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战乱迁徙至河南新郑高老庄村。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为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自幼受到严格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早年以“礼经”魁于乡，1528年（明嘉靖七年）河南乡试第五名举人（经魁）。此后在科举道路上蹉跎十三个年头，方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一年后授编修。 ### 裕邸侍讲与储位风波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裕王朱载坖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朱载壡已薨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朱载圳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属意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在裕邸九年，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裕王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在严嵩、徐阶相继推荐下，高拱于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景王薨于藩地，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 ### 与徐阶争权与首次罢官 高拱入阁后，正值世宗久居西苑，阁事有所不周。高拱对首辅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驾崩，朱载坖继位，高拱进少保兼太子太保。但徐阶草拟遗诏时，独与门生张居正密商，未与高拱商议，高拱心弥不平，两人嫌隙渐生。高拱自以帝旧臣，多次与徐阶对抗，郭朴又助之，徐阶渐不能堪。 1567年（隆庆元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因救考察被黜者，被高拱、郭朴议处削籍。言路认为高拱借机报复，交章弹劾，给事中欧阳一敬劾高拱尤力。高拱疑徐阶在背后指使，令御史齐康劾徐阶，齐康反被黜。于是言路论高拱者无虚日，高拱不自安，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1567年（明隆庆元年五月）归乡。 ### 复起与隆庆新政 1568年（明隆庆二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翌年，内阁次辅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1569年（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人心稍安。 高拱兼掌吏部后，推行人才档案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他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在边事上，他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慎选兵部司属，储养边材。 1570年（明隆庆四年八月），北部边疆告警，高拱周密布置，蒙古兵未敢入犯。1570年（明隆庆四年十月），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冲突，率属下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支持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受降，并促成俺答封贡。1571年（明隆庆五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1571年（明隆庆五年八月）准与俺答互市，使明廷与蒙古鞑靼的封贡、互市关系逐步建立，北部边境一度趋于安定。隆庆五年，高拱接任内阁首辅；因功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建极殿大学士。 ### 晚年与身后 1572年（明隆庆六年正月），高拱以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专横更甚。1572年（明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穆宗驾崩后，高拱计划发动百僚驱逐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但冯保与张居正暗中结盟，先发制人。1572年（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太后与幼帝下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将他逐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他扶起。 1578年8月4日（明万历六年七月初二日），高拱病逝于新郑家中，葬县城北郊。1579年（明万历七年），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诏赠太师，谥文襄。临终前高拱写下《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

与徐阶交恶的经过

高拱入阁后，正值世宗久居西苑而阁事有所不周，他对首辅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世宗驾崩后朱载坖继位，高拱进少保兼太子太保；但徐阶草拟遗诏时"独与居正计"，未与高拱商议，高拱心弥不平，两人嫌隙渐生。此后登极赏军与请上裁去留大臣诸事，徐阶都不从高拱之议，嫌隙益深。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因救考察被黜者而"忽有所论救"，世宗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罚，郭朴奋然说"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徐阶旁睨高拱、见其方怒，只好勉强依从。言路因此认为高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弹劾，给事中欧阳一敬劾之尤力；徐阶对高拱的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责言者，高拱更加愤怒，双方在阁中忿诋，御史齐康为高拱劾徐阶而齐康反被黜。于是言路论高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甚至拾遗及之，高拱不自安、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时在隆庆元年五月。史称他"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

复起后与徐阶的清算及其用人主张

隆庆三年（1569年）冬，高拱奉召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他到任后"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并上疏极论说，如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因此"臣以为未可"，世宗（按：此指穆宗）深然之。法司以"子弑父"之律议方士王金等之罪，高拱又上疏说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则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而寿考令终，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正是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将视先帝为何如主，请下法司改议，穆宗也以为然并命减戍。史称"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皇帝仁柔才未竟其意。徐阶子弟颇横乡里，高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直到高拱去位乃得解。他论徐阶的疏中说徐阶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故违明旨"；后经张居正、李春芳等为徐阶说项，高拱见其大势已去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叮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太重，令改谳"；蔡国熙因此感到被出卖，说"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在用人方面，他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故"仓卒举用，皆得其人"；他认为边事方急，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主张"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为"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而久任之、勿迁他曹，将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由此取，并"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这些主张"皆报可，著为令"。他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还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激励其余，并指出马政、盐政之官名为卿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教官驿递诸司职卑禄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

