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八世祖李暠为西凉武昭王，曾祖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封陇西郡公，北周时追封唐国公。祖父李昞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父亲李渊为隋朝唐国公，历任谯、岐、陇等州刺史。母亲窦氏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出身鲜卑贵族纥豆陵氏。

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599年1月23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这显然是后世附会的神异之说，但可见李世民出生时李家在关中的根基。《旧唐书》称他“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李渊出身关陇集团，重视子女教育。李世民幼年接受经学启蒙，学习《孝经》《论语》及“五经”等，习诗文、书法，同时亦接受骑射训练。606年（大业二年），李世民曾患病，李渊赴长安草堂寺祈福，并于其病愈后造像供佛。李世民后来曾作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

613年（大业九年），李世民之母窦氏在涿郡（治今北京市西南）病逝。其后，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长孙氏为鸿胪寺治礼郎高士廉外甥女，后为唐太宗皇后。

少年从军与晋阳起兵

615年（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李世民响应招募去救援，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李世民向云定兴建议设置疑兵：“一定要携带旗鼓来设置疑兵。再说始毕可汗全国的军队敢于包围天子，必定是认为国家仓猝之间无人救援。我们张大军容，让军旗连绵数十里，夜晚就让钲和鼓声互相呼应，胡虏必定认为救兵已大军云集，就会望军队扬起的尘土而逃遁了。”云定兴采纳其计，突厥果然解围遁去。此事见于《旧唐书》，但《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记载由李渊率军救援，学界对李世民在此役中的具体作用存有争议。

616年（大业十二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行。当时高阳贼酋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李渊深入敌阵被围，李世民用精锐骑兵突围而进，在万众敌营之中救出李渊。

617年（大业十三年），隋朝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李世民暗中图谋起义，常常降低身份推崇士人，拿出财物来供养门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他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关于晋阳起兵的主导者，史书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强调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的倡议作用，甚至将李渊描写为在外力推动下被动起兵，而较早成书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则突出李渊本人的筹划与决断。近代研究者认为，后出史书受到唐太宗时期政治叙事的影响，强化了李世民在建唐过程中的作用。

晋阳起兵后，李世民率军攻打西河并宣布政令。攻下西河后，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义大军西攻贾胡堡时，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扎霍邑抗拒义军。恰值久雨粮尽，李渊与裴寂商议暂且回太原，以后再图谋举事。李世民坚决反对退兵，在帐外号泣，以“进战则必胜，退还则军队必溃散”说服李渊继续进军。八月雨停后，唐军进攻霍邑，李世民率两千骑兵从南原冲下高坡，冲断宋老生军阵，阵斩宋老生，平定霍邑。

随后，李世民建议进军入关，攻取永丰仓赈济穷困，收服群盗以图谋大兴城（长安）。李渊称善。李世民以前军渡黄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及豪杰前来投效者日以千计。李世民收留英豪以备僚列，驻军泾阳时已有精兵九万。后又率军亲赴司竹，与李仲文、何潘仁等贼酋会合，获兵十三万。军令严明整肃，秋毫无犯。不久与大军平定大兴城。李渊辅政后，任命李世民为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食邑万户。

617年（义宁元年）十二月，李世民被任命为右元帅，统兵十万攻取东都洛阳，未能成功而返回。回军时设三伏于三王陵，大败追击的隋将段达一万余人。随后徙封赵国公。

统一战争中的主帅

618年（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称帝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此后数年，李世民作为唐军主帅，先后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统一天下立下首功。

平定薛仁杲：618年（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入侵泾州，李世民率军讨伐，因患病委军于刘文静、殷开山，二人违令出战，在浅水原大败。九月薛举死，其子薛仁杲继位。李世民再任元帅讨伐，在折墌城深沟高垒相持六十余日，以逸待劳。薛军粮尽，部将牟君才、梁胡郎来降。李世民派庞玉在浅水原南诱敌，亲统大军出其不意覆盖浅水原北，率精锐骑兵数十人突入敌阵，内外合击，宗罗睺全军溃败。李世民率二十余骑追击，直逼折墌城下，次日早晨薛仁杲请降，俘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此战充分展现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诸将问取胜之道，他回答：“这是用权宜之计逼迫他，使他们的计谋没有机会发出……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

平定刘武周：619年（武德二年），刘武周依附东突厥，其部将宋金刚攻占太原，河东形势急剧恶化。李世民受命东渡黄河，面对宋金刚军采取持久对峙和消耗敌军补给的策略，避免过早决战。620年（武德三年），宋金刚因粮食不足而撤退，唐军随即追击，尉迟敬德等将领归降唐朝，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河东收复。

平定王世充、窦建德：620年（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进攻控制洛阳的王世充政权，逐步控制洛阳外围地区。王世充向占据河北的窦建德求援。621年（武德四年），窦建德率军西援洛阳。李世民留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自率主力东出虎牢关迎击。窦建德战败被俘，王世充失去外援，随后投降。郑、夏两大政权相继覆灭，唐朝取得河南、河北等中原要地。此战是唐初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意义最重的战役，李世民一战定中原。

平定刘黑闼：622年（武德五年），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河北重新起兵。李世民与李元吉率军讨伐，在洺水一带筑坝蓄水，于交战时决水冲击刘黑闼军，重创其主力。刘黑闼战败后逃往突厥，后借突厥势力卷土重来，最终由太子李建成率军平定。

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授李世民天策上将，使其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天策府由此成为秦王府的重要政治和军事机构，李世民得以延揽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文臣武将。不过，唐初统一战争并非由李世民一人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李孝恭、李靖、柴绍、平阳公主等宗室、将领及地方归附势力也在不同战区发挥作用，南方诸割据政权的平定多由其他唐军将领完成。

玄武门之变与即位

随着唐朝逐步统一，李世民的政治与军事声望不断上升，与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日益激化。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巩固东宫地位，李世民则依靠秦王府文武集团与之抗衡。两派分别汇聚了一批谋臣和将领：王珪、魏徵、薛万彻等支持李建成；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支持李世民。

624年（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暗中招募骁勇充当东宫卫士，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到仁智宫向避暑的唐高祖告发。唐高祖大怒，将李建成逮捕。李建成的亲信庆州都督杨文幹恐惧，起兵谋反。高祖派李世民攻打杨文幹，许诺平定后立他为太子。然而李世民走后，李元吉和宰相封德彝、尹德妃、张婕妤等人都替李建成求情，高祖最终改变了主意。

626年（武德九年），双方的斗争进入白热化。李建成、李元吉加紧排挤秦王府核心成员，房玄龄、杜如晦被逐出秦王府，尉迟敬德也几乎被处死。六月四日，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伏，射杀李建成、李元吉。随后，尉迟敬德带甲入宫，以保护皇帝为名迫使李渊接受既成事实。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政治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事件。唐太宗后来试图通过修改实录来美化自己的行为，但《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早期史料仍保留了部分真相。后世史家对此事评价不一，但客观上，李世民即位后开创的贞观之治，使这场政变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了某种正当性。

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位后，以亡隋为鉴，励精图治。他经常与大臣讨论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君主必须克制私欲，关心民生。他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完善三省六部制，提高行政效率；重视法制，令房玄龄等修订《贞观律》；大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任用贤能。

贞观年间，名臣辈出。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世称“房谋杜断”；魏徵以直言敢谏闻名，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李世民对他既敬畏又倚重。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在民族关系方面，630年（贞观四年），李靖等率军灭亡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西域、北疆诸族首领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唐在北方及西域的影响力大幅上升。李世民采取“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允许突厥降众内迁，任用突厥贵族为官，促进了民族融合。 643年（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命阎立本绘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等二十四位功臣画像于凌烟阁，是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同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李世民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645年（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攻取辽东等地，但因天气转寒、粮草不继，被迫撤军。此役未竟全功，成为李世民晚年的一大遗憾。

晚年与去世

贞观后期，李世民逐渐不如前期勤政，生活趋于奢靡，纳谏态度也有所转变。但他仍保持着对国事的关注，曾作《帝范》十二篇以教诫太子李治。649年（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五月己巳日（7月10日）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年五十二岁。群臣上谥号曰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今陕西礼泉县东北九嵕山）。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出自关陇集团的李氏。其父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隋末任太原留守；其母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窦毅之女，通晓文史，对诸子督课甚严。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同为窦氏所生，另有一弟李玄霸早卒。他少年时涉猎经史，尤好兵法，兼擅骑射，其父在太原任上曾让他独当一面，与北方游牧势力周旋，这一段经历练成了他后来用兵时对骑兵机动与情报的判断。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下诏募兵救援，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他献策说，始毕可汗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是判断国家仓猝之间无力救援，因此应当大张军容，让军旗连绵数十里、夜间钲鼓相应，使突厥误以为救兵云集而自行退去；如不然，敌众我寡，一旦全军来战则不能支。云定兴采纳此议，驻军崞县，突厥的侦察骑兵果然报告"隋朝大军已到"，围城之兵随即解围逃走。以虚张声势促成敌军自退，是李世民第一次见于记载的用兵判断。次年又有高阳贼帅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李渊出战深入敌阵，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入，箭无虚发，在万众敌营之中把李渊救出，恰逢步兵赶到，父子合力大破敌军。

