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适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唐德宗李适于742年5月27日（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出生于长安大内的东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生母为睿真皇后沈氏。据《唐会要》记载，李适出生当年十二月即拜特进，封奉节郡王。其父李豫当时为广平郡王，生母沈氏是郡王妾室。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李适十四岁。次年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天下大乱。李适与皇室成员一起饱尝战乱和家国之痛，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段经历对他日后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储君时期

762年（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五月，委任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肩负起与安史叛军最后决战的使命。同年八月改封雍王，十月出镇陕州。763年（宝应二年），安史之乱平定，李适因功拜尚书令，实封食邑二千户，与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764年（广德二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在储君时期，他长期观察朝政，对代宗朝姑息藩镇的弊端有深刻认识，为日后即位后的政策取向埋下伏笔。

即位与改革

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病逝，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居丧期间，他一切行为遵照礼法规定，曾召韩王李迥进餐，只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以示哀戚。780年（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为其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

即位之初，李适任用崔佑甫为相，为政清简，颇有中兴气象，时人以为有贞观之风。崔佑甫推荐杨炎为相后，因崔佑甫患病去世，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李适采纳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废除以人丁为核心的租庸调制，改为按资产、田亩分夏秋两季征税，有效扩大税源范围。但杨炎生性狭隘，以私害公，构陷刘晏致死，引起朝野侧目。

削藩与叛乱

781年（建中二年），李适任命卢杞为相。卢杞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李揆、杜佑等人。同年，李适为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决定武力削藩。初期取得胜利，山南梁崇义和成德李惟岳授首，克复二镇，重创魏博田悦。

但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诸多节度使不满。782年（建中三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联合对抗朝廷。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与四镇勾结反叛。

783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占据长安，拥立朱泚称帝。李适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李泌、李晟、浑瑊等人平乱。784年（兴元元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复其爵位。

晚年与保守转向

平乱返京后，李适的执政风格转向保守。对藩镇多姑息纵容，委任宦官执掌禁军，宦官监军的制度开始确立。改元贞元后，他日益变得贪婪自私，经常把国库赋税收入划拨到自己的内帑，纵容在外宦官强令地方官进奉贡物，甚至在长安施行宫市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为弥补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增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

不过德宗在位时期，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正月，李适驾崩，终年六十四岁，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于崇陵。

诞辰异事与储君之礼

《唐会要》载，李适出生三日时，曾祖父玄宗李隆基去看他，太子李亨（唐肃宗）与其子李豫（唐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李适抱给他们看；李适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李亨与李豫看了都不喜欢，遂依次捧着李适给玄宗看。玄宗一看便说"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李亨说"你不如他"，又对李豫说"你也不如他，他仿佛像我"。安史之乱中玄宗避难四川，走到途中曾说"岧郎（唐德宗小名）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李适果然到过陕西韩城。至于事亲之礼，则见送葬一事：唐代宗将要出殡时，李适亲自护送灵车，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其中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李适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史家并记其时风气之变："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而李适"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陜州之辱与元帅之任

宝应元年李适以天下兵马元帅出镇陕州，与回纥交涉而受辱。《资治通鉴》记："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一夕而死。"其后牟羽可汗之母前来致歉，并亲送李适乘马返回；唐军将要合力攻击回纥，李适因安史之乱尚未平定而加以阻止。此事在李适心中积怨甚久，直至贞元年间李泌议和回纥时仍为新旧争议之由。

两税法之议行

两税之议，起于杨炎针对玄宗以后租庸调制基础被破坏之情形。杨炎"主张推行两税法，建议：以'量出为入'代'量入为出'；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而"主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杨炎的建议，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李适"则表示支持，使之得以贯彻实施"。《旧唐书》载杨炎奏对之辞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李适"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他则"行之不疑，天下便之"，史称"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资治通鉴》记其立法之要为"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使、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并溯其弊之所自来："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民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乃有是法。

