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原籍江西湖口，后迁至安徽庐州府合肥县。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许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为嗣，遂兼祧李氏。至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时，分从李姓。李家世代耕读，至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1838年（道光十八年），李文安考中进士，榜名李文玕，与曾国藩同年，李氏一族始为庐郡望族。

李鸿章为李文安次子，生于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出生地为合肥县磨店乡祠堂郢老宅。六岁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1840年（道光二十年）考中秀才，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李文安时任京官，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来年顺天府乡试。李鸿章遵命北上，作《入都》诗十首，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句，以诗言志。

入京后，在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器重。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府恩科乡试，中举人（第84名），同年与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会试落榜，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1850年（道光三十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曾国藩誉之为“伟器”。

团练生涯与入幕湘军

1853年（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五月，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他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1855年（咸丰五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1856年（咸丰六年）九月，随福济攻克巢县、和州，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1857年（咸丰七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结束五年团练活动。1858年（咸丰八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深叹“昨梦封侯今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经李瀚章牵线，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此时正值三河之战败绩，曾国藩急需人才，对其“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在曾国藩教导下，李鸿章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

1860年（咸丰十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因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李元度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兵败后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经胡林翼、陈鼐、郭嵩焘等友朋劝说和曾国藩再三招请，于次年（1861年）六月重回湘军大营。此后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组建淮军，戡平东南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失去最后一支主力。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往上海，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一面派钱鼎铭等赴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起初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皆未果，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1861年（咸丰十一年）夏，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得益于庐州团练基础和当地关系，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皖籍地主武装纷纷响应。

1862年（同治元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树”“铭”“鼎”“庆”四营陆续开赴安庆集训。李鸿章还命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招募旧部，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曾国藩从湘军调兵借将，整营拨归的有“春”字营、“济”字营、程学启“开”字两营、“林”字两营、“熊”字营、“垣”字营，以及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淮军初建即有14个营头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二月，曾国藩检阅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李鸿章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经曾国藩推荐，署任江苏巡抚，十二月实授。淮军抵沪时，太平军正大举进攻上海，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对淮军“皆笑指为丐”。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当年下半年，淮军独立进行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守住上海，让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装备洋枪洋炮，雇请外国教练训练，战斗力大大提升。李鸿章采取招降纳叛、兼收并蓄措施，在两年内将淮军由6000多人扩至6、7万人。他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1863年（同治二年）春又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将常胜军置于自己指挥之下。他与新任统领戈登关系良好，“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在人事上，罢免杨坊等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务实干练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费上，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等军需，以厘金协济淮军。但他“征粮收税”“捐厘助饷”的横征暴敛行为，也弄得“怨黩繁兴”“民穷财尽”。在对外关系上，利用赫德和潘曾玮当说客，平息苏州杀降引起的戈登闹事，用计解散常胜军，初步显露出外交手腕。

1863年（同治二年）十一月，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杀谭绍光开城投降。李鸿章采纳程学启建议，诱杀降将郜永宽等八人，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引起戈登不满，但李鸿章认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在日记中赞赏“殊为眼明手辣”。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1864年（同治三年）五月，攻克常州，太平天国败亡。李鸿章因功封一等肃毅伯。

剿捻与督直

1865年（同治四年），太平天国败亡后，捻军成为清廷心腹大患。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奉命督办剿捻军务。1866年（同治五年），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捻军分东西两支，李鸿章采取“扼地兜剿”之策，利用河防和坚壁清野，逐步压缩捻军活动空间。1867年（同治六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1868年（同治七年），东捻和西捻相继被平定，李鸿章赏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处置失利，去职。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接替曾国藩。此后二十余年，李鸿章坐镇北洋，成为同治、光绪两朝重臣，有人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洋务与北洋海防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大力推行洋务运动。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自办轮船运输企业。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督办北洋海防，组建北洋水师。1879年（光绪五年），奏设天津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成军，拥有定远、镇远等铁甲舰，一度为亚洲第一海军。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企业，涉及军工、航运、矿业、电报、铁路等多个领域。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列强环伺的局势下，力求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人才来增强国力。

