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其时父亲朱载坖尚为裕王，祖父嘉靖帝朱厚熜晚年迷信道教，忌讳提及储位之事，因此朱翊钧出生后无人敢报告嘉靖帝，也无人敢为其取名。直到1567年（隆庆元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翊钧”，并解释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

朱翊钧的生母李氏出身卑微，原是裕王府宫人，后因生子而晋升为贵妃。李太后教子极严，朱翊钧幼时稍有懈怠，即被召至面前长跪。每逢经筵讲读，李太后都令讲官入前亲授；每逢早朝之日，五更即至朱翊钧寝宫，亲自将他唤起，命左右扶掖洗漱，送上辇车。朱翊钧后来回忆说“朕五岁即能读书”，虽不免自夸，但其早年所受教育之严格，在明代皇帝中确属少见。

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1571年（隆庆五年）冬，明穆宗为他举行了成人冠礼。1572年（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宫受顾命。遗诏命皇太子“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年仅九岁的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少年天子与张居正辅政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九岁，主少国疑，朝局动荡。明穆宗临终前安排了三位顾命大臣，但高拱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矛盾极深。高拱曾感叹“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将这句话歪曲为“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上奏太后，朱翊钧听闻后，“专权之疑，深中帝心”。1572年（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高拱被免职，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

朱翊钧对张居正极为尊崇，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此后十年间，朱翊钧将内廷事务托付冯保，军政大权悉委张居正。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推广一条鞭法，整饬军备，扭转了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万历初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万石，可支用十年，太仆寺银两储蓄四百余万，太仓库积银超过千万两，史称“万历中兴”。

朱翊钧本人也坚持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除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外，即使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然而，张居正权势日重，渐至“几乎震主”。1580年（万历八年），朱翊钧因与太监孙海、客用出游行为轻浮，冯保告知李太后，太后以废黜皇帝相威胁，张居正又乘机代写罪己诏。一次经筵上，朱翊钧将《论语》中“色勃如也”的“勃”字误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吓得朱翊钧惊惶失措。这些经历在少年皇帝心中留下了深刻阴影。

亲政与万历三大征

1582年（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次年，他追夺张居正封号谥号，查抄张家，平反刘台冤案，起用因反对张居正而遭贬的官员。亲政之初，朱翊钧颇有励精图治之风，屡蠲赋税，关心民瘼。1583年（万历十一年），北京大旱，他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往返近二十里不乘车辇，百姓望见天颜，纷纷高呼“圣德”。

亲政后，朱翊钧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1592年（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哱拜起兵叛乱，朱翊钧命李如松率军平定，是为宁夏之役；同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朱翊钧决意出兵援朝，先后派李如松、麻贵等率军入朝，经平壤大捷、碧蹄馆之战、露梁海战等关键战役，历时七年，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将日军逐出朝鲜，是为朝鲜之役；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朱翊钧命李化龙率军平定，是为播州之役。三大征均获胜利，巩固了明朝疆土，但也消耗了大量军费，实际军费由内帑和太仓库银拨发，三大征结束后仍有存银。

怠政与晚年

1586年（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起，朱翊钧开始沉湎酒色，身体每况愈下。1589年（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此后朱翊钧几乎不再上朝，章奏多留中不发，处理政事主要通过谕旨形式传递。内阁出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现象，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上言：“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六科仅存四人，十三道御史仅存五人。

