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昚

人物生平

出身与入宫

赵昚生于建炎元年十月戊寅（1127年11月27日），出生地为秀州青杉闸的官舍，即今浙江省嘉兴市一带，其父为太祖少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秀王赵子偁，母为张氏。按《宋史·本纪》所列世系，自太祖而下依次为秦王德芳、英国公惟宪、新兴侯从郁、华阴侯世将、庆国公令譮，令譮生子偁，故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这一出身在南宋皇位传承上具有特殊意义：自太宗赵光义继位以来，宋朝帝位一直在太宗子孙中传递，赵昚即位使这一格局在时隔一百八十六年后重新回到太祖一系，后世的史论多以“太祖之后”强调其法统意义。他出生时初名伯琮，另有小名“羊”。

绍兴二年（1132年），负责访求宗室子弟的官员奉诏从太祖子孙中比高宗低一辈的“伯”字辈里，选出十名七岁以下的儿童入宫备选，赵伯琮即在其中。十人中最后只留两人供高宗定夺，二人一胖一瘦，胖者名赵伯浩，瘦者即赵伯琮。高宗起初粗略看过，决定留胖者而遣返伯琮，并赐银三百两;随后又改变主意，称自己未曾细看，要重新审察，于是令二人叉手并立，仔细观察。正在此时，忽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赵伯琮不动，赵伯浩却抬脚踢猫。高宗见状皱眉，认为此猫只是偶然路过，无故踢它可见其轻狂，将来难以担当社稷重任，最终决定留下赵伯琮，将他养育于宫中。关于这段入宫选择的记载，见于《宋史·本纪》所述与王明清《挥麈录馀话》等后世笔记，后者并补出胖者赵伯浩后来终于温州都监的结局。

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赵伯琮被任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瑗，随后改任贵州防御使。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采纳尚书左仆射赵鼎的建议，宫中设立书院以教之，书院建成后即以为资善堂。史称孝宗读书强记，天资特异。同年，又制授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并命徽猷阁待制范冲兼任翊善、起居郎朱震兼任赞读，高宗并嘱咐赵瑗见二人须行拜礼。其后，因传闻金朝有意在北宋旧都开封拥立钦宗太子赵谌为傀儡皇帝以挑战高宗的法统，大将岳飞曾密请高宗早立赵瑗为皇太子，使金人的图谋落空;高宗亦安排岳飞与赵瑗相见，岳飞感叹赵瑗是可以兴复宋室的君主。

普安郡王与储位之争

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赵瑗加检校少保，进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阁，迁居宫外府第。绍兴十三年（1143年）九月，其生父秀王赵子偁在秀州去世;次年正月，按廷臣之议准许他解官行服，绍兴十六年（1146年）四月服丧期满，复还旧官。绍兴十七年（1147年）六月，改任常德军节度使。与此同时，高宗另一位养子赵璩亦封恩平郡王、武康军节度使，两人官属礼制相同，号称东、西二府。皇太子之位多年未定，内外颇以为疑。

关于高宗最终选择普安郡王的原因，宋代文献留下了若干细节。《宝庆四明志》记有“上书《兰亭序》”一事：高宗曾将两本《兰亭序》赐给二王，并批其后说“依此进五百本”;过了一些日子，先问普安王，普安王已将七百本进上，再问恩平王，恩平王却称无暇;又记高宗赐二王宫女各十人，普安王以供养先帝之人的礼数相待，恩平王则无不亲近。高宗由是益发认为普安王贤，遂诏立为皇子，封建王。这些记载的具体情节出自后世方志与笔记，可与正史所列择立过程相互参照，而不必逐句视为同时实录。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赵瑗被立为皇子，赐名玮，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三月，赵璩授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自此改称“皇侄”，两人名分终定。四月，又赐字“元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有当时立皇子、改赐名的经过：宰臣汤思退等奏请立皇子并按旧例改赐名，御笔付三省“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随后制以皇子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动色，中外大悦”;同时以恩平郡王赵璩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始称皇侄。

储位既定的过程中，赵玮与权相秦桧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衢州发生盗乱，秦桧派殿前司将官辛立率千人前往捕治，却不上报。赵玮入侍时向高宗言及此事，高宗大惊;次日以此问秦桧，秦桧称盗乱不足烦圣虑，故不敢上报，准备等盗乱平定再奏。秦桧退朝后，知道是赵玮所奏，遂忌恨于他。到秦桧病重时，其家秘不发丧，并谋划以秦桧之子秦熺代相，赵玮又密启高宗，揭破其奸计。

完颜亮南侵与请战风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十月朔下诏亲征。此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之计，建王赵玮愤激难平，上奏自请率师为前驱;高宗对此顿生疑心，勃然大怒。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时任建王府直讲的史浩以病告假数日，听说此事后急忙以晋献公太子申生、汉惠帝之事进言，力称太子不可将兵，并指出危难之时父子不可跬步相违，唐肃宗灵武称帝之事即是前鉴，“肃宗第得早为天子数年，而使终身不得为忠臣孝子，诚可惜也”。建王闻言大悟，问计于史浩，史浩遂代其起草奏书，痛陈悔过之意，改请随驾扈从以尽子职。

