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询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刘病已为汉武帝曾孙，祖父为戾太子刘据，祖母史良娣，父亲为史皇孙刘进，母亲为王翁须。前91年（征和二年），巫蛊之祸爆发。丞相公孙贺父子下狱而死，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伉皆坐诛。江充借机陷害太子刘据，刘据为自保起兵反抗，兵败后携两幼子出奔，最终自尽于湖县，两位小皇孙同时遇害。皇后卫子夫亦自尽。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和姑姑皆在长安遇害。

出生仅数月的刘病已被收系于郡邸狱中。廷尉监丙吉奉命审理巫蛊案，心知太子无辜，见皇曾孙可怜，便挑选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郭征卿做乳母，私给衣食，照顾甚有恩德。刘病已几次病危，都是丙吉让乳母用医药救活。正是由于幼年多病，才取名"病已"，以此祈求健康。

狱中与民间

前87年（后元二年），汉武帝病重，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武帝派遣内谒者令郭穰将长安二十六官狱中的犯人一律处死。郭穰夜晚来到丙吉所在的官狱，丙吉紧闭大门，说："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相持到天亮也不许进入。郭穰回报武帝并弹劾丙吉，武帝醒悟说："这是上天让这样做的吧。"因而大赦天下。

大赦后，丙吉将刘病已送到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由史恭抚养。史恭的母亲贞君年迈，见孩子孤苦伶仃，亲自照看。前85年（始元二年），武帝遗诏命掖庭养视刘病已，属籍宗正，他的宗室地位得到法律承认。

刘病已从史家搬出，养育于掖庭。掖庭令张贺曾是刘据的家吏，怀念旧恩，对刘病已体贴入微，用私钱供他读书。刘病已少时向东海人澓中翁学习《诗经》，高材好学，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广为交结。他屡次在长安诸陵、三辅之间游历，常流连于莲勺县的盐池一带，尤其喜欢到杜县、鄠县之间的下杜城。从市井游嬉中深切体会了民间疾苦，学会辨别闾里奸邪，探查吏治得失。

意外登基

前74年（元平元年），汉昭帝驾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先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即位仅二十七天便被废。时任光禄大夫的丙吉向霍光推荐刘病已，称其"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前74年9月10日（元平元年秋七月庚申），刘病已入宫见上官太后，被封为阳武侯，同日登基为帝，承嗣汉昭帝，隔年改元本始。

清除霍氏

刘询即位初期，深知自己为霍光所立，吸取昌邑王被废的教训，政事一决于光。唯在立后问题上坚持己见，下诏"求微时故剑"，群臣领会其意，议决立许平君为皇后。前71年（本始三年），许平君有孕，霍光夫人显勾结女医淳于衍将其毒杀。霍光知情后利用权势授意宣帝不追查，次年霍成君被立为皇后。

前68年（地节二年），霍光病逝，宣帝以帝王规格安葬之，同时开始亲政。他不动声色地翦除霍氏势力：先迁霍光女婿范明友为光禄勋，夺取兵权；数月后又将霍光姊夫张朔调为蜀郡太守，孙婿王汉调为武威郡太守，长乐宫卫尉邓广汉调为少府。接着改霍禹为大司马但无印绶，剥夺兵权。前66年（地节四年），霍禹谋反事发，宣帝下令诛杀霍云、霍山、范明友、邓广汉、任胜、赵平等人，废霍皇后，霍后于十二年后自杀。

宣帝虽诛霍氏一族，仍感念霍光功勋，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列霍光第一，仅称官职爵位而不道其名，以示尊重。后又封霍光堂兄弟后裔为博陆侯，续其祭祠。

文治武功

宣帝亲政后，继续霍光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把皇家园囿和公田分给平民耕种，贷给种子。前65年（元康元年）、前64年（元康二年）、前61年（神爵元年）前54年（和五凤四年）多次下令勾销百姓所贷官府的种子，受灾则免除赋税。设立常平仓，平抑物价，减少人口税。

