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訢

人物生平

宗室出身与早年任职 奕訢生于1833年1月11日（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为道光帝第六子，生母为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后追尊为孝静成皇后。其兄奕詝后来即位为咸丰帝。两人年幼时一同受教，奕訢在上书房学习满、蒙、汉文及经史、诗文和骑射，曾从翁心存、贾桢等人受学。道光帝晚年在奕詝与奕訢之间考虑继承人，最终决定传位奕詝；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去世，奕詝即位，奕訢受封和硕恭亲王。 咸丰初年，奕訢陆续承担宫务、旗务和宗室事务。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逼近京畿，朝廷命他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随后令其在军机处行走。1854年（咸丰四年），他又任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及宗令等职。1855年（咸丰五年），奕訢请求将抚育过咸丰帝的生母尊为皇太后，获准后母子关系称谓和礼制问题引起兄弟间不快。其母去世后，咸丰帝以奕訢办理丧仪不周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宗令及部分职务。1857年（咸丰七年），奕訢复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 这段经历显示，奕訢由宫务、旗务和宗室事务逐步进入中枢；1855年受处分后仍留内廷管理部分宫务，并未完全退出宫廷。补载他在1853年管理中正殿、武英殿，1854年承担阅兵等事务，显示其职掌横跨宫廷、军务和宗人府。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议和 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奕訢与宗室大臣上奏提出在通州布防、反对仓促接受通商条款等意见。1860年（咸丰十年），清军在八里桥战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主持中外议和。战局和太平天国运动并起，奕訢的对外主张由此前较为强硬转向先行议和、集中力量应对内乱。随后，他代表清廷与英、法方面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又与俄方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这些条约是在清朝战败和列强施压的背景下达成，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奕訢所承担的是清廷交付的谈判和善后事务。 战事升级以前，奕訢在1858年（咸丰八年）就反对派耆英赴天津议和，并提出在通州加强防务、对英法登陆部队进行抵抗等意见。清军失利、北京危急后，他判断继续作战缺乏条件，转而接受议和任务。此一转向是从主战意见到战后交涉的政策变化，不能简单概括成其始终主战或始终主和。签约后，他还负责处理换约、撤军及通商善后。 议和期间，奕訢与桂良、文祥、宝鋆、胜保等大臣建立政治协作关系。清廷随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訢等人主持。该机构起初以外交事务为主，之后成为统筹清廷对外关系及相关洋务事务的重要机构。奕訢也支持购买枪炮、聘请外籍技术人员、兴办军用工业，并尝试借助西方力量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借兵和武器采购的权限、指挥问题及其后果，在朝廷内外均有争议。 设衙一事并非只为新设一个礼仪性外务机关。奕訢、桂良、文祥所提方案还涉及口岸管理、关税、各省对外交涉的协调，以及收集翻译外报和外国情况，以减少地方官员各自处理涉外事务产生的冲突。此后总理衙门逐渐参与教育、军事、矿务和交通等洋务事项。奕訢在其中发挥主持和协调作用，但具体项目往往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员推动实施，不能把这些地方建设全部记作奕訢个人创办。 ### 辛酉政变与中枢执政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去世，遗诏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奕訢不在其列。奕訢与两宫皇太后联络，并争取在京大臣及掌握京津防务的将领支持。两宫皇太后返京后，奕訢参与逮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史称辛酉政变。此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奕訢以议政王身份任领班军机大臣并主持总理衙门，还兼任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成为朝廷内政、外交决策的核心参与者之一。 政变前，奕訢在北京联络朝臣，并通过文祥与外国公使接触；他以奔丧为名赴热河，与两宫皇太后商定行动，再赶回北京争取部院大臣和京津兵力。两宫皇太后返京后，载垣、端华、肃顺被捕，其余赞襄政务大臣也相继被处分。其结果是咸丰帝生前安排的辅政班底瓦解，幼帝载淳即位，慈安、慈禧垂帘，奕訢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取得重要职权。政变既改变了权力配置，也使奕訢此后的政治地位与两宫太后的合作关系紧密相连。 咸丰末至同治时期，奕訢主张清廷先处理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乱，再谋求“自强”。他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兴办军用工业和引进武器，也曾同意借助外国军力协助清军作战。 洋务活动并不只限于武器。奕訢支持同文馆增设西方科学课程、聘请外籍教师，参与派遣斌椿出访及蒲安臣使团出洋，也参与造船、机器制造、海防、矿务和交通等议题。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他支持以妥协方式办理对法交涉，引来包括弟弟奕譞在内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并非在所有事务上都主张无条件让步：引述其对练兵、自制军械和限制列强越权的主张，并记载他在部分借兵和舰队问题上要求收回控制权。