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朱瞻基生于1399年（建文元年），为燕王朱棣之孙、世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与嫡妻张氏所生长子。据载，其出生当晚，祖父朱棣梦见父亲朱元璋将象征皇权的大圭赐给自己，并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后即得报孙子降生，满月后见朱瞻基长相酷似自己，且脸上一团英气，大为高兴，认为梦境应验。朱瞻基在襁褓中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父朱高炽留守北平，朱瞻基由祖母徐氏（仁孝皇后）抚养，慈爱备至。

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占领南京登基，朱瞻基成为皇长孙，翌年抵达南京，此后几乎每日侍从朱棣左右。朱棣对朱瞻基极为钟爱，曾因解缙进言“好圣孙”而决意立朱高炽为太子，可见对朱瞻基的重视程度。1407年（永乐五年），朱瞻基出阁就学，朱棣安排太子少师姚广孝、翰林院侍诏鲁瑄、郑礼等为师，嘱咐教学以“经史所载孝悌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为重点，不必如儒生般只工文辞。朱瞻基天资聪慧，“一目数行，大义了然，每览必尽卷，辄记不忘”。

朱棣担心他长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1409年（永乐七年）带他至北京，沿途走访农家，观看农具与农民衣食住行，使其知晓“国用所需皆出于此”。翌年二月，朱棣亲征鞑靼，命年仅十一岁的朱瞻基留守北京，由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这是他首次接受处理实际政务的锻炼。朱棣还亲自编写《务本之训》一册赐给他，内容为朱元璋创业艰难及历代明君昏君事迹。

储君岁月

1411年（永乐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朱瞻基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孙。翌年，朱棣命兵部尚书金忠从各地选拔勇武健壮的民间子弟组建“幼军”作为皇太孙随从护卫，朱瞻基借此演习兵法、操练阵势，积累军事经验。

1414年（永乐十二年）三月，朱棣第二次亲征漠北瓦剌，特命朱瞻基随行，并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随征文臣在军隙为他讲经说史。行军途中，朱棣随时言传身教。至清水源，朱棣问朱瞻基是否理解远征之意，朱瞻基从容答道：“皇爷爷您哪里为了贪图这里的土地和牲畜而远征沙漠？不过是因为这些敌虏具有禽兽之性，虽然向他们布施天地一样的恩泽，他们也不知道感恩戴德，只能暂时降服而很快又会背叛，如果不经过长期的扫荡是很难制伏的。古时候禹征讨苗地，周文王出兵崇、密，都是迫不得已之举。”朱棣听后感叹道：“你的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六月，明军与瓦剌战于忽兰忽失温，将其击退后，朱瞻基力劝朱棣班师，朱棣听从。

1417年（永乐十五年）三月，朱瞻基迎娶胡氏（胡善祥）为太孙妃。1420年（永乐十八年）十二月，随朱棣及父亲迁居新落成的北京，入住皇城东南的皇太孙宫。在接受储君教育期间，朱瞻基与部分严格管束其学业的辅导官产生矛盾。戴纶、林长懋等人屡次劝谏他勿过度游乐，并上报朱棣，引致朱瞻基不满；张瑛、陈山则顺从迎合，博得其欢心。戴、林两人在朱瞻基登基后均遭报复，而张、陈则被提拔到内阁，可见朱瞻基性格中恩怨分明的一面。

即位与平叛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病逝于榆木川。朱瞻基奉在南京监国的父亲朱高炽之命，赶赴军中迎丧，协助稳定局势。八月，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十月十一日，朱瞻基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1425年（洪熙元年）四月，因南京屡发地震，仁宗命朱瞻基前往居守，祭扫孝陵。仁宗对大臣说：“镇守南京的人非皇太子不可。太子的仁德和威望足以服人心。”

1425年（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突然病重，遣宦官海寿赴南京召朱瞻基还京。未及回报，仁宗即于十二日驾崩。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封于山东乐安）广布耳目，听闻死讯后即派精锐中途设伏，欲劫杀朱瞻基后乘机夺位。朱瞻基接到召命后，当日即率轻骑疾驰，取传驿车道北上，行动极为机密迅捷，朱高煦伏兵竟未及赶上。六月初三日，朱瞻基抵达芦沟桥，接受遗诏，入宫哭临。六月十二日，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

朱瞻基即位后，对汉王朱高煦仍示以优容，凡其请求皆予满足，赐予倍厚于诸王，实则欲擒故纵，待其自露反形。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朱高煦果然起兵，设立五军，遣使入朝指夏原吉等为奸臣，要求朝廷诛之以谢罪。消息传至京师，朱瞻基初欲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征讨，然薛禄受命色变，流露出畏难情绪。杨荣、夏原吉力劝亲征，认为兵贵神速，且可震慑心怀观望者。朱瞻基遂决意亲征，率大军号称五十万直指乐安。行军途中，朱瞻基屡次致书朱高煦晓以利害，同时射敕书入城招谕叛军。朱高煦初闻薛禄来征颇为轻视，及闻朱瞻基亲征始生惧意。乐安城中人心涣散，军士多欲擒朱高煦自赎。朱高煦计穷，于八月二十一日从小道逃出乐安，刚露面就被官军擒获。朱瞻基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八月二十四日班师。

回京后，朱瞻基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华门内“逍遥城”。其党羽王斌、朱恒等六百四十余人被杀，一千五百余人戍边。朱高煦于1429年（宣德四年）因作恶触怒朱瞻基，被置于铜缸内活活烧死。事后朱瞻基作《东征记》以纪其事，但面对群臣庆贺，仅叹曰：“此国家不幸，何足为贺。”他又采纳杨士奇建议保全赵王朱高燧，令其献出护卫削其兵权；又先后处置晋王朱济熿、楚王朱孟烷等藩王，令其交出部分护卫。从此，明初以来困扰数朝的藩王问题基本解决，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

