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

人物生平

家世与藩王时期

朱由崧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为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朱常洵长子，明熹宗朱由校与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兄弟。其祖母郑贵妃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与“三案”中处于争议中心，这一背景在他即位前后仍被反复提起：东林一系的官员担心他即位后会追究昔日攻击郑贵妃之事，因此主张另立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就血统次序而言，崇祯帝殉国时其太子朱慈烺及永王朱慈炤、定王朱慈炯皆陷于清军之手，崇祯帝已无在世兄弟，天启帝无子，其他兄弟多未成年而亡且无后，故应由崇祯帝之父明光宗的诸弟中选择；福王朱常洵为光宗诸弟中居长者，朱由崧既为朱常洵长子，在太子与定、永二王无法至南京继位的情况下，本为第一顺位。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朱常洵被杀，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怀庆闻警，他从怀庆出逃至卫辉，投奔潞王朱常淓；三月初四日卫辉闻警，他又随潞王逃往淮安，与南逃的周王朱恭枵、崇王朱慈爚等共四位藩王的八十余艘船同日抵达淮安。漕运总督路振飞、淮安镇总兵刘泽清前往迎接，出于安全考虑安排四王一同寓居于河下西湖嘴的舟中；三月十一日，年已六十五岁的周王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等三王上岸，住在山西太原盐商杜光绍的绾秀园中。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是为甲申之变；二十九日，这一消息传到淮安。

南京议立与监国

四月十四日，有两名从皇宫逃出的太监抵达南京，南京府部科道各官方得知北京已陷、崇祯帝自缢的确切消息，挑选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李自成俘虏，其他近支藩王如惠、瑞、桂等王都远在外地，皇位只能在避难淮安的福王朱由崧与潞王朱常淓之间选择。按亲疏关系，福王是神宗之孙、支派最近，最占优势；潞王是穆宗之孙、神宗之侄，关系较远。但多数大臣认为福王品行有亏，前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归纳出“福王，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史可法亦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关于“七不可立”说的来源，现代研究者认为，南明诸臣中钱谦益、吕大器在拥潞排福过程中出力最多，二人之一极有可能是该说的最早归纳者；东林背景的官员因在继承顺序上无法否定朱由崧，转而攻击其个人品德，意在取消其即位的合法性，而马士英、阮大铖则利用此说向弘光帝进谗以打击东林派系，清修《明史》采纳该说，也为南明“伪政权”的定性提供了依据。

拥立过程本身较为复杂。据姜曰广《过江七事》所记，议立之时史可法已率勤王军渡江至浦口，“不在南京，未参与核心决策”；“立潞”主张实由江南乡绅提出，“江之南北诸绅，则辈起拥潞王”，而非东林朝臣主导；马士英与姜曰广商议时称“以亲以贤，惟桂乃可”，史可法亦赞同并准备迎立；守备太监卢九德“合盟”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武将，自行策划拥立福王，马士英见势已成，“不敢支吾，遂隐前说，且乞附盟”。史可法不知马士英已变卦，仍写信反对立福王，此信后来被马士英利用，成为要挟史可法的把柄；姜曰广在朝议中主张先祭告太庙再行拥立，本为程序之请，却被阮大铖曲解为“反对拥立”。姜书虽带有个人立场，但揭示了文臣、武将、宦官三方博弈的复杂过程，打破了“马士英一手拥立”的简单化叙事。另一面，马士英与武将刘泽清等结合，从而获得内外两方面的助力，同时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大臣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史可法表示反对，马士英暂时没有反驳，还特遣私人向史可法传话说“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史可法信以为真，随即移书马士英答以“七不可之说”。