其政策核心是在内乱、外交压力与清廷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兼顾政权稳定和军事实力建设，但执行中多次受制于列强要求及朝廷内部牵制。 早期舰队采购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奕訢同意委托英国人李泰国购舰，舰队抵华后，英国军官阿思本试图取得独立指挥权，清廷与其发生争执，最终遣散船员、退还舰船并承担相关交涉后果。奕訢因此受到批评；而他之后又支持训练本国水师、制造舰船，反映其政策从借助外力迅速应急逐步转向强调自办和掌握控制权。海军建设后来仍受财政与朝廷意见分歧限制，未能按计划形成足以抵御列强的力量。 在教育与对外交往方面，奕訢支持同文馆引入自然科学课程和外籍教师，派斌椿赴欧洲考察，随后支持蒲安臣使团出访，扩大清廷对外国制度和外交惯例的直接了解。1868年（同治七年）中英修约期间，他参与抵制扩大英国权益的要求。1872年（同治十一年）围绕造船制械的争论中，他主张持续引进技术、改进制造，并批准轮船招商局奏议。上述措施属于清廷推动技术和行政调整的具体项目，规模与效果各有局限，并未消除当时的军事和财政困境。 将奕訢主持中枢的经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辛酉政变后，他整顿朝廷人事、支持汉族地方武装、筹设同文馆，并尝试在借助外国力量的同时限制对方权限。第二阶段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失去议政王名号后，他仍参与军机及外务事务，支持军工、科学教育、出洋考察和轮船招商局等项目。第三阶段在光绪初年展开，他参与海防与塞防资源分配、近代矿业和台湾建设。第四阶段则是甲午战争期间再度起用后，其年龄、健康和长期失势削弱了实际影响；他仍参与战后措施讨论，但政治上转趋谨慎。 上述四阶段不是连续稳定的个人执政，而是受两宫皇太后、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和宫廷权力变化影响的任职阶段。洋务派官员的项目也非由奕訢一人完成：其作用主要是提出或支持政策、协调中枢批准，地方督抚负责筹款、建厂、练军和施工。列举其对防务、工业、台湾和电报事务的参与，也明确指出相关计划受经费及各方掣肘，不少项目未能按设想落实。 1865年（同治四年），奕訢因蔡寿祺弹劾而被免去议政王名号及部分职务；经大臣奏请，仍在军机处行走并管理总理衙门。1868年（同治七年）西捻军逼近畿辅，奕訢奉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1869年（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处死擅自离京的太监安德海，奕訢支持这一处理，进一步加深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1872年（同治十一年），他主持造船制械的朝议并批准轮船招商局奏议。1874年（同治十三年），奕訢与大臣劝阻同治帝修治圆明园及微服出游，受到皇帝斥责并一度被削爵降职；两宫皇太后介入后，亲王爵位恢复。 ### 光绪初年、甲申易枢与再度起用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去世后，奕訢参与拥立载湉为帝。光绪初年，他继续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参与海防、塞防、边疆交涉及洋务事务。“主要影响”将其执政概括为数个阶段，并记载他参与支持左宗棠西征筹饷、北洋和南洋海防建设、机器工业及台湾开发，也记载海防计划受制于经费和其他条件，成效有限。奕訢在对外政策上倾向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同时反对其越权；对俄交涉及中日、中英事务中，他多依靠外交谈判处理危机。 这些事务涵盖相互竞争的海防与塞防需求。奕訢主持中枢讨论时支持为左宗棠西征筹借外债、拨解协饷；海防方面，他授权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办理北洋、南洋海防，并批准舰船、炮台和水雷等筹办方案。因经费有限、各省执行不一及其他掣肘，海军建设未能达到预期。对边疆和交通建设，他支持台湾道路、矿业、种植及防务开发，也曾推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电报线，但后者因各方阻力搁浅。对俄交涉中，朝廷派曾纪泽改订崇厚所订条约，最终收回伊犁；奕訢参与中枢决策。将这些政策与他希望维持对外关系、同时防止外国越权的立场并列叙述。 1881年（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失去重要政治支持。随着慈禧太后对中枢权力的控制增强，奕訢在洋务和重大政务上的行动趋于谨慎。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失利，慈禧以军机处办理失当为由罢免奕訢及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人，改组军机处。这场发生于甲申年的政治变动称“甲申易枢”。此后奕訢居家养病，虽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恢复亲王双俸，仍未重回权力中枢。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奕訢。他先在内廷行走并办理总理衙门事务，随后进入军机处、参与海军及军务善后。奕訢年老多病，曾寻求英、美、德、俄、法等国调停，并考虑派代表与日本谈判，但均未能改变战局；清廷最终命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战后，奕訢赞同“力行实政”，主张推进铁路、机器、邮政、学校和练兵等建设；但他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制度改革，并曾阻止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显示其支持的改革仍限于清廷体制内的洋务建设。还记载其“临终遗言”，同时指出相关说法难以核实，本文不将其作为确定史实。 1898年5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病逝于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亲自祭奠，清廷赐谥“忠”，并将其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因其长子载澂已先去世，恭亲王爵由载澂之子、原为载滢之子的溥伟承袭。奕訢墓位于北京昌平一带，墓园地上建筑大多已毁，现存石牌坊。