甲午之败与晚年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失利，随后在威海卫被围歼，全军覆没。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难辞其咎。战后，他被作为特使赴日谈判，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李鸿章遭革职留任，声名受损。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历时半年，考察政治、经济、军事，回国后主张变法。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被启用为两广总督。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李鸿章参与“东南互保”，并奉命北上谈判。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后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太傅，追晋侯爵，谥文忠。

家世与旧庐

李鸿章之先世本姓许。至其八世祖许迎溪时，将次子许慎所过继给同庄之李心庄为嗣，遂由许氏而改姓李氏，合肥李氏一系自此始。其家旧居在合肥县磨店祠堂郢；李鸿章为父亲所撰《葛洲墓志》中，又有其先世旧庐在东乡熊家砖井之说，另有记载称他生于合肥东乡的大兴集老宅。数说并存，而后世修谱、立祠多以磨店祠堂郢为本籍所在。李氏世代耕读，至李鸿章而显，其后兄弟六人皆以科第、军功、官位著称，合肥李氏遂为一方之望族。

曾国藩幕中之薰陶

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故李鸿章早年即入曾国藩之门，受其教诲。曾国藩之教，见于日常细事者尤多：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谓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曾国藩又常有意无意使幕中人李鹤章等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其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曰：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作风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师生之间性情既异，而其相济之效，则为后世论淮军、论洋务者所常道。

淮军之改制与扩充

李鸿章在军制上，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他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二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以关税养洋军、以厘金养淮军，此一财务安排，实为淮军得以自立自养之关键，而其厘卡之层层增设，亦为晚清厘金制度积弊之源。

苏常战役与苏州杀降

同治二年，太平军守将相继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等分道并进，遂迫苏州城下。苏州守将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程学启入城后还搜杀悍党二千余人，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此事后世论者聚讼颇多：既有责其背信杀降者，亦有谓其时兵势未定、不得不除内应者，而李鸿章自己则明白以「攸关大局」四字自解。

天京会攻与一等肃毅伯之封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前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因「金陵克复」，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天京一役，李鸿章既有避功之思，又有奉命之行，进止之间颇费斟酌，而其与曾氏、左氏诸人之关系，亦于此役中尽见。

西捻之平与褫革之辱

东捻将平，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西捻之平，以河道为兵、以水势为墙，为李鸿章剿捻战术之极致。

淮军之裁遣与总督之任

李鸿章探知清廷对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京入觐，获赐殊恩，并让他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十月，李鸿章返抵南京，与曾国藩筹商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五十营，奏留七十五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先返乡省亲，继而于同治八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二月兼署湖北巡抚。自淮军起家而至封疆，前后不过八九年；其裁军之举，实为晚清「功高震主」格局下武臣自处之典型。

历聘欧美与总理衙门之行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颇为成功，一部分外国人甚至把李鸿章看成是一个中国的符号：他的「不学无术」、少学究气和说话办事的直来直去，比较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欧美对李鸿章大加称赞，以至于有人认为「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是年六月十三日，进行环球考察的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其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兴趣的，就是他拜访前首相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八月三十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转达谢意。此行使李鸿章对欧美之繁华强盛有切身之见，然而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回国之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版双龙宝星。适逢十九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庚子之变与北上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起，八国联军入都，清廷于六月十二日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奕劻与之同为全权大臣，方始北行。此数月中李之迟回观望，实为庚子乱局中一重要关节：既不敢以一身当列强之锋，又不得不于国势倾危之际出而当之。其在沪与刘坤一联名保护洋商教士之举，与南方督抚之「东南互保」相呼应，使长江流域得以不乱，故后世论庚子之局者，多以此为其功。