高宗接到请战书后先起疑怒，随后看到下一道奏书才怒气稍解;他又认为赵玮处事不至于如此老练，追问缘由，得知出自史浩之谋，不禁赞叹“史浩，真王府官也”，并批准建王随自己赴建康督师，以便他能遍识诸将。同年十月，建王以明堂恩改授镇南军节度使;十二月，扈跸如建康。次年，史称“隆兴”的政局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内禅与即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高宗立赵玮为皇太子，并改名昚。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高宗倦于政务，宰相陈康伯密赞大议，认为若不早正名分，恐臣下有疑似之心，且诸将分屯江上，必须让他们明确知道圣意;五月的内降诏中，高宗自述“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称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可立为皇太子。改名的过程亦有一段插曲：初改之名与唐后主名同音，经臣僚提出后，急取旨改赐名“昚”，十日后赐字“元永”。

六月十日，高宗出御札宣布“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同月，高宗行禅位之礼，百官班列紫宸殿下，有司设黄麾仗五百人、太常宫架乐工百人，设而不作。仪式前高宗曾谕示传禅之意，赵昚流涕固辞;当日遣中使召其入禁中，再加面谕，他仍推逊不受，径趋侧殿门，打算退回东宫，经高宗再三勉谕方才止步。高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毕，左仆射陈康伯等升殿称贺，高宗自陈“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在朕意”，并称“皇太子贤圣仁孝，天下所知”，嘱咐群臣勉力辅佐嗣君。

赵昚受禅之际的举动为当时所记：他服袍履，由内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侧立不坐，应奉官依次称贺，内侍扶掖七八次，方才略略就坐;宰相率百官称贺时，他又遽然起身，表示不敢当;陈康伯等请他正南面就座以副太上皇付托之意，他仍以“此大位，惧不克当”辞逊。仪式之后，太上皇即日赴德寿宫，赵昚服赭袍玉带，步出祥曦殿门，冒雨扶辇而行，至宫门仍不肯止步，太上皇再三挥手辞谢，令左右扶其回还，并说“吾付托得人，斯无憾矣”。这一节记载见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内禅中少见的细节记录。

隆兴北伐与符离之败

赵昚即位之初锐意恢复。他先为岳飞平反并追封鄂国公，肃清秦桧馀党，起用老将张浚主持军事。他与张浚的关系为后世所称：据宋代记述，他将论述恢复之策的文章送给张浚，又把张浚的生辰牌位列于宫内祠中，每遇疑惑，先至祠中恭拜，再召张浚入宫询问详情，以示不敢当面诘问;一些大臣认为此举有违君臣之义，赵昚却宣布“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为备战，他推行整军，并亲自在宫中习武。据岳珂《桯史》所载，隆兴初年他锐志复古，亲御鞍马以习劳事，仿佛陶侃运甓之意，时常召诸将在殿中击鞠，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他并不听从。他又希望得到太上皇的支持，即位之初每次赴德寿宫问安都兴致勃勃谈恢复大计，高宗却屡屡表现出不耐烦，一次更说“大哥，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讨论这件事吧”，赵昚默然无言，此后在高宗面前不再谈及恢复之事。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赵昚听从张浚之议发兵北伐。张浚坐镇扬州协调诸军，五月初四日李显忠、邵宏渊两将相继出兵。李显忠顺利渡过淮河，进抵陡沟，与金将萧琦交战，宋军士气高昂，大败金军，随即乘胜收复灵壁。邵宏渊进攻虹县却不顺利，数万宋军围攻仅有数千人防守的县城连日受挫，直到李显忠派灵壁降卒入城劝说金将蒲察徒穆等放弃抵抗后才得以入城，邵宏渊因此心生妒忌。李显忠随即挥师北上，一路攻至宿州城下，建议两路合攻，邵宏渊不置可否，李显忠只好独自血战，攻下宿州。赵昚闻捷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三路招讨使，邵宏渊为招讨副使，并准备御驾亲征。

然而金军很快站稳脚跟大举反扑，宋军主将李显忠与邵宏渊不合，孤军深入、兵力单薄。张浚察觉危险准备命令撤退，符离一战宋军大溃，此前收复之地多不能守，北伐以失败告终。李显忠、邵宏渊的失和与配合失灵是此役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前朝中关于是否出兵的争论也已留下记录：李显忠、邵宏渊奏请进兵时，史浩曾奏称二将擅自请战、恐督府命令不行;张浚请入觐并乞即日降诏幸建康，史浩陈三说不可，退朝后又与张浚辩论“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张浚主张中原久陷不取则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则不同意中原尚有豪杰之说。省中忽得邵宏渊出兵状，始知出兵不由三省、径檄诸将，史浩因对陈康伯言“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并提醒“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论其事后，史浩出知绍兴。

隆兴和议与主和主战之争

北伐失败后，赵昚起用主和派汤思退等人，宋廷陷入和战之争。当时金朝要求恢复绍兴和议的条款，否则兴兵南下。赵昚不顾张浚反对，派卢仲贤赴宿州金军营中议和。金人提出四项要求：宋军退出海、泗、唐、邓四州;每年如数按期交纳岁币;宋帝向金主称臣;遣散叛臣，实为绍兴和议内容的翻版。赵昚虽欲议和，却觉得条件过于苛刻，临行前告诫卢仲贤不可答应退还边地，岁纳币绢数亦应有所减少，其他方面酌情力争;汤思退唯恐和议不成，私下嘱咐卢仲贤全盘应允。卢仲贤懦弱不敢争辩，只表示回朝禀报。仆散忠义交给其文书，除将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外，其余悉如前议，并限宋方于十一月二十日前答复。卢仲贤持书归来后，赵昚将他革职下狱，发配外地。

