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求学

朱熹之父朱松为尤溪县尉，曾在二程理学思想的教育下成长；据《宋史》本传所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可见其自幼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所录李方子《紫阳年谱》另记：朱熹“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义，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他与群儿嬉游时“独以沙列八卦象，详观侧玩”，又曾指日问其父“日何所附”，再问“天何所附”，其父奇之。据记载，他十岁时即“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自述“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立志要做圣人；此后他又教育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人皆为道学家，其中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多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岁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主考官蔡兹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仕履与从学李侗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朱熹诞生于尤溪县；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中进士。绍兴二十三年，他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兼县学，常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道理，又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公事余暇钻研儒学经典，探索佛、道及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三年任满后，他回崇安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曾步行到其父同窗李侗家请教；绍兴三十年冬拜李侗为师，承袭“洛学”正统，奠定理学基础。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其抗金主张未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他为国子监武学博士，他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中和新说与学术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标志其哲学思想的成熟。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他在五夫创建“社仓”：其法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二分，从而不必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则息利减半、大饥则免除利息；此事与崇安饥民暴动后他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要求地方豪富以藏粟赈救饥民、并请朝廷以六百斛赈济的经历直接相关。此举既可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但由于对官僚地主与高利贷者不利而未能广为推行，仅福建建阳、浙江金华等地实行。同年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并在其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乾道九年（1173年）七月，他撰《蕲州学教授厅记》；好友李伯谏受命将赴鄂东掌教蕲州之学，他写《送李伯谏序》称“今而后闻薪之士，其有慨然兴起于学，而明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是则伯谏之德之修之验也夫”；至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他又为黄州州学所建二程先生祠撰写《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此“两记一序”均载于《朱子大全集》。

鹅湖之会与朱陆之辩

淳熙二年（1175年），为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吕祖谦发起，邀请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此即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鹅湖之会五年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朱熹不仅接受其请求，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此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与待人处事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南康军、白鹿洞书院与浙东赈灾

淳熙五年，朝廷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他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他行视陂塘时在樵夫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废址，经其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书院很快修复。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曾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因李渤喜养白鹿而得名，南唐时在此建立学舍号庐山国学，宋时又建书院。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敕额、赐御书，置办学田以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该教规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作了明确阐述与详细规定，不仅成为此后中国书院办学的模式，也为世界教育界所瞩目。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八月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其赈灾，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其后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他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而在此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漳州任上的经界之议

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他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于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核心。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致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此事的经过说明，其在地方任上的改革主张往往取决于当地豪强与上级官府的向背，而非其个人意愿所能决定。

潭州、瑶民之乱与岳麓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他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他采取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行动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湖北帅司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他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并利用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后他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他在张栻陪同下南游衡山，一路唱酬，几天里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山后自岳宫至槠州一百八十里，两人就仍有争议的问题讨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

经筵四十六日与罢职

绍熙五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他在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他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他入朝仅四十六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待制兼侍讲之职。其经筵之讲以正君德为要，与当时权臣的意图相悖，这也是他在朝时间极短的原因。

庆元党禁与晚年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的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他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门人或遭流放、或被下狱。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其生命垂危时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愿望是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党禁的氛围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有近千人之多。据载其晚年自题小影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署“南宋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朱熹题”，而按朱熹卒于是年三月，此小照题词即其绝笔。

年表式的要点

以年系事，其生平要点可概括如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生于尤溪，父朱松时任尤溪县尉；十岁立志圣贤之学、父去世后受教于刘子翚等人；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岁参加乡贡，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中进士；绍兴二十三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兼县学，任满后回崇安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绍兴三十年冬拜李侗为师，承袭洛学正统；隆兴元年（1163年）入对垂拱殿奏三札，其抗金与正君德之论未被采纳，辞国子监武学博士之职请祠归乡；乾道五年（1169年）悟“中和旧说”之非而独创“中和新说”，标志其哲学思想成熟；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在五夫创社仓，同年十一月回尤溪讲论学问；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与陆氏兄弟论辩十日；淳熙五年任知南康军，次年三月到任、兴修水利并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十月访得白鹿洞书院废址，七年三月书院修复并订立教规；淳熙八年二月陆九渊来访讲学，八月因救荒有方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先后六次奏劾唐仲友而离任；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知漳州，行经界之议受阻；绍熙五年（1194年）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招抚瑶民并扩建岳麓书院，八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入朝四十六日而罢；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党禁起，其被列为“伪学魁首”；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卒，十一月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

