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超

人物生平

新罗出身与赴唐求法 慧超是新罗僧人，具体出生地和家世未见可靠记载。其生年约为704年，但不能据此计算确定年龄。慧超于719年抵广州，继而由海路前往天竺求法。 ### 西行及《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从广州出海，经南海和孟加拉湾进入天竺地区，巡礼佛教圣迹；此后向西北行经健驮逻、吐火罗、胡蜜等地，越过葱岭附近通道，再东行至疏勒、龟兹，沿河西走廊返回长安。将其西行、东归年份分别系于719年（唐开元七年）和727年（唐开元十五年）。其路线跨越南亚、中亚和唐朝西部边疆，沿途见闻后来成为《往五天竺国传》的主体。 《往五天竺国传》原为数卷，今传主要是敦煌写本残卷。书中记述各地政权、佛教及其他宗教、语言、衣食、交通和物产，也记录唐与吐蕃影响交错地区的见闻。慧超在龟兹等西域绿洲观察到唐军驻防和地方社会活动，并记录从天竺到中亚不同地区的佛教状况。行记兼有亲历观察和沿途听闻，能够补充八世纪区域史料，但残卷范围有限，个别地点及政治归属仍须结合其他文献考证。 ### 修学密教与晚年 金刚智去世后，他于742年（唐天宝元年）转从不空。上述密教活动细节见于该百科全文及所引资料。 慧超晚年在五台山乾元菩提寺修持，并于约780—783年间圆寂；该时间为现有材料的推定，并非确切纪年。具体日期及享年均不详。

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在西域对峙的情况。他写道，迦叶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东北有大勃律、杨同等三国属于吐蕃，而与大勃律相邻的小勃律，虽然衣着、人风、饮食和语音均与大勃律相同，却归唐朝管辖；大勃律原先曾是小勃律的一部分，是小勃律王的驻地，后来在吐蕃的压力之下不得已放弃大勃律而逃入小勃律，其在大勃律的属民遂归入吐蕃管辖。这些记述为研究八世纪上半叶葱岭一带的政治格局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从迦叶弥罗西北行一月路程到达犍陀罗，慧超记载了西突厥征服此国的过程，说这里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突厥贵族在此称王之后受当地文化影响而皈依佛教，甚敬信三宝。当时西域土人是胡、兵马是突厥的国家为数不少。阿姆河上游喷赤河以北的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南部库里亚布）国王是突厥人，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其语言则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这里虽然已经为大食所征服，国王及首领百姓却仍敬信三宝、有寺有僧，流行小乘教法。

慧超还追述了波斯被大食灭亡的大致经历，说大食原来本是波斯的牧驼户，后来背叛波斯、杀死波斯王并吞并其国。他又注意到波斯人擅长经商，许多波斯胡商从西海（今阿拉伯海）泛舟至南海，向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取诸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还航至汉地即中国贸易。葱岭以西的绿洲农耕区即所谓昭武九姓，已经成为大食的属地，当时这里虽然各自有王，却并属大食所管；这些绿洲大多信奉火祆教，不识佛法，唯有康国有一寺一僧，且遵从教规已不很严格。康国以东的跋贺那国（今费尔干纳盆地）是西突厥与大食势力交错的地区；胡国即粟特之北，北至北海（今咸海）、西至西海（今里海）、东至汉国，均为突厥疆土。

在吐火罗以东七日路程的胡密，慧超遇到唐朝的使臣，两人行路方向不同，却都感慨旅途的艰苦与漫长，慧超作诗为记，诗中有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之句。这段记载也说明当时葱岭一带虽然战乱不断，唐朝的使节仍在往来。

在求学得法之后，慧超决心前往印度游历。当时陆上丝路的局势混乱，先后有若干集团混战，对商贾旅客都不太友好，因此他从有海商往来的城市寻觅能直航次大陆的船只，经过漫长的转港航行，终于在靠近印度东海岸的港口登陆。此后他一路探访佛陀成道处、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由于情绪激动，他用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佛教之乡，而这恰恰是全书中最不客观的部分：他对西天乐土本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把印度描绘得美不胜收，如说国王如同神佛再世，只要下达判决便能令众人服从、绝不抗辩；印度也被美化为国王不用刑法的理想国度，甚至连奴隶贸易都不存在。这是早期僧侣游记常有的情形。

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事实，慧超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庙和佛塔如今香火稀少、僧侣萧条，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他还提到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都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这些记述在今天看来，反而成为观察当时印度社会与佛教状况的珍贵材料，与书中对佛国的美化形成有趣的对照。