宣帝五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强调决狱宜平，设廷平官四人，秩六百石。反对苛政，批评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奖励治绩优异的胶东相王成、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责罚执法出偏差的京兆尹赵广汉、酷急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在军事上，前71年（本始三年），宣帝遣五将军率十五万骑与乌孙联合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前60年（神爵二年），在西域首设都护府，将西域三十六国正式纳入西汉版图。前51年（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以臣子身份觐见宣帝，汉匈百年大战正式落幕。

巫蛊之祸与皇曾孙之系狱

刘询之幼年，系于巫蛊之祸。《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载：后上幸甘泉，疾病，江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江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刘据被诬，兵败而出走，其孙刘进（史皇孙）与家人皆遇害，而宣帝生甫数月，以皇曾孙之身坐卫太子之事而被系于郡邸狱。

丙吉之救护与长安狱中之天子气

宣帝之得生，赖廷尉监丙吉之保护。《汉书·魏相丙吉传》载：武帝末，巫蛊事起，丙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遂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丙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丙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郭穰还以闻，因劾奏丙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丙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刘询得脱于狱，其后养育于掖庭与外家。

本始元年之定策功与霍光归政

宣帝即位之初，委政于霍光。《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前将军龙雒侯增、太仆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伺昌、谏大夫宜春侯谭、当涂侯平、杜侯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后将军充国为营平侯，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少府乐成为爰氏侯，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赐右扶风德、典属国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鸿胪贤、詹事畸、光禄大夫吉、京辅都尉广汉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以定策之功而遍赏群臣，且于霍光稽首归政之时谦让委任，此其初政之常态。

追尊戾太子与史皇孙

宣帝既以昭帝嗣子之位继统，于其本生之亲，则依礼降杀。《汉书·武五子传》载：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国，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此一处置，既以「为人后者为之子」之义自称昭帝之后，又以「悼」「戾」之谥安置本生之父祖，于宗法与私情之间求其平衡，实为汉代宗藩入嗣者处理本生亲族之典型。

霍光之葬与霍氏之渐

霍光既薨，其葬礼之隆，为汉世人臣之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在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然霍氏之祸已伏于此：许后之暴崩，吏捕诸医，劾淳于衍侍疾亡状、不道，下狱，吏簿问急，显恐事败，即具以实语光；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因署衍勿论。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此一迁转之次第，皆为渐收霍氏兵权之计。

霍禹之反与霍氏之诛

霍氏之败，终于谋反。《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霍云之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石夏等，后有诏止勿捕。霍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又有弑许后事，陛下虽宽仁，恐左右不听，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山又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而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八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会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宣帝乃下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诖误百姓；赖宗庙神灵，先发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诖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诛霍氏而不广其狱，此其处置之要。

龚遂治渤海

宣帝之选任守相，以亲自召见考核为常，而龚遂之事最为后世所传。《汉书·循吏传》载：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以七十余之老臣、短小之形貌而受方面之任，且得「无拘臣以文法」「便宜从事」之许，此可见宣帝于循吏之信任；而龚遂之对，亦为后世论「治乱民」者所常引。

郡守之久任与良吏之奖

宣帝于地方官之「久任」与「增秩赐金」之法，为其吏治之要目。按常规郡太守之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之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后世论者曰：宣帝亲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谓知所务矣；夫太守数易，岂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择贤不可；数迁数易，如寄传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则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苏忿生之徒，皆由诸侯而入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兴之治，其有以哉。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以次擢用三相之法，而使良吏安于其位、乐于其职，此其吏治之所以称盛。

西域都护之置

宣帝一朝于西域之经营，以都护之设置为要。《汉书·西域传》载：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以「都护」一职总护南北两道，督察诸国，可安辑则安辑、可击则击，而治所定于乌垒城，此为中国历代治理西域设官之始。

