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氏（唐太宗皇后）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长孙皇后于601年（隋文帝仁寿元年）二月六日出生，河南洛阳人。其先世为北魏宗室拓跋氏，在孝文帝改革时赐姓长孙。长孙一族作为皇族宗室，从北魏至隋朝能人辈出，可谓“门传钟鼎，家世山河”。 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有“一箭双雕”的美誉，在军事外交上颇有建树。他长期处理隋与突厥的关系，曾使计分化突厥，对突厥分裂有极大贡献。突厥人对他非常敬畏，听闻他的弓声认为是霹雳，见到他骑马称为闪电，因此长孙晟家得到“霹雳堂”的称呼。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

长孙氏是长孙晟的幼女。伯父长孙炽十分欣赏唐国公李渊的妻子窦氏，认为窦氏“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劝说长孙晟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然而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609年（大业五年）去世。年仅八岁的长孙氏与同母兄长孙无忌、母亲高氏被异母兄长长孙安业斥还舅家。舅父高士廉对待妹妹及其一双儿女非常优厚。

婚嫁与太原岁月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少时好友，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促成婚事。613年（大业九年），十三岁的长孙氏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

婚后，长孙氏曾归宁于永兴里。舅父高士廉的妾室张氏在她住的房舍外面看见一匹高二丈的大马，鞍勒齐备。高士廉请人占卜，遇坤之泰卦，卜者说：“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归宁后不久，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辽战争。李世民的母亲窦氏随军出征时在涿郡病倒，613年（大业九年）五月过世。次月杨玄感谋反，与兵部尚书斛思政交好的高士廉被贬谪外放。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同时遭到失去母亲和舅父远谪的打击，在逆境中互相安慰扶持，关系愈加融洽。

616年（大业十二年），李渊迁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次年炀帝敕李渊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长孙氏随父亲就任居太原。既无婆婆指导，也不见妯娌帮衬，年仅十七岁左右的长孙氏承担起唐国公府当家主妇的职责。她在太原附近出资修建玄中寺，仁德之名随寺中钟声在太原百姓心中扎根。

秦王妃时期

617年（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举义旗，同年十一月入主长安。次年（618年）五月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六月初七李世民受封秦王，长孙氏随之受册为秦王妃。

建唐之初天下未平，李世民作为主帅常常出征在外。长孙氏在牵挂夫君之余尽力免除其後顾之忧，孝事李渊，深得皇帝公公认可。李渊以过继早夭嫡子李玄霸为名，将长孙氏亲生儿子李泰直接晋封为卫王、上柱国。

李世民征伐四方，先后讨平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621年（武德四年）受封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此时秦王身兼数职，威望势力直逼太子李建成，功高震主难免被猜忌。秦府上下对后宫多有得罪，太子齐王与后宫妃嫔联合在高祖面前谗害李世民。

秦王妃直接出面缓和矛盾。她常常在宫中出入，孝顺高祖李渊，同后宫妃嫔交往，尽力弥缝丈夫与皇帝的嫌隙，在后宫中为丈夫存留助力。

皇后生涯

626年（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长孙氏随之成为太子妃。李世民即位仅十三天，即册封长孙氏为皇后。

长孙皇后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她善于借古喻今，经常与唐太宗一起共执书卷谈古论今，发表独特见解，对朝政大有裨益。唐太宗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起初她以自己是一介女流为由不肯说出看法，在太宗一再请求下终肯为他出谋划策。

长孙皇后深以盈满为诫，多次让其兄长、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一的长孙无忌向唐太宗辞官，并告诫他前朝外戚掌权多危害社稷，切不可重蹈覆辙。在她的请求下，唐太宗无奈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633年（贞观七年），唐太宗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

长孙皇后还利用自身对丈夫的影响力护慰朝廷贤良，匡正丈夫的过失。她欣赏庇护魏征等敢于直言的忠臣，同时不断提醒唐太宗要行仁政。634年（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陪同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期间身染重疾。皇太子请求大赦并度人入道，唐太宗应允，但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太宗只好请普光寺法师昙藏入宫为妻子祈福，其后病情旋即康复。

崩逝与身后

635年（贞观九年），皇太子李承乾纳妃苏氏，然而此后接踵而来的生母赵国太夫人薨逝以及太上皇李渊驾崩，给长孙皇后和李世民双重打击。双重丧期的哀痛，诱发长孙皇后早年罹患并时常发作的气疾（疑似现代医学所称哮喘病）。次年，病势加重，药石皆不见效。

贞观十年四月，李世民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三百九十二座为皇后祈福，但幸运没有再次眷顾。636年（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岁。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太宗遵从皇后遗愿，营山为陵。