此后汤思退又奏请再派其党羽王之望为正式通和使者赴金廷议和，表面声称重议条件，暗地嘱咐一概同意金人要求。太上皇高宗亦向赵昚施加压力，敦促尽快达成和议，并表示王之望出使时自己打算另备礼物送给金世宗。赵昚无奈同意，后又因主战派陈良翰、虞允文等反对，下令王之望一行暂停北上、在边境待命，另遣胡昉为非正式使者再赴金营交涉，声明四州决不可还。胡昉一到金营即被以超过期限为由关押，金方并称必须归还四州否则和议无从谈起。赵昚愤然决定中止和谈，召王之望一行回临安，命前线严加防备;张浚顺势重提临幸建康之事，赵昚答应，并决定在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动身。

不过，赵昚中止和议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时激愤，对重开战局并无足够信心。等胡昉被放还、金世宗借机释放和谈信号后，他刚振作起来的锐气大减;加上汤思退等人轮番怂恿，态度再度变化，决定取消建康之行，重新与金议和。隆兴二年三月，他下令驻守江淮前线的各路大军陆续撤退归营，并派汤思退、王之望分任淮东、淮西宣谕使监督诸军后撤;四月再罢撤江淮都督府，同意张浚辞职;五月遣散“效用”军士，禁止前线将领接纳北方叛臣;六月命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执行，被罢官;七月撤消江淮一线守备，退出海、泗等地;八月分遣魏杞和王扑赴金廷与金帅仆散忠义军营商谈和议;九月任命汤思退为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及江、池等州各路军马都督，使其执掌长江中下游军事大权，同月又以王之望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至此朝中军政大权完全为主和派掌握。

魏杞临行前，赵昚确定的谈判原则为“正名、退师、减岁币、不返叛臣”，实际上已不再涉及关键性问题。魏杞行至途中被仆散忠义扣留，金方要求拆看赵昚给金世宗的国书，进而提出必须再割让川陕前线的商、秦各州，否则将统率大军南侵。赵昚只得遣人更换国书，表示愿归还海、泗、邓、唐四州并维持岁币旧额。仆散忠义仍不满足，宣称宋廷和意不诚，率军发动进攻，宋军溃败，金军突破淮河防线攻入淮南，到十一月初濠州、滁州、楚州相继陷落，扬州岌岌可危，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

在金兵大举南攻前夕，赵昚接到魏杞的报告，闻知金人得寸进尺，已对听信汤思退等人之言感到后悔，说“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表示若金人坚持以割取商、秦等地要挟，则只能弃和为战;他下令各路军马重新开赴前线，命魏杞停止议和，将所带礼物钱帛犒赏前线将士。魏杞在汤思退指使下拒不奉诏，只暂时退回镇江。及至金兵突破淮河防线，赵昚重新起用陈康伯为首相、虞允文为副相兼同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十日下令免去汤思退一切职务、削夺国公爵位，押赴永州管制，汤思退途中死去。此后宋金重开谈判，于隆兴二年达成“隆兴和议”，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岁币有所减少，次年改元乾道。

乾道年间的内政与经略

隆兴和议后，赵昚一面加强对金的防备，一面着手内政。他先设法改变有辱国体的受书之礼：绍兴和议后，每次金使南来，宋帝必离榻降阶接受国书，以彰显金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赵昚继位初年，宰相陈康伯深以此礼为耻，改为由伴使取国书进上，表示宋帝与金主同为至尊、地位平等;主和派汤思退为相后又恢复绍兴旧礼，赵昚迫于时局忍辱接受。隆兴和议虽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受书礼却未改变，赵昚内心深以为耻，一直寻找机会更改。乾道六年（1170年），他任命起居郎范成大出使，范成大在密谋攻金之际当面提出更改要求，金世宗怒不可遏，金廷诸臣纷纷要求扣押范成大，但金世宗又为其誓死不辱君命的气概所折服，力排众议放其南归;金世宗断然拒绝改变和约的任何条款，只同意将北宋诸帝陵寝悉数南迁，以堵住宋廷索回河南之地的借口。范成大回国两月后，赵昚再派中书舍人赵雄借贺金主生辰之机要求更改受书礼，金世宗以宋方不迎钦宗梓宫却一味索还河南陵寝相责，并称受书礼多年无异议而今日突改、无从谈起信义，赵雄无功而返。进入淳熙年间，赵昚的北伐雄心逐渐磨灭，宋金关系步入三十余年相安无事的阶段。