仁宣之治

朱瞻基即位后，对仁宗朝旧臣极为倚重。时内阁有杨士奇、黄淮，尚书有蹇义、夏原吉，英国公张辅掌兵权，均受厚遇。1429年（宣德四年），黄淮致仕，金幼孜卒，杨溥入阁，与杨士奇、杨荣共掌机务，时称“三杨”。此后蹇义、夏原吉虽位高，然顾问决策多取决于三杨，内阁权势日重。朱瞻基对诸臣推心置腹，常于文华殿、文渊阁召对，咨访政务，每至夜分。

杨士奇是宣德朝第一核心人物，先后参预了许多重大政务的决策，曾多次协助朱瞻基蠲逋恤灾，力主与民休息，以舒缓永乐年间多次大规模战事造成的民力疲乏。杨荣则善断军务，每有边事，朱瞻基必召杨荣计议，杨荣所言多中机宜。杨溥为人谦退，但每有建言多关大体。在三杨建议下，朱瞻基放弃了反抗明朝的交阯布政使司，专注于内政治理。

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朱瞻基亦未松懈边防。1428年（宣德三年）八月，朱瞻基率军巡边。九月，领三千铁骑出喜峰口，在宽河之役中亲射三矢皆中敌军，击败兀良哈部，俘获甚众。1430年（宣德五年）十月，再次巡边至宣府镇西北之洗马林，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1434年（宣德九年）九月，第三次巡边，对群臣说：“比五年来，时又谨饬，此边将克用命也！”

宣德年间，皇室内部出现一次风波。朱瞻基长期无子，1427年（宣德二年）十一月，孙贵妃生下皇长子朱祁镇。当时胡皇后无子且体弱多病，朱瞻基本偏宠孙氏，遂有废后之意。1428年（宣德三年）二月，朱瞻基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蹇义、夏原吉及英国公张辅至文华殿，屏退左右，言及皇后多疾无子，欲令其主动辞位。诸臣愕然，皆言皇后无过，废之不合礼法。杨士奇等知帝意已决，乃建议使皇后自己称疾辞位，以保全其体面。朱瞻基从之。三月，胡皇后上表辞位，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五月，册立孙氏为皇后。张太后待胡后甚厚，每内廷朝宴必令胡后居孙后之上，孙后常怏怏不乐。几年后，朱瞻基也后悔废后之举，以“此朕少年事”来自我开导。

驾崩

1434年（宣德九年）腊月二十一日，朱瞻基突感不适。次日起，群臣即至左顺门诣问圣安。当年除夕也是立春，按礼制群臣应向皇帝举行贺礼，但皇帝已无法接受朝贺。1435年（宣德十年）正月初一的正旦贺礼一并宣布免去，同时命百官至文华殿朝贺皇太子朱祁镇。正月初二，下诏罢采买、营造诸内使。正月初三，朱瞻基驾崩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六岁。遗诏传位皇太子朱祁镇，国家大事必须先禀告张太后、孙皇后再做决定。群臣上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六月葬于景陵，10名嫔妃为其殉葬。

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当时尚为燕王的朱棣梦见父亲朱元璋把一个大圭赐给他，并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有人来报孙子降生，满月后见他容貌很像自己、脸上有一股英气，非常高兴，认为是梦境得到应验。朱瞻基在襁褓之中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父朱高炽留守北平，他则由祖母徐氏抚养，备受慈爱。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攻占南京登上帝位，朱瞻基的身份随之成为皇长孙，次年闰十一月在指挥顾能的护送下抵达南京，此后几乎每天侍从朱棣左右，随时接受言传身教。当时朱棣对长子朱高炽并不满意，欲立次子朱高煦，大臣解缙在议储时说了一句"好圣孙"，朱棣遂决意立朱高炽为太子——可见朱瞻基在他心中的分量。

永乐五年（1407年）四月初七日，朱瞻基出阁就学，群臣称贺。朱棣安排太子少师、翰林院侍诏鲁瑄、郑礼等为他的老师，称其"天资明睿"，并嘱咐教学应以"经史所载孝悌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为重点，"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同年七月徐皇后驾崩，临终遗言仍以朱瞻基为念，嘱咐朱棣与朱高炽好好培养他。朱瞻基在名师辅导下"一目数行，大义了然，每览必尽卷，辄记不忘"，遍读经史子集；但朱棣担心他长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遂于永乐七年（1409年）带他到北京，一路上走访农家、观看农具与农民的衣食住行，让他体会稼穑之艰，明白"国用所需皆出于此"。次年二月朱棣亲征鞑靼，命皇长孙留守北京，并派户部尚书辅佐他，这是朱瞻基第一次实际处理政务；左右侍从感叹留守不易，他答以皇祖已有现成的办法，照着办便是。朱棣还亲自编写《务本之训》一册赐给他，内容为朱元璋创业的艰难与历代明君昏君的事迹。