长孙皇后曾著书《女则》共十篇，辑录历代妇女事迹，作为效法古贤之鉴，已佚。今存诗一首：“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她死后，李世民不再立皇后，并亲自抚养她所生的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李明达二人。晋阳公主是目前为止唯一能考证由皇帝亲养的公主。

家世与早年

长孙氏为隋左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鲜卑族，河南洛阳人，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其母为隋扬州刺史高劢之女，兄即后来之宰相长孙无忌，二人同母。长孙氏生于仁寿元年二月六日，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成人；十三岁嫁李世民为妻。她自幼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性约素，好读书，虽梳妆之顷亦不少废。武德元年唐朝建立后，受封秦王妃。以将军之女、名门之裔而适秦王，其后遂以一代贤后见称于史册。

武德末年的储位之争

武德末年，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与秦王世民之间的储位之争日趋激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载：唐高祖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相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于长安之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遂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阳之后，高祖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其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

妃嫔之谮与高祖之疑

储位之争不仅在于兄弟，亦在于宫掖之间。《资治通鉴》同卷又载：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又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之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辨析，上终不信。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长孙氏身居秦府，于此时外结宫掖、内安府属，其所处之境，实为危疑交迫之地。

立为皇后与后位之德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长孙氏立为皇后。此后十年，其后位之德见于诸书者，皆以俭素、好读书、献替裨益为纲。《古今女史》卷八载：长孙皇后，唐太宗文德皇后也，隋左骁卫将军晟女，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归太宗，初以太子妃，为皇后，性约素，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双桥随笔》卷三载其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太宗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抚字庶孽，逾于所生，嫔妃以下，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耶。又载：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鞠，因命内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滥枉。以皇后之尊而能为宫人缓颊、能使宫中刑无滥枉，此其处事之细密与用心之仁厚，实与其后位之相称。

疾笃之时尚不废礼

长孙皇后素有气疾，贞观九年尝从太宗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太宗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其后太子谓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太子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笃，与太宗诀别，其言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无大故，不可弃也；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保全之，慎勿处之权要；妾生无益于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依山为坟，器用瓦可也；更欲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猎，则妾死不恨矣。贞观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长孙氏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

房玄龄之谴与褚遂良之疏

长孙皇后于忠良之臣多所护持，其最见诸当时章疏者，为房玄龄归第之事。《旧唐书·房玄龄传》载：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为元首，臣号股肱，龙跃云兴，不啸而集，苟有时来，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怀拯溺，手提轻剑，仗义而起，平诸寇乱，皆自神功，文经之助，颇由辅翼，为臣之勤心，玄龄为最。又称：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众所同归；而前宫、海陵凭凶恃乱，干时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悬之急，命视一刻，身縻寸景，玄龄之心，终始无变；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及贞观之始，万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论推与，而勋庸无比，委质惟旧。疏中又言：自非罪状无赦，搢绅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轻示遐弃；陛下必矜玄龄齿发，薄其所为，古者有讽谕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后，式遵前事，退之以礼，不失善声；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则人尽其力，轻去就则物不自安。此疏之中「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一语，为史册所载长孙皇后于玄武门之际所起作用之最直接的证据：其时房玄龄被斥逐在外，犹服道士之衣，与皇后同心暗中相助，故褚遂良以为其于臣节无所负。

崩逝与追谥之次

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其身后之名号屡有增益：咸亨五年八月追谥为文德圣皇后，天宝八载六月加尊号曰文顺圣皇后。自「文德」以至「文德圣」「文顺圣」，其谥号之递加，皆在后世，而其本谥则始终为文德。《唐·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有「文皇帝以八才御历，光升岱野之荣；文德后以十乱乘时，恭赞涂山之业」之语，以「十乱」比周武之贤臣、以「涂山之业」比夏禹之兴，可见唐人以皇后佐成贞观之业，与周、夏之贤后并称。

昭陵之葬与俭葬之诏

长孙皇后遗言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依山为坟，器用瓦可也。《旧唐书·唐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诏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劳我以形，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通贤深识；末代以来，明辟盖寡，靡不矜黄屋之尊，虑白驹之过，并多拘忌，有慕遐年，谓云车易乘、羲轮可驻，异轨同趣，其蔽甚矣。诏中又述有隋之季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又曰：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诏末并及功臣陪陵之制：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此诏之颁，正在皇后葬后数月，其务从俭约、依山为坟之旨，与皇后遗言若合符节；而功臣陪陵之制，遂为昭陵一代之典。