小结

朱熹的一生以其学问与教育为主线：他以进士出身而历任地方，仕途并不显达，但在同安、南康、浙东、漳州、潭州诸任上留下了兴学、赈灾与举劾的具体举措；在朝仅四十六日，其经筵之讲以“正心诚意”为要，未获采纳；其晚年遭党禁之厄，虽被斥为“伪学魁首”，仍以整理残篇为务，直至临终前一日仍在修改《大学章句》。其著述与学规、其学派与弟子，使其在身后的数百年间成为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并在元代以后取得官学地位。

书信论辩与学术交往

朱熹与同时学者的论辩多以书信往来进行，鹅湖之会是其中的例外：他与陆九渊、陆九龄的分歧在于“为学之方”，即先“道问学”还是先“尊德性”；与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往来则以讲学与唱酬为主，岳麓讲学后同游衡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舟中三日讨论《中庸》之义，即其学术交往的具体形态。这些论辩与交往虽未使各方在思想上取得一致，却促使其各自反省，也留下了南宋理学内部的争论文献。

其讲学与著述的日常

从其交往与讲学的记载看，朱熹的日常以讲论、撰述与政务三者交替：在同安任上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道理并倡建经史阁，在南康军任上则一边兴修水利、奏免税钱，一边访求白鹿洞旧址、订立学规，在潭州又于政务之暇亲至岳麓书院讲课；其撰述亦多在任所与讲学之处完成，如《蕲州学教授厅记》《送李伯谏序》与《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皆应学官之请而作。这一交替的方式，与其“知行”并重、学以致用的主张一致，也是其学问得以在数十年间持续积累的原因。

主要事迹

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其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其一，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二，他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此即“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其三，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气是这一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有迹，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他还以“一分为二”说明由气分化而为万物的运动形态，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无限连续的过程，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与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称之为“变”与“化”，并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与知行观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朱熹继承二程之说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通过阐释“格物致知”表述自己的认识论思想：其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的“天理”主要指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他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散兵游勇回不到老家，并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在阐述“格物致知”时他又称：“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又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其知行观是指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就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至于“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综合张载与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这一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二程继张载之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有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此性有善有恶，名为“气质之性”。二性并存于人身，即其人性二元论。

教育思想：小学与大学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与自身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他认为八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并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他认为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他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其关于小学与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书法

朱熹的读书法由其弟子集中概括为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读书应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持志”则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朱熹对自然科学有广泛的兴趣与研究。他对《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该书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又如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其学生黄榦在《朱先生行状》中称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六十七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由幼及老的这一追问，说明其理学体系的建立有其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作基础。

在历法与观测方面，他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并曾详细描述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浑天仪即“假天仪”：其设想是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他还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其《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他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与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浑天仪的结构。此外，他对地质学化石、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英国现代生物学家李约瑟在考察宋代的自然体系时认为，“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著作与《四书集注》

朱熹著述宏富，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与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四书”之名即由他编定而第一次出现；此后他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他把《四书》定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也构成其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自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长期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既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此外，他的文集、语录（《朱子语类》）与各类注疏，保存了其讲学、论辩与政事的记录，是研究南宋理学与政治的重要文献；《朱子家训》则以“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等语，逐条列举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应有的德目，并称“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是后世流传甚广的家训文本。

教育实践与书院

朱熹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世之时，他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亲自制定学规、编撰“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其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曾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南唐在此建立学舍号庐山国学，宋时又建书院；朱熹淳熙六年十月派人访查其旧址并拨款重建，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以充实藏书、购置田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认可，教学活动由他亲自主持。其在长沙改建岳麓书院并亲自讲课，使其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所订《白鹿洞书院教规》则成为后世书院办学的范本。