家世、出生与教育

奕訢号乐道堂主人，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他生于北京；奕詝生母钮祜禄氏早死，是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六岁时便入上书房读书，与奕詝同往来、关系密切，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百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宿儒为师；不久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他人，在名师教授下学习儒家典籍十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之女，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帝属意奕訢之举，但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帝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奕訢的补偿。

争储与受封恭亲王

道光帝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而占尽优势：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訢射得猎物最多而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询问原因，奕詝答"正值春季，鸟兽生长繁殖之时，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道光帝闻言大喜说"这真是帝王之言啊"；道光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自此储位遂定而奕訢失去了皇位继承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奕訢之母静皇贵妃修墓，并亲令皇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訢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一匣两谕，这是清代实行锦匣书名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由此确实可见道光帝对奕訢的眷顾。随后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咸丰帝；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而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咸丰朝的起用与兄弟失和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翌年四月降旨以原庆郡王府给奕訢为府邸，命仍在内廷行走。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奕訢奉旨管理而北伐军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訢署理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四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蒙古都统，四月补授汉军都统，九月升授宗人府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此时奕訢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重而奕訢请旨尊封皇太后，咸丰帝碍于抚育之恩只得依奏，于七月初一晋封其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康慈皇太后死后，咸丰帝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她"不系宣宗谥，不祔庙"，以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訢深表遗憾和懊恼而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令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奕訢复起而被补授为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主张对外主战与办理和局

值清朝内忧外患纷起之际，奕訢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敌对清朝的威胁，但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举棋不定。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夺占广州城，四月奕訢与惠亲王设重兵、泄运河水以防英法兵舰内驶，并建议密令两广总督设法收复广州、直捣香港，作为牵制英法联军后路的计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耆英去天津参与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又建议密令粤绅捣香港。十三日奕訢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等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在朝廷主战派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坚持对外作战。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在通州以西击败清军而进逼北京，咸丰帝大为震惊，在慌乱中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此时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的状况使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而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而得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与英法方面关于放还巴夏礼、罢兵和谈等事进行了艰苦的交涉。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奕訢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的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奕訢笼络文祥等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借师助剿"、倡导洋务

《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认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国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并多次派人向奕訢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他愈发坚定了先镇压起义的信念。咸丰十年十二月，他与桂良、文祥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说："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他又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要求与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在这份奏折里，奕訢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设各口官员、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以免歧误、要求广东与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咸丰十一年正月，朝廷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其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成为了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訢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他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他提出购置法国枪炮，"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雇佣外籍工匠在上海制造，用以剿灭太平天国；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创立了近代军械所，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应运而生。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大部分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咸丰十一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国、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他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完全指挥，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而归英国人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并向英国赔礼赔款。

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列强赞成和支持奕訢一派夺权。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咸丰帝的皇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訢，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而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奕訢于八月初七日兼程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员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亲王世袭罔替、赏食亲王双俸，并领时的叩拜之礼、免去奏事时书名，慈禧太后又特许他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奕訢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声称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法国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