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立福王，议遂定以福王继统，告庙并修武英殿。署礼、兵部印的吕大器进入会场，揭发福王“七不可”并力主立潞王，刘孔炤则怒形于色，与李沾、郭维经等破口大骂，从气势上压倒拥潞诸臣；混乱之中，韩赞周拿出刘孔炤等事先拟好的拥立福王誓文，忙说“快取笔来”，要求众臣签字，很多官员迫于其气势签名并通告朝外，史可法也只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其后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礼部率百司迎福王于仪真。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至浦口，魏国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翌日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四月三十日，南京百官迎见于龙江关舟中，请其为监国。当时朱由崧穿着角巾葛衣，“旧枕敝裘，孑影空囊”，十分落魄；他在答兵部劝进之书时说“国母（邹妃）尚无消息，支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群臣行礼时他“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并竭力推辞劝进，说“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经过三推三让，他勉强接受劝进：五月初一日骑马自三山门环城而东，拜谒孝陵与懿文太子陵，随后经朝阳门入东华门、谒奉先殿，出西华门，以南京内守备府为行宫；初二日群臣至行宫劝进，朱由崧以太子及定王、永王下落不明、且瑞王、惠王、桂王均为叔父行，应择贤迎立为辞，诸臣再三劝进，乃依景泰帝故事先以监国名义视事；五月初三日，自大明门入大内，至武英殿行监国礼。同日，吴三桂引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监国之初，史可法上殿进言“王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朱由崧只说“是”而无具体答复；徐弘基及内守备等各有所奏，他仍倾耳静听、默不作声，随即退朝。当日群臣议定他先以监国上台再行登基，于是连上三道劝进表，前两道他均只同意监国，五月十一日群臣上第三道表时方正式接受；监国期间他已宣布初六日为崇祯帝发丧，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改元弘光。

追封与初政的人事安排

即位后，他在六月追封祖母郑贵妃为孝宁太皇太后，父福忠王朱常洵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改谥孝皇帝），立庙于南京、墓园称熙陵；上嫡母邹氏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生母姚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追封洛阳城陷时遇害的胞弟颍上王朱由榘为颍王，谥曰冲。六月又上崇祯帝庙号思宗、谥号烈皇帝；七月追复懿文太子帝号，追崇建文帝、景泰帝庙号谥号；九月初三下令为北京殉难诸臣上谥号，计文臣二十一人、勋臣二人、戚臣一人，随后又给郢国公冯国用、宋国公冯胜、济国公丁德兴、德庆侯廖永忠、长兴侯耿炳文等开国功臣追上谥号，并给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陈迪、景清、卓敬、练子宁等建文朝死难诸臣，蒋钦、陆震等正德朝死谏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等天启朝死阉党诸臣上谥号。

中枢方面，他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其中史可法以兵部尚书居首，马士英虽以凤阳总督入阁，仍兼兵部尚书。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被打破：马士英自恃拥立首功，入朝后便积极扩张权力；史可法见其势大，且江北四镇内讧正急，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主动上疏请求督师江北，次日渡江而去，赐银八十两、彩缎二表里，命其“便宜行事，各镇并听节制”。史可法的离朝，使朝中再无人能与马士英抗衡。

马士英当政、四镇与党争

马士英当政后与勋臣、宦官结成利益联盟：诚意伯刘孔炤、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在朝中充当先锋，司礼监韩赞周、卢九德等在内廷为其张目；他并起用崇祯年间被列入钦定逆案的阮大铖，此举招致朝臣猛烈反对，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等坚持逆案不可翻，认为起用阮大铖将“贻祸国家”，给事中罗万象更讽刺阮大铖“恐《燕子笺》《春灯谜》即枕上之阴符”。阮大铖本人则在疏中把自己的复出与拥立之功联系起来，称议立之时曾“力扫邪谋，坚持伦序”；朱由崧览奏即下旨赐其冠带、命入朝陛见，六月初八日得到叙用，最终于八月三十日命其添注兵部右侍郎，同时“仍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谏”。阮大铖复出后，大批阉党人物随之起用：张捷任吏部尚书、杨维垣任通政使、刘光斗等也纷纷入朝；与此同时正直臣僚相继被排挤出朝，张慎言于六月初致仕，姜曰广于九月初乞休，刘宗周入朝仅四十九日便告离去，徐石麒、祁彪佳等也先后罢职，杨维垣上任后即请重颁魏忠贤当政时推出的《三朝要典》。

与人事倾轧并行的是“顺案”的兴起。有人在疏中称“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点名弹劾周钟、光时亨等人，并刻意株连其堂弟周镳（当初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之一）；朱由崧览疏后下旨，命刑部将“从逆诸臣”仿唐六等定罪，七月至九月间光时亨、周钟、项煜等先后被捕，周镳、雷縯祚亦于九月下狱。刑部按律拟罪，将周钟定为二等应斩秋决，马士英认为过轻，朱由崧遂令“再议”；次年正月解学龙被迫改拟将周钟、光时亨罪加一等，保国公朱国弼等又弹劾解学龙“卖法结案”，朱由崧震怒并将其罢职。顺案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击政敌：如周镳本非从逆之人，仍遭打击。