隋末局势崩坏之后，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核心推动者。他与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等结交，暗中结纳豪杰、招募勇士，又通过裴寂促使李渊决意举兵。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以王威、高君雅私通突厥为名将其处死，正式起兵；六月，李渊命李元吉留守太原，自率大军南下，李世民领兵随行。七月，大军抵达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守霍邑，以拒义师；适逢久雨、道路阻绝、军粮将尽，李渊与裴寂商议暂且退军回太原，以后再图举事。李世民进谏说，起兵本为挽救苍生，应当先入咸阳以号令天下，遇到小股敌军就班师，恐怕跟随起义之人一朝解体；回守太原一城，那就成了贼寇，何以自全。李渊不听，催促引军出发。李世民遂在帐外失声痛哭，哭声传入帐中；李渊召他问故，他答以军队凭仁义起事，进战则胜、退还则散，众军在前溃散、敌军在后乘虚，死亡立刻就会到眼前，因此悲痛。李渊醒悟而停止回军，这一谏阻对唐的建立具有决定意义。

八月雨停，李渊率军直趋霍邑。李世民担心宋老生闭门不出，先带数骑冲到城下，举鞭指点、做出将要围城的样子，以激怒宋老生；宋老生果然开门出兵，背城结阵。李渊与李建成合阵于城东，李世民与柴绍阵于城南。宋老生麾兵猛攻，先逼近李渊，李建成坠马，李渊与李建成都向后退；李世民自城南高坡率骑兵驰下，冲断宋老生的军阵，引兵奋力反击，敌军大败、弃械而逃。霍邑城门被放下，宋老生拉着绳索想爬上城去，被李世民赶上斩杀，霍邑随之平定。

此后唐军西进关中。李世民请求先行入关，占据永丰仓以赈济穷乏、收编群盗以图京师，李渊称善。他率前军渡河，先平定渭北：三辅吏民与豪杰到军门请求效力的每天以千计，扶老携幼，挤满大旗之下；李世民收纳其中英才以备僚属，远近闻风而来。大军驻扎泾阳时已有胜兵九万，击破胡人刘鹞子并收其部众。随后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率兵来会，屯兵阿城，兵力增至十三万。长安父老携带牛酒到营门者不可胜数，李世民慰劳之后一一送返，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犯，与当时各路兵马的劫掠形成鲜明对照。不久唐军攻克大兴城，李渊辅政，任李世民为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恰逢薛举以劲卒十万逼渭水之滨，李世民亲自迎击，大破其众，追斩万余人，略地直至陇坻。

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李世民被任命为右元帅，统兵十万攻取东都洛阳，未能成功而回。他判断敌军必会跟踪追击，遂设三处伏兵以待；隋将段达果然率万余人自后来追，渡过三王陵时伏兵齐发，段达大败，被追奔至城下。唐军乘势在宜阳、新安设置熊、谷二州，留兵戍守而后还，李世民改封赵国公。次年李渊受禅称帝，建立唐朝，李世民以秦王之号开始了统一战争的岁月：唐初的对手北有刘武周、宋金刚，西有薛举父子，东有王世充，河北有窦建德、刘黑闼，江淮有辅公祏，其中大多由他主持讨平。

唐朝建立之后，李世民的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四方群雄上。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进犯泾州，李世民率军迎击，一度失利而还；九月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立，李世民再次受命为元帅讨伐，两军在折墌城相持六十余日。薛军十余万、兵锋甚锐，屡次前来挑战，李世民深沟高垒按兵不动，以挫其锐气；待薛军粮尽、部将牟君才与梁胡郎相继来降，他判断"彼气衰矣，吾当取之"，先遣庞玉在浅水原南列阵诱敌，宗罗睺合军来攻，庞玉几乎不支；李世民随即亲率大军出敌不意压向浅水原北，率骁骑数十人冲入敌阵，内外夹击，宗罗睺全军崩溃，斩首数千，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他率二十余骑穷追不舍，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大惧，环城自守，待唐军四面合围，次日请降，李世民俘其精兵一万余人、男女五万口。诸将问他野战既胜、何以不等攻具而轻骑直抵城下，他答道：此是"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宗罗睺所部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故能因惧而降。

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遣宋金刚南下，晋州、浍州相继陷没，李元吉弃太原逃归长安，关中震骇，李渊甚至下令放弃河东、只守关西。李世民上表力争，称太原是王业所基、国家的根本，河东殷实是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实在可惜，愿借精兵三万，必能平定刘武周、克复汾晋。李渊于是倾关中兵马付之，并亲至长春宫送行。李世民率军自龙门关履冰渡河，进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他先遣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设伏截击，大破敌军，寻相仅以身免，尉迟敬德等为唐军所执。众将请战，他却说宋金刚是悬军千里、意在速战，刘武周据太原专倚其为屏障，士卒虽多而内实空虚，因此应当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待其粮尽计穷自会遁走。次年二月宋金刚果然因军粮断绝而退，李世民追至介州，敌军列阵南北七里，他遣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待诸军小却之际亲率精骑冲击敌阵之后，敌众大败、追奔数十里；尉迟敬德与寻相率八千人来降，他仍令敬德统率其众，与唐军相参，有人担心生变，他以"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为答，刘武周北奔突厥，并、汾之地尽复。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总率诸军进攻王世充。他先遣史万宝、刘德威、王君廓分据要地、断敌粮道，又遣黄君汉夜袭回洛城，黄河以南诸城堡相继来降。王世充率精兵三万在慈涧列阵，李世民以轻骑挑战，众寡不敌陷入重围，左右皆惧，他却命左右先归而独自殿后，射之无不应弦而倒，并获其大将燕颀。九月，他以五百骑先观战地，与王世充万余人相遇，再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获其大将陈智略；此后进驻青城宫，与王世充二万之众在谷水、北邙一带反复鏖战，从早晨打到午后，敌军始退，俘斩八千人，遂进营城下，环城掘堑长期围困。

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率十余万兵来援，行至酸枣。萧瑀、屈突通、封德彝都认为腹背受敌非万全之策，请退师谷州以观其变；李世民却判断王世充粮尽、内外离心，可不劳攻击而坐收其敝，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只要进据武牢扼其襟要，敌若冒险争锋必破，若不战则旬日之间王世充自溃；若迟进让窦建德先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便难以图之。于是他留屈突通辅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抢占武牢。两军相持二十余日，他得知窦建德欲趁唐军牧马于河北之机偷袭，便将计就计放马于河北以诱敌。次日晨，窦建德果率全部人马来攻，列阵汜水之上，绵亘数里、鼓噪而进，诸将大惧；李世民登高丘瞭望后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渡险而喧闹是无政令、逼城而阵是轻视我军，只要按兵不出，待其气衰、扎阵太久士卒饥倦，必自撤退，并约定"必以午时后破之"。到了午后，敌军兵士又饿又累，坐列争饮，渐次后退，李世民说"可击矣"，亲率轻骑追击诱敌，大军继至，先登突阵，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随其挥旗直出敌阵之后，张起唐军旗帜，敌军回头望见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虏其众五万，在阵中生擒窦建德。他将窦建德带到洛阳城下，王世充大惧，率官属二千余人到军门请降，山东悉平。入城之后，他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而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取隋朝的图籍，诛杀共同作恶的段达等五十余人，释放被冤囚禁者，为无罪被杀者致祭；又大飨将士，按等第颁赐。同年六月凯旋，他亲披黄金甲，列铁骑一万、甲士三万，前后鼓吹，将窦建德、王世充二位"伪主"及隋朝器物车驾献于太庙；十月，李渊以旧有官职不足以彰显其功，特加"天策上将"之号、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增邑至三万户，并赐金辂、衮冕、鼓吹、班剑等物。

窦建德旧将刘黑闼在武德四年十二月举兵反于河北，据洺州，李世民奉命东讨。武德五年正月进军肥乡，分兵断绝其粮道，相持两月。刘黑闼窘急求战，率步骑二万南渡洺水，早晨逼近唐军营垒；李世民亲率精骑先击破其马军，乘胜践踏其步卒，敌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此前他已使人堰塞洺水上流使水变浅，故意让刘黑闼得以渡河，战时命人决堰，大水骤至、深丈余，败兵赴水者尽皆溺死；刘黑闼与二百余骑北走突厥，其部众尽被俘获，河北平定。随后他又回师讨平据徐、兖一带的徐圆朗，河、济、江、淮诸郡县相继平定。