隆庆和议、南疆处置与逐去同列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来降，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受降，奏请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他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而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议起而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以该边不同于宣、大而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边陲晏然、没有一个蒙古人侵扰，"边境百姓丢掉戈矛而拿起锄头耕作，关城熄灭烽火可以安枕"，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议贡过程中王崇古曾因受人弹劾而求去，高拱一面在朝廷极力赞同其建议，一面抱病修书王崇古，希望他"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部下而遭弹劾为"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事成之后他居安思危，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并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边备，"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战时擒斩同功论赏，若只保持以往水平则按失机论罪，穆宗赞赏并采纳，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南方边事上，他用自己的判断纠正了贵州的误报：新任巡抚阮文中上任前先去拜见高拱，高拱分析说土司安国亨本为奸臣拔擢、因私仇杀安信，而安智怀恨报仇、彼此互相攻讦，巡抚偏向安信与安智，故安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他指出"什么是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并批评有些为人臣者"专力于欺骗蒙蔽……开始的时候把事态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最后极力促成其反叛情节，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叮嘱阮文中"平心静气去处理"，只判仇杀与违逆之罪。阮文中到贵州后私访果然如高拱所言，公布五项处理办法，安国亨听说来的是听审官员而非清剿军队，便说"我是听审的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事一一照办并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朝廷官吏还没到而乱事已经平定。此外他也在广西用殷正茂总督两广，说"是虽贪，可以集事"。在朝内，他逐去同列的手段相当苛刻：考察科道时他请与都察院同事，而掌都察院的赵贞吉持议稍异，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高拱指使而抗章劾拱，穆宗不直贞吉、令其致仕，贞吉临行还说"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余"坏乱选法、纵肆作奸"之事自己噤口不能一言，"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并请"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此次考察斥者二十七人，而高拱所恶者皆在其中。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同列殷士儋也因与张四维交恶而与高拱冲突，在入阁会揖时当面诟高拱"若逐陈公，逐赵公，复逐李公，今又为四维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奋臂欲殴，张居正从旁劝解也被责怪，殷士儋终被驱出；稍后首辅李春芳也因"度拱辈终不容己"而两疏请归、求去益力，南京给事中王祯希高拱之意疏诋之，春芳遂得赐敕乘传而归。至于原内阁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因是徐阶下属，久次考满当迁而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令下而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

顾命、冯保之狱与病榻遗言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穆宗驾崩后，高拱以主上幼冲而惩于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监之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合疏攻冯保而自己从中拟旨逐之，并派人告诉张居正"应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张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冯保向太后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六月十六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高拱还以为必是逐冯保，急趋而入，及宣诏则是数其罪而逐之，诏中说他"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将他扶起，僦骡车出宣武门；张居正与高仪曾请留高拱而未许，又请许其乘传而归而获准。此前穆宗刚崩时高拱曾在阁中大恸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借此向两宫进谗说"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而太子闻之亦色变。高拱既去，冯保之恨未释：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之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冯保欲借此族灭高拱而与张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把刀纳入其袖中，教他说高拱怨望而遣人刺帝；大臣先许之，逾日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审时却大呼"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而不敢再审；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力保高拱，张居正也迫于众议而微微讽劝冯保，冯保之意稍解，遂以生漆酒使其失声、移送法司坐斩，高拱因而获免。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高拱病逝于新郑家中，葬于县城北郊；临终前写下《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他去世后张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而中旨只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久之廷议论其功，赠太师、谥文襄，荫其嗣子务观为尚宝丞。其原墓地南北长二百五十米、东西宽约一百五十米，有石坊、大门楼、神道石刻与祀祠大殿，墓前石刻今仅存碑座；新郑旧有高拱祠堂，门楼上砌"万代瞻仰"四字、石坊刻"明柱国太师文襄高公祠"，康熙九年知县李永庚曾重修，1958年祠堂毁坏殆尽。

主要事迹

政治改革 高拱兼掌吏部时，推行人才档案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用人不拘科第资格，黜者必告以故。他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在兵制上，改兵部一尚书二侍郎制为一尚书四侍郎制，侍郎分工负责，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慎选兵部司属，储养边材。他还奏请马政、盐政之官不得以闲局视之，教官驿递诸司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 ### 俺答封贡 1570年（明隆庆四年），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来降，朝议纷然。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支持受降，请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遂决意与明朝和好。高拱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反对派叶梦熊降级调外，以息异议。1571年（明隆庆五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1571年（明隆庆五年八月）准与俺答互市。几个月之间，边陲晏然，使明廷与蒙古鞑靼的封贡、互市关系逐步建立，北部边境一度趋于安定。事后高拱居安思危，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边备，以今视昔，钱谷兵马器械增益者与战时擒斩同功论赏。 ### 南方边事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年，广西古田壮族首领韦银豹作乱，高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说：“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高拱不轻信，派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行嘱咐：“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后果如其言。他还推荐潘季驯治理黄河。 ### 学术思想 高拱受王廷相影响，不相信灾异之说，否定天人感应之论。他反对朱子学，批评朱熹的“穷理论”令圣贤之道更晦昧不通，提倡天理与人情是一致的。他也不赞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良知”说，认为善恶不能由心自由决定，必须阻止人心放恣而无所节制。著有《高文襄公集》。

