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世居河内温县。至东晋时期晋室南迁，司马孚之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之孙司马小槐始迁居山西夏县。司马光的曾祖司马政因唐末五代内乱未出仕。北宋初年，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死后赠太子太傅。父亲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1019年11月17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省信阳市）县衙官舍。此时其父司马池正任光山知县，因此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开始教他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为家人讲解其中要意。他好学不倦，"手不释书"，达到了"不知饮渴寒暑"的地步。童年时期，司马光做出了"破瓮救友"一事，震动京洛。《宋史》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司马光好学强识，诚实聪明，深得父亲喜爱。司马池每逢出游或与同僚密友交谈，总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之下，司马光在知识和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受到许多当时大臣、名士的赏识。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许多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丰富了社会知识。

科举入仕与初入官场

1038年（宝元元年），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会试，高中进士甲科。及第后授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成为忘年之交。同年，司马光与张存的女儿结婚。

1040年（康定元年），司马光为侍奉在苏州的父亲，求得朝廷改授为签书苏州判官事。1041年（但庆历元年）改元前又因丁母忧而离职，回乡服丧三年。此前，西北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宋夏战争爆发，宋军连连失败。宋仁宗为加强军事防御，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氏父子认为此举无益，司马光代父亲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弊端。 1041年（庆历元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夏县。"一年"之中，司马光"二亲继丧"，万分悲痛。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读了大量书籍，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中年仕途与谏官生涯

1044年（庆历四年）初，司马光结束服丧，在庞籍（司马池的好友，时任知延州）举荐下游幕于延州，同年夏秋之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1045年（庆历五年）春，黄河泛滥，武成军治所滑州受灾严重，司马光督役河上。1046年（庆历六年）冬，司马光入朝，以大理评事兼任国子监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饯行，司马光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

1047年（庆历七年），贝州王则起义爆发。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庞籍献计献策，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分化瓦解，只诛首恶。约1048年（庆历八年）五月之后，司马光得到时任参知政事庞籍的第二次荐举，除授为馆阁校勘。1051年（皇祐三年），同知太常礼院，任贡院属官，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系统研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为维系名分礼教敢于极言直谏的品格。1051年（皇祐三年），宦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其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大臣夏竦死后，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之谥不能赐给夏竦一类人。1052年（皇祐四年），迁官殿中丞，除任史馆检讨，"修日历"，又改集贤殿校书，专任史官。

1053年（皇祐五年）秋，庞籍罢相出知郓州，司马光应召赴任郓州通判，兼典州学。1055年（至和二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通判并州。1056年（嘉祐元年），司马光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奏状，建议仁宗立储君，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与西夏处于休战状态，但他并未放松警惕，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司马光予以推荐。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有利于保护边界安宁，一面禁绝边民与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此时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大败，不得已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责任被贬知青州。司马光向仁宗连奏三状，说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庞籍得知后上奏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庞籍与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庞籍死后，司马光待其家人如亲人。

1058年（嘉祐三年）七八月间，司马光入朝任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服。翌年迁官度支员外郎，"判（度支）勾院"。1061年（嘉祐六年），仁宗命司马光参与擢修起居注，他坚决推辞连上五状，认为此事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未收回成命。不久又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他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

1062年（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下葬赐卤簿。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不能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终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光还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1061年（嘉祐六年）上书《论宴饮状》，恳请仁宗为民着想尽罢饮宴；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1062年（嘉祐七年），司马光被擢升为知制诰，坚辞不受，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1063年（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为英宗。英宗与养母曹太后矛盾加剧，司马光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六月二十二日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反复劝谏，终使两宫矛盾趋于缓和。

1065年（治平二年）十月，司马光除授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因对谏职失望，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奏章中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位龙图阁直学士。

同年"濮议"之争中，司马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但英宗支持韩琦、欧阳修等主张称濮王为皇考的意见，并将反对派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开封。此举招致司马光坚决抵制，他与同僚纷纷自请同贬出京。《宋史》载："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

反对变法与退居洛阳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与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论。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辞不就。1070年（熙宁三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前往陕西永兴军任知军，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神宗问陕西民间状况，司马光直言青苗法和助役法危害陕西地区。1071年（熙宁四年），司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台，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在洛阳十五年，司马光不问政事，将全部精力投入《资治通鉴》的编修。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他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用功刻苦勤奋，以他自己的话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1084年（元丰七年）成书，共294卷300万字，前403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959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书成后，司马光官升资政殿学士。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

晚年执政与逝世

1085年（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1086年（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他排斥新党，废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同年六月，在司马光力主下，宋将此前从西夏攻取之地尽数还于西夏。司马光割地的理由是"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蹈，世世臣服者乎"。然而西夏得地后并未停止攻击北宋。