特务机构的恢复也引起争议。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一日，朱由崧下旨恢复东厂，令锦衣卫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御史祁彪佳上疏力陈诏狱、缉事、廷杖三大弊政，称“厂卫之害，横者借以树威，黠者因以侔利，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朱由崧不听，坚持发旨行缉事；大学士高弘图力持不可并上疏力争，朱由崧大怒，召对切责道“尔辈党同把持，视圣旨为故纸，朕作一事便禁切不得，但使我寄坐可乎”，高弘图坚不奉诏，再奏“缉事乱政，必不可行”，朱由崧愈加愤怒并责其蛮横放肆，高弘图乃叩头谢罪并请求辞职，最终朱由崧权衡利弊，接纳高弘图、姜曰广之谏，设厂卫之事作罢。

议立之争的余波亦见于朝堂：五月二十三日早朝，诚意伯刘孔炤联合灵璧侯等就朝仪问题大起争执，有人高呼“从古无此朝规”，朱由崧端坐御座之上，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五月二十五日他下旨加恩拥戴功臣，徐弘基、刘孔炤等十人各获封赏；张慎言见是非颠倒再次上疏乞休，先是不允，最终于六月初十日批准其致仕归里。另有数事可见其态度：五月二十八日李沾弹劾吕大器“定策时怀二心”，朱由崧说“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因此评其“宽仁，即位后从不追咎异议”“其大度亦不可及”；马士英曾故意提及立潞王之事，朱由崧答“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军事上，他在五月十三日采纳史可法设立江北四镇的建议，以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将分驻江北，各划防区，“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并于五月十六日晋封四将爵位：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每镇年饷六十万两，四镇合计二百四十万两。然而四镇设立之初便问题丛生：高杰在扬州城外大肆劫掠，“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扬州士民闭城死守，高杰竟挥兵攻城；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也各怀私心、彼此争夺地盘，史可法奔走调停，费尽心力，至十月方使四镇各就各位，而四镇将领拥兵自重、不奉朝命、军纪败坏，百姓“不恨贼而恨兵”。

财政、卖官与贿赂

弘光政权偏安江南，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疆域与税源均较明朝全盛时期大减。据户部核算，每年正常赋税收入约六百余万两，而仅江北四镇及左良玉部的军饷开支就高达七百余万两，此外还有宗室俸禄、官僚薪俸、宫廷用度等庞大支出，国库既无盈余，内帑亦无存金。朱由崧即位之初曾有不少减免保证，如弘光元年“不论本色、折色，量蠲一分”“辽饷名色，尽行蠲免”，税契“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开垦屯种“三年成熟后据亩科，止照本县额定升合征取一半，永减一半”等；但为解决军饷匮乏，马士英于崇祯十七年九月奏请推行“佐工事例”，即以纳银方式授予功名或官职，获朱由崧批准：童生纳银三两至六两即可免试入学，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即可获得相应功名；九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开佐工事例”明码标价，武英殿中书舍人九百两、文华殿中书舍人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翰林待诏三千两，推官、知县衔一千两，监纪、职方司等官职价格不等；此后又陆续增加各类官职，甚至选拔廪生亦不以才学而以银两定去留。卖官之风迅速蔓延，买官者“大邑至二十余人，少亦数人”，民间歌谣讽刺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又有“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之谚；及至弘光元年二月推行纳银买翰林待诏，歌谣中“都督满街走”又改作“翰林满街走”。

贿赂公行是另一弊政。当时流传的民谣“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所指“田”即受朱由崧宠幸的太监田成，“马”即马士英；大臣向田成行贿“因之固宠”，马士英则公然以官职索贿。阮大铖复出后更将贿赂作为用人标准，公开宣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又对人说某人求监纪“初馈金五百，不纳，再予千金，亦不纳，直至二千，用以充饷”；当时欲求复官者“不论优劣”，原则是“贿入，辄复其官”，原兵部尚书张缙彦曾投降李自成，后辗转南归，因向马士英行贿竟被授予总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军务的重任，给事中李维樾弹劾其“暗助失机，寸斩莫赎”，奏疏却如石沉大海。时人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写道：“贿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既多，馈者无以为异。”立国一年间所得的金钱几乎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豢养军队以外，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的奢侈生活，其直接结果一是大失人心，二是文官武将囊橐既富、身家之念重，一旦形势危急多非降即逃。