同治朝的洋务与两次打击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论功行赏，奕訢以主持枢廷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其子破例加授贝勒衔。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首先发难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日后两宫太后就以同治帝名义颁诏，以其目无君上，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同治七年（1868年），奕訢与慈安太后支持杀掉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主持造船大辩论，面对反对派的论难而通过军机处总结说造船制械等各项事业不但应继续进行，而且应当"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力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会同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请求停止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而斥责奕訢"此位让尔，何如"，旋即宣布"恭亲王无人臣礼"，完全革去其本兼各职并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二十九日奕訢再力谏而次日发布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八月初一日经过两宫太后干预而同治帝赏还亲王世袭罔替。同年十二月同治帝病危而奕訢受命代批奏章，同月同治帝驾崩，奕訢与慈禧太后等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即位，即光绪帝。

光绪朝的海防、塞防与甲申易枢

光绪初年，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奕訢主持军机处会议，定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的决策。根据这个决策，他通过军机处借用外债五百万两、另拨户部二百万两，又指令各省将西征协饷提前拨给三百万两，保证了西征军的饷需而终于规复全疆，这次借外债基本上不损主权、作用是积极的。他又督办南洋海防，多次指示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督抚大员要留意吏治、军政、外交以巩固边防，并批准各项购买或自造炮舰以及水雷、鱼雷等计划；在这一系列指令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先后开始筹建近代海军。他还批准建立近代化煤铁矿，支持李鸿章等人引进外国大机器设备、聘用外国科学技术人员发展民用工业，同时一再强调要"权自我操，毋任彼方"；又采纳沈葆桢的建议，指示福建省迅速创办闽台电报线，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指令；又先后调派沈葆桢等到台，破除清开国以来对台湾的有关禁例，着手进行交通、矿业、种植和防务等方面的开发建设。在对外交涉方面，他改订崇厚所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从俄军占领下收回伊犁，减轻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损失。然而奕訢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力图保持内外相安的格局，因此极力推行对外妥协的外交路线，其理由是"中国兵力财力两有不逮，早经外国人暗中觑破"，即使对外国侵略有所反对和抵制，也竭力保持在不使中外关系破裂的限度内。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同时他不断感受到慈禧太后和清流两方面的压力，因此在工业近代化问题上日益裹足不前；当李鸿章请他出面向太后进言、请兴修铁路时，他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为此私下抱怨说"枢廷无能主持大事者"。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奕訢仍构成慈禧太后肆意奢纵的障碍：当慈禧太后企图修园以自娱时，奕訢一再抵制不办；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偏听太监污陷守门护军的一面之词而想要治护军的死罪，奕訢带领全体枢臣力争不奉诏，顶回原旨。中法战争爆发后，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奕訢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敢轻言战事，致清流派交章弹劾；适逢中国军队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以因循委靡的罪名，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罢黜奕訢及其全班军机大臣，趁机另组军机处，并通过自己的妹丈奕譞居幕后操纵军机处，此事即所谓的"甲申易枢"或"甲申政潮"。朝廷在罢斥奕訢等人的上谕中称"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此外他被停赏亲王双俸，此后家居养疾。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朝廷赏还奕訢亲王双俸；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奕訢在恭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

甲午再起、戊戌抵制与去世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屡招败绩，这年三月庆亲王奕劻替奕訢吁请参加本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活动，慈禧太后扬言"予闻其名且头痛，不许"；八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御中南海颐年殿，身为帝师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再次面奏起用奕訢，慈禧仍"词气决绝"。但为尽快结束战争，并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改变了态度，在九月一日（9月29日）正式召见奕訢，事后发表懿旨说恭亲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令其"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的上谕明令："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但直到一个多月后日军攻占凤凰城并从背后进逼时，慈禧太后才复命奕訢为军机大臣，恢复了十年前的职务而拥有决策权。此时奕訢衰病在身、老耄昏聩而无所作为，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邀请各国出面调停上：最初谋求英、美、德、俄、法各国联合对日干涉，随后又谋求派津海关税务司赴日求和以及求美国公使田贝居间求和，均告失败；于是他转而筹划派出本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最后因谈判代表中又全面溃败，乃不得不起用并敦促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后，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震惊于国力空虚，认为中国需要在国际上结一强援而立，出现"联英拒日"与"联俄拒日"两派主张；奕訢赞同联俄，但当俄使喀西尼提出在中国东北的铁路要求时，他担心会导致俄人控制东北而坚决反对，指示驻俄公使照会俄国：东三省铁路将由中国自修。内政方面，奕訢痛感于中国三十年来所做之事有自强之名而无自强之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协助光绪帝提出"力行实政"的新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清政府开始以较大步伐从事筑铁路、造机器、创邮政、办学堂、改革武科考制、练陆军等活动。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产生了蓬勃发展的维新潮流，年轻的光绪帝也实行维新，对此奕訢极力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而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訢再度被授为宗人府宗令，此时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二月间奕訢"痰喘频作"，闰三月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视，奕訢虽气息奄奄仍"殷殷以国事为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与慈禧太后再临祭奠，赐十五日，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办理丧事；奕訢逝世隔日，慈禧太后亲赴恭王府奠醊，追念他数十年的劳绩，特别是念及最后几年的小心辅佐、对自己一无违逆，特颁懿旨赐其谥为"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与和硕睿亲王得此谥。据载奕訢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又据《申报》报道称，奕訢重病期间光绪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因其积谤过多一时难以重用，认为中央只有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奕訢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奕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訢去世后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职，永不叙用。