杨炎之怨、卢杞之奸与括率诸税

杨炎之败，起于私怨。《旧唐书》记其"感元载恩，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而"初，载得罪，左仆射刘晏讯劾之，元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既而"炎既构刘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准与晏有隙，乃用准为荆南节度使，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建中元年，杨炎"欲行元载旧志，筑原州城，开陵阳渠"，诏问段秀实可否，段秀实以为"方春不可兴土功，请俟农隙"，杨炎"以其沮己之谋，遂除司农卿"，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以事西拓"，然"无何，刘文喜叛，亦不果城"。卢杞之奸则尤甚：其"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而卢杞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誓，故至迟回，宁遂见杀"；又"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卢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卢杞颇恶之，会蔡廷玉离间朱滔兄弟而廷玉被贬，殿中侍御史郑詹遣吏监送、廷玉投水而卒，卢杞因奏请三司按问郑詹，又"以御史所为，禀大夫命，并令按郢"；郑詹与张镒相善，"每伺杞昼眠，辄诣镒"，卢杞知之，遂"假寝佯熟，伺詹果来，方与镒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杞遽言密事"，张镒说"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说"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时三司方按詹、郢，"狱未具而奏杀詹，贬郢为驩州刺史"，张镒"寻罢相，出镇凤翔"；李揆为旧德，"虑德宗复用，乃遣使西蕃，天下无不扼腕痛愤，然无敢言者"；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顾，为杞媒孽，贬饶州刺史"。

其聚敛之政，则以括率、僦质、间架、除陌为最。《旧唐书》记"由是河北、河南连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卢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赵赞"亦无计可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李适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而"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卢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李适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然宿师在野，日须供馈"。明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四镇之乱与罪己之诏

建中四年泾原兵变爆发，"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乱军"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其间战事颇多曲折：《资治通鉴》记马燧、李抱真、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李希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梁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而大败，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将请降，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遂"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田悦遣符璘将三百骑送之，璘父令奇谓璘说"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是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符璘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田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王武俊既出恒州谓卫常宁说"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常宁说其倒戈取李惟岳，武俊深以为然，遂与谢遵、王士真合谋，率数百骑突入府门，执李惟岳并收郑诜、毕华、王它奴等皆杀之；王武俊以李惟岳为旧使之子欲生送长安，常宁说"彼见天子，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中丞"，乃缢杀之、传首京师。二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朝廷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林二州隶朱滔，令还镇"。

兴元元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旧唐书》载诏中说"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自言"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故"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终至"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痛心靦面，罪实在予"；又令"自今已后，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并宣布"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对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继守籓维，朕扶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唯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并从原宥"；又以"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并停"先税除陌、间架等钱，竹木茶漆等税"，奉天升为赤县。据《新唐书》，此后"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而四月"李抱真、王武俊及朱滔战于经城，败之"，"尚可孤及朱泚战于蓝田之西，败之"，"李晟又败之于苑北"，"又败之于白华，复京师"，六月"姚令言伏诛""朱泚伏诛"；贞元元年四月"浑瑊及李怀光战于长春宫，败之"，六月"马燧及李怀光战于陶城，败之"，八月"李怀光伏诛"。

荒年之诏、宦官之任与晚年之政

乱后频年灾荒，《旧唐书》载"'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李适乃下诏说"自顷已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亘千里"，又说"方悟祷祠非救灾之术，言词非谢谴之诚"，故"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并令"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而宦官之任则自奉天之难始："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至贞元之世，则"宦官势力重新抬头"，"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扈"。