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初十日，朱棣正式册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为使他兼习武事，朱棣命兵部尚书金忠从应天、凤阳、滁和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地选拔年十七至二十、勇武健壮的民间子弟入京，充作皇太孙的随从护卫，号称"幼军"，朱瞻基借此演习兵法、操练阵势。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朱棣第二次亲征漠北瓦剌，特命朱瞻基随行，并对侍臣说长孙聪明英锐、勇智过人，此次肃清沙漠要让他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历行阵，见将士之劳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随征文臣在行军间隙为他讲经说史。行至清水源，朱棣指着险峻的山岭与风沙中行进的将士，忽然问他可知为何要这样做，朱瞻基答道：皇祖并非贪图此地的土地牲畜而远征，而是这些敌虏习性如禽兽，施恩也不知感戴，暂时降服而很快背叛，若不长期扫荡难以制伏；皇帝尊为天子、享有四海贡奉，本可自乐，却亲率大军长途跋涉，无非是要驱逐这些敌虏于远荒大漠，使子孙臣民永享太平。朱棣听后感叹"你的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忽兰忽失温之战击退瓦剌后，朱棣本欲追击，朱瞻基力劝班师，朱棣听从了他的意见；野史中关于宦官李谦引他追至九龙口、遭遇围困的说法，经后人考证与《实录》《北征后录》不合，多认为不实。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朱瞻基迎娶胡氏为太孙妃。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朱瞻基随祖父朱棣与父亲朱高炽迁居新落成的北京，入住皇城东南的皇太孙宫。在受储君教育期间，他与部分严格管束其学业的辅导官产生矛盾：戴纶、林长懋等人屡次劝谏他不要过度游乐，并将其情形上报朱棣，引起他的不满；张瑛、陈山则一味顺从迎合，博得了他的欢心。他即位之后，戴、林两人均遭报复，张、陈则被提拔入内阁。这一细节反映出，储君时期的人际恩怨对宣德初年的人事并非没有影响。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病逝于榆木川。朱瞻基奉在南京监国的父亲朱高炽之命，赶赴军中迎丧并协助稳定局势；八月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明仁宗；九月赵王及文武群臣先后上表请立皇太子，仁宗依例谦辞后允准，十月十一日正式册立朱瞻基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国家根本之地"南京屡发地震，朱高炽命朱瞻基前往居守并祭扫孝陵。有大臣建议改派重臣或亲王，仁宗说：镇守南京的人非皇太子不可，太子仁德威望足以服人心，人心安定天意也就安定；太祖陵寝已久未祭奉，自己日夜挂心，派皇太子赴南京就等于自己亲赴南京，往年皇父北巡之所以无内顾之忧，正因为有自己镇守南京。朱瞻基临行表示不敢推辞国家大事，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

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突然病重，遣宦官赴南京召皇太子还京；未及回报，仁宗即于十二日驾崩。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广布耳目，闻讯即派精锐中途设伏，欲劫杀朱瞻基而后夺位。朱瞻基接到召命当日即率轻骑疾驰，取传驿车道北上，行动机密迅捷，朱高煦的伏兵竟未及赶上；行至中途，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已奉迎候驾，京师也已戒严。六月初三日朱瞻基抵达京城，次日即下令撤除戒严，对群臣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随后文武群臣及亲王连章劝进，他三辞乃允，六月十二日即皇帝位，颁诏大赦，以次年为宣德元年。

即位之后，朱瞻基对汉王朱高煦仍示以优容，凡其请求皆予满足，赐予倍厚于诸王，实则欲擒故纵，待其自露反形。朱高煦果以为新君可欺，反谋益急，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起兵，设立五军，授王斌、朱恒等为太师、都督，遣使入朝指夏原吉等为奸臣、要求朝廷诛之以谢罪，同时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朝政。消息传至京师，朱瞻基起初欲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征讨，然而薛禄受命时色变、流露畏难；杨荣、夏原吉力劝亲征，认为兵贵神速且可震慑观望者，英国公张辅则自请率兵二万擒拿高煦。朱瞻基以自己即位未久、必须亲征方能震慑有二心之人，遂决意亲征。八月初十日他祭告天地宗庙，率大军号称五十万自京师出发，以薛禄为先锋直指乐安；途中屡次致书朱高煦晓以利害、劝其献出主谋，又射敕书入城招谕叛军。朱高煦初闻薛禄来征颇为轻视，及闻朱瞻基亲征始生惧意，乐安城中人心涣散，军士多欲擒他自赎。八月二十一日朱高煦计穷，从小道逃出乐安，刚露面即被官军擒获，朱瞻基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班师回京后，朱瞻基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华门内的"逍遥城"；其党羽王斌、朱恒等六百四十余人被杀，一千五百余人戍边。宣德四年（1429年），朱高煦因作恶触怒朱瞻基，被置于铜缸内烧死。事后朱瞻基作《东征记》以纪其事，但面对群臣庆贺，只叹道"此国家不幸，何足为贺"。他又采纳杨士奇的建议保全赵王，令其献出护卫、削其兵权，并先后处置晋王等藩王，令其交出部分护卫，大大削弱了宗藩势力。明初以来困扰数朝的藩王问题至此基本解决，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

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朱瞻基并未松懈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他率军巡边，九月领三千铁骑出喜峰口，在宽河之役中亲射三矢皆中敌军，击败兀良哈部。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他再次巡边，至西北的洗马林，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颇为满意；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第三次巡边，在洗马岭对群臣说："比五年来，时又谨饬，此边将克用命也。"

宣德年间皇室内部也出现一次风波。朱瞻基长期无子，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孙贵妃生下皇长子朱祁镇；当时胡皇后无子且体弱多病，朱瞻基本偏宠孙氏，遂有废后之意。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他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蹇义、夏原吉及英国公张辅至文华殿，屏退左右，言及皇后多疾无子，欲令其主动辞位。诸臣愕然，皆言皇后无过、废之不合礼法；朱瞻基不悦，再三召问。杨士奇等知帝意已决，乃建议使皇后自称疾辞位，以保全其体面，朱瞻基从之。三月，胡皇后上表辞位，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五月册立孙氏为皇后。张太后待胡后甚厚，每逢内廷朝宴必令胡后居于孙后之上，孙后因此常怏怏不乐。几年之后朱瞻基也后悔废后之举，只以"此朕少年事"自我开解。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一，朱瞻基因病传谕群臣免去正旦朝贺；初二下诏罢除采买、营造诸内使；初三驾崩，年三十八岁。遗诏传位皇太子朱祁镇，并令国家大事必须先禀告张太后、孙皇后再作决定；群臣上谥号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同年六月葬于景陵。