冯奉世之定莎车

西域之得安，又赖奉使将兵之臣。《汉书·冯奉世传》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冯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以奉使之臣而当机立断、矫制发兵，遂拔莎车之城而南通复通，此亦见宣帝一朝西域诸臣之能任事。

呼韩邪单于之来朝

宣帝晚年之大事，为匈奴之来朝。《汉书·宣帝纪》载：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其赐物之详，又见《汉书·匈奴传》：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以「位在诸侯王上」「称臣而不名」之礼待来朝之单于，遂为汉匈关系一大转折；「匈奴遂定」，西汉北边之患自此而息。

赵充国之平羌与屯田之议

宣帝中期之武功，以赵充国平西羌为最著，而其中屯田之议尤见老臣之谋。《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载：宣帝问充国，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神爵元年前后，两府复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亡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务，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屯田十二便与公卿之议

赵充国以屯田为持久之计，其奏前后数上。《汉书》载：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遂上屯田奏，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神爵改元与祥瑞之诏

宣帝一朝之改元，多因祥瑞。《汉书·宣帝纪》载：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以神爵、嘉谷、金芝、白虎、威凤之瑞而改元、赐爵、免租，此其以祥瑞系政令之常例；而「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一语，亦见其以灾祥自任之态度。

黄龙元年之诏与上计之弊

宣帝末年之诏，于吏治之弊言之最切。《汉书·宣帝纪》载：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以「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指摘吏治之偏，以「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指摘考课之虚，命御史按察计簿之疑，其于吏治之弊可谓知言；此诏为宣帝一朝之殿军之诏，亦可视为其二十年亲政之总结。

身世之疑与学者之辨

刘询之身世，后世学者亦有质疑者。学者吕思勉曾对汉宣帝的身世提出质疑，认为其是否为汉武帝曾孙存疑；其依据有二：首先，武帝晚年对太子刘据之死已表悔意，不仅诛杀涉事者，还厚待太子近侍，并擢升为太子鸣冤的田千秋为丞相，若宣帝确系皇曾孙，不太可能被长期囚禁；其次，史载武帝曾下令尽诛长安狱中囚犯，此举既不合中国历来刑狱传统，且仅丙吉一人抗命亦不符常理，故该记载可信度存疑。此二疑之说，与前引丙吉之本传、武帝「天使之也」之语正相对照，学者各有所据，遂为汉史一聚讼之端。

属籍宗正之制

刘询之得以宗室身份入嗣，又与汉代之「属籍」之制有关。有论文考释过关于属籍宗正的内容：是否有属籍成为区分亲属亲疏远近关系的一种重要标准；只有「有属籍」的宗室成员才能享受到这些特权，而没有属籍者则不能享受；宗室成员是分为「有属籍者」和「无属籍者」两大类的，能否获得属籍的重要依据是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刘询是因为与汉昭帝血缘关系亲近，才能属籍宗正。以属籍之有无而定宗室之权利，此为汉代宗室制度之一面；而刘询之得属籍宗正，正是其由民间而入帝位之制度依据。

「公孙病已立」之谶与眭弘之死

刘询之立，先有谶言之应，其事在昭帝之世。《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眭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其后宣帝果自民间而立，名「病已」，遂与「公孙病已立」之谶相合，故此谶遂为汉史流传之一事。

改名与身后之名号

刘询初名病已，即位之后改名询；其所以改者，盖以「病已」二字为民间常用之语，避讳不便，故择「询」字以易之。其谥号为孝宣皇帝，庙号中宗。自汉室诸帝之庙号观之，高帝称太祖，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而宣帝称中宗——以「中宗」之号加之，正与其「中兴」之功相配。史称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其治兼重吏治与民生；其即位之前曾改名、其后又得美谥与庙号，皆与其由民间入承大统之特殊经历相关。