选淑女、宫廷与生活

朱由崧即位后即下令选淑女入宫，派宦官于南京城中四出搜巷，凡是有女之家必以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南京城中骚动；他又下令修西宫西一路为慈禧殿，以安置继母邹太后。当年八月邹太后自河南至南京，八月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八月十六日御用监又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费越数十万两；造皇后冠则命内臣采购猫眼石、祖母绿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崇祯十七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其是否思念皇兄，他答以“梨园殊少佳者”；弘光元年正月又下令修南京奉先殿、午门及左右掖门，并派太监田成至杭州、嘉兴二府选淑女。据计六奇《明季南略》所记，二月二十三日命礼部广选淑女，田成自杭州选得程氏等，朱由崧见后批旨责成抚按于嘉兴府加意遴选，“务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并治罪”，阮大铖则称“定额三名不可少”；浙江巡抚张秉贞、内官田成出示嘉兴，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苏州闻之亦然，民间编为笑歌；至四月贡院选七十人中选中阮姓一人，田成浙选五十人中选中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至五月初十晨方传旨将三名淑女放还母家。陆圻《纤言》另记陈、汪二贵人本淮、扬娼妓，为上所幸，诸臣劝退之，遂下诏更选淑女，京城内外赴选者皆在贡院，题其额曰“关雎始化”。此外，王应奎《柳南随笔》称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秋壑”“一时目为蟋蟀相公”，宫中临江犹需房中药、命捕虾蟆以供，民间因有“蛤蟆天子”“蟋蟀相公”之讥；《枣林杂俎》亦有“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等记载。此类笔记带有传闻色彩，来源本身亦多以笔记形式传述，本文据此保留其流传情况，而不逐条转为确定事实。

太子案与童妃案

弘光元年三月初一，有自称崇祯太子朱慈烺者至南京，朱由崧命将其关入兵马司监狱，后命百官在午门外审“北来太子”，最终裁断为伪太子王之明，即驸马王昺之侄孙，是为“崇祯太子案”。据载该少年闻之冷笑道“认我明之王，不认王之明”；三月初九、十五日两次审讯始终难以定谳，太子案的消息传出后朝野议论纷纷，百姓普遍相信少年是真太子，对朝廷“以真为假”的做法愤愤不平，黄得功、刘良佐等武将也上疏请“曲全两朝彝伦”以保全太子。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乃举兵于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而下，发布檄文历数马士英八大罪状，黄得功、阮大铖率兵御之，南明发生内讧；马士英一面调集黄得功、刘孔炤等部西上堵截，一面催促朱由崧速杀周镳、雷縯祚，称“左兵乃二人召来”，四月初八日朱由崧下旨将周镳、雷縯祚赐死，光时亨、周钟等也同日处斩。

此前另有童妃案：总兵刘良佐派人将一名女子护送至京，声称是朱由崧的元配童妃。朱由崧闻报非但不喜，反大怒不已，下令将童氏投入锦衣卫狱；原来他为德昌王时曾娶童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后因战乱失散，童氏在河南闻知其即位便赴巡抚衙门陈情，越其杰、刘良佐信以为真而隆重护送进京，不料朱由崧坚称童氏为“妖妇”。童氏在狱中向掌卫事冯可宗哭诉当年相遇、结为夫妻、失散离散的经过，冯可宗如实上奏，朱由崧接过童氏所书面色发赤、丢到地上说“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随即撤下冯可宗，改命秉笔太监屈尚忠严刑拷打；童氏在狱中呼号惨叫、诅骂负心郎，于四月初饿死狱中，支持并护送她的陈潜夫、吴尔埙等人也以“私谒妖妇”的罪名被逮捕下狱。

对清议和与军事部署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面临两大敌对势力：已入关占据黄河以北的清军，以及在中原活动的大顺、大西农民军。朱由崧与朝臣将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之仇”，而对清军抱有幻想：得知清军入关后打出“为明复仇”旗号，便认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闯贼”、收复北京，可以“联虏平寇”。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称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并称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昔下策，今上策也”；朱由崧批准其议，于五月二十八日进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发银五万两、米十万石以为犒赏。七月，遣左懋第、陈洪范等率使团北上议和，携带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以及给吴三桂的封册，表示愿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然而清廷对议和毫无诚意，使团到京后即被冷遇。