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而群臣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由此引发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期间又发生妖书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署名“楚太子”的匿名书《续忧危竑议》流传，攻击郑贵妃谋立福王）、福王庄田之争（朱翊钧坚持福王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之国）等事件。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蓟州男子张差持梃闯入慈庆宫，欲害太子朱常洛，史称“梃击案”。朱翊钧见事涉郑贵妃，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只处决张差及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召见群臣宣布此案了结，这是他二十五年来首次召见大臣。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攻占抚顺，朱翊钧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朱翊钧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虚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于定陵。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他年幼时便懂得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因此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他也学习得十分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稍有懈怠，李太后便将他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都令他效法讲臣在太后面前进讲；遇有朝期，太后五更便到皇帝寝所呼“帝起”，敕令左右扶帝坐起、取水为其盥面，再扶他登辇而出。后来朱翊钧自己也常常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危，当时御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说“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命他依照三位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其时正值主少国疑，朱翊钧“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冯保以高拱痛哭时所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遂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将高拱免职；高拱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不过冯保的朝夕训诲，从其初衷而言亦未为不妥。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从一开始便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讲读之日，先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息片刻后又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才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此外即使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朝鲜使臣也极称其执政前期的勤政，说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无不视朝，其余日子虽寒暑之极也不辍经筵，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毕各陈时务，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圣年才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朱翊钧又喜作楷书，自幼工八分书，太监孙隆专为其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极为神宗所爱；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他赐张居正“宅挨保冲”四字、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六卿“正己率属”各一幅，同年闰十二月又亲洒翰墨大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张居正等以为其笔力遒劲、体格庄严。他晚年更精行草，万历年间因他的提倡，草书入门书《草书百韵歌》极为流行，其中有“万历十二年神宗御制序、跋本”，尤为珍贵。 朱翊钧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便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时从未召见过大臣，此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既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也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万历二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他又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万历四年春正月，御史刘台上疏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张居正一怒之下见神宗辞政，伏地不肯起，神宗走下御座亲手扶他起来，说“先生起，朕当则台以谢先生”，随即下诏将刘台下狱、杖之一百、远戍边地。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并给予他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他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指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本当断棺戮尸，念其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张居正家产被查抄，仅在其家人的请求下留有一所空宅和十顷田地。 在经济改革方面，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清丈田亩首先自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试点进行得颇为顺利；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的事务告竣后，神宗因势利导，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这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一条鞭法同样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由神宗支持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万历九年（1581年）该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其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是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此外，考成法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其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而反；朝廷以总督魏学曾讨宁夏贼，四月以总兵官李如松提督陕西讨贼军务，五月诸军进次宁夏，贼诱河套部入犯，官军击却之，后又擒贼叩关献俘。同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七月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而败。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的使者路上络绎不绝，朱翊钧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就批评他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说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的种种德行，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称中央机构空虚、各种事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接见大臣；其时大学士叶向高等四位重臣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的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等上言说，如今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久已在告假，礼部只剩一侍郎、户部只剩一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而现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此犹可为国乎。 自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的早朝逐渐减少，其他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即使按规定举行早朝，较之前代也已省简多了：早朝地点很少再在正殿，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遍。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说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在储位与国本的问题上，他不肯立长子为太子而欲立郑贵妃所生之子，廷臣争之；福王出京之国洛阳时，他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放行，于是在朝廷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到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在财政上，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要他们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内阁传出圣谕，说两宫圣母闻河南饥荒，发内帑银三万三千两解去济赈，部请分发河南、山东、江北，得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战争发生时，明朝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大臣合议辽东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此项加派固定下来成为常赋，称为“辽饷”。 在对外与文教交流上，利玛窦等传教士献上《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并因此得他信任，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所途经的路径；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一日，俄国彼德林使团到达北京，由于未带供品也无国书，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明朝政府仍旧热忱地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使团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后离京返回。他又曾遣中使发帑金建栾川老君山太清宫宫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下令印造《道大藏经》四百六十多卷颁赐给老君山。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攻占抚顺、挑起战争，次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他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继位。其陵寝定陵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即已开工，历时六年方完成，耗银八百万两；陵墓建成时皇帝只有二十八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三十年之久。1956年至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明定陵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主动发掘，历时两年多顺利结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考古发掘还发现，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

据载神宗登基之初即以高贵的仪表给臣僚留下深刻印象，其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他在御宇之初因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张居正去世以后，他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此时他已经成年，不再有兴趣与小宦官胡闹，而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其后宫子女亦可考见。《酌中志》记皇贵妃郑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又生皇四子，并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封寿阳公主。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十八日，敕礼部册封第七女为寿宁公主，选南城兵马副指挥冉逢阳之子冉兴让为驸马都尉，择本年四月十三日成婚，合用册诰仪仗及一应礼仪都依旧例行。 其陵寝定陵是明代帝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地面建筑共占十八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陵正门前方是三座汉白玉石桥，过桥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围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三百多间，再往后是陵园最外面的围墙外罗城。

主要事迹

万历新政

朱翊钧即位后，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政治方面，1573年（万历元年）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经济方面，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田亩，至1582年（万历十年）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田亩一百四十余万顷；1581年（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标志着张居正改革取得重大胜利。这次改革扭转了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使明朝一度呈现中兴景象。