慧超是新罗僧人，八世纪初泛海入唐，驻锡于唐地的寺院，并从密宗高僧受学。此后再由海路前往印度，遍礼佛迹，又由陆路经中亚返回中国，行程横跨南海、南亚与葱岭内外。《往五天竺国传》三卷就是他此行的记录，其书在唐代已经流传，后来在国内散佚，直到敦煌藏经洞的文献被发现，才重新为学界所知，今本首尾均残，所存部分仍十分珍贵。

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相比，慧超的书更侧重描写旅途所见的政治格局与各地民情，而不专记佛迹。书中反复出现唐、吐蕃、突厥与大食四种势力的交错，其中关于大食向东扩张的记述尤为可贵：他不仅记录了昭武九姓诸国向大食称臣的情形，也讲到波斯被大食吞并的经过以及波斯商人远航贸易的活动。这些内容为研究中亚在八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域外见闻的佐证。

在宗教方面，慧超的记载兼及佛教、火祆教与当地的其他信仰。他注意到葱岭以西的许多绿洲不识佛法而信奉火祆教，也注意到突厥贵族在成为当地君主之后皈依佛教的情形，说明当时中亚的宗教版图正在变动之中。他对自己信仰的佛教则在记述中带着明显的护持之情，这一点在他描写印度时表现得最为清楚。

慧超的书在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学术方面。近代以来，中外学者依据敦煌残卷与传世文献对它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使其成为与《大唐西域记》并举的唐代西行求法记录之一；书中对南亚社会的若干描写，如三重作楼的建筑与穷人的茅屋，也被视为观察当时印度社会状况的难得材料。

《往五天竺国传》所记的行程与见闻，与玄奘、义净的著作互为补充，而三书各有侧重：玄奘多记佛教史地与各国概况，义净详于南海与印度的僧团制度，慧超则以亲历者的角度描写沿途的政治与民情，尤其是大食东进的情形。敦煌残卷发现之后，中外学者围绕其成书年代、行程路线与所记地名的比定展开了长期讨论，这些研究也使慧超的书成为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常用史料。关于慧超本人的生平，记载不多，学界主要依据其书的自述以及唐代佛教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来推测他的行踪与年代，因此关于他入印与返唐的具体年份仍有不同说法。他所记的南亚各地涉及迦叶弥罗、犍陀罗、吐火罗与波斯等地，其名称的比定与方位的判断，至今仍是研究者讨论的题目。

主要事迹

西行见闻与交通史料 《往五天竺国传》记慧超由海路赴天竺、再经中亚陆路东归，涉及南亚与中亚多个政权和聚落。书中既有佛教圣迹及僧团活动，也有关于当地统治者、商旅、语言、饮食和交通的记述；其中对大小勃律、犍陀罗、粟特地区及西域绿洲的观察，为认识八世纪区域联系提供了旅行者视角。现存文本为残卷，不能据其片段概括所有地区或整个社会。 该书与法显、玄奘、义净的西行记录互相补充，所记年代与区域为八世纪上半叶南亚和中亚史研究提供材料。慧超的贡献主要是保存旅行和见闻记录，不宜把行记扩展为系统地理志或对各地社会作出的全面调查。 ### 密教修学与译经 慧超归唐后继续从金刚智、不空学习密教，并参与唐代佛经翻译。具体译经书目及分工以史料记载为限，不据后世归纳扩写为独立译者或译场主持人。

人物关系

• 金刚智：慧超在广州及长安修学密教的师长。
• 不空：金刚智之后的师长。
• 唐代宗李豫：
• 赵颐贞：安西副都护。
• 唐朝使者（姓名不详）：慧超在吐火罗行旅时遇到的使者；行记记慧超因此题诗。

代表作品

• 《往五天竺国传》：记录慧超西行求法及沿途见闻的行记，原书已佚，现存敦煌写本残卷。
• 《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

轶事典故

慧超在吐火罗行旅时遇到一位唐朝使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记他题诗道：“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短短两句写出双方旅途方向不同、归路漫长的感受。该诗见于行记残卷，也反映了慧超在记述各地见闻之外，以诗记录个人行旅情绪。

历史评价

慧超及《往五天竺国传》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保存八世纪上半叶天竺和中亚的旅行资料。行记记录了佛教圣迹，也涉及地方政权、交通和日常生活，为区域史及中外交通史研究提供了补充材料。由于现存文本只是残卷，且不同段落包含亲历和转述，对其中地点、政权及社会状况的判断仍需与其他史料互证。 敦煌残卷在20世纪初重新发现后，《往五天竺国传》成为中、韩及国际学界研究的对象。现代研究通常把它与其他西行求法记录并读，关注其路线、叙事方式和沿途社会观察；这类评价针对文献价值，不等于对慧超生平每一细节都已形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