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李善长生于1314年（延祐元年），濠州定远人。定远地处淮河西岸，元末为南北要冲，民间素有尚武任侠之风。李善长自幼酷爱读书，"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李善长传》）。他通晓法家学说，善于料事，被乡里推为祭酒，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儒者。

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经略滁阳（今安徽滁州），李善长经丁德兴引荐前往迎谒。朱元璋见他是当地年高有德之人，"以礼之，留掌书记"。这一任命，成为李善长政治生涯的起点。当时朱元璋麾下尚缺文吏，李善长以掌书记身份参与军政机要，开始展露其行政才能。

朱元璋曾从容问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这番话以汉高祖刘邦为喻，提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三纲领，正是日后朱元璋治国理政的基调，因此深得赏识，"太祖称善"。

滁阳与和阳时期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攻占滁州，被任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当时朱元璋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日多，李善长负责考察来降者才能，向朱元璋举荐；同时替朱元璋表达诚挚之意，使投诚者安心。如有将吏之间产生矛盾，他便委曲调护。郭子兴听信流言，疑朱元璋而削其兵柄，并欲将李善长夺去自辅，李善长"固谢弗往"，坚决留在朱元璋身边，赢得更深信任。

1355年（至正十五年），朱元璋驻军和阳，亲自率军进攻鸡笼山寨，仅留少量兵佐李善长居守。元将谍知来袭，李善长临机设伏，竟击败来犯之师。"太祖以为能"——这是李善长首次独立指挥作战并取胜，显示其不仅能理文书，亦有军政之才。

渡江与平定江南

朱元璋得巢湖水师后，李善长"力赞渡江"。攻克采石、进军太平之前，李善长预书榜文，严禁士卒违纪，"城下，即揭之通衢，肃然无敢犯者"，使太平城中的百姓免遭兵燹之苦。此举开朱元璋军"仁义之师"之先声，影响深远。

1356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集庆路（今南京）。将取镇江时，朱元璋担心诸将纵兵殃民，佯怒欲置诸法以示威，李善长力救得解。镇江攻克后，"民不知有兵"，这与李善长事先的军纪布置直接相关。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后，以李善长为参议。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虽同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后，李善长兼领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

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建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朱元璋有所招纳，辄令善长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善长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在经济建设方面，李善长斟酌元制、革除弊政："请榷两淮盐，立茶法，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使国家财富日益增长，"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此外，朱元璋渡江初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李善长趁机建言："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朱元璋遂命李善长与御史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这是明代初期法律制度的重要奠基。

1367年（吴元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尚左，遂以善长为左相国。

明朝建国与位极人臣

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即帝位，定都南京。追封祖先、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李善长充大礼使。又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李善长率礼官制定郊社宗庙之礼；朱元璋巡幸汴梁，善长留守南京，"一切听便宜行事"。他还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定天下岳渎神祗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此时李善长已是事实上的首席文臣。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帝曰："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遂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并予丹书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封公者仅徐达、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然而，"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立即被按罪黜免；与刘基争法时竟辱骂之，刘基不自安，请告归。先后被朱元璋任用的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获罪，唯李善长"事寄如故"，这种持续在位反成朱元璋心中隐患。

1371年（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朱元璋赐临濠地若干顷，设守坟户一百五十家，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次年病愈，朱元璋命其董建临濠宫殿，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善长经理之，留濠数年。1374年（洪武七年），擢其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子李伸、李佑皆为群牧所官。 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以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子李祺，授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之"。然而李祺尚主一月后，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即上疏弹劾："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李善长因此"坐削岁禄千八百石"。不久又命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职位看似恢复，实权已被大幅削弱。

晚岁与获罪

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由李善长推荐入朝，累擢至左丞相；李善长弟李存义之子李佑又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关系盘根错节。

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坐党死者甚众，然李善长安然无恙，"御史台缺中丞，以善长理台事"。这看似又一次"李善长如故"的奇迹，实则暗藏杀机。