在军事部署上，他除设立江北四镇外，还面临淮扬防务之争。四月扬州告急时，马士英欲尽撤江北防军全力对付左良玉，督师史可法连上三疏恳请留兵守淮，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仇，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马士英置若罔闻。四月初十日朱由崧召对群臣，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等合词请加强淮扬防务，朱由崧也有所动，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该兴兵，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马士英闻言勃然大怒，手指诸臣厉声喝道“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臣已调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并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朱由崧目瞪口呆，再不敢出一言，诸臣咋舌而退，从此无人再敢言守淮之事。

对外交往中另有一事见于记载：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向朱由崧上疏，进贡星屏一架、舆屏一架、西琴一张、风簧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玻璃盏四具、西香六灶、火镜一圆、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并提出明历法以昭大统、辨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富海利、购西铳以资战守四策；次日朱由崧批复“海禁初开，毕方济著刘若金带往海上，商议澳舶事宜”，派其与新设立的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刘若金一同前往澳门交涉，并赐题词“诚于事天，端于修身，信义素孚”。同年冬毕方济抵达澳门，获澳葡政府接待，达成开放广州贸易、免税、建教堂等协议，但因南京已失守，葡萄牙的军事援助未能落实。此外，琉球遣正义大夫金应元等赴明朝贡并请袭封、请求解除白丝之禁，抵达福建时听说崇祯帝已自缢，于是改赴南京觐见朱由崧，他批准了琉球提出的册封与互市白丝两项请求，并先派福州左卫指挥花焜赴琉球宣谕其登基等事，弘光元年三月又拟遣使前往琉球。

出逃与覆亡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扬州陷落，清军破城后进行十日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次日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向群臣问迁都之计，礼部尚书钱谦益极力反对，其他大臣只是面面相觑，拿不出可行的主意。二十八日再上朝召对，诸臣寂无一言，沉默良久后朱由崧终于开口“外人皆言朕欲出去”，大学士王铎正色道“外间话不可传的”，竟提议开经筵讲学，朱由崧心乱如麻，随口答“且过端午”；次日朝会，有大臣举笏痛击马士英，质问他为何坐视扬州失守，朱由崧呆坐御座之上一言不发，待群臣自行平息散去，默默还宫。五月初一日，南京东西长安门柱上被人张贴对联：“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又有“福运告终，只看卢前马后；崇基尽毁，何劳东捷西沾”之语，卢指太监卢九德、马指马士英、捷指吏部尚书张捷、沾指左都御史李沾，民怨沸腾、人心已散。五月初五日端午，朱由崧却“以串戏无暇”破例不视朝，午间太监车天祥入宫奏报“北信急且危”，他正饮酒观戏，闻言大怒、掷碗于地，不愿再听。五月初八日夜，清兵自瓜洲渡江，明军水师望风而溃，次日镇江失守；初十日召群臣入对已无计可施，午后忽然下令将选入宫中的三名淑女放还母家，入夜二鼓时分大雨滂沱，他携陈、汪二妃及太监数人悄然出通济门向西南逃窜，文武百官无一知晓。五月十一日天明，南京城大乱：百姓见宫门大开、宫女乱奔而出，方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一些人乘机闯入皇宫抢掠，御用之物遗落满街；与此同时狱中百姓拥出“太子”，簇拥入武英殿登座呼万岁，忻城伯赵之龙则张贴告示称“已致大清大帅，尔民不必惊惶”，公开准备降清；五月十五日，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率百官降清，多铎进入南京。