在宗藩问题上，朱瞻基的措施比其父更为彻底。首先是削夺护卫：秦府护卫军官张嵩告发秦王府事，秦王恐惧，主动请求辞去三护卫中的两支；楚王因担心被疑有异图，也请求交出两支护卫；蜀王等相继效仿。至宣德末年，先后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辞去多支护卫，仅保留少量侍卫部队；朝廷又频繁征调各王府护卫赴边镇备御或服役，进一步消耗了藩王的军事力量。其次是限制藩王的政治活动：与频繁让藩王进京的朱棣不同，他援引《皇明祖训》，禁止藩王进京朝觐，有事只许书信往来；限制王府婚丧嫁娶的用度与规格；对王府后代的婚姻，允许自行选配而后报朝廷备案，打破了此前由朝廷严格挑选配偶的格局；对违法作恶的藩王如晋王等，则废为庶人严惩。经宣德一朝的持续削夺，明初藩王"护卫精兵、节制公侯"的强大势力被彻底瓦解，诸王"徒拥虚名，坐糜厚禄"，不再构成对中央皇权的军事威胁，困扰洪武、永乐、洪熙数朝的宗藩问题至此基本解决。

朱瞻基深知"安民之方，必择守令"，对吏治极为重视。宣德初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贪赃枉法，与其子刘辐串通刑部郎中许惟、御史严恺等人收受重贿、减免死罪、放走罪犯，致使监察机构迅速腐败、朝中贪风日盛。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经过周密准备，先将刘观调离京师巡视河道，随即任命以清廉刚直著称的通政使顾佐为右都御史，主持都察院。顾佐上任后迅速查明都察院系统的情况，奏请将贪淫不法的监察御史严皓等三十余人罢黜；朱瞻基果断批准，将严皓等人发往辽东充吏终身，并下令"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随后刘观父子被逮捕下狱，审讯后发配辽东戍边；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也奉命整顿南京各道，罢免贪淫不职的御史三十余人。经过这一番整顿，南北两京监察部门"朝纲肃然"，贪赃之风得到有效遏制。据记载，永乐二十二年至宣德九年之间，御史们使二百四十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呈上二百四十七份弹劾奏章，至少揭发六百五十九名官员，另有二百五十一份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与劝谏。

在地方官的选拔与考核上，朱瞻基也多有举措。宣德五年（1430年），他听说地方府州官员多凭资历升迁，其中不少人并不称职甚至有贪暴行为，恰逢苏州、常州、西安等九大府州官职出缺，便下令六部堂上官举荐京官候选；吏部尚书蹇义等推举礼部郎中等九人，朱瞻基任命他们为九府知府。况钟赴苏州后刚正清廉、均平赋役，深得百姓拥戴，成为明代著名的循吏。此后他又多次命六部大臣举荐地方官，使全国许多重要府州的官员出自朝廷精选，既保证了地方官的素质，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对在任官员的考核，除三年一度的常规考绩外，他更充分发挥巡按监察御史与巡抚的作用，令巡按御史与按察司共同考察地方官，对贪婪作恶者"随时纠举，从速处理"，不必等到三年考满，弥补了常规考核的不足。在位期间地方治理上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巡抚的出现：永乐十九年（1421年）曾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十三人巡行各地，称为"巡抚"，官无定员、事毕回朝；仁宗时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浙江，周干还朝后奏报浙江土豪肆虐。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朱瞻基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赴江南处置，次年胡概将松江土豪、无赖、奸吏中地方府县不能制驭者捕送京师，交由都察院审理。宣德五年，因各地税粮隐漏舞弊甚多，他命大臣举荐一批官员擢升侍郎衔，分别巡抚各地总督税粮——吏部右侍郎去江西，户部右侍郎赵伦去浙江，礼部右侍郎去河南、山西，刑部右侍郎去北直隶及山东，工部右侍郎去南直隶苏、松诸府，并颁给敕谕："敢有阻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巡抚有权处理诉讼、审问奸猾，成为皇帝特命的专职重臣。

朱瞻基断案力求公正宽仁，甚至有意对一些罪犯从轻发落，因此对重案的最后裁决几乎每次都与众法司略有出入。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都察院御史审讯南直隶溧阳恶霸史英父子及受其贿的官员二十余人，论法当斩；大理寺复审时罪犯全部服罪，上报之后，朱瞻基逐个审问二十多名死刑犯，只杀了史英父子，其余大部分人罚以运输劳作，另有七人被他判为无罪释放。宣德二年（1427年）审判罪囚时，他下令除杀人、叛逆等死罪之外，其余依次降低处罚，这次裁决的两千多人中绝大部分改为从轻发落；司法部门认为他过于宽仁，屡次进言，他却认为这些人若能因此弃恶从善、痛改前非，这种作法就应当肯定。同年他定纳米赎罪之例，尽可能给罪犯开改过自新之路，恶逆、不孝、杀人等重罪除外。由于断案从宽，他允许并鼓励含冤之人击登闻鼓上诉，罪犯与冤民都到皇宫来敲鼓诉冤，鼓声一天到晚不绝；有官员上奏说这些按律当斩的囚犯击鼓诉冤完全是临刑贪生、骚扰朝廷，朱瞻基当即驳斥："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渎？"并规定此后掌鼓者必须认真对待，凡蒙蔽或阻遏者治罪。他还审断过一些民间家庭纠纷，如孝陵卫婆媳因上茶得汤而互讼、汾州少年诬告伯祖两案，都依据情理从宽处置，在不动摇尊卑伦理的前提下减少刑杀。

朱瞻基在位十年间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并派遣官员赈济饥民，据不完全统计，宣德时期较大规模的蠲免活动有十六次之多，其中宣德五年（1430年）减免米麦七十四万余石，宣德七年（1432年）减免米麦七十九万余石，两次合计超过一百五十万石，接近明初全国夏秋两税总额的三分之一。宣德一朝户口维持在九百万至一千万户之间，人口约五千二百万，田地在四百万顷左右，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为使救灾不致延误，他给予地方官员"先斩后奏"之权，允许先行开仓放粮再行上报，并告诫朝臣不得以"专擅"追责；宣德六年（1431年）久旱不雨，他亲作《悯旱诗》表达与民同忧之情；又曾在谒陵归途中与农夫交谈，了解民间疾苦，并将对话内容写成《记农语》传示群臣，以示重农之意。对于因灾荒和重赋而大量逃亡的流民，他一面下令免除逃亡户的积欠赋税，一面要求所在州县对逃入境内的流民加意安抚、就地安置，免除一年以上赋役，使其重新附着于土地；宣德五年（1430年）工部左侍郎巡抚河南，招抚流民十万五千余户复业务农，成效显著。