家世、早年与晋阳起兵

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次子。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随军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渊册封李世民为秦王，领兵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统一全国立下赫赫战功，被册封为天策上将，于洛阳开设天策府。以贵戚之子而当开国之任，其早年之行迹即与唐室之兴相终始。

「权宜之计」破敌：浅水原之战的战后论兵

诸将贺捷之余，尝问李世民以破敌之故。《资治通鉴》所载其问答曰：刚开始大王野战攻破敌人，但敌人还保有坚固城池，而大王没有攻战之器具，用轻骑兵转战追逐，不等待步兵，直接迫于敌人城下，我们都怀疑你不能取胜，然而竟然攻下了城池，这是什么缘故。李世民曰：这是用权宜之计逼迫他，使他们的计谋没有机会发出，因为这个原因战胜；宗罗睺依靠往年取胜，加之长期养足了锐气，见我军不出，心中对我轻视；现在敌军见我出战，十分高兴，全部军队前来作战，虽然我已击破他，但擒捉杀掉的还少；假若不急速追逐，敌军回军投入折墌城，薛仁杲收拢安抚，那就不可能战胜了；再说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战败逃散，来不及回顾，败逃到陇外，则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上，敌人因恐惧而投降；这些可谓是已定的计划，诸君难道全都看不见吗。诸将道：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赶得上的。此一段为其用兵「见机而决、不待成阵」之自述。

虎牢之战前的侦察四法

李世民之用兵，极重敌情之侦察，其法有四。其一，亲自率轻骑觇敌：他「尝自帅轻骑觇敌」，实地侦察敌情；在慈涧之战中，亲自「将轻骑前觇世充」；在攻打洛阳外围据点时，他「以五百骑行战地」；凡此种种，说明李世民注重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准确掌握战场动态。其二，登高瞭望敌情：这一侦察方式由来已久，是一种具有重大军事价值的侦察活动，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从而比较准确地了解窦建德的军情。其三，采取试阵之法探究敌情：在虎牢之战中，唐军与窦建德军对峙，为探明窦军布阵虚实，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骑兵对窦军进行试探性攻击，告诫道：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山；当看到窦军阵势骚动的情形，李世民知道对方阵势不稳、号令不一，于是下令全军出击。其四，亲自深入对方营区了解情况：当然，这种获取情报方式具有较大的风险，只是偶尔为之。

浅水原、介休与虎牢之战中的突击

李世民之战术，其要在三：一是实施阵后反击。他率部列阵于浅水原西，结果遭到宗罗睺的猛攻；正当两军激烈交战时，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直接攻击对方阵后，宗罗睺遭到唐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在介休之战中，宋金刚率兵追击时，李世民率军趁机从宋军阵后发起反击，大败宋金刚。二是实施中央突破，直接打击对手要害部位。在虎牢之战中，李世民看到对方军阵不稳，指挥骑兵从窦建德军阵中央实施突破，直接冲击其中央军帐，窦建德手下的朝臣乱作一团；正由于李世民率骑兵实施中央突破、突然而猛烈地打击窦建德指挥中枢，导致对手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最终在唐军的冲击下一败涂地。三是善于使用富有强大战斗力的突击部队，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在浅水原之战、介休之战等战役中，李世民多次率领这支精骑冲锋陷阵，为后续部队进攻打开缺口，或者实施阵后反击，配合主力前后夹击对手，为战胜攻取发挥了关键作用。

玄武门之后与东宫之政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之措置迅疾而有条。《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六月四日，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太宗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天下大悦；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己巳，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又罢幽州大都督府；辛未，废陕东道大行台，置洛州都督府，废益州道行台，置益州大都督府；壬午，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谋逆，废为庶人；乙酉，罢天策府。七月壬辰，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以废天策府、罢行台、易百官之次，而收天下之权于东宫，此其即位前后之政。

即位与渭水便桥之盟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遣司空、魏国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武德元年以来责情流配者并放还；文武官五品已上先无爵者赐爵一级，六品已下加勋一转；天下给复一年；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以即位之数日而当突厥之逼，以六骑临渭、责以负约而却之，此其初政之胆略。

偃武修文与「静以抚之」

李世民即位后实行偃武修文、静民务农，恢复与发展经济，是他实行以文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大臣们说：我刚刚即位，为国者要安静；又说：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以抚之。所谓「静以抚之」，即减轻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李世民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其核心内容便是在「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理论指导下，以使百姓得以生存、农民得以务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稳定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侍臣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革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李世民把使民得以务农视为「安人宁国」的中心内容，为此他主张国君要秉承道教的「无为」精神，反对「多欲」。

租庸调与蠲免、赎还人口

唐代对均田农民的三项主要剥削，其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李世民即位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此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更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多次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贞观元年夏，山东各州大旱，免当年赋租；十三年正月，免三原县租赋一年；十五年四月免洛川租一年；十七年三月，给复齐州一年等，前后多达十二次。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给复」「免赋」范围尽管十分有限，但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其于人口之招还亦有可纪者：隋末中原大乱，一方面汉民避乱而入北，另一方面突厥内扰俘掠大量人口，当时「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见当时在突厥的汉人数目之大；李世民即位后，为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不惜重金赎回在战争中被俘于突厥的百姓：贞观五年（631年）用金帛作为交换赎回扣留在突厥的八万汉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赎回了在铁勒部的汉人；从漠北流匪手中赎回中原汉人时发现室韦、靺鞨、乌罗户等族百姓也被绑架，于是将其一并赎回，给予他们同等的经济救济；在突厥故地，颉利可汗归降后曾向李世民进献北方草原的羊马，李世民考虑到经济恢复状况，不仅当即拒绝颉利朝贡的物资，还要求其释放辖地的汉族人口，以争取更多的劳动力来恢复遭受战争创伤的农业生产活动；又将户口增减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矜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

军事制度之整理与都护府之置

唐代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以达到「治众如治寡」的目的。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十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中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李世民在贞观年间设立的折冲府有六百多个，总兵力约六十万人，分布在全国十道七府七十七州之中；其中唐都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二百八十多府、兵力约二十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其后又将国内调整为十二道，从兵力部署上看，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的兵力明显加强，边防任务较轻的江南、河南等道兵力较少；这种布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军政的管理，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唐廷在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六个都护府；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蕃，缉宁外寇」，叙功罚过，总判辖区内军政之事。

尊崇孔子与国学之盛

唐王朝建立之初，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626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李世民就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依照《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二十户民家维持供养。至于学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学，共有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李世民就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四百余间；李世民就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年），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为三百、五百、一千三百、五十、三十、三十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选将用人：四种取才之道

李世民高度重视选将用将，在举事之初就注意多方收揽人才；他广集谋臣猛将、知人善任，在用人任将方面有诸多成功之道。一是善用部属举荐的人才：李世民就任秦王期间，势力初起，与太子李建成相比不占优势，王府内部的一些惯于见风使舵之辈趁机离去而另投新主，这时房玄龄向李世民极力推荐杜如晦，认为他「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非常注重听取房玄龄的举荐之言，立即重用杜如晦，使其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是善用对方阵营的人才：李世民用人做到了唯才是举，不避亲不避仇，能够征用昔日对手属下的人才，更显出他的宽大胸襟、识才慧眼与用人胆魄；魏徵原来效力李建成，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忠心耿耿地为太子服务，李世民与李建成反目成仇后，魏徵竭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事败之后，久仰魏徵之名的李世民不计前嫌，立刻征召魏徵，封其官授其爵，对其信任有加并委以重任，成就了历史上明君良臣的典范。三是善用降将：李世民戎马倥偬，在战胜攻取之后收降了许多将士，特别注重选用有杰出才能的将领；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世民先后选用屈突通、殷开山、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骁勇之将。屈、殷皆是投降的隋将，秦、程本是瓦岗军的骑将、后归附于唐朝，李世民任命秦琼为马军总管、程咬金为左三统军，二人在虎牢之战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尉迟敬德勇猛善战，原来追随刘武周、数次与唐军交战，投降之后李世民任命他为一府统军、对其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尉迟敬德感恩戴德，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集团的作战中表现英勇、屡建功勋。四是华夷一体，汉将与夷将并用，其详已见前文。此外，李世民大胆重用李靖亦是一个成功用将的范例：李靖原为隋朝官员，降唐后被李世民招入幕府；李世民即位后，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开始执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首先反击严重威胁唐朝北疆安全的东突厥，备受器重的李靖受命率军出征，大破突厥军队；数年之后，盘踞西北的吐谷浑迅速崛起、威胁唐朝西疆，年事已高的李靖再次被李世民委以重任，率大军西征，大获成功，立下卓越战功。