实学思想、"经权"之义利之辨与改革的制度衔接

高拱不只是政治人物，其施政有其思想根源。他受王廷相影响而不信灾异之说、否定天人感应之论；他反对朱子学，批评朱熹的"穷理"之论令圣贤之道更晦昧不通，提倡天理与人情是一致的。他也不赞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良知"说，认为善恶不能由心自由决定，必须阻止人心放恣而无所节制。他对"权"字有独到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与"衡"，两者的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在"义"与"利"的问题上，他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利关系，言利并非不好，并痛斥"君子不言利"的迂腐之论。正因他认为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而祸国殃民，所以他本人十分重视理财与国计民生之务、主张务实。这一思想取向，正是其兼掌吏部后推行人才档案、考察不拘文书、边材储养于兵部司属等一系列措置的内在依据。

就其在明代政治中的位置而言，高拱与张居正同为裕邸旧僚，互相荐赏、尚称友善，但当世宗去世时徐阶只召张居正共写遗诏而未通知已是阁臣的高拱，二人顿生龃龉；此后高拱多与同列冲突，而张居正采取自保策略、不与介入，直至隆庆五年为徐阶三子事进言而被高拱责让、又以曹大野的奏章被疑为张居正所指使，二人误解日深。后世论者因此指出，高拱"掌权达两年半时间，不少政绩颇为引人注目"，包括促成隆庆和议、推行考课政策、开凿山东新河、开放海外贸易等；他与张居正都是铁腕首辅，都力图以法治国、以法治吏，在革新吏治方面都引入强化管理的制度化手段，"从高拱的考课法到张居正的考成法，有着内在有机联系"。也有论者概括说，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而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其先后处于两位才相之间，"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即张居正的施政大体沿用高拱的思路而不愿居于其后。因此，把他视为纯粹"奸恶""佞臣"或无视其思想建树，都失之偏颇。

人物关系

• 父：高尚贤，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光禄寺少卿
• 母：沈氏，封宜人
• 兄：高捷，工部主事
• 兄：高掇，引礼舍人
• 弟：高操
• 弟：高揀
• 子：高务观，尚宝司司丞 ### 师友 - 王廷相：学术思想的启发者
• 张居正：早年国子监相识，志趣相投，相期将来入内阁匡扶社稷；后因权力斗争反目成仇 ### 君臣 - 裕王朱载坖（明穆宗）：高拱任其侍讲九年，深得信任，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穆宗临终托孤，“以天下累先生”
•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下诏将高拱逐回原籍
• 严嵩：裕邸讲官期间，严嵩颇器重之
• 徐阶：举荐高拱入阁，后因遗诏事与争权反目 ### 冲突 - 徐阶：1567年（明隆庆元年）争权，相互攻讦
• 冯保：司礼监秉笔太监，1572年（明隆庆六年）与张居正联手构陷高拱
• 胡应嘉：吏科给事中，曾参与弹劾与高拱相关的政务争议
• 欧阳一敬：给事中，弹劾高拱并推动言路攻讦

代表作品

• 《高文襄公集》：后人辑录的高拱文集，收录其奏议、书札和讲学著述。
• 《问辨录》：高拱著作之一，十卷。
• 《春秋正旨》：高拱著作之一，一卷。
• 《边略》：高拱关于边防事务的著作，五卷。
• 《病榻遗言》：高拱晚年所作，记述其对被逐经过及与张居正、冯保冲突的看法；该书体现作者立场，相关指控不作为独立证据。

轶事典故

以“大鸡”“小鸡”诗句戏谑严嵩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十六《谑语》记述，高拱曾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面对同乡显贵和地位较低的同僚时的傲态；严嵩听后发笑。此事按明代笔记所载叙述，不作为两人关系全貌的唯一依据。

历史评价

明代/同期 - 明穆宗朱载坖：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临终“以天下累先生”，称其“殚忠远谋，劳绩可嘉”

• 明神宗于1579年（明万历七年）所下诏书：“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
•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记其“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 ### 清初至清中 - 《明史》卷213《高拱传》：“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
• 《明史》评价其再出后“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 ### 近现代 - 现代学者朱鸿林有《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等专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