永乐时期营建北京、修建长陵等大型工程役使了大量工匠。工匠属世袭"匠户"，社会地位低下，长年服役于京师，境遇悲惨。朱瞻基即位后多次下令减轻工匠负担：宣德元年（1426年）命工部将京工匠放免二分之一，令其轮番更代，家中仅有独丁或老弱病残者则免除劳役，同时停止一些不甚急需的营建工程，终宣德之世未再进行大规模营建活动。对各地采木、采石等劳民伤财的工役，他也多次下令停止：宣德元年七月巡按湖广御史奏报当地遭旱灾、百姓吃不上饭，而地方官仍调民运粮、采运松树七万株，他立即下令将两项工役全部停止；四川等地的采木之役同样因"劳民伤财"而被叫停。他为此赋诗云"州县役夫皆敕罢，朝廷遣使悉征还"，以示与民休息之意。

苏州、松江等江南府县自明初以来即为重赋区，税粮征收远高于其他地区，且赋役严重不均，百姓负担极重。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朱瞻基提升越王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直隶、总督税粮。周忱到任后与苏州知府况钟密切配合，大力整顿江南赋役：统一官田与民田的税则、均平负担，又实行折征法，允许将部分税粮折成银两或布匹缴纳，方便百姓，同时革除粮长收粮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减轻农户实际负担；况钟在苏州一府即奏请减免赋税七十余万石。朱瞻基对周忱、况钟的改革给予坚决支持，虽有朝臣以"变乱成法"相弹劾，他一概置之不理。经过此番整顿，困扰明初数十年的江南重赋问题得到初步缓解。

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南粮北调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宣德以前漕运实行支运法（又称转搬法），由运粮民户自备船只将粮食分段输送到指定仓库，再由卫所官军分段接力运抵北京，耗费巨大，民户往往运粮三石才能送达一石，往返时间长，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朱瞻基采纳平江伯陈瑄与周忱的建议，于宣德六年（1431年）推行兑运法：各地运粮民户将粮食运至淮安、瓜洲等沿河港口，就地交兑给漕运官军，由官军运抵北京，民户只需按路程远近付给官军一定数额的"耗米"与"轻赍银"作为运费补偿。这一改革缩短了民户运粮的路程、相对延长了军运的路途，大大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也使漕运费用显著节省，陈瑄与周忱通力合作，使宣德时期的漕运成为一朝重要政绩。

在商税与金融方面，宣德四年（1429年）明廷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为由，将市肆门摊税课增征五倍，塌房、库房、店舍、受雇载货的驴骡车辆及两京菜地果园悉令纳钞；又令受雇装载的船只统计载料多少与路程远近纳钞，其中北京直抵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并委派廉干御史及户部官于沿河人烟辏集之处监收。明廷因此在漷县（后移至河西务）、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南京上新河等处首建七所钞关，《明史·食货志》称"钞关之设自此始"。这一系列措施既是为整顿宝钞流通，也构成了明代商税制度的重要环节。

朱瞻基在登基之后，多次与臣下分析探讨前代帝王为政的得失，以此为镜鉴，反复告诫朝臣及沿边守将"天下虽安，不可忘武""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他把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之所以能治乱御侮、安内攘外，必有赖于严饬武备、修明军政；只有常保戒惧之心、武备不弛，才不致招来祸患。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颁布的《御制帝训》中，他对修武与安邦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善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因为祸乱常起于不测，不戒不虞便无法应对危机；自古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划精密、训练有方，才能强御以遏、兆民以宁，达到天下久安。他因此提出三个要点：一是"储将"，即简拔智勇兼备的将领并优加禄秩；二是"养士"，即抚恤将土、按时训练；三是"广储蓄"，即重农节用、多多积蓄物资。三者具备，便足以安内而攘外。与此同时他也反对无故兴兵、滥用武力，批评好大喜功以致"海内虚耗"与"恃其英武而勤远略"造成丧师甚众的行为，认为"兵以御侮""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在治军上，他提出"训练有方，统驭有法"的总方针，内容包括勤习武艺、爱恤士卒、严明军纪、公正赏罚。为督促勋臣子孙勤习武事，他从两方面入手：精神上勉励他们以古代名将为榜样，制度上则明确规定各卫应袭军职的武官子弟平日须赴教场操练、弓马技艺务求精熟，袭职时必须遵照先朝定制"严加比试"，比试不合格者不得袭职，已袭职者亦须比试武艺，初试不中者限期回习，再试不中则予以治罪。他也多次下令选调各地卫所军队赴京校阅操练，以保持和提高战斗力。

爱恤士卒是朱瞻基治军思想的重要特点。明王朝至宣德年间，军户世袭与军屯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军官苛虐士卒、侵占屯田，军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渐成普遍现象，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他因此格外强调爱护存恤军士，认为兵士除了训练有方还要抚养得宜，"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将帅欲建树功业，仅凭自己的智勇不够，必须依靠士卒，军士乃将帅求取富贵之本，唯有平常善待军士、深得其心，临敌之际才能得其拼死效力；若素不能恤、只以威权驱使，缓急之际未必可用。他斥责各处统兵将领不恤军士，"诛求刻剥，甚于豺虎""虐用其力，减克其粮"，以致军士不堪忍受、相率逃亡，告诫他们要以恩抚士卒为念，"矜其寒馁，同其甘苦"，如父兄之爱子弟；又屡次颁布诏谕，严禁将领私役军士劳作、占夺军士屯田、贪吞军士饷粮，违者一经查实即予逮治。