重修《氏族志》与门第之争

李渊父子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成员之一，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关陇世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与山东、江南的世族地主相比，无疑要高得多；然而昔日山东的世家大族如崔、卢、李、郑、王等，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名望。反映在婚姻的缔结上，唐初的一些公卿宰相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甘愿陪送大笔资财与日趋衰微的山东世族联姻，而对与皇帝宗室缔结婚姻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唐高祖对此曾发出「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的不满，李世民与大臣们「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唐初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庶族地主，尽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没有门望，有时也难免受到旧世族出身官僚的奚落。史载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退，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李世民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谍，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但在高士廉等人编撰的《氏族志》中，黄门侍郎、山东崔姓被列为第一等，这使李世民大为恼火；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的想法，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去编写，结果遭到太宗的严词指责；李世民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按照这一原则所重新编写的《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将皇族定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以「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为编纂之则，即以当朝之官爵定门第之高下，其意在压抑山东旧族之社会声望而树立皇室与新兴官僚之门望。

修史与《晋书》之撰

李世民之文事，又有修史一事可纪。其诏修前代诸史，而以《晋书》尤为所重；其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论》，对王羲之书法之成就加以赞语，此事与其书法之好相为表里（详见后文）。至于经史之讲论，则贞观年间屡御文华殿与诸儒论经义，又令撰《五经正义》等以统一经说。以帝王之尊而预修史之论赞、亲定经说之去取，此亦其文治之一端。

书法：购求名迹与《王羲之传论》

唐代文化的最高成就以其书法和诗歌为代表，而李世民正是唐代文化的播火者之一。书法临习是步入书法艺术殿堂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对范本的选择至关重要；但当时要获得名碑妙迹等优秀范本是相当困难的：第一，虽有碑板，但分散在全国各地，当时交通不便，不是想学书法的人都有条件游名山大川、览天下名迹；第二，虽然魏晋南北朝有许多墓志，但都深藏地下，不能见天；第三，许多名迹都是作为制诰文件或书信往来，被内府收藏或个人私有，不是父子相传就是姻亲相赠，哪怕是朋友之间最多也只能传观罢了；第四，战事频繁、朝代更迭、保管不善等原因，也使书法名迹损毁流散。为了解决获取第一手书法学习资料的问题，李世民向全国颁发诏书，并拿出内府金帛，大量进行收购；一方面由于皇帝的权威、并通过至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又以重金购求，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搜求进献、出售交易的热潮，得到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王羲之等人的魏晋遗墨；为了鉴别真伪，专门任命褚遂良对二王墨迹「细加鉴裁，整理编目」；不愿出售的，想尽千方百计的也要得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还专门为《晋书·王羲之传》写《论》，即对王羲之关于书法方面的成就写了赞语：钟繇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可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用比较的方法肯定了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虽然对钟繇、王献之有失公允，但他认为钟繇「古而不今」、王献之「殊非新巧」，也阐明了书法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宗旨；由于对王羲之遗墨的搜集整理，又加之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对王的充分肯定，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基本确立，这对唐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诗歌与宫廷诗坛

综观李世民现存诗作可以发现，作为宫廷诗坛的核心人物、一代开国君主，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他必须以正统儒家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宫廷生活环境和对南朝趣味的嗜好，导致他沉湎于华词丽藻的美学魅力之中而不能自拔。南北一统的政治格局，促使他致力于调和南朝轻靡柔媚格调与北方贞刚质朴之气，以表现宏大整肃的新朝气象；然而李世民更是一位实际事业中人，日理万机的忙碌使他难有更多的精力对南朝诗艺之精髓作深入的研讨与体悟，因此他对南朝诗歌艺术成就的汲取就只能是生吞活剥的接受，在创作上表现为亦步亦趋的仿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宫廷狭隘创作环境的封闭性使他缺乏触发灵感的心灵感受，颂扬胜利、欣悦太平、讴歌德政的题材的定向性使他难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再现欢宴游猎宫廷生活的「欢愉之词」削弱他的艺术感受力，这一切决定了他难以取得更高的文学成就；在李世民诗中，随处可见对前人作品字摹句拟的仿习而呈现出的融而不合之「混合」状，即使在一向被人称赏的所谓对往日戎马生涯顾念的「边塞诗」中，也随处可见对前人作品构意乃至词句的杂糅并置而表现出的艺术上的不成熟。

玄奘东还与洛阳宫之召对

李世民之世，佛教之盛与玄奘之归，为一代文事之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载：贞观十九年春正月，玄奘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因广问彼事。法师又奏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廛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旨。帝曰：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以帝王之尊而亲问其行、为造译场，玄奘之译业遂得朝廷之助；此亦贞观一朝文治之一面。

晚年之疾与托孤之语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之疾日重，其托孤之语见于史册。据载：李世民苦于痢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李治日夜不离其身旁，有时连日不进饮食，头发都有些变白了；李世民流着泪说：你能如此孝顺友爱，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呢。丁卯日，李世民病势沉重，召长孙无忌进入含风殿；李世民躺在床上，伸手抚摸长孙无忌的脸颊，长孙无忌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已，李世民最终没能说出一句话，于是命长孙无忌退下。己巳日，李世民又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进入卧室内，对他们说：我如今把身后之事全都托付给你们；太子仁厚孝顺，这是你们都知道的，要好好辅佐教导他啊。李世民又对太子说：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又对褚遂良说：长孙无忌对我竭尽忠心，我能拥有天下，多半是靠他的力量；我死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离间你们君臣的关系。随即让褚遂良草拟遗诏；过了不久，李世民驾崩。以「太子仁厚孝顺」「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为其最后之语，而贞观之政遂交于高宗与长孙无忌之手。

贞观年间四夷之征讨

李世民一朝之武功，除亲征高丽之外，尚有数役可纪。《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八年正月，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吐苾卒；辛丑，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东、西五洞反獠，平之；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使于四方，观省风俗；冬十月，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余里；十一月辛未，右仆射、代国公李靖以疾辞官，授特进；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入赵道德；十二月辛丑，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乙卯，帝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其后北方之薛延陀既灭，铁勒诸部请上号「可汗」；薛延陀之战亦以李世勣为主将，一战而灭之，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以其武功之次序观之：东突厥之破在贞观四年（李靖之功），吐谷浑之讨在贞观八九年，高昌、焉耆、龟兹之平在贞观十四年以后，薛延陀之灭在贞观二十年前后，凡西北之经营皆与府兵与都护府之制相辅而行。

巡幸、观风俗与诏委皇太子

李世民在位之巡幸与训政，亦有可纪者。《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二十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及薛延陀战，败之；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庚辰，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二月甲午，从伐高丽无功者皆赐勋一转；庚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三月己巳，至自高丽；庚午，不豫，皇太子听政；己丑，张亮谋反，伏诛；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乙亥，江夏郡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七月辛亥，疾愈；李世勣及薛延陀战，败之；八月甲子，封孙忠为陈王；己巳，如灵州；庚辰，次泾州，赐高年鳏寡粟帛；丙戌，逾陇山关，次瓦亭，观牧马；丁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九月辛卯，遣使巡察岭南；甲辰，铁勒诸部请上号为「可汗」；辛亥，灵州地震；十月，贬萧瑀为商州刺史；丙戌，至自灵州；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与「观牧马」见其巡幸之实，而以「余委皇太子」一诏见其晚年渐委政于储君。

武德年间之兄弟之隙

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隙，其起于宫掖之间。《资治通鉴》载：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其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其后建成、元吉之谋日急，至于嗾使杨文干叛命、欲为表里相应之举，而李世民亦蓄养勇士、交结朝士；两不相容之势既成，遂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变。

顿兵安市城下与诸将之谏

李世民亲征高丽之役，其最后一战为安市城之围。据后世之论：太宗一英武主，累战皆捷，独东征高句丽顿兵安市城下，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欤，毋乃所谓暮气已深、不复如前此之冒险进取欤；或谓由李世勣、长孙无忌辈一再劝阻，以致师老无功，靡然退还；不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何待踌躇，彼李世勣、长孙无忌得以劝阻者，无非阴窥上意、乘隙进言耳；不然，李世勣等往攻薛延陀，何以直度碛北、不少逗留，扫番众、降夷酋、收服铁勒诸部，不数月间即荡平北荒、威行穷海乎；故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万乘之主不堪一挫，诸将又皆怀顾忌，谁敢以乘舆作孤注；此亲征之所以少战功也。此说虽出于后世，然其所举之事实——顿兵安市城下、诸将劝阻、攻薛延陀之速——则可与《新唐书》所载安市城东南山之战相参。