在内政上，他着力于整顿吏治、裁汰冗官与经理财政。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他决定仿效汉代体制，改称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裁去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三省职事正式统归两丞相执掌，北宋以来以尚书省副职临时执掌相权的局面由此结束，丞相不论职权还是名位(官阶由从一品改为正一品)都较以前有所加重;这一变动与他当时欲加重虞允文职权、谋划再次北伐有关。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他任命陈俊卿为右相兼枢密使，旋进为左相;次年六月再起用虞允文为枢密使，八月擢为右相仍兼枢密使。两人均为主战派。虞允文入相后积极主张修改隆兴和议的有关条款，建议遣使赴金，要求归还北宋诸帝陵寝所在的河南地区并更改屈辱性的南北交往礼仪;陈俊卿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徒劳，不仅无助于改变南宋对金的屈辱地位，反而会引起金人怀疑。赵昚采用虞允文之议，陈俊卿不得已辞职。乾道八年九月，赵昚批准虞允文辞去相职，改任其为四川宣抚使，加少保、武安军节度使衔，封雍国公，决定川陕方面由虞允文指挥、江淮方面由自己直接负责，约定东西两地同时起兵、会师河南;不到两年，虞允文卒于任上。

在选相用人上，隆兴、乾道间亦有反复。魏杞始终反战主和，入居相位后每遇赵昚谈起恢复之事都提出理由劝阻，令赵昚相当失望;一年后赵昚以冬至打雷为由免去叶颙、魏杞的相位。翌年二月升蒋芾为右相，使其独掌相权，但以主战著称的蒋芾反以“天时人事未至”为由大加劝止，主张维持既有和局，赵昚打算让他出任北伐统帅时又被一口拒绝，仅历五个月即下令免其职。乾道初年，赵昚还曾命大臣蒋芾理财，因其被视为较善于理财的士人而任为宰相，但其任职后在理财方面并无建树，使赵昚大失所望。

财政方面，自北宋以来费用浩繁、支出冗滥的现象一直严重。赵昚一即位就表示要“务从省约，无至劳烦”，并首先从自身和朝廷做起：按惯例每年君主生日各地州县都要贡奉大批金银财物作寿礼，不少官吏趁机中饱私囊，即位次日他即宣布暂停各地进献寿礼，三个月后决定停止会庆节(其诞辰日)的庆祝活动。为弥补财用不足，南宋曾增发纸币，结果币值贬降严重，如钱引一千官府规定值铁钱一千二百八十文，民间交易中实际只值七百文;东南会子一千原值铜钱一缗，后降为七百五十文;湖北会子更降为每千值现钱五百至六百文。赵昚因此在乾道三年（1167年）底下令拿出库银二百万两、现钱二百万缗，将大部分东南会子收回，以余下的五百余万为基本定额定期更换。他还对一些赋税作了调整，主要是确定每年税额以稳定财政收入，如规定临安、建康、镇江三地榷货务和都茶场的岁入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其中建康一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超出定额者受赏、未完成者受罚;又规定临安府酒税每年以一百六十万缗为额(后增至二百一十万缗)。这些措施触及当时财政的根本问题，但由于宰相兼管财务在精力与能力上均难兼顾，加之士大夫多以理财为耻，实际效果有限。

对于百姓疾苦，赵昚在即位前已有所了解。即位次日，他下诏要求各地官员仔细求访“应有忧民之事，条具开奏”，以便尽可能去除“民间科扰”，并下令免去四川地区历年所欠租赋;至八月颁发宽恤百姓的十八条具体措施;十一月免征各地酒坊欠税四十万缗;十二月免征四川地区扰民严重的税钱;不久又豁免秀州等地贫困之家的欠租。自绍兴末年以来各地自然灾害频起，两浙地区连续两年大水，灾民成群。隆兴元年（1163年）他下令免除两浙受灾百姓当年租赋;隆兴二年（1164年）特从内库拨出银四十万两、籴米以济灾民，并调拨江西义仓米二十万石分发。他要求有关大臣与台谏言官监督救灾物资的分发，一经发现截留克扣或假公济私即予弹劾惩处。对大臣建议分遣灾区官吏祷于山川神祇“以缓天谴”，他认为“应天当以实”，与其寄望于神灵，不如踏实行动，并带头削减宫中开支、“避殿减膳”，将节省的钱物用于赈灾。

在救荒制度上，他一面整顿义仓、严禁挪用，广设常平仓以备急需，一面探索新的办法。乾道四年（1168年）五月，福建一带饥荒盛行，建宁府崇安县创置社仓，请官府贷粟六百石分发给饥民，秋收后连本带息归还;知府王淮命另立一仓设于乡社，选派专人管理，饥荒时救济、岁丰时纳入。社仓设于乡镇基层，由参加者选派代表管理，便于监督而弊端较少，实行数年后除还清原贷六百石外又积有三千一百石，“虽值荒年，民不歉食”。淳熙年间，赵昚正式颁诏各路将社仓法推广到全国，规定各地借常平仓或富豪部分粮食在乡社设仓，参加民户以十家为一甲、推选甲首一人，以五十家为一社、推社首一人，由出粮的富户、社首、保正及在乡士大夫负责管理;参加者开具一家老少人数登记在册，大人限贷一石、未成年者限贷五斗、五岁以下不贷;开始时收息二成，所交息累计为贷本十倍时停止收息，只收耗粮三分，凡拒绝还贷者予以重罚。社仓法在其试行和初行时对救助贫民渡过灾荒起过积极作用，全面实行后则因不少富豪乡绅从中舞弊而渐成民害。