遗履与游春曲

长孙皇后之遗物与诗作，后世尚存可考者。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中载陈仲醇之跋云：余读书秀州项稚玉阁中，友人姚叔祥出视唐文德皇后遗履，为米元章写图，左方有小跋，称臣米芾，度是元章为博士、召入内庭鉴书画、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遗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盖古之岐头履也，臣米芾图并书；又称此履不知何缘流传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别摹他本，皆未可知。陈仲醇又记姚叔祥得此图，十袭裹之，不敢亵视，即有请观者愿出数万钱亦不许，曰：文德皇后履，非杨妃锦袜也，无得传玩，以马嵬下老妪视我。以一双遗履之图而见重于明清之文人如此，亦可见后世于长孙皇后之物，存敬重之意。《古今女史》卷八又载其尝作《游春曲》，帝见而诵之，啧啧称美；其《游春曲》曰：上苑杏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后之三子

长孙皇后生三子：太子承乾、魏王泰、晋王治（即唐高宗）。《册府元龟·储宫部》载：初，承乾之将废也，魏王泰日入奉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褚遂良进曰：陛下大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持国执柄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日者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监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泰，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内。太宗以晋王仁孝，心所钟爱，又以太原瑞石文云「李治万吉」，意以为嗣，而未发言。泰数知太宗爱晋王，因谓之曰：汝善于元昌，今败，得无有忧色。晋王忧之，见于颜色；太宗怪而屡问，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此一曲折，虽在其身故之后，然所关者皆其所生之子，而长子承乾之败、魏王泰之倾、晋王治之立，遂为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政局之主线。

慈恩寺之建与御制碑

长孙皇后身后之追福，以慈恩寺为最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八载御制碑文成，敕遣太尉长孙无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词曰：朕闻乾坤缔构之初，品物权舆之始，莫不载形后土，藉覆穹苍……缅惟王宫发迹，莲披超步之华，神沼腾光，树曲空低之干，演德音于鹿苑，会多士于龙宫，福已罪之群生，兴将灭之人代……其述建寺之由曰：文德皇太后凭柯琼树，疏派璇源，德照涂山，道光沩汭，流芬彤管，彰懿则于八弦，垂训紫宫，扇徽猷于万古；遽而掩月，永戢贞辉，坤维绝纽，长沦茂迹；抚奁镜而增感，望陟屺而何迫；昔仲由兴叹于千钟，虞丘致哀于三失，朕之罔极实有切于终身，故载怀兴葺，创兹金地。碑文又历叙寺之形胜：却背邠郊，点千庄之树锦，前临终岳，吐百仞之峰莲，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镜，右邻九达，羽飞盖而连云，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之胜地；并及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翻译经典之事功。其后显庆元年春三月癸亥，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讫，甲子，法师率寺众诣阙陈谢；至四月八日，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华，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太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汉，凡三百余事，音声车千余乘；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以皇后之故而建寺、制碑、倾城士女纵观，其于唐初都城之景象，亦一代之盛事。

敦煌写经与后世之供养

长孙皇后之名字，又见于敦煌写经之题记。有经卷为初唐高僧、律宗南山宗初祖道宣书于唐贞观十五年的「皇后为众生流通供养」经《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全经为纸本，卷轴原装，首尾完整，高二十五厘米，长达八百三十九厘米，约十八点九平尺，内含《大般涅槃经》所收《现病品第六》与《圣行品第七之一》；卷末有识语题记曰「贞观十五年，岁在辛丑，四月二十八日，皇后为众生流通供养，沙门道宣写讫」。经纸薄密细腻而又坚韧，染以黄檗，苍苍古色透纸而出；因未经装裱，帘纹丝丝清晰可视，让人纤毫无损地感受到初唐经纸之原貌与风韵；全经天地宏宽，空白得体，乌丝栏线浓淡得宜。此经曾为李盛铎旧藏，学界以为应为唐太宗李世民之皇后长孙氏供养之经，且出于有唐一代著名高僧道宣之手，纪年明确，首尾完整，故广受注目。以皇后之名义而写经流通供养众生，与其生前所持「死生有命，非智力所加」及不事道释之态度似有不同，然其时宫中为亡者追福之习既盛，此经之作，或正为贞观十年以后宫中为其追福之一端。