田延年之坐盗与自刎

宣帝初年，霍光当国，其僚属之贪黩亦有致罪者，田延年之事为其中一例。《汉书·酷吏传》载：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将军之门，蒙此爵位，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杜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以议定策之功而思自解其罪，终以「何面目入牢狱」而自裁，此与霍光之「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相对照，可见宣帝初年于文法之严与其时权臣僚属之处境。

霍光当国与宣帝之谦让

刘询即位之初，政事皆委于霍光。《汉书·宣帝纪》载：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其于霍光之礼遇，可谓至矣：凡光之所请，上未尝不纳；霍光既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其葬仪一如乘舆制度。然地节二年霍光既葬，宣帝乃渐收其权，先徙其女婿、次婿于外郡，继罢霍禹之屯兵，收诸将之印绶，而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及霍氏谋反事觉，遂族灭霍氏而不广其狱。自谦让委任至亲揽万几，前后不过数年，此其由民间入承大统者所必经之曲折。

民间之阅历与问政之实

宣帝之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实由于其早年之阅历。史称其「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此一记述，正与《汉书》所载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之语相合。有论者谓：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故凡开创之君兴于草泽，嗣世之主爰暨小人者，其政事必较清平，事理固然，无足怪也。以宣帝之具知闾里奸邪与吏治得失，故其亲政之后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而其「无学问」之限，亦使其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

崩逝与葬地

黄龙元年十二月，刘询崩，年四十三，葬杜陵。其崩之年，正是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来朝之后：北边既定，西域已通，吏治称盛，仓廪充实，故史家以「中兴」称其世。其陵在于长安东南之杜陵原上，与宣帝之生前所乐游之地相近——其少时「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杜陵正在其所周历之域，此亦一人一身与其时代相终始之一端。

一代之终

自巫蛊之祸中赖丙吉而得生之皇曾孙，至黄龙元年之崩，刘询一身历民间、狱中、帝位三期；其一生与巫蛊、霍氏、匈奴三事相终始。

其生平之要略

刘询，原名病已，字次卿，汉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生于征和二年，生数月即坐卫太子事系郡邸狱，赖廷尉监丙吉保护得生，养于掖庭与外家。元平元年昭帝崩、昌邑王贺被废，丙吉奏记霍光荐之，遂迎立为帝，改名询。即位委政霍光，本始元年论定策功遍赏群臣；地节二年霍光卒后渐收其权，四年诛霍禹、废霍后，尽除霍氏，始亲政。在位二十五年，黄龙元年十二月崩，年四十三，葬杜陵，谥孝宣，庙号中宗。

主要事迹

政治改革

宣帝施政"以霸王道杂之"，一方面延续王道，减轻赋税，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厉行霸道，整顿吏治，以刑名考核臣下。他设置治书侍御史、廷尉平，审量刑罚轻重；废除苛法，招抚流亡，假民公田，设置常平仓，减免租赋。召开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决经学争议。

军事成就

前71年（本始三年），发动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五将军率十五万骑分道出击，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前60年（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以郑吉为首任都护，西域三十六国正式纳入版图。前51年（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标志着汉匈百年大战落幕。

行迹游踪

宣帝为平民时喜好游侠，斗鸡走马，足迹遍于三辅。屡次在长安诸陵、三辅之间游历，常流连于莲勺县盐池一带，尤其喜欢到杜县、鄠县之间的下杜城。这些民间经历使他深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成为日后治国的重要经验。

同时代人交往

宣帝与丙吉关系深厚。丙吉在狱中救其性命，推荐他登基，但从不言功。宣帝亲政后，丙吉封博阳侯，任丞相。宣帝与张贺有师生之谊，张贺以私钱供其读书，为其操办婚礼。宣帝与许平君为贫贱夫妻，感情深厚，"故剑情深"成为千古佳话。

丙吉之荐与尊立皇曾孙

昭帝崩而昌邑王贺以行淫乱被废，议立未定，宣帝之立实由丙吉之荐。《汉书·魏相丙吉传》载：后丙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昭帝崩，无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霍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以丙吉一疏而定汉家之嗣，其举贤不伐、功成不言，后世论汉世名臣者多称之。