其一生之四期

李世民之生平，可分四期观之。其一，起兵与征战之期：自大业十三年（617年）晋阳起兵、为敦煌公统右三军以克长安，至武德年间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诸雄，以浅水原、柏壁、虎牢三战为最著，其用兵之法则有后发制人、阵后反击、中央突破与精骑突击，其侦察之法则有亲觇敌营、登高瞭望、试阵探情与深入敌营；此期之要，是以军功立威望、以战阵结将士，而其天策府之开，遂为日后夺嫡之资。其二，夺嫡与即位之期：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立为皇太子，两月而受禅即位，改元贞观；八月突厥颉利至渭水便桥，李世民以六骑临渭、责以负约而却之，刑白马设盟。其三，贞观之治之期：内则偃武修文、静以抚之，租庸调、蠲免、赎还人口、五复奏、氏族志、国学与律学；外则折冲府、都护府、十道十二道、华夷一体、和亲吐蕃；其时名臣则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徵、李靖、李勣之属。其四，亲征与晚年之期：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之废与晋王之立、十九年亲征高丽、二十一二年之边事与委政皇太子、二十三年之托孤与驾崩。四期之中，前两期以武力取天下，后两期以文治守天下；而「虚心待物、损上益下」八字，则贯通其后两期之政。

其在位之纪年与年号

李世民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次年改元贞观；自贞观元年（627年）以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凡二十三年，故后世以「贞观」为其一朝之代称。其间大事之年：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二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三年尉迟恭出为襄州都督；四年李靖破东突厥；五年赎突厥所俘汉人八万；六年修《氏族志》、国子监增律学；八年遣使观省风俗、段志玄破吐谷浑；十一年尊孔子为宣父；十四年以后置都护府；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十七年废太子承乾、立晋王治；十九年亲征高丽、玄奘至洛阳宫；二十年灭薛延陀、铁勒诸部请号可汗；二十一年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二十三年崩于含风殿。以年号之单一（终其世不改元）与其政之有序观之，贞观一朝之政局较之前后诸朝为安定。

身后之谥庙与昭陵

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岁，庙号太宗；其谥号初为文皇帝，其后累加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其葬地为昭陵，在其生前已预为营建；而其陪葬之制，则见于其在位时之诏：「许陪陵者子孙从葬」，即以功臣陪葬帝陵而许其子孙从葬，故昭陵之侧功臣之墓相望，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靖、李勣诸人皆得陪葬其地。以开国之君而预营陵寝、许功臣陪葬，其身后之典与贞观一朝之君臣相得实相表里；而后世论唐代帝陵之制者，必以昭陵之陪葬为其典型。

其遗诏与高宗之初政

李世民崩后，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其所遗之政，见于遗诏所嘱者数端：一曰「太子仁厚孝顺」，托付长孙无忌、褚遂良辅佐；二曰「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即以其旧臣为辅政之任；三曰「不要让小人进谗言离间你们君臣的关系」，即以君臣相守为其遗训之要。高宗之初政，多循贞观之旧：高宗之永徽年间，犹以长孙无忌为相，政事多依旧章；其后武氏渐盛、无忌被诛，贞观之遗泽始渐。故后世论唐史者，每以永徽之政为贞观之续、以显庆以后为其变，而其转折之机，则在于贞观旧臣之去与高宗之亲政。

其治国之纲领

综李世民一朝之治国纲领，可归纳为数端：一曰「静」，即「人君简静」，避免「兵革屡动」「土木不息」而做到「不夺农时」；二曰「本」，即「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事皆须务本；三曰「仁」，即减赋役、免租赋、赎还人口、赈恤孤寡；四曰「法」，即三复奏、五复奏与「三日中」之制，慎刑而不敢轻杀；五曰「谏」，即纳魏徵之直言而不罪、以「以人为镜」自期；六曰「俭」，即屡以灾异自责、避正殿、减膳、撤乐；七曰「均」，即重修《氏族志》，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以平门第之争；八曰「一」，即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待四夷，以华夷一体为号召。此八端互为其用，故其治既以宽厚为本而亦不失其严整。

其军事之总结

李世民之军事，其在战法上有四：后发制人以老敌之师，阵后反击以夹击对手，中央突破以击其中枢，精骑突击以决胜负；其在侦察上有四：亲觇敌营、登高瞭望、试阵探情、深入敌营；其在对将上有四：善用部属之荐、善用敌营之才、善用降将、华夷并用。其取天下之战，如浅水原之破薛仁杲、柏壁之破宋金刚、洛阳虎牢之破王世充与窦建德，皆以少击众、以静制动；其守天下之战，如渭水却突厥、分道讨吐谷浑、灭薛延陀、平高昌，皆以庙算而后动。以「谋主于内、功成于外」为用兵之则，而以「屡战不挫」为其军中威信之本，此其一代武功之所以盛。

其官爵之次第

李世民之官爵，可依年而列：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晋阳起兵时，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随军攻克长安；唐建立后，李渊册封李世民为秦王，领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以战功被册封为天策上将，于洛阳开设天策府，得以自置官属；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后，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八月受禅即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以其由敦煌公而秦王、而天策上将、而皇太子、而天子之次第观之，其每一阶皆以军功与政事相因而至；而天策府之开，尤为唐代「王府置府」之特例，亦为其一朝文人武将之所聚。

其立身之要与其自期

李世民之立身，有可于其言见之者：其论为治则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其论纳谏则以「以人为镜」自期，其论兵则以「运用之妙」为期，其论四夷则以「朕独爱之如一」为言，其论身后则以身殉社稷为义之正。此数语者，非徒空言：其减赋役、赎人口、慎刑狱，即「以人为本」之实行；其听魏徵之直言、赦尉迟恭之过失，即「以人为镜」之实行；其浅水原、虎牢之战，即「运用之妙」之实行；其用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诸将，即「爱之如一」之实行。以言与行相参，其立身之要可见。

纳谏之政与魏徵

李世民之纳谏，为其一朝政治最著之表记。魏徵本为李建成之臣，事败之后为李世民所征用，终身以直言相争而不被罪；李世民之纳其言，见于「三复奏」「五复奏」之制、见于减赋役与赎还人口之政、见于《氏族志》之重修、见于用间用夷之议。至于其君臣相与之概，则李世民尝以「以人为镜」自期，而以魏徵之死为其失一镜；又言「惟其有唐太宗之君，然后有魏徵之臣」，此语虽出后世，而实为贞观君臣相得之的评。以其能容直言、能不罪谏者观之，贞观一朝之政风遂与前后诸朝有别。

其在位之始终

李世民以武德九年八月癸亥即位于东宫显德殿，至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崩于含风殿，在位二十三年；即位之初即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纵禁苑鹰犬、停诸方珍异，而以「政尚简肃」为始政之则；其终也以「太子仁厚孝顺」与「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为遗言。以简肃始、以托孤终，其二十三年之始终，恰为其治国纲领之两端。

其家世之概

李世民为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次子；唐初李渊父子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成员，其家族之政治地位与山东、江南世族相比为高。以关陇贵族之子而终为唐代文治武功之极盛之主，其家世与其事业之关系，亦为后世论「关陇集团」与唐初政治者所常道。

其年寿与在位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崩时年五十二岁，庙号太宗；自唐代的开国至贞观之治，其一生恰为唐代立国后第一代之定局。

其号「天可汗」

铁勒诸部请上号「可汗」之后，北方诸部遂以「天可汗」称之，此为唐代四夷政策之标志。

其名与「贞观」

后世言治者称「贞观」，即以其年号代称其治，此为历代帝王年号成为治世专名之一例。

主要事迹

军事成就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从晋阳起兵到统一天下，他亲自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几乎战无不胜。其军事思想强调谋略制胜、以逸待劳、把握战机，善于运用骑兵进行突击和追击。浅水原之战、虎牢关之战、洺水之战都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面对兵力占优的薛仁杲军，采取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策略，待敌军粮尽锐衰后，亲率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一举击溃敌军主力，随即轻骑追击，迫使薛仁杲投降。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以少胜多，一举击溃窦建德十万大军，创造了围城打援的典范。洺水之战中，他利用地形筑坝蓄水，决战时决水冲击敌军，重创刘黑闼主力。

政治成就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开创了“贞观之治”。他完善三省六部制，使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司其职，相互制衡；重视地方吏治，亲自考察都督、刺史人选；修订《贞观律》，减轻刑罚；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科举制度，扩大选官范围。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文化繁荣。史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虽然这些记载有溢美之处，但贞观之治确实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治世。

民族政策

李世民对周边民族采取“爱之如一”的政策。630年（贞观四年）灭亡东突厥后，他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在河套地区，保留其部落组织，任用突厥贵族为官。此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等族相继归附。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成为北方各族的共主。他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与吐蕃等政权的关系，文成公主入藏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