长孙氏之族与隋世宦

长孙氏出于鲜卑贵姓，自北魏以来世为显宦，其父长孙晟为隋右骁卫将军，其族中人物亦有可以考见者。《隋书·长孙炽传》载：炽字仲光，上党文宣王长孙稚之曾孙也；祖长孙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长孙兕，周开府仪同三司、熊绛二州刺史、平原侯。炽性敏慧，美姿仪，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周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建德二年授雍州仓城令，寻转盩啡令，频宰二邑，考绩连最，迁崤郡守，入为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为丞相府功曹参军，加大都督，封阳平县子，邑二百户；其年王谦反，炽从信州总管王长述溯江而上，以炽为前军，破谦一镇，定楚、合等五州，擒伪总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仪同三司。及高祖受禅，炽率官属先入清宫，即日授内史舍人、上仪同三司，寻以本官摄判东宫右庶子，出入两宫，甚被委遇，加以处事周密，高祖每称美之。其后历授左领军长史、持节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州，废置州郡、巡省风俗；还授太子仆，加谏议大夫，摄长安令；与大兴令梁毗俱为称职，然毗以严正闻，炽以宽平显；又领右常平监，迁雍州赞治，改封饶良县子；迁鸿胪少卿，转太常少卿，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复持节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于路授吏部侍郎。大业元年迁大理卿，复为西南道大使；擢拜户部尚书；吐谷浑寇张掖，令炽率精骑五千击走之，追至青海而还，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六年幸江都宫，留炽于东都居守，仍摄左候卫将军事；其年卒官，时年六十二，谥曰静，子长孙安世为通事谒者。以一族之内，父子兄弟皆列于隋之名臣，长孙氏所以能于隋唐之际为关中望族者，其来有自。

经解与史论中之长孙后

长孙皇后之事迹，不但见于正史，亦屡为后世经解与史论所援引。《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九论《卷耳》之篇曰：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辅人君之所欲为，斯可谓后妃之志矣；又谓《卷耳》之作，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轸念于内，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劳赐之用。其论之末复曰：唐长孙后每对太宗称魏征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护其贤，成太宗纳谏之美；呜呼，其有古后妃之遗风哉。以《卷耳》「求贤审官」之义而比之于长孙皇后之称扬魏征、保护直臣，可见宋人以长孙氏为「后妃之志」之实例。《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五《长孙皇后论》则谓：文德皇后长孙氏者，实闺门之令望也；仁孝恭俭、少好读书，赞成内政、裨益弘多，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宗亦敬其有德；又举其朝服称贺以讽谏、资送公主、不得疾而事道释之教三事，以为贤明。此类论述皆属后人评断，然其所据之事——朝服贺谏魏征、长乐公主之资送、病中不许赦囚度人——则与《贞观政要》《旧唐书》《资治通鉴》《文忠集》所载一一相合，可资参证。

后之「安贞」与不预朝政

后世论长孙皇后者，多以其「不预朝政」为一要义。《御制乐善堂全集》所载之论曰：若长孙皇后不预朝政，虽帝问之亦终不对，可谓知安贞之义者矣；又引《易》「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之义，谓马为阴物，阴之德利柔顺，然必利贞而行，地无疆然后辅乾以行、泽及天下，若徒柔顺而鲜贞，则又何能助乾道而沛膏泽。此论虽出于清人之笔，然后世之所以称之者，正在其于外朝之事上不越位、于内廷之事不废责：她于太宗之问多不直答，而以称贺、以论古、以遗言寓其意；于外戚则预戒其「慎勿处之权要」；于忠良则时时护持；于宫中刑狱则务使「刑无滥枉」。

昭陵之制与陪葬诸臣

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其地即九嵕山。太宗既从其遗愿，务从俭约、因山为陵，其后太宗亦葬于此，遂为帝后合葬之陵。昭陵之侧，以贞观十一年功臣陪陵之诏为据，渐次成为贞观功臣之葬地：魏征、房玄龄、李靖、高士廉诸人皆得陪葬其地，而勋臣密戚之坟茔与陵山相望之景，遂成一代之制。以皇后之葬为始，而以功臣陪葬为继，昭陵之经营实与贞观一朝之君臣关系相为表里：皇后遗言愿「依山为坟，器用瓦」，太宗诏谓「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而同时又以「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为言而立陪陵之制，欲使「居止相望，不亦善乎」。其于身后之安排，既从俭约之旨，又存君臣相守之意，此亦贞观政治之一面。

后崩后之宫廷与太宗之悼

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其后太宗之悼念，见于诸书：宫人以《女则》三十卷奏之，太宗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又曰「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后宫之属亦皆哀之。此后太宗未再立后，宫中之事多循其旧，而其晚年立嗣之争、太子承乾之败、魏王泰之倾、晋王治之立，则皆在其子之间。自贞观十年至二十三年太宗崩，十四年间宫廷之变多与其所生之子相关，而其生前「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之教，终未能弭其兄弟之隙，此亦后之身后憾事。

生年封号与册立之次

长孙氏生于仁寿元年二月六日；武德元年唐朝建立后，受封秦王妃。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先为皇太子，八月即皇帝位；即位的当月二十一日，长孙氏即被正式册立为皇后——自太宗即位至其立后，前后不过十余日。此一迅捷之册立，与其在武德末年斡旋皇室、稳定军心之功相为表里：秦府既以兵变而定大位，后宫之位亦须急定以安内外。其名于史无载，小字观音婢；其谥则先曰文德，后累加曰文德圣、文顺圣，而其本称始终为文德皇后。