元平元年之迎立

其迎立之仪，见于《汉书》：元平元年秋七月，霍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以民间之皇曾孙而立为天子，其即位之次第井然而有典；此后更名刘询。有学者曾论刘询入嗣汉昭帝之问题：「为人后者为之子」逐渐成为两汉宗藩入嗣者尊奉大宗的主要原则，即过继给他人者就是他人的子嗣，须履行作为嗣子的相应义务，入嗣者必须先行明确与先帝在宗法上的父子关系；如昭帝无子早崩，霍光在援立宣帝的奏疏中即声称「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宣帝在亲属关系上虽为昭帝侄孙，但同样以昭帝嗣子身份继承帝位。

尊崇武帝与庙乐之议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之功，遂有庙乐之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此举以「庙乐未称」为由，遍数武帝之武功文治，实为宣帝一朝尊崇先帝、确立本朝正统之要目。其后至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

循吏与吏治之奖劝

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作用，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故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按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许皇后之立与「故剑」之诏

宣帝之后位，有「故剑」一事为后世所传。《汉书·外戚传》载：许氏没有出嫁，又和上官太后是亲戚；大臣们提议册立皇后，都倾向于霍光的女儿，因此没有人请立许氏；宣帝就下诏说要寻求自己贫贱时的一口旧宝剑，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心思，就奏请册立许婕妤为皇后。册立皇后之后，依照汉家旧例，皇后的父亲或兄弟应封侯，霍光认为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适合封侯管理侯国，过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外戚传》又载：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皇后轝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县绝矣；上亦宠之，颛房燕。立三岁而光薨；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昌成君者为平恩侯；显怒恚不食，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淳于衍之狱与许后之崩

许皇后之死，为霍氏覆亡之伏笔。《汉书·外戚传》载：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赏为掖庭户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生心，辟左右，字谓衍曰：少夫幸报我以事，我亦欲报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显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成君即得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药杂治，当先尝，安宁。显曰：在少夫为之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意耳。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其后显因为成君衣补、治入宫具，劝光内之，果立为皇后。许后之崩与霍后之立，皆出于霍显之谋，而宣帝当时未能即发，至霍光既葬、霍氏自败，乃得穷治其罪。

耿寿昌之议与常平仓之立

宣帝一朝之财经制度，以常平仓之设为最要。先是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多年籴谷蓄积之议，至宣帝时乃得实施：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其法为：谷入价低时则增价而籴，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稳定边防的粮食储备都起了积极作用。

萧望之之异议

常平仓之设，朝中亦有异议。《汉书·食货志》载：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以阴阳之感为说而反对常平之议，与宣帝之采纳施行相映，可见汉人论财计者常以天人相感为辞，而宣帝于此独能断而行之。

平羌之功与金城属国之置

赵充国平羌之终，见于《汉书》所载：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皃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皃、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皃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皃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以老臣之持重、诸将之并力，而西羌既平，金城属国既置，河西之边遂安。

御史与刑狱之平反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六十七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以亲历冤狱之君而增设平反刑狱之官，此其于刑名之政中最为切己之一端。

盖宽饶之死

宣帝以刑名考核臣下，任用文法之吏，故有刚直之臣以言获罪者。《资治通鉴·汉纪十八》载：司隶校尉魏郡盖宽饶，刚直公清，数干犯上意。时上方用刑法，任中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讼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九月，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以一言之失而至于自裁，后世论宣帝之用刑名者，每举此为其失之一端。