文化贡献

李世民本人爱好文学书法，有《晋祠之铭并序》碑刻存世，书法造诣颇深。他设立弘文馆，聚集天下英才，命人整理典籍，编纂《五经正义》。他重视史学，设立史馆，命房玄龄等监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四分之一。他还亲自为《晋书》中的宣帝、武帝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史论。

「后发制人」的用兵之道

李世民之破薛举、刘武周，多以后发制人为法。对薛举，他深刻指出薛举军队「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命令唐军深沟高垒、坚壁挫锐，「以老其师」；后因李世民突然患病，委托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处理军务，二人擅作主张，改变了李世民制定的正确作战部署，主动出击，结果遭到薛军偷袭，唐军交战失败。在指挥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李世民吸取了上次作战失败的教训，坚定执行持久敝敌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指出：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他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我方与敌持久相持的最终目的是等待合适时机实施反击、后发制人，从而达到「一战而破」的战役目标。在统兵北伐刘武周的作战中，李世民再次成功运用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其时他率军前往河东地区，驻屯柏壁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对峙；他询问部下对策，江夏王李道宗认为：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这一建议正好符合李世民的预定作战计划，李世民下令全军坚壁不出。过了一段时间，部将纷纷请求出战，李世民分析道：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刘武周据太原、倚宋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相持半年后，宋金刚部终因军粮用尽而被迫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取得了该次战役的胜利。

玄武门之变的密议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与僚属之密议见于《资治通鉴》。李世民叹息道：兄弟骨肉互相残杀，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恶行；我确实知道祸患近在眼前，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再以道义之名讨伐，不也可以吗。尉迟敬德曰：人之常情，谁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如今众人甘愿以死效忠大王，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祸患的苗头已经快要爆发，大王却还安然不动不感到忧虑，就算大王轻视自己的性命，宗庙和国家该怎么办；如果大王不听我的话，我就会逃到荒野之中，不能再留在大王身边，等着和你一起被杀。长孙无忌曰：不听尉迟敬德的话，事情现在就要失败了；尉迟敬德等人肯定不会再为大王效力，我也会跟着离开，不能再辅佐大王了。李世民曰：我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尉迟敬德曰：大王现在处理事情犹豫不决，这不是明智之举；面临危难却不能决断，这不是勇敢之举；况且大王平时蓄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在外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局势已经形成，大王还能停止吗。

谋除秦王之谋与「舜」之喻

其时齐王李元吉之谋亦已显。《资治通鉴》载：李世民向手下的官员们询问意见，大家都说：齐王李元吉凶狠暴戾，终究不会侍奉兄长；近来听说护军薛实曾对他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是『唐』字，您最终会主持大唐的祭祀」；齐王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的位置易如反掌；他和太子谋划叛乱还没成功，就已经有了夺取太子之位的心思；作乱的野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让他们两人得偿所愿，恐怕天下就不再是大唐的了；凭大王的贤能，除掉他们就像捡起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固守普通人的气节、而忘记国家大计呢。李世民仍然犹豫不决，众人又问：大王认为舜是怎样的人。李世民回答：是圣人。众人曰：如果舜在疏通水井时没有出来，就会变成井里的泥巴；在修补粮仓时没有下来，就会变成粮仓上的灰烬，怎么能恩泽天下、给后世留下法则呢；所以父亲用小杖打就承受，用大杖打就逃走，这是因为要保全更大的志向啊。

亲征高丽之役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其事见于《新唐书·太宗本纪》。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阳宫，以伐高丽；癸丑，射虎于武德北山；乙卯，皇太子监国于定州；丁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帛，赠比干太师，谥忠烈。三月壬辰，长孙无忌摄侍中，吏部尚书杨师道摄中书令。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丁未，岑文本薨；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五月己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辽泽，瘗隋人战亡者；乙亥，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有罪伏诛；丁丑，军于马首山；甲申，克辽东城。六月丁酉，克白岩城；己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辛酉，赐酺三日。七月壬申，葬死事官，加爵四级，以一子袭；九月癸未，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庚辰，次易州。其战果则：唐军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邑，占领辽东地区大片土地，为以后对高句丽的军事征伐建立起牢固的前哨阵地；又大量歼灭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垮其增援辽东的军队近二十万人，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军队累计死伤、投降、被俘者多达十万人，仅新城、建安、驻跸三次战斗即消灭高句丽军队四万余人，其精锐部队几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中高句丽民众死于战火者无可数计、大量民众被俘，仅辽东、盖牟、白岩三地被迁徙入内地的高句丽民众即达七万余人，高句丽人口锐减、实力进一步衰落。

五复奏与刑狱之慎

李世民于刑名之事，以复奏之法为慎刑之要。其「三复奏」制度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然不能够避免冤案与枉杀事件的出现，为此他又在「三复奏」的基础之上制定出了「五复奏」，规定在京城被判决死刑的，应在两日中实行五复奏，其余诸州实行三复奏。为贯彻落实五复奏制度，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要认真执行。但当时的死刑五复奏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五复奏制度使得很多人都能免于死刑，因此官员们会在处决前一二日内进行复奏，到判决当日再进行三复奏，五复奏基本流为形式；李世民对当时司法机关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强烈指责，将五复奏的时间进一步规定为「三日中」，杜绝了「一日即了」现象的发生。他更是对违反死刑五复奏制度的官员根据违反情节的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处分。这一切都直接减少了当时社会冤假错案的发生，法制建设也初见成效。

齐王祐之反与虑囚决狱

贞观十七年之大狱，见《新唐书·太宗本纪》：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代州都督刘兰谋反伏诛；二月己亥，虑囚；戊申，图功臣于凌烟阁；三月壬子，禁送终违令式者；丙辰，齐王祐反，李世勣讨之；甲子，以旱遣使覆囚决狱；乙丑，齐王祐伏诛，纵复齐州一年；四月乙酉，废皇太子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其以旱而遣使覆囚决狱，即其慎刑之政在荒年之施行；而同年废太子、诛功臣，则为其一朝最烈之狱，与其「五复奏」之慎刑并观，可见其刑名之政有宽有严、因时而异。

华夷一体与铁勒诸部之请号

李唐宗室、关陇贵族以及刚刚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庶族地主同山东旧世族以及旧的门阀观念的矛盾，表明旧有的门阀观念同唐初的上层建筑是不相适应的；为提高皇室和新兴官僚地主的门望，李世民决定通过重修《氏族志》来解决这一问题，其详已见前文。其于四夷之政策，则以「华夷一体」为标榜：李世民在不同场合多次申明华夷并贵的思想，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不仅重用汉将，而且大力提倡使用夷族将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其对来自突厥族、铁勒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执失思力等将领非常器重，并且能够量才使用，使其均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尤以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二人的战功最为显赫。李世民重用夷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要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擅长骑射的长处，在边疆战争尤其是用兵西域、统一西北的战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少夷将因屡立战功而封官晋爵，甚至担任宫殿宿卫之要职，还有的被皇帝赐姓。其于北方诸部之归附亦有可纪者：贞观二十年六月十五日，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七月二十一日，李勣与薛延陀军交战，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九月十五日，铁勒各部族请求给李世民加号为「可汗」。二十一年正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庚辰，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二月甲午，从伐高丽无功者皆赐勋一转。

保全功臣：尉迟恭庆善宫之事

保全功臣是李世民用人路线的核心思想：李世民并不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把开国功臣屠戮干净，而是对他们充满了宽厚之意。这些开国功臣，特别是其中的一大批武将，在天下平定、偃武修文的历史时期，已很少有机会像昔日那样驰骋战场、为国立功；而以文治国，对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又不是他们的特长，难以在朝廷上委以要职；这些昔日有功于国的武将，有人居功自傲、时有怨言，是难以避免的。李世民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既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路线，又尽力保全功臣，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在对待尉迟恭的态度上，体现了李世民对开国功臣的良苦用心：尉迟恭在贞观元年（627年）被赐爵吴国公，拜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恭不光是开国功臣，而且在战场上对李世民屡有救命之恩、多有护驾之功；他以功高自负，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当面大吵，因此执政者产生了一些不满；贞观三年（629年），尉迟恭出任襄州都督，贞观八年（634年）累迁同州刺史。一次，李世民在庆善宫设宴，有人坐在尉迟恭的上手，尉迟恭怒道：「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坐在尉迟恭以下的任城王李道宗进行劝解，尉迟恭反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致使李道宗眼睛被击伤，李世民所赐酒宴不欢而罢。但李世民没有处罚尉迟恭，而是开诚布公、语重心长地劝喻他；可见李世民保全功臣并非是姑息，而是以劝喻为主；尉迟恭也深受感动，此后不再居功自傲、举止放肆。尉迟恭如此，其他功臣也大多不敢居功自傲、目无法纪了。贞观年间，开国功臣除侯君集、张亮因涉及谋反案件被诛外，其余均得善终，与西汉初年一些开国功臣的遭遇大不相同；李世民保护功臣的政策，其积极作用不只是对于功臣本身和有助于政治安定，对于其他官员在心理上亦是一种抚慰。