宫市与进奉之弊，亦有故事可考：宦官以"宫市"之名"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曾有一名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官以'宫市'的名义取走，才给了几尺绢，又索要'门户钱'，把他的驴一起送到宫中"，农夫涕泣，"宁肯将所绢付之"，而宦官说"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官；李适得报后"罢黜这名宦官，并赐农夫绢十匹，但'宫市'一如既往"。又《资治通鉴》载其游猎入民家事："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司马光论此事说"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而"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至于迎佛骨，则以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为"唐皇室礼迎佛骨舍利的法定之期"，李适"按惯例而行，下诏请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入长安皇宫供养，之后又送到长安各大寺院供养。京城内外，举家出动者比比皆是"，二月"遣中使送佛骨回法门寺，复葬于故处"。晚年又有诗文之好，其存世之作有《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麟德殿宴百僚》《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等十余首；《容斋三笔》记"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唐会要》又载其于贞元二年敕"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贞元九年又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尊母沈氏与寻访之事

李适生母睿真皇后沈氏，于安史之乱中失散，"代宗遣使求访，十余年寂无所闻"。李适即位后即下诏寻求，其辞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则事天莫先于严父，事地莫盛于尊亲"，又自言"内朝虚位，阙问安之礼，衔悲内恻，忧恋终岁"，故"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训，上皇太后尊号"。建中元年十一月，他"遥尊圣母沈氏为皇太后，陈礼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仪"，自"衮冕出自东序门，立于东方，朝臣班于位"，册文说"恩莫重于顾复，礼莫贵于徽号，上以展爱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义"，李适"再拜，歔唏不自胜，左右皆泣下"。中书舍人高参上议说："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汉故事，令有司择日分遣诸沈行州县物色咨访，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灵命允答。须审知皇太后行在，然后遣大臣备法驾奉迎。"李适乃以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其间有冒充者屡出：先是"故中官高力士女颇能言禁中事，与女官李真一尝从后游"，其"年状差似后"，又因沈氏"尝削脯哺帝，伤左指"，而高氏"亦尝剖瓜伤指"，"是时宫中无识后者，于是迎还上阳宫，驰以闻，帝喜，群臣皆贺"，其后"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诏贷之"；又有"一位养女，因为年纪相貌酷似沈氏并与之在宫中有所接触，诱于名利而行冒充之举"，李适左右"都很气愤，纷纷请求对之治罪"，而李适"不但不予治罪，还对身边的人说：'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我受一百次骗也没关系。'"史载其语作"吾宁受百罔，冀一得真"，然而"自此之后，冒名者越来越多，然而，终德宗一生，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沈氏"。

南诏复附与西陲之捷

李适在位之对外，以"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对抗吐蕃为国策。先是南诏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郲关"，且令其下说"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于是进陷城聚，人率走山"。李适"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异牟寻惧而"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之为日东王。其后南诏请复附，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李适"赐赉有加，拜仇宽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受册之礼甚肃："相者引异牟寻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赐服备物"，退而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遂大会其下、享使者，出"银平脱马头盘二"而对袁滋说"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皇帝所赐也"，又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袁滋说"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酒行而袁滋受觞说"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不绝也"，异牟寻拜说"敢不承使者所命"。

西面之功则多出于韦皋。贞元五年十月，韦皋"遣其将王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并"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而"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巂州之境"；《元和郡县图志》亦记巂州"至德二年没吐蕃，贞元十三年节度使韦皋收复"。贞元九年，"天子城盐州，策虏且来挠袭，诏皋出师牵维之"，韦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峨和、通鹤、定廉城，逾的博岭，遂围维州，搏栖鸡，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剑山屯焚之"，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援而"与战，破其军，进收白岸"，盐州之役遂成。据《旧唐书》，"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遂进攻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里，蕃军连败"，赞普乃"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论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蜀师"发伏掩击，鼓噪雷骇，蕃兵自溃，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至于蜀中之役，则《资治通鉴》记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之功名而"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李适"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军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而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其时朝议曾欲幸成都，《旧唐书》记"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而"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声援。如幸西川，则晟未见收复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议未决而李晟表至，"请车驾驻跸梁、洋，以图收复，群议乃止"。