1086年10月11日（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享寿六十八岁。"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家世与幼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生于光州光山，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据《宋史·司马光传》："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相传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而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而"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之间画以为图。他好学强识，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父亲司马池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他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受到许多当时大臣、名士的赏识。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许多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社会知识。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而家法严正。相传他五六岁时要给胡桃去皮而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后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去皮；姊姊回来问是谁帮他做的，他欺骗说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

中进士与仕宦初期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他曾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弊端，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居丧期间，他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等。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即席赋诗说"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意气风发地来到开封。在庞籍任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时，他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那次起义只坚持六十六天，首领王则被杀而其余尽皆焚死。他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十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他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而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而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知青州。司马光向仁宗连奏三状，说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其行为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而至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之未受责罚。

谏职、两宫调和与濮议

英宗与皇太后之间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于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英宗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而太后离开英宗"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太后、一封给英宗。在这些奏章中，他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在边政上，他批评朝廷的政策说："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又说"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主张应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治平元年（1064年），他又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说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他在边事上的主张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他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司马光因对谏职彻底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又说自己"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位龙图阁直学士。此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独司马光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而王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而皆斥去，司马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编修《资治通鉴》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进献《历年图》五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共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后又编撰《通志》八卷，起而止于秦二世而止，上呈英宗而颇受重视，英宗命设局续修。治平三年（1066年），他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历时十九年。十月，《历代君臣事迹》修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故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该书制序、面授司马光，令他待书成之后写入，又赐给他自己在颍王府邸时的旧书两千四百零二卷。其编纂分为丛目、长编、定稿三步：长编就是把写丛目时编排的资料全部检出，经过认真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之后，进行综合归纳、重新整理成篇，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是删改定稿，由司马光自己负责，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削冗、修辞润色，最后总其大成而完成定稿。他曾自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而在此书最后完成的第三年，他就与世长辞了。《资治通鉴》全书年代起讫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三百多万字，在内容上除着重记述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外，同时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亦有所略述；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思缜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编次有序，"不漏不烦"，文字精练明畅。元丰七年十二月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他为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反对新法、退居洛阳与元祐更化

神宗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神宗不听，授他为枢密副使而司马光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在洛阳时，他曾总结说："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司马光生活俭朴：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同期亦居洛阳的王拱辰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而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仁宗深知司马光生活穷困，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以太尉留守西都，因慕唐白居易九老会而集洛阳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阳风俗尚齿不尚官而就资圣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并命闽人郑奂绘像其间。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席汝言皆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皆七十五岁等；唯独司马光年未七十，文彦博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其入会，司马光辞以晚进、不敢班富弼与文彦博二公之后而文彦博不从，于是预会者十三人。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很快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使他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十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而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他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但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而请求只知陈州，后来在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他又向高太后进言，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他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时，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在对外方面，他上台后主张将西北边境的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个军寨交还西夏，认为诸寨若不归还西夏，西夏的统治者就将经常担心北宋出兵"讨袭"从而"不得安居"，因此提议把元丰四、五两年内所攻占的所有军寨借新帝即位改元的机会一律主动退还；当时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去世与身后荣辱

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司马光始得疾，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哲宗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三日。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官其亲族十人；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开封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样悲哭。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身后荣辱几经反复：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而哲宗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章惇言不已，追贬其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而复其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又降为正议大夫，蔡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迨建炎初，诏以左仆射、赠太师司马光配享哲宗；绍兴十八年又令诸路转运司摹写各家貌像投纳，绘于景灵宫之壁；宋理宗宝庆二年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赵普、曹彬等凡二十四人而司马光与焉；咸淳三年诏封曾参等人配享先圣，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

主要事迹

史学贡献

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1066年（治平三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前403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959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载16个朝代1362年历史，历时十九年完成。司马光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分工搜集资料，撰写初稿，最终由司马光统一笔削润色。

《资治通鉴》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史论，集中体现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这些史论许多源自他早年居丧期间所写的文章。司马光还著有《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包含《国朝百官公卿表》《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等史学著作。

政治活动

司马光在谏官任上五年间上奏疏170余份，涉及立储、边事、后宫礼仪、赏赐制度等各方面。1056年（嘉祐元年）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奏状建议仁宗立储，最终促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在"濮议"之争中，他坚持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的礼法立场，为此自请贬黜。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强硬的守旧派，几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他批评王安石变法过于躁进，用人不善，变法官吏素质不良。司马光曾上奏神宗称："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晚年主持"元祐更化"，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在边事上，司马光主张与辽夏和平相处，反对边臣生事。他的主张得到辽、夏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文学成就