文学与书法

朱熹之父朱松文才颇佳，受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比较公正，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以池塘须不断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以水到渠成比喻修养由量变到质变的名篇，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既有启发性也不乏诗味，故清人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其《朱子家训》则以“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开篇，逐条列举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应有的德目，并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末以“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作结，为后世广泛传诵。书法方面，他善行、草，尤善大字，一生临池不辍，笔墨雄赡、超逸绝伦；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因自元代起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国官方哲学、影响深远且远播海外，其书法艺术的光芒反而为其学说的盛名所掩。

交游与治学态度

朱熹的交游中有若干见于记载的细节。其与陆九渊的辩论主要通过书信往来进行，鹅湖之会是例外；而白羊、张栻、吕祖谦等人的讲论与唱酬，则构成其学术交往的重要部分：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听者达数千人，其后同游衡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编为《南岳唱酬集》；与吕祖谦则因调和朱陆而促成鹅湖之会。乾道年间他在同安任职之后回到崇安，建中山堂讲学著述，又步行至其父同窗李侗处请教，其后拜李侗为师承袭洛学正统。另据记载，他与当时学者郑樵会面时以礼相待，席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其书僮为之不满，而朱熹则以“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相答；此事与其“正心诚意”之教相印证，也反映其日常生活的简朴。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与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研究。

影响与评价

朱熹理学在其身后经历了由“伪学”到官学的转变：庆元党禁中他被斥为“伪学魁首”、落职罢祠，门人或遭流放或下狱；至元代其学说渐成官方哲学，明清两代更以《四书集注》为科举标准，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影响。就其为官而言，他努力维护当时的制度，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任内也做了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工作，故后世论者称其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同时指出他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近现代研究者对其理学体系的定位则各有侧重：一说其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哲学化达到很高水平，并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为基础；也有研究强调其学说的官方化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两面性。

著述、学派与官学化

朱熹的著作可分为经典注释、文集语录与家训蒙书三类：经典注释以《四书章句集注》最为重要，另有《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以及对《参同契》的考异；文集语录方面，其门人编有《朱子语类》，记其讲学问答，文集则称《朱文公文集》（亦称《朱子大全集》），内收《蕲州学教授厅记》《送李伯谏序》《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等文；家训蒙书方面，则有《朱子家训》与为“小学”所编的教材。就学派而言，其门人众多，其中黄榦等人在其身后承担了讲学与传述的工作，黄榦所撰《朱先生行状》即为其生平与学问的重要传记资料；所创学派在南宋后期逐渐成为理学的主流，并在元代取得官学地位。其著作的官学化过程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使其学说由一家之言变为士人必读的内容，这既扩大了其影响，也使理学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与国家的取士制度紧密相连。

各地任职施政的对比

朱熹的仕履虽不长，但其施政的重心大体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荒政与民生，如南康军任上兴修水利、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在浙东措置赈灾，以及早年在崇安参与劝分豪富、请拨赈济并创社仓；二是教育与风俗，如同安主簿任上倡建经史阁、南康重建白鹿洞书院、潭州扩建岳麓书院并亲自讲课。其改革主张能否推行，往往取决于地方豪强与上级官府的向背：社仓虽经朝廷覆议而未广行，漳州的经界终以“损害大地主利益”而受阻，浙东的弹劾则以权臣姻亲的干预而止；这些挫折与其在经筵仅四十六日即被罢职的经历性质相近，都是其在制度与人情夹缝中的处境。

后世研究与史料

研究朱熹的依据除其本人著作外，主要有《宋史》本传、《宋元学案》所记学统、以及《紫阳年谱》《西山读书记》等后人编纂的年谱与传记资料；近现代研究则从哲学、教育、政治与自然科学等不同角度展开，其中关于其天文学与地质学见解、教育思想的分期方法与读书法、以及理学官学化过程的讨论尤为集中。本条所据材料以通行的传记与典籍记载为主，凡涉及数字、评语与人物关系之处，均按来源所述陈述，不宜据一处的说法推演更多细节。