石渠阁会议与诏赐贞妇

宣帝于经学亦有事焉。其即位后曾召开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决经义之异同；此会聚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为汉代经学之一大事件。又《汉书》载：汉宣帝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用名利以劝女性为贞妇、节妇。汉承秦制，继续提倡贞节并大力予以表彰，开始将节烈与否当作评价妇女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尺；这一行动在当时虽然收效甚微，如汉代妇女改嫁、再嫁有相当的自由等，但它对后世影响甚大，后世帝王多效仿这一办法、力表旌节。以帝王之诏而表彰贞顺，其始虽微，而其流则远；此亦宣帝一朝于教化之事的一例。

昭宣之承与一朝之终

刘询之政，多承昭帝一朝而与霍光共治之遗绪相续：昭帝时霍光秉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于武帝一朝兴利之政多有厘革，使民得以休息；及宣帝亲政，继续以宽简为治，而以刑名考核臣下，兼用循吏与文法之吏，遂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之称。其于外则匈奴来朝、西域都护设置，其于内则常平仓之设、廷尉平之增、循吏之奖，皆为其一朝之实政。黄龙元年冬，刘询崩。史称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其治兼重吏治与民生；而其晚年之弊政，如任用宦官、外戚，以及诛杀功臣贤臣等，亦为其后汉室由盛而衰之渐，故后世论宣帝者，既称其中兴之绩，亦不能不及其一端。其即位之前曾改名，由「病已」而更名「询」；其谥号为孝宣皇帝，庙号中宗。

一诏之宽与一代之风

综宣帝一朝之诏令，可见其政风之两面：一面以祥瑞而改元、赐爵、免租，一面又以「上计簿具文而已」痛斥吏治之虚；一面以「霸、王道杂之」而以刑名考核，一面又以废除苛法、平理冤狱、增设廷尉平为务。其于循吏则久任、增秩、赐金，其于文法之吏则使之明习法令、以综核名实；其于宗室、外戚则抑霍氏之权，于四方则待呼韩邪以上礼。以民间之皇曾孙而承汉武帝之业，二十年之间使汉室复振，此其所以得「中兴」之称也。

石渠阁会议与经学之裁定

宣帝于经学之事，以石渠阁之会为最著。其即位后曾召开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决经义之异同：汉代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经义之说渐生分歧，至宣帝时乃聚诸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同异，而由天子亲临裁定，其结论遂为一代之定说。以天子之尊而亲裁经义、统一师说，此与宣帝之「以霸王道杂之」之治术相为表里：儒术既为政教之具，则经义之统一亦为政令之一端。又其于刑名之学亦然：任用熟悉法令之文法吏，以刑名考核臣下，又增设廷尉平以审量刑罚轻重。儒、法二端并用而不偏废，此宣帝一朝政术之根本。

用人与其治道之大略

宣帝之用人，有一贯之标准：于循吏则久任、增秩、赐金，如王成、黄霸之得中二千石俸禄，龚遂之得「便宜从事」之许；于能吏则使之严厉镇压不法豪强；于老臣则倚以兵事，如赵充国之平羌、冯奉世之定莎车；于奉使之臣则许其以节谕告诸国、因发其兵。其于外戚则抑霍氏之权，于宗室则依属籍之制而处之，于来朝之匈奴则以殊礼待之。综观其治，内则以吏治与民生为本，外则以安边与通西域为务，而以「霸王道杂之」为其中枢；二十年之间，遂使汉室复振，此其所以为西汉中兴之主也。

宣帝之君德与治术之评

综宣帝之君德与治术，有可以数端概之：其一，以民间之阅历而知吏治之要，故重守相之选、行久任之法、奖循吏之绩；其二，以牢狱之亲历而恶冤狱之弊，故废苛法、平冤狱、增廷尉平与治御史；其三，以刑名考核臣下而不废儒术，故石渠阁亲裁经义，而文法之吏亦得任用；其四，以定策之功待霍光以殊礼，而于其身后渐收其权、终诛其族而不广其狱；其五，于四夷则取「来则礼之、叛则击之」之策，故呼韩邪来朝、郅支远遁、西域置都护。此五端者，皆与其由民间入承大统、受制于霍氏而终能亲政之经历相关。所谓「中兴」之号，非徒以祥瑞、武功，亦以其于吏治、刑狱、财计、边政皆有实政可纪也。