皇后之册立与其后位之始终

长孙氏自武德九年八月立为皇后，至贞观十年五月崩，居后位凡十年有九个月。其后位之始终，与其所生之子相终始：立后之次年生太子承乾（承乾生于武德二年，于太宗即位后为皇太子），其后生魏王泰、晋王治。十年之间，太宗之外政日拓，而其内宫之事则以皇后的「不预朝政」「务在匡正」为主。其崩也，太宗不再立后；其后十四年，宫廷之变皆在其子之间。故言贞观一朝之宫廷者，前后二段：前段以文德皇后之在位为轴，后段以其诸子之相争为轴，而中间之转捩，正在贞观十年之丧。

主要事迹

政治活动

长孙皇后在后位期间，多次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她曾以“朝服进谏”的方式保护魏征——当太宗因魏征直谏而盛怒时，皇后身着朝服贺喜，称“主明臣直”，使太宗转怒为喜。临终前，她为被贬的房玄龄求情，请求太宗继续任用这位贤相。

她深以盈满为诫，多次劝兄长长孙无忌辞官避嫌，并告诫前朝外戚掌权多危害社稷。在皇后一再请求下，长孙无忌得以闲职高薪退避宰执之位。她还利用自身影响力护慰朝廷贤良，使初唐出现君明后贤臣直的政治局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行迹游踪

长孙皇后早年随夫家居太原，曾出资修建玄中寺。634年（贞观八年），陪同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早年太宗驾幸太原时，长孙皇后生病，太宗曾亲自到石壁寺礼谒禅师，并解众宝名珍为妻子供养启愿。贞观十年四月，太宗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三百九十二座为皇后祈福。

家庭生活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感情极好，是太宗所有后妃中所生子女人数最多的，生下三子四女共七人。唐太宗的第一个儿子太子承乾和最后一个女儿新城公主都是她所生。她曾两次行先蚕礼，积极履行皇后职务。

文学著述

长孙皇后喜爱读典籍图传，常与唐太宗共谈古事。她曾著书《女则》共十篇，辑录历代妇女事迹，作为效法古贤之鉴，已佚。今存诗一首《春游曲》。

秦王妃之斡旋

在储位之争最烈之时，长孙氏以秦王妃之身份入宫斡旋皇室关系，为秦府争取助力。其所以能行者，正在于她既不预外事、又能得高祖与诸妃嫔之信：她事上恭谨、处下宽和，又善于借古喻今，故虽处猜忌之地而犹得周旋其间。高祖之世，秦府屡遭谮毁，府属多被斥逐，而长孙氏始终居中以持大体，使秦府内外得以相连。至玄武门之变当日，她又亲自勉励将士以稳定军心。以一女子而当父子兄弟相疑之际，其言其行多不见于史册之详，然于贞观一朝之立，实有其力焉。

李元吉之谋与秦府之危

储位之争激化至兵戎之谋，其详见于《旧唐书·李元吉传》：高祖将避暑太和宫，二王当从，元吉谓建成曰：待至宫所，当兴精兵袭取之，置土窟中，唯开一孔以通饮食耳。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高祖知其谋而不制。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高祖不对，元吉遂退。建成又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秦府既处此危局，长孙氏之奔走其间，遂为秦府存亡之一环。

朝服进谏与魏征之信

长孙皇后善于借古喻今以匡正太宗之失，其最著之事为「朝服进谏」。《御制乐善堂全集》所载之传述曰：太宗常朝回，怒曰「会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帝曰魏征。于是后退，衣礼衣而称贺于上曰：臣闻主圣则臣直，乃陛下之圣故也，妾敢不贺。于是帝喜，而征言无不听。又贞观六年长乐公主出降，太宗以公主为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叹曰：妾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成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也。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疋以赐魏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

越王事件与三品大臣之尊

贞观十年，又有一事可见其后位之助。《贞观政要·直谏》载：越王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以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以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遂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魏征绢一千匹。越王为皇后所生之子，而皇后终不因私爱而废国法；此事与长乐公主之资送、魏征之赏赐并列，遂为贞观一朝「纳谏」与「正内」相成之实例。

女则之旨与明德马后之论

长孙皇后之著述，以《女则》三十卷为最著。《双桥随笔》卷三载：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讥汉明德马后不能抑退亲戚之权，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禁其末流。至是，宫人以书奏之。太宗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其《女则》之作，取历代妇人之得失以为鉴戒，而立论尤重于抑退外戚之权：以为汉明德马后仅能戒其车马之盛，而未能抑退亲戚之权，是开其祸败之源而约束其末流。此论与她在遗言中所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保全之，慎勿处之权要」正相表里，可见其于外家权势之患，思之甚深。