配享与身后祠祀

朱熹晚年曾讲学于孔子山庙学；其后世祠祀与之相关的一项记载是：其小影“特于春秋配享时悬挂，致敬厥后，易神主而捏塑”，即后来以塑像取代神主，而塑像乃乾隆五十二年聘工遵照小影为之；该小影经咸丰兵燹遗失，惟题词尚存。题词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卷尾署“南宋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朱熹题”；按朱熹卒于是年三月，此小照题词即其绝笔。由这一记载可见，其身后在地方的祠祀与配享延续甚久，而小影题词亦成为后人追述其晚年的直接材料。

学说的传播与争议

朱熹学说在南宋后期的传播与争议相伴：庆元党禁中被斥为“伪学魁首”，党籍所列五十九人皆受处分，其门人或流放或下狱；党禁解除之后，其学渐为士人所重，至元代成为官方哲学，明清两代以《四书集注》为科举程式。围绕其学说的争论则集中于两端：一是与陆九渊一系的“为学之方”之争，即“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侧重不同；二是后世对其学说官学化之后与社会制度关系的评价，包括对“存天理、去人欲”一类命题的讨论。近现代的研究既肯定其在哲学思辨、教育制度与自然科学观察方面的成就，也注意其学说被用作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本条不对此类评价择一断定，而按来源所列分别记述。

其学问的几条线索

综观朱熹的一生，其学问与实践可归为四条线索。其一，理学体系的构建：他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收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形成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气先后与“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变与化”等命题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理一分殊”式的表述使万物之理与太极相贯通。其二，教育的两个阶段与读书的方法：他分小学与大学两期，小学“学其事”、大学“教理”，并以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概括读书法，其学规与教材为此后书院所沿用。其三，地方施政中的荒政与经界：从整理同安县学、重建白鹿洞书院、措置浙东赈灾、创行社仓，到漳州的经界之议与潭州的招抚善后，其施政始终在民生与教化之间展开，而以地方豪强与上级官府的向背决定成败。其四，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与考察：自五六岁追问“天地四边之外”起，至其讨论岁差、置闰、浑天仪结构、螺蚌壳与地壳变化、雪花晶体与潮汐等题，均显示其理学思辨之外的另一面。四条线索相互支撑，构成其在思想史、教育史与政治史上的位置。

武夷精舍与考亭书院

在其创办的书院中，崇安武夷山的中山堂、武夷精舍与考亭书院是其讲学著述的主要场所：绍兴二十三年同安主簿任满之后，他即回崇安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并在同期步行至其父同窗李侗处请教，直至拜李侗为师；此后武夷山一带成为其讲学与撰述的基地，考亭书院则为其晚年讲学之处。与此相应，他把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与重建的白鹿洞、岳麓书院连成一个讲学网络，其学规、教材与读书法通过这些书院传播，门人又在其身后继续讲学，遂形成影响南宋后期乃至元明的学派。

其学说的两面性

就其学说的两面性而言，一方面它把北宋以来的理学讨论系统化，在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与教育次第等问题上提出了完整的论证，并以其著作与讲学使之可传可习；另一方面，其学说在元代以后与国家取士制度结合，成为士人必读的内容，其社会影响也随之超出了纯粹的学术范围。近现代研究者既肯定其在哲学、教育与自然科学观察方面的成就，也讨论其被用作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的效果，本条按来源所列分别记述，不作单一断定。

人物关系

• 朱松：父亲，对朱熹早年学术方向影响深刻。
• 李侗：理学老师，使朱熹转向二程学术传统。
• 张栻：好友和学术论辩者，共同讨论理学与现实政治。
• 吕祖谦：共同编订《近思录》，组织鹅湖之会。
• 陆九渊：鹅湖之会的主要论辩者，代表不同的心性修养路径。
• 韩侂胄：宁宗朝权臣；其掌权时期发生庆元党禁。

历史评价

朱熹去世后不久，理学的政治地位逐渐恢复；南宋后期获追谥和封赠，元明清时期成为官方经学权威。传统评价称其为孔孟之后的重要儒者，现代研究则同时关注其思想创造、教育网络、地方政治及正统化过程。其学说在塑造东亚伦理和教育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也因强化等级伦理、解释趋于权威化等问题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