太子之立与嗣君之虑

宣帝之嗣为元帝刘奭，其事亦关一代之政。《汉书》载元帝柔仁好儒，尝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乃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然以太子为许皇后所生，乃许后微时所生之子，故终不易嗣。此后元帝即位而汉室渐衰，故后世论宣帝之政者，每以其「霸王道杂之」之训与其不易嗣之决相并而论，以为宣帝一朝之政术虽精，而嗣君之选终未能尽合其意。

谥号庙号与其位次

刘询谥曰孝宣皇帝，庙号中宗。西汉诸帝得庙号者，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凡四人而已；以「中宗」之号加之于宣帝，正以其有中兴之功。自汉世而后，历代称「宣」之帝多取其「中兴」或「守成而能振」之义；而宣帝之得与高祖、文帝、武帝并列于汉室四庙号之列，则其于西汉一代之地位可知。

昭宣之际之定论

自霍光当国至宣帝亲政，汉室由武帝末年之虚耗转入昭宣之休息，其关键实在宣帝一朝之吏治、财计与边政。

其事迹之要略

刘询之政，内以吏治、刑狱、财计为要：重郡国守相之选，行久任、增秩赐金之法，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废苛法、平冤狱，地节三年增设廷尉平四人专掌评覆，又设治御史审核量刑；从耿寿昌之议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谷贵减价而粜，边郡仓廪充盈；诏举文学、经学之士，开石渠阁会议亲裁经义，并诏赐贞妇顺女帛。外以边事为要：神爵二年置西域都护，治乌垒城，督察乌孙、康居诸国；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位在诸侯王上，郅支单于远遁，北边以宁；又遣冯奉世定莎车。其自述治术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人物关系

• 曾祖父：汉武帝刘彻
• 祖父：戾太子刘据
• 祖母：史良娣
• 父亲：史皇孙刘进
• 母亲：王翁须
• 妻子：许平君（恭哀皇后）、霍成君（废后）、王氏（邛成太后）
• 儿子：汉元帝刘奭
• 外戚：史恭、史高、许广汉、许延寿
• 恩人：丙吉（邴吉）
• 老师：澓中翁
• 恩人：张贺
• 同窗：张彭祖
• 挚友：戴长乐
• 权臣：霍光
• 名臣：魏相、丙吉、黄霸、赵广汉、韩延寿、严延年、张安世、杜延年
• 名将：赵充国、常惠、郑吉、范明友
• 霍光夫人显（毒杀许平君）
• 霍禹、霍山、霍云（谋反被诛）
• 霍成君（被废）

历史评价

汉代/同期

• 班固《汉书·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 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
• 刘向评价："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

魏晋南北朝

• 三国时诸葛亮评价："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宣帝被视作西汉中兴之君的代表。
• 东晋袁宏《后汉纪》称宣帝"明于知人，善于任使"。
• 北魏崔浩评价："宣帝明于政体，优于文帝。"

唐宋时期

•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宣帝起自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能励精为政。"
•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称："宣帝之政，号为中兴。"
• 宋人苏辙评价："宣帝以法绳下，以刑名核臣，虽号为中兴，而德教不兴。"

明清时期

• 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评价："宣帝之治，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然以察为明，以刑为威，其失也苛。"
•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宣帝以庶孽入继大统，能知民间疾苦，故其施政多合民情。"
• 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评价："宣帝中兴，功在霍光，而光之祸亦萌于宣帝。"

近现代

• 吕思勉《秦汉史》评价："宣帝之治，实为西汉之极盛，然其弊在过于操切，用法太深。"
• 钱穆《国史大纲》称："宣帝以法家之术济儒家之政，使西汉国势臻于鼎盛。"
•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评价："宣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昭宣之治为西汉全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