李泌议回纥、吐蕃改敕与远国来朝

与回纥之和，李泌之力为多。李适建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之策，"大体同意此战略，只对回纥，多次坚拒"，其故在于陜州之辱："李适认为韦少华等人受自己牵连而死"，而李泌则指出"当年害死韦少华的牟羽可汗已经被合骨咄禄可汗杀死。这样一来，合骨咄禄可汗反倒是有功于德宗"，又以唐将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余人"与"合骨咄禄可汗不敢杀唐朝使者"相对比，认为合骨咄禄可汗"确实无罪"；他更进而说当年韦少华等人"不该轻率让李适前往回纥大营，更不该在没有事先确定会见礼仪就让李适会见牟羽可汗"，所以"是韦少华等人对不起李适"，并谓李适当年"没有向牟羽可汗行礼，不曾屈服"，而牟羽可汗之母"又有亲自向李适赔罪的行为"，故并不存在李适"屈于"牟羽可汗之事。李泌之论据《资治通鉴》为："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又谓"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设问"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李适乃对李晟、马燧说："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李泌请以书与之约，说"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詟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至于吐蕃，则有改敕之事：贞元"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赞普先命取国信敕，"既而使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又所欲定界，云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其盟约，请依景龙二年敕书云：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乃邀崔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焉，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至若西面远国，则有六国君长来朝与黑衣大食之使：《旧唐书》记"剑南西山羌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自来朝贡。六国初附吐蕃，韦皋击西山讨吐蕃，故六蛮内附，各授官秩遣之"；又有聘使远行之事，其记称"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乃"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公于是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往返如期，成命不坠"。

主要事迹

推行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李适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代“量入为出”，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主管赋税的官吏反对，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但李适表示支持，使之得以贯彻实施。两税法的推行有效扩大了税源范围，对后世赋税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削藩与平叛

781年（建中二年），李适为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决定武力削藩。初期取得胜利，山南梁崇义和成德李惟岳授首，克复二镇。但削藩过程中措置失当，镇抚乖方，导致四镇之乱和泾原兵变爆发。784年（兴元元年），李适下罪己诏，赦免叛镇，才得以平息叛乱。

奉天之难

783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拥立朱泚称帝。李适出逃奉天和梁州，李泌、李晟、浑瑊等人平乱。784年（兴元元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平乱返京后，李适的执政风格转向保守，对藩镇多姑息纵容。

对外关系

德宗在位时期，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这一外交成果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两税法之效、榷酒与禁军之权

两税法之要旨，在于税制根本之变："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由此"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故"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然其推行未久，朝廷又兴榷酒之利："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刚实行不久，朝廷便开始榷酒（朝廷专利卖酒），规定京都长安以外，全国只许官酿，不许私人酿酒。官酿因各地粮价不同，每斛收钱二千或三千。贞元二年（786年）规定，在京城和畿县禁止私自酿酒，其他地方允许设店卖酒，但每卖一斗酒要交纳一百五十文钱，当时一斗酒酒价三百文，即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销售税。"至于间架、除陌二税，则皆"唐代所创之杂税"，起于"建中四年（783年），由于朝廷用兵，常赋不能供给，户部侍郎赵赞建议推行间架税与除陌钱法"；间架税"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房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按屋的质量好坏分为三等，上屋税二千钱，中屋税一千钱，下屋税五百钱，收税官吏常闯入民户家中计算其数。房产多的人动辄出钱数十万。若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赏给告发者五十贯钱"，故"这种非常严苛的税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德宗被迫废除"；除陌钱"属于交易税性质。凡交易所得和支付钱物，都要向官府纳税"，唐代宗时旧率"每贯二十文"即百分之二，建中四年"赵赞建议再次征收，每千钱官收五十钱税钱，税率为百分之五。如果以物易物，就要将物品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其征收"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进行，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便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除陌钱税率苛重，牙商得专其柄，多有隐资，'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百姓'怨怼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兴元二年与间架税同时废除"。