为应对军士逃亡、卫所缺额严重的问题，朱瞻基继续推行"清理军伍"的政策，派遣大量监察御史分赴各省清查卫所军籍册籍，掌握军士逃亡的实际情况，并从原籍军户中勾补逃军以维持军队员额。宣德元年（1426年）一次即派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赴各地清理军伍，此后清军成为御史的常规任务并逐步形成制度；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将清理军伍的条款从最初的八条增至十九条，又增清除营私舞弊条款二十二条，力图规范清军活动、减少扰民之弊。然而清军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军屯制的瓦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土地兼并加剧，军屯的经济基础已难维持，许多清军御史在勾补逃军时随意指控民户、向地方索贿，反而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宣德时期对军伍的整顿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军队规模，却未能阻止卫所制走向衰落的趋势，明朝后来逐渐以募兵制代替卫所制，其伏笔在此时就已显现。

在北部边防上，宣德时期明朝的政策从永乐时期的主动出击转为以防守为主。朱瞻基即位之初，曾有朔州卫军士建议将东胜、高山等内迁卫所迁回故地以积极应对蒙古，又有兴州军士建议在开平、大宁等卫屯田筑城，他均未同意；他还内迁了明朝在长城外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开平卫。开平卫位于长城以北三百余里，是明初大将李文忠攻克元上都后设立的边镇，与东部的大宁卫、西南的兴和卫互为犄角，构成拱卫北京的三角防御体系；永乐以后大宁卫、兴和卫相继废弃，开平卫失去左右两翼策应而孤悬塞外、补给困难。宣德五年（1430年），在负责北部防务的阳武侯薛禄主持之下，开平卫内迁，明朝在长城以北的据点至此全部放弃，边防转入以宣府、大同、蓟镇为主干的守势格局。

对外关系上，宣德朝最重要的决断是撤出交趾。永乐年间明军灭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此后当地反抗不断，明军疲于奔命。宣德元年至二年（1426—1427年），明军在交趾屡遭挫败，宣德二年柳升所部在倒马坡一带被歼、柳升本人战死，朝中遂有弃守之议。张辅等主张增兵再战，杨士奇、杨荣等人则认为连年用兵已使民力疲乏、交趾反复难制，主张罢兵以息民。朱瞻基最终采纳了后者的意见，撤回官军、撤销交趾布政使司，并允准当地陈氏之后陈暠主其地；此后黎利自立，明廷于宣德六年（1431年）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双方恢复了册封与朝贡的关系。这一决策在当时颇有争议，后世论者或以其为知难而退的务实之举，或以其为放弃祖业的失策，但从宣德朝休养生息的整体方针看，它与其减轻民力、专意内政的取向是一致的。

远洋航行方面，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廷诏命郑和再度出使西洋，即后世所称的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于宣德六年（1431年）正月自南京出发，历访满剌加、锡兰、古里等地，至宣德八年（1433年）返航，郑和本人卒于归途之中。此后明廷不再举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海上交往的规模随之收缩，东南沿海的政策重心逐渐转向海防与朝贡贸易的常态管理。就宣德一朝而言，这次远航既是永乐以来海上事业的收尾，也是一个转向的开端。

在家庭与继承上，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孙贵妃生皇长子朱祁镇，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同年三月胡皇后以疾辞位、五月孙氏被册立为皇后。朱瞻基另有子朱祁钰，为贤妃吴氏所生。他在位十年而崩，遗诏传位皇太子，因朱祁镇年幼，又嘱国家大事须先禀告张太后与孙皇后，这一安排使宣德之后的朝政在一段时间内仍由太后与外廷大臣共同维持。后世史家把仁宗、宣宗两朝合称"仁宣之治"，视为明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之一，多以之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比；同时也不断指出其制度遗产的另一面：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隐患、边防由攻势转为内缩的长期后果，以及此后正统年间宦官专权与土木之变的伏笔，都与宣德朝的安排有关。

主要事迹

平定汉王之乱与削藩

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起兵造反。朱瞻基在杨荣、夏原吉力劝下决意亲征，率大军号称五十万直指乐安。朱高煦闻朱瞻基亲征始生惧意，城中人心涣散，朱高煦计穷出逃被擒。朱瞻基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回京后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囚禁于逍遥城。1429年（宣德四年），朱高煦因作恶触怒朱瞻基，被置于铜缸内活活烧死。此后朱瞻基采纳杨士奇建议保全赵王朱高燧，令其献出护卫；又先后处置晋王朱济熿、楚王朱孟烷等藩王，令其交出部分护卫。至宣德末年，先后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辞去多支护卫，藩王问题基本解决。

仁宣之治与内政治理

朱瞻基在位期间，倚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名臣，延续仁宗时期的国策转向，与民休息。具体举措包括：蠲免税粮、赈灾救荒、复业流民；整顿吏治，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完善内阁制度，内阁权势日重。朱瞻基对诸臣推心置腹，常于文华殿、文渊阁召对，咨访政务每至夜分。君臣关系较为融洽，经济稳步发展，史称“仁宣之治”。

弃交阯与战略收缩

永乐年间明朝在安南（交阯）用兵多年，耗费巨大。宣德年间，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听从三杨等建议，决定放弃交阯布政使司。1427年（宣德二年），朱瞻基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册封，朱瞻基不许群臣讨伐之请，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自此朝贡不绝。此外，朱瞻基还北撤开平，奉行战略收缩方针，集中力量治理内政。

三次巡边与宽河之役

1428年（宣德三年）八月，朱瞻基率军巡边。九月，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朱瞻基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领兵出喜峰口。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朱瞻基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朱瞻基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1430年（宣德五年）十月，朱瞻基第二次巡边至宣府镇西北之洗马林，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1434年（宣德九年）九月，第三次巡边，对边防表示满意。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1月（宣德五年），朱瞻基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这是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船队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此后明朝再无大规模远洋航行。