庚子后的对俄交涉与病逝

辛丑议和期间，李鸿章以衰朽残年而担负重任，忧郁积劳，时病时愈。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又伤风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二十五日，他不遵医嘱，力疾前往西班牙公使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返回寓所后「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清廷闻讯允许其休假二十日。经过两旬静养，李鸿章病情有所好转，便立即与俄国恢复关于东三省交接的谈判；但对俄方希望清政府在「私方」协定中将东三省路矿及其他利益全部让归，先订银行协定、再订撤军条约的要求，他坚持不允。九月十九日，在死前八天，李鸿章到俄国使馆议事，俄使还对他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李鸿章「呕血碗许」，被西医诊断为胃出血。同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其病之起，实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此后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而临终以前，犹以对俄交涉为务，其晚年之劳瘁，于此可见。

临终之状与身后之典

李鸿章弥留之际，亲信周馥等在旁守护。据记载，李死前一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只是「不能语」；待到次日午时，「目犹瞠视不瞑」。周馥抚着李鸿章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此时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用手帮他擦拭眼泪，「且抹且呼」，李鸿章这才瞑目，「须臾气绝」。当时守在身边的二人还目睹：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这才瞑目。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在当时《纽约时报》也有记载，题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争论》。李鸿章既逝，《清史稿》本传载：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锡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异辞录》又载：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鹿文端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身后哀荣与庙廷配享之议，于此并见。合肥享堂建于光绪二十八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一千三百平方米；天津李公祠则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主持修建，正门设在子牙河畔，庭院中央安放李鸿章铜像，主体建筑为连九间的大殿堂。

幕府之人才与其前后之变

自受命招募淮军伊始，李鸿章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他的幕府班子也越来越庞大。以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为界，前期李鸿章幕府以履行军事职能为主，主要由其同乡、同学、亲属、朋友、原曾国藩幕僚和上海官绅组成，仍以传统的旧式人才为主；后期幕府的职能转向以行政事务为中心，为此而延揽一大批具有办理工矿企业、海防、教育、外交等方面专长的近代人才，旧幕府成员也有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而发生转化。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幕府可以说是中国当时独一无二的近代人才库。其幕府中人物，或办洋务，或办交涉，或主军旅，或以文牍见长，晚清数十年之政务多经其手，而淮系一系之势力亦因此遍及南北。

与维新派之关系

李鸿章之思想与维新派颇有相近处，故其于维新运动虽不公开表态，实有暗中支持之意。据记载，康有为等与李鸿章会谈，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奏章留中或缓发；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以及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他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与格兰特之交往

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之交往，为晚清外交史上一段逸事。格兰特访问中国，在天津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待，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间的感情颇深。李鸿章当时颇为自负地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他在酒席宴上请求格兰特帮忙调解中日琉球纠纷，格兰特一口答应，遂成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兰特访华时，曾携带镶有钻石的手杖，李鸿章看到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对他说，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国征得工商界领袖同意后再转赠给他；但格兰特返美后，于光绪十一年病逝，未来得及将手杖亲自赠与李鸿章。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转达谢意。以手杖一节，联络中美之间，而李鸿章之喜交外国之人、乐闻外国之事，于此亦见一斑。

晚年之形貌与健康

通过李鸿章的照片，可以看出：青壮年时带有一些「武气」，中年后微显劳累状，晚年有些发福；此外，他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或与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马关议和时，又添日本遇刺所留枪击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遇枪击后，李鸿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年需靠轮椅行动。其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一累即有眩晕之顽疾，至辛丑议和期间遂以「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而病，卒以胃出血终于北京。以一国之重臣，其体肤之创痕与其国势之创痕相应如此。

外人笔下的仪容

李鸿章出使欧美，外国人多有亲见其人的记述。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谓其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英人寇松在著述中记述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他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六英尺四英寸以上，又说李鸿章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此类记述，虽各有褒贬，然后世欲知李鸿章之形貌与气象者，多取资于此。