用人、边政与文书之遗

李适之用人，史有其论。李泌评论德宗前三任宰相时，"认为德宗喜好理辩，往往反复讨论诘难而后实行，对崔佑甫、杨炎、卢杞各有所评，认为李泌本人没有三人的缺点，既能平心静气地辩论，又有自己独特的政见"。与李泌议回纥一事亦见其理辩之习：李泌既陈香积之事，李适乃谓李晟、马燧说"故旧不宜相逢"，而二人答"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李适遂从其议，终成和亲之约，故史称其"北和回纥"之策"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至于边地文书，则有于阗之牒可考："□□乘驼人桑宜本□报称：'闻神山堡□三铺人并驼三屈萨得消息，便即走报来者。准状各牒所由者，人畜一切尽收失，罪科所由者，故牒。'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典使怀□牒。谨□□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此牒出于唐宋时代于阗史事之研究，可见其时安西余脉犹以唐之官称行于西域。德宗又尝有分权之旧事可溯：代宗之世"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乃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而"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李怀光等分领其任，此制为德宗朝所用人之所承。

人物关系

• 祖父：唐肃宗李亨
• 父亲：唐代宗李豫
• 母亲：睿真皇后沈氏
• 妻子：昭德皇后王氏、韦贤妃等
• 儿子：唐顺宗李诵、舒王李谊（养子）、通王李谌、虔王李谅、肃王李详、资王李谦、代王李諲、文敬太子李謜（养子）、照王李诫、钦王李谔、珍王李諴
• 女儿：韩国贞穆公主、魏国宪穆公主、郑国庄穆公主、临真公主、永阳公主、普宁公主、燕国襄穆公主、义川公主、宜都公主、晋平公主
• 崔佑甫：即位初期宰相，为政清简，有贞观之风
• 杨炎：宰相，推行两税法，后被卢杞陷害
• 卢杞：宰相，迎合圣意，嫉妒贤能，陷害多名大臣
• 李泌：谋臣，在泾原兵变后辅佐德宗
• 李晟：大将，平定泾原兵变，收复长安
• 浑瑊：大将，参与平定叛乱
• 郭子仪：名将，与李适一同图形凌烟阁
• 朱泚：泾原兵变中被拥立称帝
• 朱滔：卢龙节度使，自称冀王，联合对抗朝廷
• 王武俊：成德节度使，自称赵王
• 李纳：淄青节度使，自称齐王
• 田悦：魏博节度使，自称魏王
• 李希烈：淮西节度使，自称楚帝

历史评价

唐代/同期

• 李泌评价德宗前三任宰相时，认为德宗喜好理辩，往往反复讨论诘难而后实行，对崔佑甫、杨炎、卢杞各有所评，认为李泌本人没有三人的缺点，既能平心静气地辩论，又有自己独特的政见。（《资治通鉴》）
• 陆贽在德宗罪己诏中代笔，称“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反映了德宗对自身过失的反思。（《旧唐书·德宗本纪》）
• 当时朝野对卢杞专权多有不满，但德宗信任卢杞，反映了德宗用人上的问题。（《旧唐书·卢杞传》）

宋元时期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德宗即位之初“政声蔼然，以为有贞观之风”，但泾原兵变后“德宗之为人，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对德宗的转变持批评态度。
• 范祖禹在《唐鉴》中批评德宗“德宗以姑息为安，以猜忌为明”，认为其晚年政策导致宦官专权。
•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指出，德宗推行两税法虽有功，但削藩失当，导致藩镇之祸愈演愈烈。

明清时期

•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德宗“德宗之愚，未有甚于此者也”，批评其削藩策略失当，导致天下大乱。
•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德宗时期宦官掌禁军，开启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先河。
•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德宗推行两税法，虽为一时权宜之计，但影响深远，后世相沿不改。

近现代

• 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认为，德宗即位初期励精图治，推行两税法，但削藩失败后转向保守，导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加剧。
•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评价德宗“志大而量不宏，才高而识不足”，认为其改革半途而废。
• 黄永年指出，德宗时期的两税法是中唐财政制度的重要变革，但德宗晚年贪财，宫市、进奉等弊政加剧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