舍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军营的号角声在春风中回荡；后半首怀古感今，追溯秦汉往事而放眼海外诸国，展现忧患情怀与报国雄心，诗境浑厚苍茫。另如在《马上作》中，他以不事雕琢而清新自然的笔调写道："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边花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全诗虽只四句，却可视为其一生戎马生涯的写照。

镇守蓟门之后，因地近京师、流言时传、异议横生、朝廷处处掣肘，他的诗风转向沉郁悲壮或幽咽感愤。至今为人传诵的《登盘山绝顶》即作于镇守蓟镇期间的一个冬日黄昏：盘山是京东第一名胜，平地突起、山势峻峭，前四句写登高所见——边境的号角声传来，深秋草木凋零枯萎，云头巍起，两峰对峙；颔联写将军在朔风中饮酒却时刻惦念边境安危，毫无醉意，只见暮色中成群的归鸦飞过天际；后四句抒发胸怀，"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一联的意思是说，如果武力能够消除异族入侵之战、保障国家疆土和平，他宁愿终生守在边塞上、哪怕白发苍苍；"老边才"指老于边防任上、终生防守边境的武官，尾联则以盘山上李靖舞剑台的典故，把唐代开国功臣李靖为国立功的事业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此外，《横槊稿》中亦有不少清新自然、清婉调畅之作，如以口吻述说对戍边之人的思念与牵挂、颇带民歌风味的篇什。他的诗篇与其文一样，不假雕饰而气度自见。

主要事迹

组建戚家军与鸳鸯阵

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矿夫组建戚家军，制定严格的选兵标准、编制体系和训练方法。军队以十二人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一营将士三千余人。他创立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作战单位，长牌、藤牌、狼筅、长枪、短兵配合，长短互助，可随地形变化为两才阵、三才阵。此阵法有效克制了倭寇的倭刀和短兵战术。戚家军纪律严明，实行连坐法，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士兵每人年饷银十两，一个敌人首级赏银三十两。戚家军成为明朝最精锐的部队，胜绩无出其右。

戚家军的成型，始于义乌募兵与随之而来的编制、阵法与军纪。此前拨归戚继光的三千绍兴兵虽经训练转战各地，却因选兵一关并非他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油滑之徒，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短兵相接便怯懦不前或临阵脱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他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适逢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皆极勇猛，他遂请于义乌募兵，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与总督胡宗宪的采纳，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建议招募当地矿夫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招募。同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应募者云集，矿夫首领王如龙"闻檄而率子弟出山"，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与屡立战功的虎将。他的选兵标准是"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并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尤重胆大；又有"三不用"：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由于赵大河密切配合，他很快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训练；经过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四千新军"无不以一当百也"，被称作"戚家军"，自此"戚家军名闻天下"。

编制上，他以十二人为一队设队长一人，四队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四哨为一官设哨官统领，四官为一总以把总率领，戚继光自将中军、统率全营。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针对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倭寇善设伏而好短兵相接的特点，创制了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掩护，再二人执狼筅，接着四名长枪手左右各二，再跟进使用短刀的短兵手，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狼筅用南方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长约三米，狼筅手利用前端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推进和后面长枪手进击；长枪手若未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此阵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效能，且变化灵活，可随情况由纵队变横队、由一阵变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前者称"两才阵"，后者称"三才阵"，统称"变鸳鸯阵"，正好抑制了倭寇优势的发挥。

军纪与教育是戚家军的另一半。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的要求同样严格："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他又强调赏罚分明，说"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因此赏罚名目虽多而都能切实执行。他教导士兵习武"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又反复提醒他们来自百姓、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其言浅显易懂、言之有物。除步兵之外，他还训练了一支水师，舰船主要有福船、海沧、艟孀三种，各有长短、配合作战，并配开浪、网船两种小船用于联络侦察，水师编为左右前后中五营，视敌情分散攻击或合力围攻，浙江海防力量由此大增。

平定倭患

戚继光在浙江、福建抗倭十余年，历经大小百余战。1561年（嘉靖四十年）台州大捷，九战九捷；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破横屿、牛田、林墩；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破平海卫，收复兴化府城。到隆庆初年，闽浙沿海倭患基本肃清。他的胜利不仅依靠训练精良，还在于守备有方，能与地方官员协力，从受倭患地区招募乡勇，给予丰厚军饷。

戚继光转到浙江之后的头几年，先在挫折中发现了旧军的病根。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倭患愈演愈烈，浙江、福建两省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甚至出现数万明军被倭寇"以矛走之"的记载。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朝廷命总督山东备倭署都指挥佥事戚继光佥书浙江都司事；《明史》本传则记其"改佥浙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他在任上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方略，深得赏识，次年七月升任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上任不到一月，就有八百余名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明廷调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军各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戚继光奋不顾身射死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倭军才后退。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倭寇再犯，戚继光与俞大猷、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因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几乎全军覆没。三十六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率军往援而因道路阻隔未及赶到，朝廷以其道阻，不予治罪。