司马光为文学大家，其文风格质朴严谨，被王安石赞为"西汉之文"。1071年（熙宁四年），吕诲卒，司马光为他写墓志铭，王安石将其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司马光著有《传家集》《翰林诗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三十七种著作。其中《涑水纪闻》是宋代笔记小说的重要作品，记载了大量宋初至神宗朝的政坛轶事，为后世研究北宋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轶闻典故

破瓮救友：司马光幼时与一群小孩玩耍，其中一个掉进装满水的瓮中，其他小孩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瓮，救出小孩。后世"司马光砸缸"之说，是将"瓮"误为"缸"的结果。

剥胡桃皮：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司马光五六岁时，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去掉胡桃核的皮，他姐姐问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不可以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再说谎。

登州阿云案：登州女子阿云在为母亲守孝时被迫答应嫁给韦阿大，后趁韦阿大睡觉时砍伤了他。根据《宋律》，谋杀丈夫是十恶中的死刑。登州知府许遵同情阿云，建议只判有期徒刑。此案交由两制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分别持传统派和改革派立场。神宗下诏采纳王安石建议，"谋杀伤首原法"被确定，阿云免死。

学术成就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该书自治平三年奉命设局至元丰七年完成，历时十九年，仅从他"立志成一家之书"算起，包括《历年图谱》和《通志》的写成，到《资治通鉴》的最后完成，共用了三十年的岁月。它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且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年代起讫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全书三百多万字，内容上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治乱兴衰"为主而兼及经济、文化，构思缜密、编次有序、"不漏不烦"，文字简练明畅而寓意深刻。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新体裁，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后世研究此书更发展成为专门的"通鉴学"。

哲学思想

在哲学上，司马光把物质性的"气"看做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而作为万物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说"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关于天人之际，他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但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说"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并提出了"天人相济""天人相助"的观点：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稼穑，人也；丰歉，天也"。他讲"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反对把性理问题讲得太玄妙，批评一些人讲得"使人跋悬而不可及，积瞀而不能知"。他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尤着重讲"诚意""正心"：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又说正心就是"治心"，"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之术在于使语言行为无过与不及、达到"适中"。

书法与品格

司马光的书法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其隶书则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他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在宋人书法中自成一家。在品格上，他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其兄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而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他的诚心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他不纳妾、不储妓，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而他并未放在心上；相传有人劝他以五十万钱买一婢济贫，他复书说自己"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他又极爱惜书籍，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仍皆新若手未触，尝对其子说"竖贾藏货贝，儒家唯此耳"；每年从伏天开始到重阳节，每当天晴的次日就把藏书摆到桌上放到阳光下晾晒，读书时必先看桌上有无灰尘，坐着读累了就用一块方正的木板托着书阅读，从不用手直接捧着或把书卷起。

人物关系

• 远祖：司马孚（西晋安平献王）
• 曾祖：司马政
• 祖父：司马炫（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
• 父亲：司马池（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
• 兄长：司马旦
• 妻子：张氏（张存之女）
• 庞籍：父亲好友，忘年之交，多次荐举提携司马光，二人互相支持爱护
• 石昌言：同科进士，忘年之交
• 范镇：同僚友人，司马光曾托其代奏立储之议
• 刘恕、刘攽、范祖禹：《资治通鉴》编纂助手
• 宋仁宗：司马光早期仕途的君主，任谏官期间上疏170余份
• 宋英宗：命设局续修《通志》，司马光在"濮议"中与英宗意见相左
• 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作序，但司马光反对其支持的王安石变法
• 宋哲宗、高太皇太后：晚年召司马光回朝主持国政
• 王安石：政敌，围绕变法展开激烈争论，引发新旧党争
• 韩琦：在"濮议"和陕西义勇问题上意见相左
• 欧阳修：在"濮议"中主张称濮王为皇考，与司马光对立

历史评价

北宋/同期

• 王安石评价司马光之文："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邵氏闻见录》）
• 辽、夏对司马光的敬畏："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宋史·司马光传》）
• 司马光逝世时京师百姓的反应："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宋史·司马光传》）

宋元时期

• 《宋史·司马光传》评价："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
• 宋徽宗时蔡京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奸党"之首，刻碑立石示众，后碑被毁
• 南宋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收录司马光言行，视其为理学先贤

明清时期

•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认为二人皆为国事，但司马光过于保守
• 清代顾栋高编《司马温公年谱》，对司马光生平事迹进行系统考订
•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对《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近现代

•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赞《资治通鉴》为"天地一大文也"
•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史学方法
•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本质上是治国理念的分歧，二人皆竭诚为国，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