整肃吏治方面，赵昚在即位当年十一月即下诏加重对贪官污吏的惩罚，规定凡经审查确认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律免职、终身不许再用，以前已被重新起用的也要依此改正;为防止有人伪造履历、隐瞒犯赃经历或冒名顶替再入官途，命有关部门将每一件贪赃案详细记录在册，供官吏录用时核查。不久又规定：凡朝廷命官犯贪赃枉法之罪、情节严重的，除没收全部家产外，一律像一般罪犯那样黥面刺字、流戍边地。起初有人以为不过“新官上任三把火”，如官吏石享义置三令五申于不顾继续贪污受赇，事发后赵昚极为震怒，下令按法籍没其家产、刺配边地，官吏们至此才认识到其惩治贪腐的决心。他又重视官吏考核，认为改变积弊必须严格考核、以实际业绩和才能为升迁依据，并限制升迁名额以鼓励竞争。隆兴元年（1163年），他在广泛征求大臣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每年地方主要官吏的升迁以八十人为限，被迁者必须经过至少九次以上考核并由二名大臣保荐，若符合条件者不足规定数则宁缺勿滥，政绩特别突出者不受名额限制。考核内容视各地情况而定，如湖南等地以垦田多寡和农业好坏为主要内容，淮南、川陕等边境地区主要检查其能否“安辑流亡，劝课农桑”;考核不通过者或增加考核次数、延长考核年限，或降官贬职、就地免职，各路主任官还须定期将所属各级官吏具体情况上报朝廷。不久又规定朝中官员的升迁标准，如侍郎升为正职必须先出任地方官职且考核通过，否则不仅不能升迁还要视情处罚。针对朋党之风，他以“知无不言，言皆当理”八字作为大臣尤其台谏言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载入训词并反复告诫臣下在职应“留意政事”、做事应“立纪纲，正法度”。他曾因龙大渊、曾觌二人被破格任以显职而遭御史刘度、胡沂等相继上书反对，误以为刘度等人串通复行朋党之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将他们撤职，并声称一定要破除朋党之风;后来了解事实真相，才重新恢复有关官员的职务。

军事上，乾道二年（1166年）、乾道四年（1168年）和乾道六年（1170年），他在前后不到五年间连续举行三次大规模阅兵，目的有三：向朝廷内外表明不甘苟安、立志恢复的决心;鼓舞士气、激励斗志;促进军队整顿并了解战斗力。连续三次大规模阅兵为南宋建立以来所未见，在当时苟且风气弥漫之际振奋了民心。他除亲自教阅军队外，又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集中演习教阅，以便发现平时训练的不足并加以改正，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准予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亦予颁赏，如成绩优秀的弓箭手每人每月可加三至五斗军粮、弩箭手可加五至八斗军粮，各方面能力都出众的还可另升二级官资;他曾对虞允文说“军中既有激赏，人人肯学事艺，何患军政不修”。三次阅兵给将士的赏赐都十分优厚，如第二次阅兵颁赏所费计金四十镒、钱十余万缗。赵昚自己也习武不止，常带皇子与侍从武臣或在宫中骑马对阵，或在玉津园练习箭法，朝臣多有议论，认为有失皇帝尊严，纷纷上言谏阻，他依然我行我素。岳珂《桯史》记有其一次骑马遇险：一日亲按击鞠，折旋稍久，马不胜力逸入庑间，屋檐甚低，侍从惊呼失色，他却于马驰过之际手拥屋檐、垂立而下，神采不动，并指示马的去向令人追之，殿下皆称万岁，其事与宋太祖早年骑马遇险时处变不惊的记载相似。

马政方面，赵昚在位时南宋仍延续绍兴年间自主养马的政策，先后设立淮南地区的扬州马监和荆襄地区的龙居山马监、应城马监，但所得马匹既少且品质差，到乾道九年（1173年）所有马监全部关停，原经高宗扶植的临安南荡监也于同年罢废，此后战马完全依赖从吐蕃、大理购买的川马和广马。川陕方面，绍兴末年以来陆续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共十三州、三军之地，因处置失当而重新落入金人之手;及至虞允文自川陕还朝汇报实情并极言此举之失，赵昚才发觉自己为史浩的片面之辞所蒙蔽，后悔不迭，连呼“史浩误我”，急忙再次下诏要求吴璘根据前线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进退，但木已成舟，势不可挽。

禅位与晚年

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去世后，赵昚表示要为其守三年之丧。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二十日，他正式向宰执大臣宣布将禅位于皇太子，从此退休静养以守丧，二十八日改德寿宫为重华宫作为退位后的居所;二月二日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仪式，赵昚成为太上皇，被尊为“至尊寿皇圣帝”。此前他已着手让太子参与政务：先让太子参与朝廷决策，十一月初二日正式命太子参政并设立议事堂，作为太子与宰执讨论政务的场所;次年正月又进一步放权，规定除朝中馆职、地方监司及武臣刺史、钤辖以上重要职务的任免仍由自己掌管外，其他官员的升降补调概由太子决定，只需上报取旨;不久更让太子直接随朝听政，凡朝政国事均先与太子商量后才决定。