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党，朱元璋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恩，朱元璋由此衔恨在心。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是年发生数事，直接触发其死：一是善长欲建第宅，向信国公汤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二是四月京民坐罪应徙边，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朱元璋大怒，按治丁斌。丁斌曾在胡惟庸家做事，供出存义等与胡惟庸交通旧事。逮李存义父子鞫讯，词连善长：

"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又有人告善长："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御史交章劾善长，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胡惟庸通贿私语。

朱元璋最终判定：善长"知胡惟庸谋逆，观望不报，狐疑两端，大逆不道"。当时太史言星变，灾应在大臣，遂于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赐李善长死，"诛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有五"。李善长虽有丹书铁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但谋逆之罪不在赦免之列。

朱元璋亲制诏书，纂成《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李祺与公主被徙江浦，李祺后于靖难之役投水自尽，李祺之子李芳、李茂因公主故得免罪，但仍被削除韩国公爵位世袭之权。

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之辩冤，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为儿女亲家，与胡惟庸不过是侄辈姻亲，亲疏悬殊；且李善长已位极人臣，"生得封公，死得封王，子尚公主，亲戚拜官封爵"，万金之富无可加，助胡惟庸成功亦不能获得更高地位，"反"理不通。朱元璋虽无言以对，亦未罪王国用，但杀意终不复改。

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安宗（弘光帝）追谥李善长为"襄愍"。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他自幼读书，有智计，习法家之说，预料事情多能说中。朱元璋略地滁阳时，他前往迎谒；朱元璋知他是当地年高有德之人，以礼相待，留他掌管文书。朱元璋曾从容问他天下之乱何时可平，他答称秦末大乱时汉高祖以布衣起兵，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而成帝业；如今元朝纲纪已乱、天下土崩瓦解，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以为他说得有理。

此后李善长随朱元璋攻占滁州，任参谋，参与机要谋划，主管军队的物资供应，深受信任。朱元璋威名日盛，前来投靠的诸将，李善长一一考察其才能并禀告朱元璋，又替朱元璋向归附者表达诚意，使他们安心；诸将之间若有龃龉，他从中调解。郭子兴听信流言而怀疑朱元璋、渐夺其兵权，又想从朱元璋身边把李善长要来辅佐自己，李善长坚决谢绝，朱元璋因此格外倚重他。朱元璋驻军和阳时曾亲自率兵进攻鸡笼山寨，只留少量兵力让李善长留守；元军将领得知后前来偷袭，李善长设伏将其击败。

得巢湖水师后，李善长力赞渡江。攻克采石、直趋太平时，他事先写好榜文严禁士卒违犯军纪，城下之后立即揭于通衢，军中肃然无人敢犯。朱元璋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以他为帅府都事，又随军攻克集庆。将取镇江时，朱元璋担心诸将不能约束部下，佯装发怒要治他们的罪，经李善长力救而罢。镇江攻下后，百姓竟不知有兵经过。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时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皆为幕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李善长决定；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后，他兼领府司马，晋升行省参知政事。

明朝建立前后，李善长主持了大量制度建设的工作：他与诸臣一同裁定郊社宗庙的祭祀之礼、官制与律令，监修《元史》，并参与历法与礼制的厘定。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制词中把他比作汉代的萧何而褒奖备至，位居诸功臣之首。洪武四年（1371年），他以病致仕。此后胡惟庸因他的推荐而入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牵连甚广；李善长虽已致仕，其弟李存义父子又与胡案有牵连，朱元璋当时免其一死。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论以知逆谋而不举发等罪，与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同被处死。关于他的罪名，后世争论不休，多以为属明初诛戮功臣的一部分，《明史》对其前期辅佐之功与后期之祸两存其说。