晚年之宫廷关系与海军经费

李鸿章晚年与清廷之关系，既倚重又压制。其与掌管户部的翁同龢素有不睦，北海海军经费时常被克扣，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的情况，其中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二千九百两等项俱在奏中。以筹款之难、掣肘之多，而海军之费与朝中之人事纠缠如此，甲午一役之败，其因盖不止在海上。

其生平之要略

李鸿章，派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早年入曾国藩幕，咸丰末受命募淮军，以十三营约九千人浮海赴上海；同治元年起以淮军收复苏常，二年杀苏州降将八人，三年会攻天京，封一等肃毅伯。四年至七年剿捻，先平东捻、再平西捻，遂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光绪二十一年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二十二年历聘欧美，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同年卒于北京，谥文忠。

主要事迹

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组建淮军，采用西式装备和训练，成为清军精锐。1862年（同治元年）率淮军抵沪，与太平军作战，先后收复苏州、常州等地，为平定太平天国作出重大贡献。同治四年至七年（1865—1868年（同治七年）），督师剿捻，平定东捻和西捻，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

洋务运动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1865年（同治四年），购美商旗昌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后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成为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同年，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此外，还创办上海广方言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涉及军工、航运、教育、通信、矿业等领域。

组建北洋水师

1875年（光绪元年），李鸿章开始督办北洋海防，通过赫德等购买外国军舰，在旅顺、威海卫修建军港。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成军，拥有定远、镇远等铁甲舰，一度为亚洲第一海军。但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覆没，洋务运动军事成果付诸东流。

外交活动

李鸿章长期主持清廷外交，先后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被时人讥为“卖国贼”。但他也参与“东南互保”，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尽力维护东南各省稳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出访欧美，考察各国政治经济，主张变法。

同时代人交往

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密切，既是师徒，又是政治盟友。与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中兴四大名臣”，但三人之间亦有矛盾和竞争。与翁同龢因弹劾翁同书一事结怨，日后翁得势后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影响甲午战局。

淮军之创建与运沪

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遂命李鸿章招募淮勇，别立一军。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十八万两，雇英国商船七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十三营约九千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以一军之兴，而由地方士绅出资雇船、由外人之船浮海而东，此实为近代中国军事与外交史上一段别开生面之纪录；淮军自成立之初即与上海之洋场、洋商、洋船相涉，其日后之洋务事业，盖已伏根于此。

淮军入沪之困境与自强

上海为江南财富集中之地，华洋杂处，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之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之战等役。同治元年，李鸿章又与英方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李鸿章派出淮军六千人，与外军共维大局，其中三千人进驻南桥，三千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同治二年春，又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之约。以淮军之势初成而能与外军分庭抗礼，其在沪之立足，实由数战之功。

湘淮去留与剿捻之始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一裁一留，实为曾国藩与李鸿章二人对时局判断之根本分别，而淮军此后之存在、其洋务事业之展开，皆以此为基。

未几，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八月，他奏请置办上海虹口洋人铁厂机器，与丁日昌、韩殿甲旧有的两局归并为江南制造局之基。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接办剿捻与东捻之平

李鸿章接办剿捻，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其初战有尹隆河之役：淮军与湘军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二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三十二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一部。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不愿将辖地变作战场而疏于防范，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鸿章与丁宝桢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三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

海防之议与北洋海军

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中日开战前，他先后购置「定远」「镇远」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巡洋舰，同时参照西方海军有关规章，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最早迈向近代化。在战略上，他认为敌人皆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但列强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故「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舰进口时尚可拒守」；同时又认为若仅有陆军而无水师，「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故「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因此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其守御之布置，则以「以守为战，先顾海口设防」为要：中国兵船甚少，只能自守海口，而海口设防又须有重点，「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他又认为「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故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为此他反对用「海防衙门」名称统筹海军，认为海防二字「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蓍敌情」，因而力请「设海部」，授予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他按照西方近代国防建设理论，视清政府的财力，从拱卫京师着眼，沿岸修台筑垒，选择旅顺、威海卫为海军基地，南北遥遥相对，控扼渤海湾咽喉，内卫京师、外御侵略，防御体系颇为谨严；针对旅顺、威海卫中隔辽阔洋面、敌船处处可以闯入的情况，他强调筹防「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然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主「保船制敌」的方针，终至惨败。