后位十年之匡正

长孙皇后在后位十年，凡太宗为政之失多所匡正，其法多借古喻今。《古今女史》载其尝作《游春曲》；《双桥随笔》载其常与太宗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卷五则载其性孝俭素、好读书，尝与上从容商确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鞠，因命内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滥枉；又载房玄龄以谴归第，后心知其贤，时疾笃与上诀，且谓上曰：玄龄事陛下，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徭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其荐拔忠谏，悉多类此。以「刑无滥枉」与「荐拔忠谏」两端观之，她于内廷之刑狱、外朝之贤良皆有护持之力，而其法皆出于婉言讽谕，故不预朝政而不失其正。

亲属与外家之保全

长孙皇后之外家，以长孙无忌为最显。无忌为皇后同母之兄，自秦府以至贞观，位居宰辅。《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帝欲功臣并世袭刺史，贞观十一年乃诏有司曰：朕凭明灵之祐、贤佐之力，克翦多难，清宇内；盖时屯共资其力，世安专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诸侯，虽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无忌等义贯休戚，效挺夷险，嘉庸懿绩，简在朕心，其改锡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为赵州刺史，以赵为公国；房玄龄宋州刺史，国于梁；杜如晦赠密州刺史，国于莱；李靖濮州刺史，国于卫；高士廉申州刺史，国于申；侯君集陈州刺史，国于陈；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观州刺史，王河间；尉迟敬德宣州刺史，国于鄂；李勣蕲州刺史，国于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国于褒；程知节普州刺史，国于卢；刘弘基朗州刺史，国于夔；张亮澧州刺史，国于郧，凡十有四人。无忌等辞曰：群臣披荆刺，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诚不愿违远左右，而使世牧外州，与迁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后嗣长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为怨望，朕亦安可强公土宇邪。遂止。此诏之发在皇后崩后一年，而其兄以元舅之亲、佐命之功，犹能与众功臣同辞封土而不受，与皇后遗言中「慎勿处之权要」之意相为呼应；其家之得保全于贞观一朝，盖亦有意为之。

宫掖之约束与「不敢预政」

长孙皇后于本朝之政，始终守「不敢预政」之节。《御制乐善堂全集》所载之论曰：若长孙皇后不预朝政，虽帝问之亦终不对，可谓知安贞之义者矣；其资送公主、讽谏以安直臣、得疾不事道释之教，尤为贤明。此语虽出于后世之论，然所指三事——长乐公主之资送、讽谏以安魏征、得疾不事道释——皆为史册所载之实事。她于太宗之问多不直对，而借称贺、借论古、借遗言以寓其意，故其匡正之效既著，而预政之嫌不闻；其于宫中刑狱则「阳怒请推鞠」，于外朝贤良则「心知其贤而荐之」，用权而不见其用权之迹，此其所以能始终见信于太宗者。

庙乐之议与光大之舞

长孙皇后身后之典，于庙乐之议尤可考见。《全唐文》载许敬宗《定宗庙乐议》曰：臣闻七庙观德，义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彰于严祀；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克宣；是以八佾具陈，肃仪形于缀兆，四悬备展，被鸿徽于雅音；著作乐之明义，择皇王之令典，前圣所履，莫大于兹。其议所列，自皇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而「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七庙登歌请每室列奏。同卷又载颜师古《定宗庙乐议》曰：近奉德音，俾令厘革，嘉名创立，实宜允副；其议谓文德皇后厚德载物，凝辉丽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静，柔顺利贞，资生庶类，皆畅达也，庙乐请奏光大之舞。以「光大」名其后庙之乐，取《易》含宏光大之义，与其一生柔顺利贞、资生庶类之行事相合；而其庙乐得列于七庙之间，亦可见其在唐室典制中之位次。

太宗教子与刘洎、褚遂良之谏

长孙皇后既崩，其所生太子之教，遂为朝臣所亟言。《旧唐书·刘洎传》载：时皇太子初立，刘洎以为宜尊贤重道，上书曰：臣闻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齿学三让，元良由是作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义……又曰：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际，兴亡斯在，不勤于始，将悔于终；是以晁错上书，令先通政术，贾谊献策，务前知礼教。书中历陈三事之疑，谓陛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乙夜观书、马上披卷，而令太子优游弃日、不习图书；陛下暂屏机务即寓雕虫、摛玉字于仙札，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陛下听朝之隙引见群官、访以今古，而令太子久入趋侍、不接正人。自此敕刘洎令与岑文本同马周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旧唐书·褚遂良传》又载：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遂良复上疏谏曰：臣闻周世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前贤作法，规模弘远……又曰：不离膝下，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畅，经籍之谈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不可顿革，事须阶渐；尝计旬日，半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则微臣虽死，犹曰生年。二疏所论，皆以太子之教养为言，而太子为长孙皇后所出，故其身后朝政之要目，仍不脱其子之事。