主要事迹

外交中枢与议和 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持清廷与英、法、俄等国的议和善后，并参与促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该衙门成为清廷处理对外事务的重要机关，后续职能扩展至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其建制主张还包括协调各省涉外事务、收集外国信息和培养通晓外语的人员。奕訢参与派遣斌椿出访和蒲安臣使团出洋，也参与处理中英修约、琉球及伊犁等交涉。其外交政策一方面尝试维持条约框架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受到列强军事压力和清廷内部资源不足的限制；天津教案及若干边界、通商交涉显示他经常以妥协方式避免冲突，也因此招致同时代人的批评。 ### 洋务、军事工业与教育 奕訢是清廷中枢支持洋务的重要宗室大臣。他推动采购枪炮、聘用外籍技师、创办军用工厂，支持地方督抚发展近代军工；又支持同文馆开设西方科学课程，派遣人员出洋考察，推动造船、海防、矿务、铁路及电报等议题进入朝廷决策。1872年（同治十一年）批准轮船招商局奏议，是其参与民用企业建设的一项记录。光绪初年，他参与批准近代煤铁矿及机器工业项目，主张引进设备和技术人员，同时要求清廷掌握项目控制权。相关举措主要服务于增强清朝军政能力，并不等同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制度改革；其成效受财政、官僚阻力和列强关系制约。 ### 内乱处置与边疆、海防事务 奕訢主张先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乱，曾支持借助外国力量协助清军，也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军事工业。1868年（同治七年），西捻军进入畿辅后，他奉命节制统兵大臣。光绪初年，他参与海防与塞防决策，支持为左宗棠西征筹措经费、建设北洋和南洋海防，并参与新疆、伊犁、台湾及琉球等问题的决策。奕訢支持福建与台湾间电报线、台湾交通和矿业开发，但电报线计划未能落实；他也参与支持购置或自造铁甲舰、巡洋舰等海防方案。百科同时指出海防建设受经费短缺等因素影响，不能有效抵御列强海上侵略；因此不将这些政策概括成已经完成的军事现代化。 ### 中枢权力与晚年立场 辛酉政变后，奕訢与两宫皇太后共同构成清廷权力中枢之一；同治、光绪两朝，他与慈禧太后的合作和冲突交替出现。1865年（同治四年）失去议政王名号、1874年（同治十三年）遭同治帝惩处、1884年（光绪十年）被罢免，以及1894年（光绪二十年）重新起用，构成其政治生涯的主要起落。晚年他支持部分实务建设主张，但反对戊戌变法，显示其改革取向集中在清廷既有体制内的军事、外交和技术建设。

辛酉政变与中枢辅政

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内称"六爷"；因封恭亲王而人因其王号称"恭邸"，死后谥"忠"而世称"恭忠亲王"。咸丰十年咸丰帝逃往热河时，他以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次年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而授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直至光绪十年，长期为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他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而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

洋务与外交

奕訢首倡洋务运动：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并以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施"借洋兵助剿"的计划，奏请朝廷对东南疆吏"有请必行，不为遥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他亦主办对外交涉：改订崇厚所订条约而收回伊犁；在"马嘉理案"时力疾视事，以其坚持而通过了妥协方案；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立足于保卫利权而多方抵制英国旨在扩大侵略权益的新要求。在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决策下，他督办南洋海防、批准购造炮舰与水雷鱼雷，使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先后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又支持引进外国大机器设备发展民用工业，但一再强调要"权自我操"。