然而继位的赵惇(光宗)对生父远不如赵昚对养父高宗那样孝顺，时而朝拜、时而称病数月不去，其皇后李凤娘又在立太子之事上多方挑拨，怂恿赵惇不去重华宫朝拜。赵昚因赵惇夫妇不孝、经常不见自己而郁郁不乐，忧愤成疾。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其病势已相当严重，赵惇仍不肯到重华宫探视，反而与李凤娘同游玉津园;五月赵昚病情进一步恶化，自觉不久于人世，很想在离世前再见赵惇一面，每天多次询问赵惇来否，赵惇与李凤娘闻讯后依然无动于衷。丞相留正等率群臣再三恳请赵惇满足太上皇最后的心愿，赵惇却挑衣而起不愿多听，留正等人紧拉其衣角劝道“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赵惇置若罔闻径自返回内殿，以致龙袍被撕裂;过了两天，赵惇传出旨意命留正等人停职待罪。消息传到重华宫，赵昚对赵惇彻底失望，遂病入膏肓，于绍熙五年六月初九日(1194年6月28日)崩于临安府重华宫重华殿，年六十七。同年十月，上谥号“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庙乐名“大伦之舞”;十一月葬于永阜陵。庆元三年（1197年）六月加谥“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后宫与近臣

赵昚在位虽久，后宫无宠幸著名者。据记载，其后宫有蔡贵妃、李贤妃、张贵妃、陈淑妃：蔡氏初入宫为红霞帔，乾道二年封和义郡夫人，淳熙三年进婉容，其父蔡霶历任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淳熙十年秋以笃老拜宜州观察使，同年冬蔡氏拜贵妃，淳熙十二年秋去世;李氏初入宫为典字，淳熙三年冬转通义郡夫人，七年冬为婕妤，九年春生女不育，次年秋去世，赠贤妃;张氏初为红霞帔，封同安郡夫人，进婕妤、婉容，淳熙十四年春拜为妃;陈氏初封新平郡夫人，淳熙十二年冬进美人，十四年冬又进婉容，绍熙元年春拜为妃。此外乾道中有宜春韩夫人、信安陈夫人，淳熙中有永宁刘夫人、新平黄夫人、南平关夫人、永阳王夫人、平原黄夫人，绍熙中有新安梁夫人、高平宋夫人、信安傅夫人、新安吴夫人、齐安韩夫人、咸宁吴夫人、缙云朱夫人等十四人，皆无品秩。时李焘在经筵因夜直，曾谏其后宫宠幸多、宫中妄费，赵昚答称自己已老，并无此事，近来只有葬李妃用三万缗，此外并无耗费。

近臣方面，淳熙中张说颇用事，任都承旨。一日张说奏请置酒延请众侍从，赵昚准许，并表示将致酒肴相助;张说退而约客，到期宾客毕集，唯独兵部侍郎陈良翰不至，张说颇为不平。适逢中使送来御酒珍膳，张说上表称谢，并附奏称自己奉旨集客而陈良翰独不至，是违圣意;奏上之后，赵昚忽问小黄门张说的宴会散了没有，得知其必定尽夜，便命再赐酒肴。张说大喜，又附奏称再三催促陈良翰仍不肯来;夜漏将尽时忽报中批陈良翰除谏议大夫，座客正在尽欢，闻讯皆怃然而罢。周密《齐东野语》以此事说明其用人自有主张，不为近臣之意所动。

宫廷中亦有若干见诸笔记的琐事。张端义《贵耳集》记寿皇赐宰执宴时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分称上党、泽州、湖州人，问其乡所出生药，上党出人参、泽州出甘草、湖州出黄蘖，遂有“如何湖州出黄蘖，最是黄蘖苦人”之语;因当时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谑，寿皇即日召其入见，赐第奉朝请。岳珂《桯史》又记德寿宫(高宗)颇属意玩好，孝宗极尽先意承志之道，时常网罗人间珍物以娱其颜;适逢将举庆典，市中有北方商贾携通犀带，经内珰进献，带十三銙皆正透，中有寿星扶杖而立。赵昚得之甚喜，不复问价，欲以为元日寿礼之助;商贾索价十万缗，既已成交，旁边一名内珰向商贾求金不得，便进言称寿星扶杖者其杖过于人头且诘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仅至身之半，是不祥之物，赵昚命人宣视果如所言，遂退还此带;此话传开之后，市上此类物品一时无人再售。这类记载出自宋人笔记，可与正史相参照，而不必据以推定宫廷生活的全貌。

即位之初的人事与岳飞之平反

赵昚即位后最先着手的是扭转绍兴年间的政治格局。他平反岳飞并追封鄂国公，肃清秦桧馀党，同时起用老将张浚；在其即位初年的朝局中，高宗朝主和的核心人物相继退出，主战与主守两种主张重新在朝堂上公开交锋。他一方面重用张浚主持军事，一方面屡次赴德寿宫问安时陈述恢复之志，试图争取太上皇的支持，这种“朝廷与内廷并重”的做法，构成了孝宗一朝前期政治的基本形态。