松州之战与文成公主入藏

李世民之西南政策，以和亲与防守并行为要。松州之战的发生使得吐蕃认识到自己与唐朝仍有一定的差距，也使得唐朝认识到自己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吐蕃；不过唐朝此时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突厥、西域和高句丽），对于西南地区更多的是奉行一种防守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和吐蕃之间建立翁婿关系，而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中，以缓解自己的边境压力，集中精力去应对突厥、西域和高句丽等中原王朝的传统敌人；对于吐蕃一方来讲，与唐朝和亲对其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通过与唐朝和亲可以转移唐朝视线，为自己稳定国内政治和进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可以通过和亲从唐朝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实力。缘此，双方就和亲问题达成一致，也因此才会出现吐蕃再次请婚、唐朝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情形；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标志吐蕃被正式纳入到唐朝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

半岛之局与征高丽之由

唐与高句丽之衅，其源可溯者数端。高句丽在荣留王即位后没有自行拆除隋军阵亡将士的「京观」；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命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容、掩埋并祭奠隋朝阵亡将士的骸骨，长孙师才将这些所谓的「京观」拆除。为防御唐朝军队的进攻，高句丽在与唐朝相邻的地区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高句丽时常征伐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百济，断绝它们入唐朝贡的交通，致使新罗、百济不得不数次派使臣入唐，诉告高句丽王「建武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高句丽的这些举动逐渐动摇着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政权的信任，时常对高句丽产生种种疑虑，同时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的警惕和戒备心理也在不断加强。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即位后，在继续维持与高句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唐高祖时期对高句丽的政策，注意压制高句丽的气势，暗中派人搜集高句丽的军事情报，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贞观十六年（642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弑杀荣留王，屠戮大臣，辅立高藏为新王，自任莫离支；高句丽对周边势力的策略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与百济结盟共同对付新罗，而百济则不失时机地「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罗遣使向唐「告急请救」，李世民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说明在半岛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唐朝维持和平稳定的初衷并未改变；事态的严峻始于高句丽不理睬唐朝的劝谕，在盖苏文的控制下高句丽对唐态度强硬，坚持对新罗以军事打击的手段来夺取领土，但李世民伐高句丽之意已决，欲「自行经略」，并期望得到百济的配合；然而在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过程中，百济不仅没有助战，反而「怀二」，乘机扩充势力，「袭破新罗十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百济攻破新罗西境腰车等十余城，不久中断对唐的朝贡。

太子承乾之废与晋王之立

贞观十七年，皇太子承乾谋反被废，此为其一朝立嗣之大事。《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十七年四月乙酉，废皇太子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丁亥，杨师道罢；己丑，特进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谢承乾之过于太庙；癸巳，降封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壬辰，葬隋恭帝；甲午，以旱避正殿、减膳，诏京官五品以上言事；丁酉，高士廉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政事；闰月丁巳，诏皇太子典左右屯营兵；丙子，徙封泰为顺阳郡王；七月丁酉，房玄龄罢；八月庚戌，工部尚书张亮为刑部尚书、参豫朝政；十月丁未，建诸州邸于京城；丁巳，房玄龄起复；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赐酺三日，以凉州获瑞石，赦凉州。此一立嗣之变，与其「谢承乾之过于太庙」一节，见其为父自责之态；而魏王泰之降封、晋王之立，遂定此后的皇统所归。

贞观之治之为后世所追思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其治之要可分内外：内则偃武修文、静以抚之，租庸调之法、蠲免之诏、赎还人口之政、五复奏之制、氏族志之修、国学之盛、律学之增设；外则折冲府六百余、都护府六所、十道与十二道之置、华夷一体之号、和亲吐蕃、征伐高丽。后世论者谓：太宗的统治以低调结束，但它是唐代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的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句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切的追思。又谓：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有一个精力充沛、聪明而谨慎的皇帝统治，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地、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身也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还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后世之评与「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

后世论李世民之为人与其治者，其说曰：当隋炀之时，天下瓦解，群雄睚眦，窥伺名器；于是唐太宗以英雄之资、备仁义之德，复得高祖之贤为之父；《易》曰「包防吉，纳妇吉，子克家」，盖高祖以柔中之德，赖唐太宗以阳刚之体发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兴也勃焉；即位之后，励精图治，损己益人，爱民从谏，躬行仁义，用房玄龄、魏徵之俦，君臣相得，不敢怠遑，用致贞观之盛；令德善政，不可殚述，可谓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矣；虽征辽之役，志满意盈，然既失之后，即复魏徵之碑、劳其妻子、深自损责，其于改过亦已敏矣。又曰：夫贤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数百年而有汉文帝，汉文以降又数百年而有唐太宗；要之以虚心待物、损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唐太宗与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质美德纯过于唐太宗，然致治之盛岂能及贞观哉。又曰：人或论唐太宗有魏徵而身修国理、魏徵既没而骄满之意生者，是不尽然；惟其有唐太宗之君，然后有魏徵之臣；使唐太宗中人之主，则虽有魏徵，其亦如之何哉。此论以「虚心待物、损上益下」为其治之要，而以「有唐太宗之君，然后有魏徵之臣」为其君臣相得之释，是后世论贞观之典型语。

六条黜陟与「观省风俗」之使

李世民之治，重地方之考察，其法为遣使巡视与六条黜陟。贞观八年正月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贞观二十年正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同年九月辛卯，又遣使巡察岭南。所谓六条，即汉世刺史以六条问事之遗意；以宰辅、尚书、大将军等充使，分道观省风俗，其于吏治民生之考核可称周密。

晚年之政与其遗泽

李世民晚年之政，有数端可纪：其一，渐委政于太子，「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其二，屡以灾异自责，如贞观十七年以旱避正殿、减膳，诏京官五品以上言事；其三，于功臣之后代亦加意，如「许陪陵者子孙从葬」；其四，临终以太子托付长孙无忌、褚遂良，且嘱「不要让小人进谗言离间你们君臣的关系」。凡此，皆与其「虚心待物、损上益下」之治国纲领相贯；故其身后之贞观遗泽，犹能维持二十余年，至高宗之世而渐变。

玄武门之变之评与其后果

后世论玄武门之变者，有谓：建成、元吉，智勇远不逮世民，乃得此贤兄弟以为助，正应式好无尤、联作指臂，而乃两不相容，私结妃嫔、阴募壮士，且嗾使杨文干之叛命、欲为表里相应之举，是诚何心哉；岂除去世民，即能安然为嗣皇帝、俨然做皇太弟乎。又谓：若中国素崇礼义，号为文物之邦，唐太宗为三代下仅见之君，尤称英敏，乃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嫡，敢自渎伦、竟尔作俑，卒至承乾无父、元昌无兄、齐王祐恶逾太子、赵节杜荷等不顾懿亲，内外谋逆，几成大祸；幸天尚佑唐，得以早日扑灭，不致蔓延，然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太宗岂能辞咎乎。此二说皆以其自戕骨肉与其父子兄弟之变为言，而以「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一语为其定评之要。其于玄武门之后，则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废天策府、罢行台、易百官，两月而受禅即位，改元贞观；此后二十余年之治，与六月四日之一变，遂为其一生之两面。

其疆域与四夷之关系

李世民一朝之疆域与四夷关系，可谓其武功与德化并施之结果。北方：东突厥既灭，颉利可汗归降，其部众内附；薛延陀既灭，铁勒诸部请上号「可汗」，北方草原诸部遂入于羁縻之列。西北：吐谷浑既破，高昌、焉耆、龟兹相继而平，西域诸国与唐之交通大通；贞观十四年以后都护府之设，实为唐室经营西域之制度基础。东北：高丽之役虽未竟其功，然辽东十城既克、高丽之精锐大损，为其后高宗之世平定高丽与百济之前奏。西南：松州之战后与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吐蕃入于羁縻朝贡之体系。南方：遣使巡察岭南，五洞反獠之平，南方之州县亦渐次安定。以「华夷一体」为号召，而以都护府、羁縻州、和亲、册封为制度，此其一代四夷政策之全貌；而后世论唐之盛者，每以其「天可汗」之号为其标志。

其君臣相与之典型

李世民与群臣相与之事，后世传为典范者数端：其一，纳谏，如其自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类，及魏徵之屡谏而不罪；其二，用人，如房玄龄之荐杜如晦、魏徵之由仇而相、李靖之受重任、尉迟恭之屡恕；其三，保全功臣，如庆善宫之事不罪而劝喻，贞观功臣除侯君集、张亮外皆得善终；其四，自责，如以旱避正殿、减膳、诏百官言事，及「谢承乾之过于太庙」；其五，托孤，如临终以太子付长孙无忌、褚遂良，且嘱勿使小人离间君臣。凡此数端，皆与「为君之道」之论述相为表里，故后世论「明君良臣」者，必以贞观一朝为其标尺。