几次战斗使他认定，旧军队缺乏训练、士兵素质差、军纪松弛，若不另组新军便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是年冬，他起草《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设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二月，又递交《练兵议》，其中分析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此前胡宗宪也曾练兵而毫无成效，这次读了他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悦，还是勉强同意；阮鹗读后则大加赞赏，并在当年冬季从别部拨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个月，这支部队便在乐清等地投入救援；因路途隔绝未及赶到，朝廷也未加罪。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戚继光奉命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胜利。同年，倭寇首领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其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而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巢穴，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朝廷听信谗言，以为将官作战不力，下诏剥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又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倭寇，有"通番"嫌疑，明廷准备拘捕审讯。幸而岑港终于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有目共睹，"通番"之说更属无稽，他得以恢复原职，继续守卫台、金、严三郡，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明史》本传对此事的记载是："寻会俞大猷兵，围汪直余党于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办贼。已而倭遁。他倭复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劾继光无功，且通番。方按问，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福建战局的反转，起于戚继光回浙之后。他离开不到一月，得到增援的倭寇便袭击兴化，用计骗开城门攻陷府城——据《明史》，刘显派八名士卒送信入城，衣上刺"天兵"二字，倭寇杀之而衣其衣，骗过守将得以入城，夜间斩关延贼。这是倭乱以来首次府城沦陷，远近震动。刘显率兵逼近兴化，因兵少不敢攻城，反被弹劾而戴罪；俞大猷亦不欲急攻，主张等候大军合围。朝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并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倭寇在兴化等地烧杀抢掠，"四野一空，八闽俱震"，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二月才自动退出，都指挥欧阳深搏战中伏而死，倭寇遂据平海卫。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在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入闽，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又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大猷与刘显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猛烈轰击与左右两翼配合下，戚继光身先士卒，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斩首二千二百级，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追歼各地登陆之倭，一月之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此前的横屿之功奏上后，他升署都督佥事；朝廷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之功，誉其"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代俞大猷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率军往解，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日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谭纶因此说："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追上倭寇，斩首数百级，不少倭寇坠崖而死；余党数千人逃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兵五哨，亲自持短兵、赤足攀崖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数百人。至此福建境内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回师镇压"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福建。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却渐渐转烈，尤以潮州一带为甚：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丢弃辎重，集合大船百余艘转据闽广交界海中的南澳。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为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之敌，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二人合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投海自杀。同年正月，朝廷革惠潮总兵俞大猷之职闲住，命福建总兵戚继光兼管惠潮二府并伸威营总兵事。至此，经过十几年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明史纪事本末》总述这一段历史说：倭寇自浙江受创而归，曾一犯淮、扬、吴、越皆不利，遂以福建为巢穴，首尾七八年，攻破城池十余座，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没及被俘而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至是倭患始息。

戚继光在浙江民间与敌手口中另有一个称呼。嘉靖四十一年他回浙江时，倭寇争相庆祝道："戚老虎去，吾又何惧？"而在他离开不到一月之后，得到增援的倭寇便袭击兴化、用计骗开城门攻陷府城——这句庆幸之语与随后的失城恰成反照，可见其人在倭寇心目中的分量。与俞大猷的关系也是其军事生涯的重要一面：二人并称一时名将，在广东南澳之役中分工协力，俞大猷将水兵、戚继光将陆兵夹击吴平，终于扫清闽广之间的残倭；后世论明代抗倭名将，多以"俞龙戚虎"并举。

台州大捷之所以能打成，在于敌情的判断、兵力的先期机动与追击的彻底。倭寇本欲以一部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取台州，戚继光却先于敌在台州留兵，又亲率主力赴宁海，待倭寇按原计划扑向台州时，他已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抵达城下，以鸳鸯阵迎击；上峰岭一役更以一千五百人全歼二千五百人。战后他不以击退为功，而是追出四十余里、务使敌军尽歼，故有"焚溺而死者四千余"的结果。其直接后果是晋衔与声望：台州百姓"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两浙人民修祠纪念。更长远的影响在于，同一支军队此后能在义乌再募至六千余人，并被调往福建、再调往广东，把沿海的战争用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打到底；这之所以可能，正靠其编制统一、号令一致与就地补给的能力——这是练兵之法超出单次战果的价值所在。

镇守蓟州

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兼任蓟州总兵十四年。他重修长城，建造空心敌台，加强防御。训练北方士兵，调浙江旧部充实边防。在张居正、谭纶支持下，蓟州边境固若金汤，蒙古不敢进犯。他由战略指挥官转型为军务管理者。