符离之后的人事反复

符离之败后，朝中的和战之争迅速激化。赵昚起初仍支持张浚，命其坐镇扬州协调诸军，并准备亲赴建康督师;随着战局逆转与太上皇催和，他先后同意罢撤江淮都督府、同意张浚辞职，并将虞允文调离前线。与此同时，主和派汤思退、王之望等相继掌握江淮军事与政务大权，朝中出现“主和得势、主战失位”的局面;直到金军突破淮河防线、进抵长江北岸，他才重新起用陈康伯与虞允文，并罢免汤思退。这一系列反复既与战场形势有关，也与内廷的压力相联，后世论者多以此说明其恢复之志始终受到牵制。

乾道后期与淳熙年间的为政取向

虞允文于乾道八年改任四川宣抚使、约定东西并举之策，不到两年即卒于任上;此后宋廷再未出现如虞允文那样名声卓著、坚决主战的重臣，赵昚也逐渐收敛恢复之志，为政以求稳为主。淳熙年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内政的稳定与制度的修整上，宋金之间也进入长期相安无事的阶段。这种从锐意恢复到守成求治的转变，是理解其二十七年统治的重要线索。

川陕之失与虞允文的进言

绍兴末年以来，南宋在川陕方向陆续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共十三州、三军之地，却在随后的处置中得而复失，重新落入金人之手。及至虞允文自川陕还朝汇报实情并极言此举之失，赵昚才发觉自己为史浩的片面之辞所蒙蔽，后悔不迭，连呼“史浩误我”，急忙再次下诏要求吴璘根据前线作战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进退，但木已成舟，势不可挽。此事既见其用人听言之偏向，也见其在军国大计上受臣僚意见左右的局限。

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庆国公令譮，令譮生子偁，即秀王。秀王之妻张氏梦见有人抱一只羊送给她，说「以此为识」，随后有娠，于建炎元年十月戊寅在秀州青杉闸的官舍生下赵昚，据说当时红光满室，如日正中。他稍长后命名伯琮。

高宗因无子而访求宗室子弟，从太祖子孙中比自己低一辈的「伯」字辈里挑选出十名七岁以下的儿童，赵伯琮即其中之一。经过审查，最后仅余两人供高宗定夺，一胖一瘦，胖者名赵伯浩，瘦者即赵伯琮。高宗粗略看过之后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三百两并遣送回家，随后又改口说自己没有细看，要重新审察，令二人叉手并立仔细观察。这时恰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赵伯琮不动，赵伯浩却抬脚踢猫，高宗皱眉说此猫偶然经过，为何无故踢它，如此轻狂如何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最终留下赵伯琮，将他养育在宫中。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他除和州防御使，赐名瑗；五年五月用左仆射赵鼎之议，在宫中设立书院教育他，书院建成后称资善堂；他读书强记、天资特异，高宗命他以拜礼见翊善范冲、赞读朱震。此后他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又改常德军节度使。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衢州盗起，秦桧派殿前司将官辛立率千人前往捕治却不向高宗报告，赵昚入侍时说起此事，高宗大惊；此后秦桧病重，其家秘而不宣并图谋让秦熺代相，赵昚又密启高宗，使其谋败露。在与恩平郡王赵璩的对比中，王府教授史浩对赵昚多方教导：高宗令二王各书《兰亭序》，赵昚进七百本而赵璩未进；高宗赐二王宫女各十人，赵昚以庶母之礼相待，赵璩则昵近之。高宗因此愈加称许赵昚，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下诏立为皇子，封建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军南侵，十月下诏亲征，当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之计，赵昚愤而上书请率师为前驱。史浩以晋申生、汉惠帝之事相告，力言太子不可将兵，并引唐肃宗灵武称帝之事为戒，说肃宗虽早为天子数年，却终身不得为忠臣孝子，实在可惜；赵昚大感悟，请史浩代草奏疏痛自悔过、请随驾扈从，经中宫进呈。高宗方在疑怒，览奏后怒气顿释，得知奏疏出于史浩之手，赞叹「史浩，真王府官也」，并批准赵昚随自己赴建康督师，以便遍识诸将。十二月，赵昚扈跸至建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甲子，高宗手诏立赵昚为皇太子，本拟改名「煜」，因与唐后主之名同音而改赐名「昚」，赐字元永。六月十日高宗下诏禅位，十一日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之礼：赵昚极力推辞，退到大殿侧门旁边打算回东宫，经高宗再三勉谕才流泪答应；即位时他侧立御座旁不肯就位，内侍再三传达太上皇旨意、扶掖七八次，他才略略侧坐，百官称贺时又跃起表示不敢接受朝拜。随后他在雨中恭送高宗出居德寿宫，至宫门仍不肯止步，高宗再三挥手辞谢，说「吾付托得人，斯无憾矣」。

即位之后，赵昚力图恢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命张浚主持北伐，但因将领不和、准备不足，宋军在符离之战中大败。次年宋金订立隆兴和议，双方维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此后他着力于内政：整顿吏治、裁减冗员、重视农业生产与水利，并多次减免赋税；乾道、淳熙年间南宋的经济与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乾淳之治」。他还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禅位于太子赵惇，即光宗，自居重华宫为太上皇；绍熙五年（1194年）去世，年六十八，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

孝宗一朝的另一特点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较为密切。他重视经筵讲读，多次召见大臣讨论政事，乾道、淳熙年间任用的宰执如陈俊卿、虞允文、周必大、王淮等人多有政绩；他对理学人物也有接触，朱熹、张栻等人曾在其朝中任职或受到礼遇。孝宗一朝因此在南宋的政治史与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既有恢复之志而未能实现，也在内政与文教上留下较多建树。