朝鲜之变与甲午之役

朝鲜一再有事，李鸿章皆预其事。先是，朝鲜内乱，李鸿章命率军一千五百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八千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国王，中日之间遂以朝鲜为争端而起衅。中日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及战事失利，清廷先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并不完备而拒绝交涉，持续陆海两方攻势，暗示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出面。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他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三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4月10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二亿五千万两白银（本为三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的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据说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垂泪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据此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亿两；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方放弃辽东半岛；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三千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马关之约，为李鸿章一生最负重咎之事，而其遇刺之地、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之语，亦为近代中国外交最惨痛之记忆。

洋务之业：自军工至民用

李鸿章之洋务事业，起于军火而及于民用。早在曾国藩幕下时，他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募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其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因此他在继续筹办「船坚炮利」之军工的同时，亦措意于民用企业。此外，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但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之后由官银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其所办之局厂，以江南制造局与轮船招商局为最著。此种官督商办的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从洋务中获利甚丰。

《辛丑条约》之签订

李鸿章既北上受命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劻同列。其交涉之要旨，见《异辞录》所记：「倏有拳匪之乱，八国联军入都，群情惶惧，公复为全权大臣，入都议约，各使意见已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参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国兵官均需干预，故情形极为复杂，每一条例，皆几经商酌而后定。」其交涉之依据，则李鸿章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于十一月三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出《议和大纲》。及全文录出，示意吾国，其言曰：「但得谕旨照准，现时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须迟至九十月以后，迟一日，则多费百万，秋后须多一百余兆。」李鸿章为代奏，奉旨俞允；时建德周玉山制军方为直隶布政使，叹曰：「谁为全权大臣者？直画诺大臣而已。」既而条约告成，是为《辛丑条约》。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不遵医嘱，力疾前往西班牙公使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返回寓所后「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八月十日，李鸿章在总结议和订约的《和议会同画押折》中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此一奏折，为其一生外交与内政主张之总结语，而《辛丑条约》之签订，亦为其晚年最重之负担。

兴学、遣派留学与兵制之议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其对科举取士之弊亦有所见，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并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而付诸实践。所办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设有英、法、算、天文四馆，并将学生分成上下两班；在教学内容上，除传统的经史古文时艺外，还增添了西语西文和自然科学，其中算学知识是每科学生必学课程；又有光绪十九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同治十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经克服守旧派阻挠及生源选拔、筹集经费等困难，促成了同治十一年八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派遣，至光绪元年共有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兵制上，他指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主张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并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制造火器、兵船；又因科举所取之才「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遂向清廷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设立洋学局，选收有志于西学之人入局，所学如有成效则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

中法战争期间之交涉

光绪九年、十年之间，中法因越南之事交恶，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亦未果。光绪十年初，清军败于北圻，战事扩大之势已成：法国议会重新讨论对华政策，通过了新的增兵议案，法国陆军部和前线军事当局也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增援前线，在北圻法军总数已大大超过南下追击的清军；此外，清军军事后勤根本无法保证战场的需要，清廷无力应付扩大战争的人力、财力需求，而越南阮朝实际上也倒向了法国。交战之中，法国方面因对华政策太软弱、侵略力度不够，最终导致茹费理内阁的倒台。中法一役，李鸿章主和而未能止战，主战者又不能取胜，终以和议了结，其交涉之难，与前此之伊犁、后此之甲午相类。