后之遗事与记载源流

长孙皇后之事迹，散见于两《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唐人碑传，而其细行则多见于后世之记述。《古今女史》卷八、《双桥随笔》卷三、《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卷五、《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五等书，皆载其事迹，且所记互为详略：或详其疾笃与太宗诀别之言，或详其朝服进谏、资送长乐公主、谏安魏征诸事，或详其女则之作、庙乐之奏。其生卒与名号之沿革，则见于米芾图遗履之跋与《见只编》之记载：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为皇后，贞观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嵕山，咸亨五年八月追谥文德圣皇后，天宝八载六月加尊号文顺圣皇后。诸书所记虽有详略异同，而其为人仁孝俭素、好读书、善借古以献替、护持忠良大臣之实，则历千载而一致。至于其名于史无载、小字观音婢之说，则见于来源所本之传述；其生平事迹之流传与夫后世之追慕，于此可概见矣。

善寂寺碑与「后庭构疠」之祈

长孙皇后之疾与太宗之为其祈福，唐人碑文中犹存其迹。《唐·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载：文皇帝以八才御历，光升岱野之荣；文德后以十乱乘时，恭赞涂山之业……先皇统业，贞观御宸，奉文物于三天，布声名于十地；参罗上下，充橐龠于襟怀，八部神祇，荐图书于掌握；皇宝降，地符升；含生无昏垫之虞，法众有来苏之望。碑文继而述其病与祈曰：俄而后庭构疠，椒房穆卜，六宫震恐，三灵愕眙；驰瑶展币，有事于群宗，碧剂玄针，无征于众术；帝乃降监回虑，屏璧与珪，追胜迹于灵关，事良缘于福地；爰纡圣綍，重启禅宫，峙璇刹于将倾，镇银绳于已绝；丝纶既洽，栋宇行周；坤德用宁，阴仪载朗。于是林衡授矩，周官诠揆日之工，梓匠挥斤，荆客炼成风之巧；重楹画栱，坐出天霄，复树文闺，俯临霓宇。碑文以「后庭构疠」「六宫震恐」形容皇后之疾，以「屏璧与珪」「事良缘于福地」形容太宗为祷疾而兴寺，以「坤德用宁，阴仪载朗」形容皇后之疾愈而宫廷宁谧；虽为颂圣之辞，而于贞观年间为皇后之疾营建佛寺之事，实为文献之旁证。以此与慈恩寺之建、敦煌写经之流通供养相参，可见长孙皇后之疾与丧，于当时宫廷与佛教之关系颇有牵动。

昭陵之陪葬与功臣之典

长孙皇后之葬，与其遗愿「依山为坟，器用瓦」相合，而未几太宗又下功臣陪陵之诏，其详已见前。《旧唐书·唐太宗本纪》所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之诏，于叙「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之后，即继以「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此诏所立之陪陵之制，遂使昭陵之侧渐成贞观功臣之葬地，其后房玄龄、魏征诸人之葬皆在其地。皇帝既以皇后之遗愿自为俭葬之诏，又以功臣陪陵之制垂为一代之典，二者相因，皆自贞观十年皇后之丧而发。

后与贞观朝之臣僚

长孙皇后与贞观一朝之重臣，关系多有可述者。于房玄龄，则其「同心影助」见于褚遂良之疏，其「归第」之复见于她临终之言与《女则》之奏；于魏征，则其朝服称贺以安直臣，又资送公主之谏而遣使赏赐；于长孙无忌，则其亲兄以元舅之位佐命辅政，而她遗言独戒其家「慎勿处之权要」；于高士廉，则其舅父抚养之恩与其晚年之为相；于褚遂良、刘洎，则二人于太子教养之谏，皆在皇后崩后而其议论所关仍为其子。凡此数端，皆可见她于外朝之人事虽不预其政，而于忠良之护持、于外家之裁抑，皆有定见。

皇太子之弘文馆讲经

长孙皇后生前之最后数年，其子为皇太子，东宫之事有可考者。《续高僧传》卷十三载：贞观八年秋，皇太子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道岳法师广开衢术，延对诸宾，酬接覆却，神旨标被；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之辩也」，左庶子杜正伦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法门轨躅，学观所宗」；太子曰「皇帝为寡人造寺，广召名德，而此上人犹未受请，何耶」；杜正伦以虞舜存许由之节、夏禹顺伯成之志为对，谓方外之士、弃名之人，臣辄从其所好耳。太子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虚襟」；道岳动容辞谢，谓皇帝深惟固本、归诚种觉，考兹福地、建此仁祠，广召无诤之僧，用树无疆之业，而自己识量未弘、德行无纪，今蒙知寺任，诚所不安，愿垂含恕；屡辞不免，遂住普光寺。至贞观十年春二月，道岳构疾弥留，诸治无效，春坊中使相望于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丧事，所资取给家令，庶使丰厚，无致匮约，仍赠帛及时服衣等；俄而有敕，复公给葬仪，送于郊南杜城之西隅。此事在贞观八年至十年之间，正当皇后在世之末，可见其时皇太子于文教、于僧徒之事皆预其任。