孝宗对高宗的孝养也是后世称道的一点：高宗退居德寿宫后，他按时问安、陪同游宴，高宗去世时他坚持服丧，甚至因此影响了朝政的运作。这种以孝著称的形象，与其「孝宗」的庙号相合，也与南宋一朝强调正统与伦理的政治文化相应。

隆兴北伐的失败对南宋的对外政策影响很大。此后孝宗虽仍有恢复之志，但朝廷在军事上趋于谨慎，宋金之间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此同时，南宋内部对和战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对立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反复出现。孝宗本人的处境因此带有某种矛盾：他既有心恢复，又不得不接受既成的和局，这一矛盾也是南宋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

他与高宗的这段禅让过程，被南宋史家视为本朝「内禅」的典范。

他在位二十七年，退居重华宫后又五年去世，是南宋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之一。

淳熙年间，他多次与宰执讨论恢复之事，也多次因故中止，其间的反复本身即反映了南宋国力与朝议的限度。

主要事迹

外交：更改受书之礼与隆兴和议的后续交涉

赵昚一朝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着力点，是在维持和局的同时设法削减隆兴和议中的屈辱条款。乾道六年（1170年）他派范成大出使，正式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与更改受书礼两项要求;金世宗拒绝改动和约条款，仅同意将北宋诸帝陵寝南迁，以堵住宋廷索回河南的借口。范成大回国两月后，赵昚再派赵雄借贺金主生辰之机提出更改受书礼，同样被金世宗以信义为辞拒绝。屡次交涉未果，宋金关系在其后三十余年间维持了相安无事的局面，隆兴和议中“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的结果，也成为后世评价其外交收获的主要依据。此外，他在位时宋朝与交趾的关系亦有制度性安排：淳熙年间交趾李天祚去世，宋朝按故事对交趾君主初立封交趾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后赠侍中与南越王，赵昚因李天祚自绍兴年间嗣位四十年且曾特封安南国王，欲厚其礼，最终仍赠侍中、追封南越国王，并于淳熙三年制授其子李龙𣉙为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赐推诚顺化功臣。

财政与经济制度

除纸币整顿与税额定额外，赵昚还试图从制度上解决财政积弊。他设置国用司以监督各财政部门，由宰相、参知政事亲自掌管，地位与权限均重，然而宰相既要负责全国政务与军务，又要兼管具体财务，精力与能力上均难兼顾，加之当时士大夫多以理财为耻、宰臣对财政并不通晓，制度设计虽触及根本问题，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

整军与阅兵

三次大规模阅兵是赵昚整军政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乾道二年、四年、六年连续举行，规模为南宋建立以来所仅见，既用于考察军队、激励士气，也向内外表明不甘苟安的立场。与之配套的是春秋两季的集中教阅、对练兵成绩突出者的破格提升与对武艺出众士卒的赏赐，以及他本人长期的骑射习武。自主养马的尝试在其在位后期以失败收场，乾道九年马监全部关停，战马此后完全依赖川马与广马的外购。

荒政与社仓

赵昚一朝的荒政由临时赈济走向常备制度：即位之初免除四川欠租、免征酒坊欠税、颁发宽恤十八事，其后又多次因灾蠲免与拨内库钱米赈济，并重视对救灾物资分发的监督。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社仓的成功实践经十余年完善，到淳熙年间由赵昚颁诏各路推广全国，规定了甲首、社首的设置以及借贷额、利息与罚则，成为中国荒政史上社仓法的重要节点。

用人与听政方式

赵昚对大臣的任用往往不徇近臣之意：淳熙中张说为都承旨、颇用事，曾奉旨宴客而兵部侍郎陈良翰独不至，张说两次附奏称其违旨，结果当夜即有中批除陈良翰为谏议大夫，座客尽欢之际闻讯怃然而罢。类似的还有他对台谏言官的态度：他既以“知无不言，言皆当理”作为台谏准则，又曾因误判御史刘度、胡沂等串通行朋党之风而将其撤职，事后查明真相，即恢复其职务。在选相上，他既用主战的虞允文、陈俊卿，也一度任用主和的魏杞、汤思退，和战形势变化时相权随之转移，反映出其用人随国是而动的特点。

交趾与周边关系

在南方，赵昚一朝对交趾的册封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安排。淳熙三年，交趾李天祚去世、其子李龙𣉙尚未受封，宋廷议定赐其来年历日诏书的称谓，最终按故事赠李天祚侍中、追封南越国王，并于同年制授李龙𣉙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赐推诚顺化功臣号，诏书有“即乐国以肇封，既从世袭;极真王而锡命，何待次升”之语，说明此次不经郡王一级而直接封王。周必大《玉堂杂记》记其制词称“乃眷一邦，兹传七世”，自交趾李氏受封以来已历七世;宋廷对其表章字如蝇头、几不可辨而屡加嘉许，亦可见当时对南方属邦的册封与文书往来已相当程式化。

人物关系

• 可靠资料所载关系见关联条目。

历史评价

评价该人物应以可核实的任职、活动、著述和同时代记录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