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

人物生平

皇长子与储位之争

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原为宫人，1582年8月28日（明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生下皇长子。神宗宠爱郑贵妃及其所生朱常洵，立储久拖不决，朝臣屡次要求遵循长子继承原则，许多官员因进言遭斥。朱常洛并非在出生后立即获得稳固的继承地位。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最终立他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持续多年的争国本事件才在制度上告一段落。

成为太子后，朱常洛居慈庆宫，和生母王氏长期分隔。关于王氏临终时母子相见的情节，另有记载列出《酌中志》《先拨志始》等互不相同的记载，不能把其中一版细节写成无争议实录。可以确定的是王氏于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去世，叶向高等请给予较厚葬礼。1615年5月30日（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张差携木梃闯入太子居所，被宫人捕获。案情牵涉郑贵妃宫中宦官的供述与处置，但关于是否有郑贵妃授意，证据未形成可无条件采信的结论。朱常洛在储位之争和梃击案中处于核心位置，不等于可以据后来的党争指控推定其参与者的全部动机。

继位、病逝与红丸案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去世，太子先依遗诏发内帑犒赏边军、停止矿税、起复言官；同年8月28日（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明史·光宗本纪》记即位诏原拟次年为泰昌元年，继任的熹宗后来追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因此“1620年（泰昌元年）”是后定纪年，不能误认为他生前已于前一公历年改元。

登基不久朱常洛病重。另有记载全文与《明史》都记内官崔文升曾用药，鸿胪寺官李可灼于病危时进献红丸，朱常洛次日去世。另有记载在叙述各方议论时也出现对崔、李责任的不同判断；另有记载则使用较肯定的药物致死语气。《明史》只把进药和次日去世接续记载，未证明谋害。故可称“红丸案”引发朝臣激烈争论，不能把药丸成分、郑贵妃指使或确切死因当作确定史实。

出身寒微与国本之争

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明神宗长子，生于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是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神宗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册封后都无子嗣；万历九年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宫中）私幸宫女王氏，王氏有孕而神宗"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此事，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上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万历十年神宗册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生子，是为明神宗长子，取名常洛。正宫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神宗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郑氏晋封贵妃、产下皇二子而夭折，神宗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郑氏随后晋封皇贵妃，并借机乞求神宗立皇三子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这违背了祖制与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神宗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而神宗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为平息争议，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常洵）为桂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此后波澜未平：万历三十一年就因谣言说（郑氏）想要换太子而株连逮捕者甚众；万历四十一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还被郑贵妃暗中阻止。

朱常洛生母恭妃王氏的境遇更见其处境之艰：她"仍旧寂居幽宫，见不到万历帝，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而向皇帝哭诉，太子差点遇害而朝中大臣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最后神宗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将张差杀于市，又于六月一日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它与后来的红丸案、移宫案合称明末"三案"。

即位、病逝与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并宣布改元泰昌。据记载，八月初一日他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即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而在此之前，他已"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以致"朝野感动"。然而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他就一病不起。《（明史）》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亦记"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而当时的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廷臣对崔文升进药的资格与药性猛烈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与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而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随后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陵墓的营建事宜；安排妥当之后他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答"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服后他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他又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他仍坚持再服一颗，服后"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1620年9月26日）五更，朱常洛驾崩，廷臣纷纷议论，指李可灼与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并牵涉到方从哲；而据记载，红丸与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史称"红丸案"。

主要事迹

朱常洛在位时间不足一月，主要政令多集中于即位前后。其一，依神宗遗诏及新政令撤矿监、税使，停征矿税、榷税，缓解晚万历以来民间与地方对额外征敛的不满。其二，接连发内帑银犒边，将款项拨往辽东和九边；史籍记他要求及时发给将士，不得截留。其三，补充内阁和六部官缺，召用叶向高等旧臣，起复因争国本、反矿税而得罪的官员。这些行动确有《明史》与双百科支持，但仅持续数周，难以据此判断长期改革效果。

一月天子的施政与身后之局

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年仅三十九，但史书仍记其施政要点：在位期间"任用贤臣，革除弊政，积极改革，罢除矿税、榷税，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同时却"惑于女宠""导以荒淫"。即位后他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欢腾"；又借皇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犒劳边防将士，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这些措施与其数十年间饱受明神宗漠视、受（郑氏）一党欺凌的处境形成对照：长期的战战兢兢"更使其形成了懦弱阴柔的个性"，直至继位为帝之时仍受郑妃与（李选侍）的影响和控制，这也为后来的"移宫案"埋下伏笔；而其离奇暴崩，又为其子明熹宗留下"一个剑拔弩张、分崩离析的统治集团"。

《明史》对他的评语可作为对这一月之政的总结："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所谓"三案"，即梃击、红丸、移宫，皆围绕他而展开，并在其身后继续撕裂朝廷；他谥号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庙号光宗，葬于（庆陵）。以一位久处冷遇、继位即崩的皇帝而言，其个人作为有限，但他所承接的立储之争与所留下的党争之局，恰恰是晚明政治走向不可收拾的关键一环。

人物关系

• 朱翊钧：父亲、前任皇帝；围绕立朱常洛还是朱常洵为太子的争执在其朝持续多年。
• 王氏：生母，原为神宗恭妃，后追尊孝靖皇后。
• 郑贵妃与朱常洵：神宗宠妃及其子，与国本之争相关；不能仅凭争储断定其主使梃击案。
• 朱由校：朱常洛长子，1620年（后追称明泰昌元年）继位为明熹宗。
• 朱由检：朱常洛之子，后为明思宗。
• 李可灼：病危时进红丸的官员，其行为成为红丸案争论焦点。

历史评价

《明史·光宗本纪》评其“潜德久彰，海内属望”，同时强调“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前半句反映当时对储君的期待，后半句指出短暂统治与党争限制了施政成果。另有记载引《明光宗实录》有较高赞誉，也收录蔡东藩等批评性观点；这属于不同时代的评价，不能合并为同一结论。就可核事实而言，他迅速采取撤矿税、犒边、补官等措施，但去世太早，政策的持续成效由后继朝廷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