李善长在制度建设上的具体工作，主要集中在他任左丞相的几年。洪武元年明朝建立之初，他与诸臣议定郊社、宗庙、社稷的祭祀之礼，又参定六部官制与文武百官的品秩；律令方面，明初的《大明律》即由李善长等奉诏编定，此后屡经修订；历法上沿用《大统历》，其颁行亦与他和刘基等人的参定有关。文事方面，洪武二年（1369年）诏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官、宋濂与王祎为总裁，次年又续修一次，全书成于洪武三年。《元史》修成之速，在历代正史中是少见的，这与明初急于确立自身正统、并为前朝修史以昭代序的用意有关。此外他还主持了功臣封赏的名籍编排与官署的设置，凡朝廷大典、册封、赏赐的仪注多由其参与裁定。

其身后的处置则与这些功业形成强烈反差。李善长之子李祺为驸马都尉，尚临安公主，因此李氏门第在案发后并未立即断绝，但其诸子与弟侄多被株连，家族从此衰落。关于李善长之狱，后世议论集中在两点：一是他与胡惟庸确有姻亲关系却未举发，二是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猜防；两说并不互相排斥。《明史》在本传中既记其「少读书有智计」、辅佐之功居多，也记其末路之祸，并借史臣之口对明初功臣的进退发过感慨。

洪武三年封赏功臣时，朱元璋曾以汉代的萧何相比拟，并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许其本人免二死、子免一死，恩遇之隆在诸功臣中无出其右。这一比拟与后来的结局，构成明初功臣命运中颇具反讽意味的一段。

李善长受封韩国公、位在诸功臣之首，是明初封爵中等级最高者之一，与魏国公徐达同为太祖最倚重的文武二臣。

《明史》本传论其事，既称其辅佐之功居功臣之首，又记其末路之诛，两存而不为定论。

主要事迹

政治制度建设

李善长是明初政治体制的实际奠基者之一。朱元璋称帝前后的多项重大制度，皆出自善长之手或由其主持推行：

1. 律令修订：洪武初年，李善长与刘基等裁定律令，废除连坐三条（除谋大逆外），奠定明初法律基础。
2. 礼制建设：率礼官制定郊社宗庙之礼，确定天下山川神祗封号；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
3. 官制设计：奏定六部官制及中央机构运行框架；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
4. 宗室分封：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
5. 经济政策：斟酌元制，请榷两淮盐、立茶法、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使国用饶而民不困。

军事后勤与军纪

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全程负责朱元璋军队的后勤供应与军纪维护：

1. 居守调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保障了朱元璋在前线的持续作战能力。
2. 军纪设计：攻采石、太平时，"预书榜禁戢士卒"，使百姓"不知有兵"。
3. 协调将吏："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又"为太祖布款诚"，"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是朱元璋阵营内部凝聚力的关键维护者。
4. 和阳之役：留佐居守时设伏击败偷袭元军，显示其临阵指挥才能。

文书起草与对外招纳

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朱元璋"有所招纳，辄令为书"，所有招贤纳士的文告皆出自善长之手。其文书才能是朱元璋在群雄竞逐中能有效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推荐人才与人事

李善长曾推荐胡惟庸出任宁国知县，后胡擢太常少卿、左丞相。然而这一推荐最终成为他获罪的伏笔之一——尽管胡惟庸案发时李善长并未立即受牵连，但胡案成为悬在他头上的长期威胁。

与胡惟庸案的牵连

李善长之死，是胡惟庸案的延伸与扩大化。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伏诛时，李善长安然无恙；至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因"知谋反不举"、"观望两端"等罪名被赐死。其间历经十年，株连三族七十余人。这一案件与后来的蓝玉案共同构成洪武朝四大案之二，是明初皇权高度集中、功臣遭受系统性清洗的标志性事件。

家族政治联姻

1376年（洪武九年），李善长子李祺尚临安公主。这一联姻将李氏家族与朱明皇室直接绑定，使李善长成为皇亲国戚。然而联姻并未带来安全，反而使其在政治上更加敏感——一旦失势，连坐更重。