万历三大征

1592年（万历二十年）至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朱翊钧主持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宁夏之役（平定哱拜叛乱）、朝鲜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经平壤大捷、露梁海战等关键战役，历时七年）、播州之役（平定杨应龙叛乱）。三大征均获胜利，巩固了汉家疆土。

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而群臣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由此引发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期间发生妖书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王庄田之争（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612-1614年）、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等事件。最终朱翊钧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此事严重消耗了君臣互信，也是他倦政的重要诱因。

怠政与朝政废弛

1589年（万历十七年）后，朱翊钧长期不上朝，章奏多留中不发，内阁缺员严重，六科、十三道御史大量空缺，国家机器运转近乎停滞。1612年（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西学东渐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获准在北京居住并觐见朱翊钧，开始西学东渐。利玛窦进献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物，朱翊钧对其颇感兴趣，允许其在京传教。

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施政以万历初年的改革与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最为后世所记。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考成法，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他支持将清丈田亩与一条鞭法推广于全国，使“鱼鳞图册”重新编造，赋役征收得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为明代田制与赋制的综合整治与货币地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其亲政后决策举行的“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援朝抗倭与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均以明军获胜告终，巩固了汉家疆土。在文教上，万历二年他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又依张居正之议整顿学校、裁减府州县学生员数额。他自幼工书，万历二年曾以“宅挨保冲”“同心夹辅”“正己率属”等字分赐辅臣与六卿，又以“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张居正；因其提倡，草书入门书《草书百韵歌》在万历年间极为流行，士子之家几乎人手一册，其中“万历十二年神宗御制序、跋本”尤为珍贵。他还崇奉道教，曾遣中使发帑金修建栾川老君山太清宫宫殿，并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下令印造《道大藏经》四百六十多卷颁赐老君山。此外，他在万历末年三次加派田赋，每亩共加征九厘，合计得银五百二十万两，此额固定下来成为常赋，称为“辽饷”。

人物关系

• 祖父：明世宗朱厚熜
• 父亲：明穆宗朱载坖
• 母亲：孝定太后李氏
• 嫡母：孝安皇后陈氏
• 兄弟：朱翊钺（早夭）、朱翊铃（早夭）、朱翊镠（潞王）
• 皇后：孝端显皇后王氏
• 皇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洵（福王）、朱常浩（瑞王）、朱常润（惠王）、朱常瀛（桂王）等
• 皇女：荣昌公主朱轩媖等
• 张居正：帝师、内阁首辅，主持万历新政
• 冯保：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的政治盟友
• 李太后：生母，教子极严
• 高拱：顾命大臣，被冯保构陷罢职
• 张居正：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万历新政核心人物
• 申时行：继张居正后任首辅
• 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首辅，曾劝谏朱翊钧勤政
• 叶向高：万历末年首辅，多次上疏请补官缺
• 李如松：宁夏之役、朝鲜之役主将
• 麻贵：朝鲜之役将领
• 李化龙：播州之役主将
• 戚继光：抗倭名将，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
• 高拱：被冯保构陷罢职
•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追夺封号谥号，查抄家产
• 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直谏，被斥
• 钱若赓：因劝谏被投入诏狱三十七年
• 郑贵妃：宠妃，国本之争核心人物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神宗实录》称其早年“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晚年则“章奏多留中不发，政事废弛”。
•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价其早年励精图治“真可只千古矣”，但晚年“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
• 1612年（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称“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清初

• 清修《明史·神宗本纪》评价：“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又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谈迁《国榷》评论：“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以讹传讹，神宗闻之，专权之疑深中帝心。然神宗晚年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指出：“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励精图治，后三十八年深居宫禁，纲纪废弛，实为明亡之渐。”

晚清民国

•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神宗：“神宗中年以后，倦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亦习于苟且，遂至国事日非。”
• 孟森《明史讲义》指出：“万历一朝，实为明室存亡之关键。神宗初年励精，晚年怠荒，前后判若两人，其失在于不能慎终如始。”

近现代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年（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剖析神宗怠政与明朝制度性危机，认为神宗的消极抵抗是对文官集团道德束缚的反弹。
• 樊树志《万历传》认为朱翊钧早年支持张居正改革，开创万历中兴，但晚年倦政导致党争加剧、边患日深，其个人性格与经历对明朝衰亡有直接影响。
• 当代学者多认为朱翊钧并非昏庸无能的君主，其早年颇有作为，晚年怠政与身体疾病、国本之争及幼年受张居正压制等经历有关，但长期不上朝客观上加速了明朝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