东宫官属之一例

贞观年间东宫之官属，亦有碑志可征。《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睦州刺史上柱国南安懿公碑》载其人「预官渡之勋，参崤陵之捷」，又预平窦建德、刘黑闼之役，饮至策勋，蒙授上柱国，封南安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又捡校参旗军副，又捡校左领左右中郎将；碑称其「卫率近臣，侍奉委之以正人，爪牙寄之以心膂」；贞观元年授太子左卫率、捡校右武卫将军、左领军将军，四年蒙授云麾将军，行左卫率如故，十年授银青光禄大夫，行睦州刺史；十一年十二月之任，在道寝疾，薨于宋州馆舍，春秋五十有五，考行受名，谥曰懿公。以其历官观之，贞观初年之东宫武职多以宿卫之臣充任，其后或迁刺史而出外；此与刘洎、褚遂良诸人论太子教养之疏相参照，可见皇后所生之太子，其东宫之师保与武卫之属，皆为一朝人材所聚。

陪葬之制之效与昭陵之规模

贞观十一年功臣陪陵之诏既下，昭陵之侧遂渐成贞观功臣之葬地。以皇后之葬为始，其后魏征、房玄龄、李靖、高士廉等皆得陪葬其地，或依山为坟，或置石人石兽于神道，其坟茔与陵山相望。此制之效不止于一代：此后唐世诸陵多沿陪陵之例，而「因山为陵」与「功臣陪葬」二事，遂为唐陵之常制。以文德皇后遗愿中之「依山为坟，器用瓦」为其起点，而以太宗诏中「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之语为其旨趣，昭陵之制既有俭约之实，又有君臣相守之情，于唐初陵制之中自成一格。

后世记载之异同与后之形象

长孙皇后之记载，于两《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为史，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全唐文》所载碑议为文，于宋明清之经解、女教、御论为论，三者详略互异：史重其谏诤与遗言，文重其祈福与庙乐，论重其「不预朝政」「后妃之志」之义。以史文相参，可定其行事之年月与细节；以论观其流传，可见后世之取舍各有所偏。而其小字见于传述、其名不见于史册、其诗与遗履犹存人间，则又为后世想象与追慕之资。

人物关系

• 父亲：长孙晟（隋右骁卫将军）
• 母亲：高氏（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
• 兄长：长孙无忌（唐初宰相，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一）
• 异母兄：长孙安业
• 舅父：高士廉（唐初宰相）
• 丈夫：李世民（唐太宗）
• 儿子：李承乾（太子）、李泰（魏王）、李治（唐高宗）
• 女儿：李丽质（长乐公主）、城阳公主、李明达（晋阳公主）、新城公主
• 舅父高士廉：抚养并主婚，恩情甚重
• 普光寺法师昙藏：为皇后祈福
• 唐太宗李世民：丈夫兼君主，感情深厚，常共议国事
• 魏征：保护其直谏，留下“朝服进谏”事迹
• 房玄龄：临终前为其求情
• 异母兄长孙安业：将兄妹与母亲斥还舅家

历史评价

唐代/同期

• 唐太宗李世民：太宗对长孙皇后爱重有加，在她死后不再立皇后，并亲自抚养她所生的子女。太宗曾称“皇后谏谏，每言事多中”（《资治通鉴》）
• 《旧唐书》评价：“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言及政事，多所裨益”（《旧唐书·后妃传》）
• 《新唐书》评价：“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新唐书·后妃传》）

宋元时期

•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其事迹，赞其“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疾作”（《资治通鉴·唐纪》）
• 宋人评价她“贤后”典范，与汉之长孙皇后并称
• 《册府元龟》收录其事迹，称其“性仁孝俭素”

明清时期

• 明人评价她为“三代以来贤后第一”（《历代贤后传》）
• 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称赞其“长孙后之贤，三代以下未之有也”
•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其“长孙后之贤，为千古后妃之冠”

近现代

•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及长孙氏家族在北朝至隋唐政治中的地位
• 现代史家多认为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有重要贡献，其“朝服进谏”保护魏征等事迹成为贤后典范
• 学界普遍认为长孙皇后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贤德的皇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