在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上，戚继光主张"称干比戈，用众首务"，即通过改进冷热武器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形成对敌人的优势，故在火器、战车、舰船制造与城池构筑各方面都有改进与创新。针对北方骑兵作战的特点，他建立车营以克制骑兵：每四人推一辆战车，战车（偏厢车或正厢车）里放置拒马器和火器；战斗时将战车结成方阵，马步军以战车为掩护，先用火器进行远距离攻击，敌骑靠近后步兵使用拒马器列于阵前、以长枪刺杀，敌人败退则派骑兵追击。《明史》本传概括其法为：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狼筅，寇奔则骑军逐北；又置辎重营随其后，而以南兵为选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

火器的改良尤见其细致。旧有的虎蹲炮体轻易跃，常被置于距车营二三十步之外：放在营垒外，营垒内部诸种火器因顾及误伤炮手而难以发放；放在营垒内，虎蹲炮又容易伤人，且其歼敌效果有限。戚继光因此"特造熟铁炮"加以改进：新炮长二尺、粗二寸、外有五箍，装放之法依次为放入药线并用布包裹、下药六七两后用木马子合口并在第二箍处放少量土与铅子、再放少许土与铅子（铅子五十至百数不等）、口用石子一枚慢慢筑实、依地势高低前放二爪钉而后在第四箍后放双爪尖绊、距营垒五寸左右点放，营垒内部火器依旧打放而不必避开虎蹲炮，其他枪炮一齐点放时虎蹲炮可如前装填，由此解决了应用不便的问题。旧式大将军炮体重身长、不易移动，预装火药又易日久结块、火门生锈、换弹繁琐，他改用新型大将军，其体轻可移动，且有三个子铳可预装进母铳，发射后仅用一人便可更换子铳，快捷简便。快枪原本柄短赘重，常存在药多子轻或药少子重之弊，他改良后使枪腹长二尺，每口放铅子三四钱，药用竹木筒封贮，装放时先剪药线寸半长、每十根为一束蘸药线两头，再以竹木筒装药、用搠杖筑实放一枚铅子，快枪手屈前膝架铳而后手点放。此外他还创制六合铳、三飞等火器，造出艟舟乔船，把火器与战车、火器与舰船、火器与城池巧妙结合，并使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与作战样式随之改变。

冷兵器方面，狼筅与军刀是两项代表。狼筅以长而多节的毛竹为之，顶端装上铁枪头，两旁枝刺用火熨烫得有直有勾，再灌入桐油、敷上毒药；交战时倭寇长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层层深，能挡住长枪刺入，枝端茂盛又可掩护持有者，冲阵时既能自保又具杀伤力，故被称为"刺倭利器"，《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说它"人用手势遮蔽全身，刀枪丛刺必不能入，故人胆自大，用为前列"。在长期作战中他发现传统中国军刀在质量上不如日本刀，便吸收倭刀长处加以改良，使刀身加长、宽度缩小、弧度加大，并严格把关质量，锻造出名噪一时的"戚氏军刀"，其法见于《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刀平铲平削，至刃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在作战指导上，他提出一系列原则：要求战前"件件算个全胜"、谋而后战，驻防蓟镇时派出大量明哨暗哨了解敌情、建立烽堠迅速传递警报、在关口外布置伏兵疑兵、恃墙固守并以重兵堵截、骑兵追击，使自己在防御战中处于主动；主张每战根据敌情己情确定战法与原则，临敌制变、因地形布阵；认为用兵须"战守相兼"，战中有守、守中有战，故有"车营，战中之守也；沿边台垣，守中之战也"之说；并主张对付强悍倭寇需用"素练节制"的锐卒、"以五当一"，兵力处于劣势时不应贸然攻击，而应创造条件形成总体或局部优势，一旦开战则须"大创尽歼"，方能收一劳永逸之功。

著书立说

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详细记述行军练兵的实战经验与战术。前者为抗倭时期所著，后者为镇守蓟州时期所著。两书皆为明代兵书的代表作，对后世军事思想影响深远。他还擅长诗文书法，有诗文集传世。

戚继光的著述，与其军事实践互为表里。《纪效新书》成于浙江抗倭时期，《练兵实纪》成于镇守蓟州时期，两书详细记述行军练兵的实战经验与战术，同为明代兵书的代表作，对后世军事思想影响深远；他另有诗文集《止止堂集》，其中包含诗作《横槊稿》与杂著《愚愚稿》。郭朝宾在《止止堂集序》中说，戚继光"秉鹰扬之气，抱死馁之志"，在军中凡"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各类文章，都是"因事……可追乎古"，其声"慷慨自合乎律"。就篇目而言，《横槊稿》中卷所收赠序如《赠御史大夫汪长公序》《蓟门稿序》《张侍御闭关三疏序》等，都是为亲历之事、相熟之人而作，少有泛泛的措辞；其纪事、纪行之文如《闽海纪事》《留别亭记》《重建三屯营城记》等，均与抗倭御虏的军事活动相关，通过当事人的记述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墓表、墓志则为研究某些历史人物提供了翔实的依据。下卷是祭告与誓词，所祭者有阵亡士兵、部下将领、上级统帅、业师长辈，亦包括祭告神灵；誓词则分为誓将与誓师，均与当时的战争有关。