家族与田产

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关于李鸿章的财产，众说纷纭，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然亦无准确的证据。合肥之外，其家于天津、上海、苏州等处皆置有产业，其子孙亦多以官、商相承，故李氏一门在晚清数十年间，实为兼具军功、政权与财势之家族，此亦其洋务事业与政治地位相为表里之一面。

身后之祠庙与其研究

李鸿章身后所立之祠庙，今日多存其址。合肥享堂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侧，建于光绪二十八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一千三百平方米，一九九八年被公布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原名李文忠公家祠，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西箭道四号，曾为天津市五十七中学校址；光绪三十一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正门设在子牙河畔，庭院中央安放李鸿章铜像，主体建筑为连九间的大殿堂；祠堂原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当地还有李公祠大街等老街名。苏州亦有奉敕为李鸿章所建之祠，民国三十七年安徽人在此办私立淮上中学，后改为虎丘中学，再为苏州幼儿师范学校；祠内「谕旨」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埋入地下，后重新发现置于院中，一九八三年整修祠宇三进，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贤良寺一带亦为李鸿章晚年寓居与治丧之所，清廷后于此建立专祠，名「表忠祠」，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至于研究之事，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安徽合肥举行了以「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着重讨论了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开始从近代化这一全新角度重新审视洋务运动。

外交主张与和戎变法之论

李鸿章之外交主张，可自其言论见之。他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故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进而主张在积弱的情况下「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后来更把自己的内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然他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故又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他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其「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其言「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之语，则见其于军务、外患二者轻重之判断。凡此皆为其一生行事之纲领，而其成败得失，亦皆可于此数语中求之。

其事迹之要略

李鸿章之事迹，以军事与洋务两大端为纲。军事方面：创建淮军并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装备洋枪洋炮、雇外国教练；以「关厘分途、以厘济饷」自养其军；剿捻中改「扼地兜剿」「倒守运河」之策，终平东西两捻。洋务方面：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广方言馆、天津西医学堂，铺设大沽口至天津之电报电缆，倡「官督商办」；同治十三年海防大筹议后督办北洋海防，购定远、镇远，制定《北洋海军章程》，以旅顺、威海卫为基地；又倡「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洋学局，促成同治十一年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外交方面：与日本议《马关条约》、与列强议《辛丑条约》，并主持朝鲜、中法、中俄诸交涉，其外交主张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人物关系

• 父亲：李文安，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 母亲：李氏。
• 兄长：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
• 三弟：李鹤章，随李鸿章征战，官至甘肃甘凉道。
• 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皆非富即贵。
• 妻子：周氏，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完婚。
• 老师：曾国藩，李鸿章受业于曾国藩，学习经世之学。
• 同年：张之万、沈桂芬、沈葆桢、郭嵩焘、马新贻等，皆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
• 幕僚：丁日昌、郭嵩焘、刘秉璋、潘鼎新、吴长庆等。
• 咸丰帝：命李鸿章随吕贤基办团练。
• 同治帝、光绪帝：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期主持朝政。
• 慈禧太后：对李鸿章既重用又防范，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可见其用心。
• 翁同龢：因李鸿章起草《参翁同书片》结怨，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 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洋务、海防等问题上多有分歧。

历史评价

清代/同期

时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清廷称赞其“中兴名臣”，赐谥“文忠”。但民间和舆论对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多有指责，讥为“卖国贼”。曾国藩称其“殊为眼明手辣”，赞赏其杀降之举。戈登对苏州杀降不满，认为违背君子协定。

清末民国

清末民初，李鸿章成为争议焦点。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认为他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革命党人则视其为清廷走狗，卖国求荣。

近现代

唐德刚评价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认为其有灵活的外交手腕。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称其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现代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渐趋客观，既肯定其洋务运动的贡献，也批评其外交上的妥协。

当代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李鸿章是晚清重要的改革家和外交家，其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其外交活动受制于国力衰弱，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历史的悲剧。有学者指出，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在列强环伺中尽力维护国家利益，但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