贞观遗泽与后世之效法

李世民之政，其遗泽之远者数端：其一，制度，如三省六部、府兵、均田租庸调、律令格式之体，历唐之世而多遵用之；其二，风气，如纳谏、爱民、慎刑、节俭之说，为唐代君臣所常举；其三，疆域，如安西、安北等都护府之设与羁縻州之制，为后世经营边疆之所本；其四，史例，如修前代诸史、为《晋书》作论赞，开帝王预修史事之例；其五，文事，如购求书法、定王羲之书圣之位，以及诗歌宫廷之风。至于后世帝王之效法者，则唐高宗之永徽、唐玄宗之开元，皆以贞观为法；而宋、明、清之论政者，亦每以「贞观之治」为治世之标尺，与「汉之文景」「明之洪武永乐」并称。

其在中国史中之位次

后世论李世民之历史位次，其说曰：有谓「古之贤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数百年而有汉文帝，汉文以降又数百年而有唐太宗」，以贞观之治与汉文之治并举；有谓「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可谓卓尔绝世之主」，以其纳谏、爱民、慎刑、节俭为三代以下之极致；亦有以「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嫡」「东征高丽顿兵安市城下」为其一生之遗憾者。褒贬虽有异同，而唐代第一个鼎盛时期由其开之、中国中古之制度与风气由其定之，则为后世论者所共认；故后世称中国历代帝王之治者，每以「贞观」为极盛之代称。

其文化之贡献

李世民于文化之贡献，可分数端：其一，修史，诏修前代诸史并亲为《晋书》作论赞，开帝王预修史事之例；其二，书法，购求王羲之等魏晋遗墨、命褚遂良鉴裁编目、亲撰《王羲之传论》，确立王羲之书圣之位；其三，诗歌，为其时宫廷诗坛之核心人物，调和南朝轻靡与北方贞刚之气，以表现宏大整肃的新朝气象；其四，教育，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大收天下儒士、增置律学、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其五，宗教，迎玄奘于洛阳宫、为其造弘福寺译场，使译经之业得朝廷之助；其六，礼乐与律历，贞观年间定雅乐、修律令格式，与三省六部之制相辅而行。以一代开国之君而于制度、学术、艺文、宗教四端皆有措置，此其文化贡献之规模。

其历史评价之变迁

李世民之历史评价，历代略有变迁：唐代之时，以其为开国之君与贞观之治之主，故《旧唐书》《新唐书》之赞多称其「聪明神武」「纳谏如流」；至于宋代，则以「唐太宗与汉文帝」并举，而以「虚心待物、损上益下」为其治之要；明清之论者则渐及其「玄武门」与「高丽之役」之失，如谓其「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嫡」为「作俑」，又谓其「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至近世，则或以其「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之理想为「接近儒家之治」，或以「中国中古之制度与风气由其定」为其历史之主要贡献。褒贬之中，其「贞观之治」之名为后世治世之标尺，则始终不衰。

其身后之唐代

李世民身后，唐之政局与制度皆承贞观之绪而有变：高宗即位之初，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政事多循贞观旧章，是为永徽之政；其后武氏渐盛，显庆以后旧臣相继去位，贞观之遗泽渐失，然三省六部、府兵、均田、律令之体犹多沿用。自武后以至玄宗，唐之政制几经变易，而开元之世复以贞观为法；至安史之乱以后，府兵、均田渐坏，租庸调改为两税，藩镇之势成，而唐室之盛衰亦一变。故后世论唐史者，每以贞观为其治之标的、以开元为其盛之顶点、以安史之乱为其变之枢纽；而三者之间，皆有贞观之制度与风气为其底本。

其名与唐代以后之政论

李世民之名，自唐以后常为政论之标尺：宋人以「唐太宗与汉文帝」并举，论「虚心待物、损上益下」为治国之道；明人以其纳谏、爱民、慎刑、节俭为「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清人则兼论其玄武门之失、高丽之挫而谓「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至于近代学者，多以「贞观之治」为中国中古政治之典范，而以「三省六部」「府兵」「均田租庸调」「纳谏爱民」为其制度与精神之两面。故其名在中国政治文化之中，遂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洪武永乐」并列为治世之代表；而其个人之得与失，亦因此成为历代论「君道」者所必引之例。

其对后世帝王之示范

李世民为后世帝王所取法者数端：其一，亲征与巡幸之节制，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而其弊亦见，故后世多以为戒；其二，纳谏之政，如「以人为镜」之说为历代君主所常引；其三，爱民之政，如减赋役、慎刑狱、赈恤孤寡，为后世荒政与恤刑之所本；其四，用人之道，如不避亲仇、华夷并用、保全功臣，为后世「用人」之典型；其五，修史与文治，如帝王预修史事、购求典籍、兴学崇儒。凡此五端，皆自贞观一期而垂为后世之范式；故后世论「帝王之学」与「治国之道」者，必以贞观为其入门之典。

其一朝之概

贞观一朝之概，可以八字括之：偃武修文、静以抚之。其政则内修制度而以民为本，外御四夷而以和为常；其风则纳谏、慎刑、爱民、节俭；其效则「海内升平」，为唐代第一个鼎盛时期。故「贞观之治」遂为中国历史上治世之称，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并称；而其制度与精神之所以能传，则在于其以「人主之德」与「人臣之贤」相济，而非徒恃一时之威令。

其遗训之要

李世民遗训之要，可括为三：一曰「太子仁厚孝顺」，是以储君之德为其政治之基；二曰「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是以旧臣为辅政之托；三曰「不要让小人进谗言离间你们君臣的关系」，是以君臣相守为其遗训之终。三语虽简，而贞观一朝之政治精神尽在其中。

其名之不朽

「贞观」二字遂为治世之称，后代论治国者必举以为法；其纳谏、爱民、慎刑、节俭之政风，亦为后世所常引。

其治之遗泽

其治之遗泽，至永徽之初犹存；后之论者，多以「贞观」为唐代政治与制度之底本。

终篇

李世民之事业，实以玄武门之一变、贞观之二十三年、亲征高丽之一挫为其三大关节；三者相因，而其名遂与中国中古之盛衰相终始。

人物关系

• 父亲：李渊（唐高祖）
• 母亲：窦氏（太穆皇后）
• 兄长：李建成（太子，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 姐姐：平阳昭公主（娘子军统帅）
• 弟弟：李玄霸、李元吉（齐王，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 妻子：长孙氏（文德皇后）
• 儿子：李承乾（太子，被废）、李泰（魏王）、李治（唐高宗）、李恪等
• 女儿：长乐公主、晋阳公主等
• 房玄龄：秦王府旧臣，贞观名相，世称“房谋”
• 杜如晦：秦王府旧臣，贞观名相，世称“杜断”
• 魏徵：原太子建成属官，贞观年间以直谏闻名
• 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之兄，凌烟阁功臣之首
• 尉迟敬德：降将，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
• 李靖：唐初名将，灭东突厥、吐谷浑
• 高士廉：长孙皇后舅父，参与玄武门之变
• 隋炀帝杨广：少年时曾应募救援
• 唐高祖李渊：父子，后禅位于李世民
• 唐高宗李治：第九子，后继位
• 李建成：太子，储位之争，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 李元吉：齐王，支持李建成，玄武门之变中被杀
• 刘黑闼：窦建德旧部，河北起兵反唐
• 颉利可汗：东突厥首领，贞观四年被俘

历史评价

唐代/同期

• 李密见李世民后私下对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 唐高宗李治评价父亲：“太宗文武圣皇帝，德被四海，泽及万方。”（《唐会要》）

宋元时期

•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但对玄武门之变亦持批评态度：“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太宗之为此，岂得已哉？盖亦出于不得已焉耳。”
•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评价：“唐太宗聪明英武，真有帝王之度，然其所以为身谋者，则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 元代史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评价：“太宗以英武之资，定四海之乱，其功烈可谓盛矣。”

明清时期

•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太宗之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太宗之才，足以定天下之业。然其所以取天下者，不无遗憾焉。”对玄武门之变持批评态度。
• 清代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贞观之治，几于刑措。太宗之贤，三代以下所仅见。”
• 清高宗乾隆帝评价：“唐太宗实三代以下第一人，然其始则惭德，其终也亦微有惭德。”

近现代

•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评价：“太宗之世，为中国历史上最盛之时代，其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皆有灿烂之成就。”
• 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价：“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他的时代是中国中世史上的黄金时代。”
• 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评价：“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