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钟相是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鼎城区许家桥乡双堰岗村）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关于其生年，史无明确记载，据其活动年代推断，约生于北宋中后期。北宋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洞庭湖地区的农民生活极为困苦。钟相利用宗教作掩护，在乡间走乡串镇，一面为人治病，一面宣传组织农民。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一口号直接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比北宋初年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等贵贱”的政治要求，反映了农民要求社会地位平等和财富平均的双重愿望。 钟相以宗教为纽带，组织起秘密互助的“社”。凡加入者需交纳少量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入社者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这种组织形式既为农民提供了实际的经济互助，也构成了秘密的动员网络。钟相被群众尊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二十余年间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勤王与起义准备

1127年（靖康二年），金军南下灭北宋，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但这支队伍尚未与金兵接触，即被刚即位的高宗下令遣返。钟相父子看到天下已经大乱，便将这支民兵队伍保留下来，“团集在家，结成队伍，多置旗帜、器甲”，以此为基础筹划起义。

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形势急剧恶化。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1128年（建炎二年），钟相因叛徒告密一度被捕，后得放还。1130年（建炎四年）二月，原出身盗匪的孔彦舟军队窜扰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钟相乘地方官员逃遁之机，率众起义，保卫家乡。

建楚称王与起义高潮

1130年（建炎四年）二月，钟相正式起义，建国号“楚”，年号天载（一作天战），自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占据地主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参加起义军者，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约束。

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鼎州全境的武陵、桃源、辰阳、沅江四县，澧州全境的澧阳、石门、安乡、慈利四县，荆南府的枝江、松滋、石首、公安四县，峡州宜都县，岳州华容县，辰州沅陵县，潭州的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四县，共十九个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鼎、澧、潭、岳、辰等州百姓纷纷响应。

兵败被俘

1130年（建炎四年）三月，孔彦舟军与钟相起义军交战。孔彦舟在屡攻不克后，遣人混入起义军内部作内应。钟相防备不备，遭孔彦舟军偷袭大寨，与其妻尹氏、长子钟子昂一同被俘杀。从起义到失败，仅四十余天。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杨幺等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重建政权，前后坚持六年之久，1135年（直至绍兴五年）被岳飞率军镇压。

钟相是北宋末鼎州武陵人，他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其组织「乡社」的农民须交纳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代表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上平等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年的「均贫富」思想又进了一步。他因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建炎元年（1127年）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但这支队伍尚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当时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与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孔彦舟军队进犯澧州、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为楚，年号天载（一作天战），自称楚王，设置官属，洞庭湖周边的农民纷纷响应。

起义不久即遭到镇压。孔彦舟一面派兵进攻，一面派人伪装成民众混入起义军内部里应外合，钟相与其子钟子昂被擒获杀害。余部由杨幺等人领导，继续以洞庭湖为根据地进行斗争，直到绍兴五年（1135年）被岳飞所部镇压。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政治主张，后世研究宋代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时多以之为重要材料。

洞庭湖地区的起义之所以能够持久，与当地的地理与经济条件有关。洞庭湖周边水网密布，起义军利用湖汊与洲渚与官军周旋，其水军以「车船」为特色，船上装有踏轮，往来迅疾；杨幺继钟相之后据守湖中诸寨，与官府长期对峙。岳飞受命讨伐时，采取招降与断粮并用的策略，先瓦解其内部，再以水军攻破其营寨，起义才被彻底平定。

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主张，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口号相比，钟相的主张增加了「等贵贱」的内容，涉及社会身份的不平等问题；其所依托的「乡社」组织，则是以宗教与互助为纽带的地方团体。宋代的思想家与官员对这类主张多持批评态度，但其反映的社会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南宋初年的荆湖地区，赋税负担沉重、豪强兼并剧烈，加之战乱与溃兵的影响，民众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

南宋朝廷对洞庭湖起义的处置，与其对金和战的大局相互牵连。起义发生时，宋高宗正处在渡江立国、与金议和的阶段，荆湖地区既是屏障也是财赋来源，起义军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漕运与地方秩序，因此朝廷先后派孔彦舟、程昌寓、王𤫉等人前往讨伐，直到绍兴五年岳飞出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才将其平定。岳飞所用「以水军破水军」的办法与其后的屯田安置，是这一战事中值得注意的部分。

钟相起义失败后，其余部在杨幺的率领下继续活动。杨幺本名杨太，因在起义军中年纪最小而得名，他与黄佐、周伦等人分据洞庭湖中的水寨，建立了一套以水寨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并一度与南宋朝廷交涉招安事宜。绍兴五年岳飞率部征讨时，采取分化与封锁并用的策略，收降黄佐、杨钦等人，再以水军攻破夏诚、杨幺的水寨，杨幺在突围中被杀，起义至此结束。岳飞在平定之后安置降众、实行屯田，荆湖一带的秩序逐渐恢复。

钟相与杨幺起义的地域范围主要在荆湖北路的鼎州、澧州、潭州一带，即今湖南北部与湖北南部。这一地区在南宋初年承担着对金、对伪齐的防务与漕运任务，同时又是流民与溃兵聚集之处，社会矛盾集中。起义军与南宋朝廷之间的对峙持续六年，其间朝廷多次改派统帅，显示出南宋在立国初期对地方控制力的薄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对钟相起义的记载较为详细，其中孔彦舟以伪装手段擒获钟相父子的经过，是宋代农民战争史中常被引用的案例。起义军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与其组织形式，也为研究宋代民间宗教与地方社会提供了材料。