藏书、著述与恭王府

奕訢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著录藏书近两千种；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进入民国后，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部分藏书画印章为"恭邸藏书""锡晋斋印""恭王府珍藏书画""清心斋赏读""韬华馆""宝约楼秘藏"等。据载奕訢有《赓献集》《岵屺怀音》《乐道堂古近体诗》《萃锦吟》等作品集传世，《晚晴簃诗汇》还单独摘录有其诗十三首；他亦工书法，诸体皆精通，尤其擅长行楷，字多苍劲有力而具一种简淡之风。恭王府在北京市前海西街三座桥北，系乾隆朝宠臣旧第，咸丰元年（1851年）被赐给奕訢，故名恭王府；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1982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关系

• 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帝）：父亲。
• 博尔济吉特氏（静贵妃，后追尊孝静成皇后）：生母。
• 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帝）：同父异母兄长；早年共同受教，后因皇位继承及母亲礼制问题关系转差。
• 爱新觉罗·奕譞（醇亲王）：同父异母弟；参与晚清政务，与奕訢在外交及政策问题上有过分歧。
• 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侄子；奕訢曾辅政并因劝阻修园、出游与其发生冲突。
• 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侄子；奕訢参与其即位安排，并在其亲政及维新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 慈安太后：辛酉政变后的政治合作者，也是奕訢在宫廷权力格局中的重要支持者。
• 慈禧太后：辛酉政变时期的政治合作者；此后双方在中枢权力和人事安排上多次冲突。
• 瓜尔佳氏：嫡福晋，为大学士桂良之女。
• 爱新觉罗·载澂：长子；其子溥伟过继承袭恭亲王爵。
• 爱新觉罗·载滢：次子；溥伟原为其子，后过继给载澂。
• 爱新觉罗·溥伟：孙辈，承袭恭亲王爵。
• 桂良：岳父，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议和及总理衙门早期事务中与奕訢共事。
• 文祥：同僚；参与总理衙门及洋务事务，与奕訢合作多年。
• 曾国藩：地方督抚及洋务活动参与者；奕訢支持其军工建设并就镇压太平天国等事务协作。
• 李鸿章：地方督抚及洋务活动参与者；奕訢支持其军工、北洋海防等建设。
• 左宗棠：地方督抚及洋务活动参与者；奕訢参与为其西征筹措军饷。
• 载垣：咸丰帝所任赞襄政务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捕并遭清廷处分。
• 端华：咸丰帝所任赞襄政务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捕并遭清廷处分。
• 肃顺：咸丰帝所任赞襄政务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捕并遭清廷处分。
• 丁宝桢：山东巡抚；奉旨处死太监安德海，奕訢支持这一处置。
• 安德海：慈禧太后近侍；1869年被丁宝桢处死，此事加深奕訢与慈禧的矛盾。

代表作品

与另记其尺牍留存，内容涉及晚清外交、军工和民教事务。

历史评价

对奕訢的评价需结合评价者立场和具体时期理解。太平天国战争平定后，清廷曾以同治帝名义肯定其筹兵筹饷、参与中枢决策之功；奕訢去世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颁发的褒谕强调其长期辅政和任事。这些属于清廷对宗室重臣的官方追悼评价，不能单独作为对其全部政治活动的中性结论。 同时代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对奕訢才干、气度和能否长期服众的复杂判断；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则称其明敏，并评价其为清室诸王中较贤明者。奕訢与奕譞围绕对外关系和军事准备的分歧，反映同一统治集团内部对借助列强、维持和局的不同判断。天津教案、舰队控制权和若干条约交涉也引起官员批评。晚清保守派以“鬼子六”称他，反映的是其支持洋务及与外国交涉引发的政治标签，不宜当作中性称谓。 外国观察者的记述同样带有自身视角。法国《环球画报》记者弗尔努瓦对其才智的评价、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关于其处事和开放思维的观察，也记录了美国外交官、记者对其交涉风格的回忆。这类文字有助于说明奕訢在对外交往中的形象，但不能替代对其政策结果的检验；他所主持的外交既取得机构和人员建设，也多次在军事压力下接受不平等条约或妥协方案。 《清史稿·诸王传七》以“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概括其受任、罢黜与再起经历。后世研究通常将奕訢视作晚清洋务和外交中枢的重要人物，同时也会讨论其政策的妥协性、对清廷权力结构的维护，以及他在晚年反对维新变法所显示的局限。现有材料不足以把他单一概括为“改革者”或“保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