朱由崧出逃后至太平府，操江勋臣刘孔昭已先一步逃至此地却闭门不纳；他彷徨江次，无奈之下转奔芜湖，投入靖南侯黄得功营中。黄得功正在与左良玉军交战，闻皇帝仓皇逃来大惊失色，急收兵回营，见面时痛哭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朱由崧无言以对；黄得功虽感失望仍尽忠职守，将他安置于舟中并部署防务。二十二日，两人商议决定转移浙江，命朱大典、方国安率部先行；正当护驾军渡江之际，降将刘良佐率追兵忽然赶到，黄得功督军迎战，中箭身亡。左协总兵田雄趁乱跃上朱由崧所乘之船，将其背起奔向清营，朱由崧“恨甚，啮其肩”，据笔记称田雄因此落个终生疼痛的“人面疮”，十八年后以此疮痛死。五月二十五日，多铎命其入城：朱由崧头蒙缁素帕、身穿蓝布衣、坐无幔小轿、以油扇掩面，陈、汪二妃乘驴随后，夹道百姓唾骂不已、有人投掷瓦砾；进入内守备府后，多铎端坐堂上，朱由崧跪地叩头，多铎问“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又问“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再问“先帝遗体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磨灭之何为”，他哑口无言、汗流浃背、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席间北来“太子”亦在座且位居其上，散席后他被投入江宁县监狱。囚禁期间多铎命南明旧臣前往探视，昔日臣子多不愿见这位令人伤心的皇帝，只有柳祚昌、何楷前往，而他竟“嘻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问了一句“马士英奸臣何在尔”。他被软禁于太医院，清廷每逢节日赐宴，他“畅饮极乐”；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清廷查获潞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遂将朱常淓等十一王处死，朱由崧也在其中，时为五月初二日（一说为赐弓弦令自尽）。

评价的两种层次

对朱由崧的评价在来源中分为两层。一层是通行记载中的“荒淫之君”形象：明末清初笔记多称他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除夕之际感叹“后宫寥落”，纵欲无度而命人捕捉蛤蟆配制春药，故金陵百姓称之为“蛤蟆天子”。另一层则是较为审慎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他“应是一位有治国思想、胸襟宽广、勤于政事、欲有所为的政治家”，即位后直至小王朝覆灭未曾怠政，且有诸多非凡之举，其失败与性情懦弱、优柔不断、宽大过度以致法纪废弛有关，也与马士英的牵制、中官揽权、党争与财政积弊相关，“个人无法改变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而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同时，涉及“七不可立”说的形成与传播，也有研究指出其中含有东林一系在继承顺序上无法否定朱由崧、转而攻击其个人品德的政治意图，以及马士英、阮大铖借以打击东林派系的一面，故该说的史料价值须与政治语境一并考虑。

扬州之役前后的朝局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在豫王多铎率领下大举南下，先后攻陷归德、颍州、太和、泗州等地；四月辛未，清军围攻江北重镇扬州，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并急忙向朝廷求援，但因镇将们个个拥兵自重、意图观望，扬州在被围五天后沦陷，清军破城后进行十日屠杀。此前左良玉已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布檄文、率师东下，马士英为对付左军而欲尽撤江北防军，这一取舍直接影响了扬州的守备；史可法连上三疏请留兵守淮而未能获准，其求援也因此无着。朝堂之上，四月二十八日以后连日召对均无结果，五月初一日长安门柱出现对联，五月初五日端午朱由崧破例不视朝而“以串戏无暇”，午间太监车天祥奏报“北信急且危”被他掷碗拒听，至五月初八日夜清兵自瓜洲渡江，局面已无可挽回。

议立过程的其余记载

关于拥立的推动力量，李清在《三垣笔记》中直言“上之得立，实由四镇”，即四镇武将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他同时记朱由崧对定策诸臣“不惟不加谴责，且加擢用”，并称“其大度亦不可及”。与之相对，通行叙事多强调马士英“勾结四镇、武力拥立”，而姜曰广《过江七事》则显示史可法当时已渡江至浦口、未参与核心决策，“立潞”主张由江南乡绅提出，宦官卢九德合盟武将自行策划拥立福王，马士英见势已成而“隐前说，且乞附盟”。三种记载各有立场，合而观之可见拥立并非一方主导，而是文臣、武将、宦官与江南乡绅多方博弈的结果；“七不可立”说在此格局中既是排福的理由，也在其后的党争中被反复使用。

主要事迹

拥立与即位仪节

朱由崧在南明建立中的首要角色是继承顺序上的第一顺位者与被拥立者。他在南京的三推三让、先以监国名义视事而后即位的过程，以及“国母尚无消息”“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一类答语，均见于当时记载；其即位后追封祖母郑贵妃、父朱常洵，追谥崇祯帝、追复懿文太子与建文帝、景泰帝帝号，以及为北京殉难诸臣与开国功臣、建文以来死难诸臣上谥号等举措，构成南明在礼制上接续明朝统绪的一组动作。