宋代对「均贫富」一类主张的态度，可以从官方的文书中看到：这类主张被视为煽动民心、扰乱秩序的言论，参与者多以「妖贼」目之。但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赋役与兼并，这一点在当时的士大夫议论中也有反映，南宋初年关于荆湖地区民生的奏疏即多次提到赋税沉重、流民众多的问题。

起义失败之后，洞庭湖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岳飞的屯田与招抚政策下逐步恢复，南宋朝廷在这一带的控制力有所加强。钟相与杨幺的事迹后来被编入史书与地方志，其「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叙述中被反复援引。

他所依托的「乡社」兼具宗教与互助的性质，其组织方式与宋代民间的结社传统有关，这一点在宋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常被提及。

南宋官方将其称为「妖贼」，这一称谓与其组织形式的宗教色彩直接相关。

其事迹与杨幺的后续斗争共同构成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的一段史事。

主要事迹

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

钟相起义最核心的历史贡献在于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直接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将北宋初年王小波“均贫富”的经济平均要求发展为经济与政治地位平等的双重诉求，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钟相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等，将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称为“行法”与“均平”。

组织乡社与宗教活动

钟相在起义前二十余年间，以宗教为掩护（可能为摩尼教），在洞庭湖地区组织秘密互助的“社”。入社者交纳少量钱粮，社内互助共济，宣称“田蚕兴旺，生理丰富”。这一组织形式将宗教、经济互助与政治动员融为一体，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钟相自称“天大圣”，被群众尊为“老爷”，在洞庭湖周围数百里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

勤王抗金

1127年（靖康二年），金军南下灭北宋，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到达南京应天府后，被宋高宗赵构遣返。钟相借此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后来起义的基本队伍。这一行动表明钟相在民族危机面前曾有过抗金意愿，但其后因南宋朝廷的腐败和压迫，最终走上反宋道路。

建立大楚政权

1130年（建炎四年）二月，钟相起义后建立“大楚”政权，自称楚王，年号天载（一作天战），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建立了一套与宋朝对立的政权体系。起义军占据十九个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是南宋初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大楚政权虽然仅存在四十余天，但其政权形式为后来杨幺重建“大圣天王”政权提供了基础。

人物关系

• 钟子昂（长子，随父起义，任太子，与钟相一同被俘杀）
• 钟子义（少子，钟相死后被杨幺立为太子）
• 尹氏（钟相之妻，与钟相一同被俘杀）
• 杨幺（杨太，钟相牺牲后成为起义军主要领袖，重建政权，绍兴五年被岳飞击败处死）
• 夏诚（起义军重要首领，据守水寨抵抗官军）
• 杨华、杨广（起义军首领，钟相死后与杨幺共同领导余部）
• 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起义军首领，后受岳飞招降）
• 孔彦舟（原宋军将领，后为匪军，袭杀钟相）
• 程昌寓（鼎澧路镇抚使兼知鼎州，率军镇压起义军）
• 王𤫉（荆南、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统领大军围剿起义军）
• 岳飞（绍兴五年率军镇压起义，最终平定杨幺）
• 张浚（诸路兵马都督，总领镇压起义军事务）
• 宋高宗赵构（南宋皇帝，遣返钟子昂勤王队伍，后派兵镇压起义）
• 李成（伪齐将领，曾联络杨幺企图联合攻宋）

历史评价

宋代/同期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南宋官方文献将钟相起义定性为“叛”“寇”，称其“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强调其破坏性。
• 南宋朝廷视钟相、杨幺起义为心腹大患，先后七次派兵镇压，并派二十余人前往“招安”，可见起义对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
• 岳飞镇压起义后，南宋朝廷调整政策，规定无业农民可耕种空闲土地，1133年（沿湖百姓绍兴三年）以后所欠租税杂钱暂停征收三年，客观上承认了起义所暴露的社会矛盾。

宋元时期

• 元代编修的《宋史》将钟相、杨幺起义列入《叛臣传》等类传，视其为颠覆朝廷的叛逆，但客观记录了起义的过程和规模。
• 宋末元初史家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了钟相起义的相关史实，将其置于南宋初年江南民变的整体背景下考察。
• 元代学者对钟相起义的直接评论较少，但《宋史全文》等编年史著作保留了起义的详细经过，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

明清时期

• 明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论述洞庭湖地理形势时提及杨幺据湖为险事，从军事地理角度肯定了起义军利用水寨地形作战的能力。
• 清代史家对钟相起义的专门评论不多，但《续资治通鉴》等编年史著作完整记载了起义始末，将其作为南宋初年政治军事史的重要事件。
•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宋论》中论及南宋初年民变蜂起的根源，认为“政烦赋重”、官吏贪暴是激起民变的主要原因，虽未专论钟相，但为理解起义背景提供了重要视角。

近现代

•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钟相起义视为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典型事件，其“等贵贱、均贫富”口号被评价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平等要求”的标志。
•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将钟相、杨幺起义列为两宋时期重要农民起义，强调其“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比王小波“均贫富”思想更进一步。
• 现代学者对起义的破坏性也有反思，指出起义军在“行法”“均平”名义下滥杀无辜、焚烧城市，对洞庭湖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如火烧鼎州城、决堤淹没农田等行为加剧了民生困苦。
• 关于钟相起义利用的宗教，学界普遍认为可能为摩尼教，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可能是地方巫教与摩尼教混合形态，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