文学艺术与书画成就

朱瞻基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书画家，号长春真人。他擅长绘画，山水、人物、花鸟皆有涉猎，有《武侯高卧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等传世。其书法亦有一定造诣，行书、草书皆有可观。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朱瞻基的艺术天才即便未超过宋徽宗赵佶，至少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此外，朱瞻基亦喜好射猎、美食、斗促织（蟋蟀），《聊斋志异》名篇《促织》中的皇帝正是明宣宗，人称“促织天子”，吴伟业有《明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

设内书堂与宦官问题

1426年（宣德元年），朱瞻基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这一举措本为解决宦官语言沟通问题，但无意中开启了明代宦官干政之先兆。明代皇帝极权之盛使终明之世皇帝亦不至受宦官控制，一般而言只是通过宦官来处理政务及制约大臣权力，但此举仍被后世批评为明朝覆灭的原因之一。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病逝，朱瞻基自南京赶回北京继位，次年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他即位之初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是叔父汉王朱高煦的动向。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州举兵反叛，仿效其父当年"靖难"的名义；朱瞻基采纳杨荣等人的建议，亲征乐安。大军抵达城下，他以书信与诏旨劝谕，同时陈兵示威，朱高煦部众离散，出城投降，叛乱旬日而定。朱瞻基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将朱高煦废为庶人、禁锢于西安门内的逍遥城，对被迫附从者亦多宽宥；唯有在回师途中，赵王朱高燧的处境令人不安，他最终采取"保全"之策，未加追究，使宣德朝没有重演建文削藩的旧局。

在朝政布局上，宣宗倚重的是太祖、成祖以来培养的一批老成之臣。他即位后命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入阁办事，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共同辅政，形成"三杨"当国的格局；诏令的起草、政务的票拟多经由内阁，而皇帝又亲自听政、面议机务，君臣之间沟通较为顺畅。他还重视对官员的考察与纠劾，一再告诫都察院与地方按察司秉公纠核，不许因循姑息；对于言官的意见，他虽未必尽从，但大体保持了容许进言的局面。宣德年间朝政之所以被后世称为清明，既与这套辅政班底有关，也与宣宗本人勤于政事、处事较为持平的作风有关。

朱瞻基即位后对仁宗朝的旧臣极为倚重。当时内阁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掌户部，英国公张辅掌兵权，均受厚遇；宣德四年（1429年）黄淮致仕、金幼孜去世之后，蹇义、夏原吉虽然位高，顾问决策却多取决于"三杨"，内阁的权势日渐加重。朱瞻基对诸臣推心置腹，常于文华殿、文渊阁召对，咨访政务，每每谈到夜分。三杨之中，杨士奇是宣德朝第一核心人物，先后参预许多重大政务的决策，多次协助朱瞻基蠲免逋赋、赈恤灾伤，力主与民休息，以舒缓永乐年间多次大规模用兵造成的民力疲乏；杨荣善断军务，每有边事朱瞻基必召他计议，其言多中机宜；杨溥为人谦退，但每有建言多关大体。正是在三杨等人的建议之下，朱瞻基放弃了对交趾的继续用兵，把精力转向内政，使永乐以来长期用兵的局面得以收敛。

这一批大臣的组合，构成所谓"仁宣之治"的人事基础。杨士奇长于政务与吏治，杨荣长于边务与应变，杨溥以端谨持重著称，三人性格与所长互补，又与掌兵权的张辅、掌财赋的夏原吉相配合，使宣德朝的决策在军事、财政与民政之间得以相互调剂。朱瞻基对他们既信任又保持自己的判断，凡事多经面议而后断，遇有分歧则反复商量，这与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事事经由票拟批答的做法已有不同。

内阁权势的上升是宣德朝最重要的制度变化。永乐时期内阁初设，阁臣品秩较低，仅为皇帝的顾问，尚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地位；仁宗即位后提升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为尚书、少傅等职，使阁臣品秩与六部尚书相当，内阁权势开始上升。朱瞻基即位后进一步倚重内阁，对三杨推心置腹，"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仍受召见，顾问决策却多取决于三杨，"自是内阁权日重"。

宣德时期内阁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票拟"权的确立。此前中外章奏均由皇帝亲自批答；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等及尚书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即在奏章上贴附写有处理意见的小纸条供皇帝批阅参考；皇帝认可后，由司礼监太监用红笔誊写正式批文，称为"批红"。票拟制度的确立，使内阁从单纯的顾问机构转变为参预决策的机要中枢，其权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此制经宣德朝确立后沿用至明末。与此相应，阁臣除票拟外还拥有封驳之权（对皇帝不当旨意可封还驳正）、议政之权（参与重大政务的廷议）与起草诏令之权。

在完善内阁制度的同时，朱瞻基也显著提高了宦官的权势，初步确立了内阁与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他设立内书堂等机构专教小宦官读书识字，选十岁上下的幼童二三百人入堂学习，定为常制，宦官由此掌握文化知识，为日后参政提供了条件。更为关键的是他把"批红"之权交给了司礼监太监：由于每日进呈的奏章数量庞大，他除亲自批答数本外，其余均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按照内阁票拟的意见代为批红，司礼监因此成为皇帝意志的私人代表，拥有对内阁决策建议的审批权。这一体制在朱瞻基当政期间运行尚属正常，因为他本人勤于政事，所亲信的太监品行端正，基本能做到"照阁票批红"；但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重大隐患：一旦后世皇帝怠政或幼主登基，司礼监便可利用批红权否决内阁票拟、按自身意志裁决政务，甚至变乱成法、迫害大臣。正统朝王振等权阉乱政，即由此体制衍生，后人因此评说"一代弊政，实宣庙启之"。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朱瞻基确立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本意是使二者相互制约、共同向皇帝负责。内阁代表外廷官僚势力，司礼监代表内廷皇权势力，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垄断朝政；这一体制既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政务的最终裁决权，又防止了权臣专政，是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之后中央权力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终明之世基本格局未有根本改变。同时也要看到，这一设计的实际效果高度依赖皇帝本人的勤政程度：宣德年间之所以"照阁票批红"、运行尚属正常，正因为朱瞻基本人亲理庶务、熟悉政务；一旦继任者怠政或年幼，司礼监的批红权便会转化为对内阁的否决权，正统以后宦官干政乃至专权，正由此而来。后人论明代弊政"实宣庙启之"，指的就是这一层制度遗产。