朝政运行与其局限

在朝政运行上，他采纳史可法之议设立江北四镇并将其晋爵授饷，试图以分区防务拱卫南都；但在马士英与勋臣、宦官结盟之后，史可法被迫离朝督师，朝中再无人能与马士英相抗。其用人先后经历“翻逆案”起用阮大铖、阉党人物随之复起、正直臣僚相继去朝等过程；在“顺案”中，刑部拟罪被一再加重，政敌借机被打击。他曾就恢复东厂一事与高弘图激烈争执，最终因阁臣力谏而作罢，这一处理与其在多数政事上倚重马士英的情形形成对照。

财政军事与对外交涉

财政上，他一面发布蠲免保证，一面批准“佐工事例”以纳银授官，卖官与贿赂由此盛行，赋税收入被大量消耗于军饷与宫廷开支；军事上，四镇拥兵自重、彼此攻杀，扬州的失守与“守淮”之议被压制的经过，说明其对前线防务已无力统筹。对外方面，他曾进封吴三桂、遣使北上议和而未能得到清廷的实质回应，又批准琉球的册封与互市请求、派遣毕方济赴澳门交涉，这些往来显示弘光政权在立国之初仍试图以议和与通商维持局面，但均未改变其覆亡的结局。

军政处置中的两处对照

在军政处置上，有两处对照常被史家指出。其一是对阁臣谏诤的态度：关于恢复东厂缉事一事，他先是震怒切责高弘图“党同把持，视圣旨为故纸”，最终仍因阁臣力争而收回成命；而在淮扬防务之争中，面对马士英“有议守淮者斩”的咆哮，他却“目瞪口呆，再不敢出一言”。其二是对军政大计的处理：他采纳史可法设立四镇之议并授以爵饷，却在史可法离朝之后未能维持中枢的平衡，使马士英得以独揽大权、卖官鬻爵、以贿赂用人。两处对照说明，其个人意愿在制度与人事格局的牵制下难以落实，这也是评价弘光一朝时必须保留的层次。

宫廷开支与南都民怨

立国一年间，宫廷开支与南都民怨的积累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他即位后即修西宫、造龙凤床座与宫殿金玉陈设，命内臣采购猫眼石、祖母绿及大珠以造皇后冠，又派太监分赴杭州、嘉兴选淑女，而与此同时国库“既无盈余，内帑亦无存金”。民间的对联与歌谣把这些开支与卖官、贿赂并置一处，如“福运告终，只看卢前马后”“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之类，反映的正是财政取给予下、用之于上的循环。至于笔记中“蛤蟆天子”“蟋蟀相公”等讥称，属于传闻与街谈的层面，可与正史所记的宫廷开支相互参照，而不宜径以传闻替代制度性的记载。

立国一年的三重困境

综观弘光一朝，其困境可归为三重：其一为继承问题的遗留，议立时的分歧与“七不可立”之说使其权威自始受疑；其二为中枢失衡，史可法离朝之后马士英与勋臣、宦官结盟，卖官、贿赂与特务缉事并行，正直臣僚相继去位；其三为军事与财政的互为拖累，四镇拥兵自重而军饷七倍于岁入，前线防务在杨州告急之际仍被抽调。三层困境彼此牵动，故其在位一年间的举措多流于被动应对，最终以弃城出逃与被俘处死收场。

人物关系

• 朱常洵：父亲，福忠王。
• 朱翊钧：祖父，明神宗。
• 马士英：弘光朝重要拥立者和首辅。
• 史可法：南京兵部尚书、督师，参与拥立并主持江北防务。
• 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江北四镇将领，对拥立和弘光军政影响很大。
• 朱常淓：潞王，南京拥立时的另一候选人。

历史评价

传统叙述多以昏庸、荒淫和用人失当批评朱由崧，弘光政权的迅速覆亡也强化了这一形象。现代研究同时注意到史料立场、党争书写和清初政治叙事对其形象的塑造。无论如何，他未能整合江南资源和军事集团，弘光朝不到一年即亡，是其政治责任评价的核心；但不能把其父朱常洵的经历或“福王”同名词条内容直接移入其个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