人物关系

• 家族
• 弟：李存义（太仆寺丞，因胡惟庸案被安置崇明）
• 侄：李伸、李佑（皆为群牧所官）
• 子：李祺（驸马都尉，尚临安公主）
• 孙：李芳、李茂（因公主之恩得免罪，李芳任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任旗手卫镇抚）
• 妻女弟侄：七十余人同被诛杀
• 君臣
• 朱元璋（明太祖，主君，明朝开国皇帝）
• 临安公主（朱元璋女，李善长儿媳）
• 同僚与下属
• 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江南行中书省幕僚）
• 李饮冰、杨希圣（参议，因冒犯善长权被黜）
• 汪广洋（御史大夫，曾弹劾善长）
• 陈宁（御史大夫，曾弹劾善长）
• 敌对与冲突
• 刘基（御史中丞，因争法被李善长辱骂，请告归）
• 胡惟庸（左丞相，因谋反被诛，李善长因与其关系被株连）
• 故旧
• 汤和（信国公，善长借卫卒时密告朱元璋）
• 杨文裕（善长故人，曾代胡惟庸说善长谋反）
• 后世纪念
• 王国用（虞部郎中，李善长死后上书为之辩冤）
• 朱由崧（明安宗，追谥善长"襄愍"）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1. 朱元璋在1370年（洪武三年）封公诏书中以李善长比于萧何，褒称备至："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明史·李善长传》）
2. 朱元璋于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亲制诏书，指其"知谋逆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将其列为奸党之首，布告天下（《昭示奸党三录》）。
3. 王国用（虞部郎中）次年上书辩冤，谓善长与朱元璋为儿女亲家，与胡惟庸不过侄辈姻亲，"万金之富已臻其极"，助胡谋反亦无更高爵禄可图，反理不通；朱元璋无言以对，但未改其罪。
4. 谈迁《国榷》、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之十一》皆为李善长立传，承认其为开国文臣之首。
5. 朱由崧（明安宗）1644年（崇祯十七年）追谥善长为"襄愍"，"襄"字含有"辟地有德"之意，反映南明对明初开国功臣的重新追认。

清初至清中

1. 张廷玉《明史·李善长传》："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指出其性格的两面性；又载朱元璋对其评价："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定位其后勤之功。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将李善长之死归入"胡蓝之狱"，认为其罪状多为"知情不举"，而非直接谋反，体现了清初史家对洪武功臣群体的批判态度。
3. 清代学者多认为李善长之死乃明初"狡兔死，走狗烹"的典型事例，反映了皇权专制下功臣的悲剧命运。
4. 上官周《晚笑堂画传》所附《明太祖功臣图》中绘有李善长题跋像，1743年（乾隆八年）刻本，将其列入明太祖功臣图像，显示清代官方对其开国功臣地位的承认。

清末民国

1. 清末民初学者多受明清易代之际的反思影响，将李善长案与明初诸案并提，视之为朱元璋"猜忌功臣"的证据，认为其反映了明初皇权专制的黑暗面。
2. 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在论及中国君主专制时，常引李善长案为例，批评"狡兔死，走狗烹"的帝王逻辑。
3. 民国史家普遍承认李善长在明初制度建设中的奠基性贡献，但对其政治生涯的负面评价远大于肯定，认为其最终结局是皇权逻辑下不可避免的悲剧。

近现代

1. 现代明史研究普遍认为：李善长是明初政治制度、礼制、法律、经济的核心设计者之一，其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肯定；同时，胡惟庸案中的"知情不举"罪名多为后世建构，李善长之死更多反映洪武朝政治生态的严酷性。
2. 吴晗《朱元璋传》中将李善长列为朱元璋阵营中最重要文臣之一，认为李善长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足以比肩萧何。
3. 当代历史学者普遍指出：李善长案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明初"废丞相、设五府六部"政治演变的预演，其死标志着明初文臣集团整体衰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