在司法与民政方面，朱瞻基的宽仁也与其吏治整顿形成配合。他一方面严惩贪赃的监察官员、以整顿纲纪，另一方面对普通刑案从轻处置、以登闻鼓畅通下情，力求"刑清政简"；这种处理方式与其在赋役上蠲免逋赋、赈恤灾伤的做法同出一辙，都着眼于恢复永乐年间频繁用兵后疲乏的民力。宣德朝的赋役与司法政策因此大体保持了稳定的基调，这也是"仁宣之治"能够被后世称许的重要原因。

在文教方面，朱瞻基命儒臣编纂了多部书籍，见于记载的有采辑经传子史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嘉言善行的《五伦书》六十二卷，辑录历代外戚事迹以资鉴戒的《外戚事鉴》五卷，辑录历代名臣言行的三十七卷，以及他亲自撰写、颁示内外群臣要求廉洁奉公的《官箴》一卷。宣德八年（1433年）他又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十人，取四书五经等书各抄录数部副本，分贮于广寒、清暑二殿等处。这些编纂活动带有明确的教化意图，与其重视吏治、提倡循吏的施政方向一致。

在宗教政策上，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对佛教既严格控制又积极扶植利用，太祖、成祖、仁宗均对佛教有兴趣而尚能节制。至宣德年间，朝廷继承了永乐时期推崇佛教的政策，对藏僧"礼之益厚"，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这一转向与其治国的另一面并不矛盾：在边疆与西藏事务上，宗教往来本身就是维系关系的手段之一，而皇帝个人信仰的加重，也在宣德以后的政治中留下了长期影响。

在宗教政策上，宣德年间对藏传佛教的优礼明显加厚。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朝廷论征曲先、安定之功，一次加封宛卜格剌思巴监藏为净慈普应大国师、仑奔宛卜查失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失迦思端宛卜为慧真修大国师、达巴儿监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并封剌麻着星等为普善、普济、善悟、玄悟、善智、清净诸禅师，共五位大国师、六位禅师；二年又赐西吉簇番阿弘济大国师吒思巴监藏四品银印及诰命；九年更对已封"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册以"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的长封号。番僧于是有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剌麻等等级，京城供养的藏僧越来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即位后，礼部议减留京各寺藏僧六百九十一人，正统元年（1436年）又议减四百五十人，可见其规模之大。

与此同时，朱瞻基与后妃在京城及各地不断修建佛教寺院。据后世学者考证，他与后妃在京城修建的佛教寺院达九所，其中新建一所、重建六所、重修三所，宣德年间由此开启了明代中期帝王、后妃在北京大量修建佛教寺院的风气。宣德元年他敕令在岷州兴建大崇教寺并特赐寺名；宣德二年又在青海乐都境内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成为明代湟水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他还因信奉印度僧人食哩沙哩卜得啰，以其舍利在五台山兴建了大圆照寺。这些举措既出于皇帝个人的信仰，也与明代借宗教维系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政策有关。

人物关系

• 祖父：明成祖朱棣
• 祖母：仁孝皇后徐氏
• 父亲：明仁宗朱高炽
• 母亲：诚孝昭皇后张氏
• 叔父：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
• 皇后：恭让章皇后胡善祥（被废）、孝恭章皇后孙氏
• 妃嫔：荣思贤妃吴氏（明代宗朱祁钰生母）、淑妃刘氏
• 子：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
• 师：姚广孝、鲁瑄、郑礼、胡广、杨荣、金幼孜
• 辅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蹇义、夏原吉、张辅、黄淮
• 宦官：金英、范弘、王瑾、王振
• 明成祖朱棣（祖父兼君主）
• 明仁宗朱高炽（父亲兼前任君主）
• 明英宗朱祁镇（儿子兼继任者）
• 汉王朱高煦（叔父，发动叛乱被平定）
• 戴纶、林长懋（辅导官，因劝谏结怨，登基后遭报复）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 《明史纪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农，赈荒惩贪。文事则经史在御，武备则车驾待边……凡此皆善政也。而弃交趾于荒外，废胡后于长门，系陈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终之规，百里九十耶？此则宣宗之失也。”
• 《国榷》（谈迁）：“宣宗幼侍文皇帝出入塞垣，深谙民事。及即位，遽有乐安之驾，非素才武，畴克灭此而朝食也者？然兵不轻试，惓惓以生灵为念……国家之治，宽严有制，烦简有则，帝实始之。而于废胡后，弃南交，孰为帝谅者？呜呼！废后非盛德事也，其弃南交，比于汉之朱崖矣。”

明清之际

• 《名山藏》（何乔远）：“高皇帝承胡元纵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达之资缵绪大服，海内竦然，振厉者五十余年。昭皇帝（明仁宗）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明宣宗）继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义闻四方。”
• 《罪惟录》（查继佐）：“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尤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
• 《朝鲜文宗实录》载尹凤语：“洪熙皇帝（明仁宗）及今皇帝（明宣宗），皆好戏事……今皇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
• 《李朝世宗实录》：“帝好游戏，一旬不谒皇太后。且后宫争姤，宫人所出，潜相杀之。”

近现代

•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宣德皇帝的艺术天才即便未超过宋徽宗赵佶，至少也可与之相提并论。
•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少有的治世，朱瞻基在守成方面表现出色，但弃交阯、废胡后、设内书堂等举措亦为后世所议。
• 朱瞻基开启的宦官读书制度被后世视为明代宦官干政的滥觞，虽终明之世皇帝未至受宦官控制，但宦官势力渐长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