《愚愚稿》一名，意在众人皆"尚智"时"独如愚而以愚自居"，以抒发自己的"独得之见"。上卷共十一篇，通过摘录阐释儒家经典来诠释自己的军事思想；其中《策问》以问答形式剖析战略战术问题以及自己的才干得失，并把武将分为"上智""下愚""愚而又愚"三类，自称愿作后者，因此自号"愚愚子"，借以自省自警。下卷为杂记，多涉及怪异与神怪之事，虽招致"不免偏驳"的批评，却也涉及当时许多社会生活实况：如他从官场归乡情形的变化，写到明初士大夫致仕归来多无厚赀，而今之归者"动以百数笥，必日中经闹市运之，惟恐其乡党不见，则不相荣矣"，又写到官员畏惧属吏、离任时须预发行李等情状，进而感叹世事与官场风气之变。这些文字一方面反映了明中叶重利轻义的世风，同时也映射出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官员多谋私利、重虚荣，与下属关系紧张，也不得百姓爱戴。此外，其文集中还记载有边疆状况、各地风俗习惯以及百姓对军队的态度等内容，对于研究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状况、世风民情与思想文化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源自建军与作战实践，正如他在《纪效新书》中所说"非口自空言"，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且不拘泥古法而多有创新，故为明清兵学界所推重，"谈兵者遵用焉"。晚清以来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许多人一方面借鉴其军事思想来指导军队建设，一方面在其著作流布之时重刊、改编戚继光的著作；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有不少刊本、抄本流传于世，被人奉为治军之典。清末维新派人士重视其兵书的实用价值，将其列为新军训练参考；民国时期，他被视为民族英雄，其抗倭事迹被写入教科书。除在国内产生影响外，其军事著作还流传到东亚各国：朝鲜推行戚继光兵制，朝鲜国王亲自研读其军事著作，清康熙六年（1667年）朝鲜又颁布《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日本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多次翻刻出版这两部书。近世研究者认为："郭登之后，明代无一人能在战功卓著和文学成就上超越戚继光"；同时代人称誉他"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就其形象而言，其"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之句广为传诵，而他既能在战场上立不世之功、又留下成体系的兵书与诗文集，是明代武将中难得的一位。综合而言，后世多以"军事家、名将、民族英雄"来概括他，其练兵思想、阵法创新与边防建设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人物关系

• 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官至神机营副将
• 六世祖：戚祥，追随朱元璋征战，战死于云南
• 弟弟：戚继美，从军，官至贵州总兵
• 梁玠：蓬莱名儒，戚继光十三岁时从学
• 谭纶：台州知府、福建巡抚、蓟辽总督、兵部尚书，戚继光的伯乐与长期合作者
• 汪道昆：福建监军，后为戚继光撰写墓志铭
• 俞大猷：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协同作战，并称“俞龙戚虎”
• 胡宗宪：浙江总督，提拔戚继光，支持其练兵
• 张居正：首辅，戚继光镇守北方的最大靠山
•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任命戚继光为参将
•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张居正死后罢免戚继光
• 阮鹗：浙江巡抚，支持戚继光练兵
• 赵大河：义乌县令，协助招募矿夫
• 王如龙：矿夫首领，戚家军虎将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谭纶评价戚继光：“才猷敏达，韬略素闲，忠义之心，皎然可贯天日。”（《谭襄敏公奏议》）
• 胡宗宪对戚继光“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
• 汪道昆在《太函集》中称其“文武兼资，勋猷并懋”。
• 明神宗虽罢免戚继光，但《明史》评价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清初至清中

•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评价：“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自嘉靖庚戌后，边臣多坐事免，独继光在镇久，以功名终。”
• 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称戚继光“扫荡倭氛，廓清海甸，功在东南”。
• 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评价其“皆阅历有验之言，非空谈兵法者可比”。

清末民国

• 清末维新派人士重视戚继光兵书的实用价值，将其列为新军训练参考。
• 民国时期，戚继光被视为民族英雄，其抗倭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激励抗日救亡。

近现代

• 现代史学界公认戚继光为明朝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其练兵思想、阵法创新和边防建设成就有重要研究价值。
•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评价戚继光：“他的部队是那个时代最有效率的军事组织，他的成功在于将理想与现实结合。”
• 戚继光被誉为“民族英雄”，其“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