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韩琦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行状记载，韩氏远祖可追溯至春秋晋国韩氏，八代祖韩朏为沂州司户参军，此后世代仕宦。自曾祖韩璆以来，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故韩琦以相州安阳为籍贯。其父韩国华官至右谏议大夫、知泉州府，为时劳臣，国史有传。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连理所生。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韩琦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长大以后，韩琦已能自立，有远大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科举入仕与谏官生涯

1027年（天圣五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并携母胡氏就职。1030年（天圣八年），胡氏逝世，韩琦去职丁忧，至1032年（明道元年）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

1034年（景祐元年）九月，韩琦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1036年（景祐三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获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抨击权贵，举荐当时名臣杜衍、范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尤其以1038年（宝元元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此时却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韩琦闻言，愈加自信。

1038年（宝元元年），韩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此后奉命发解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韩琦被授为契丹（辽朝）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救济四川与防御西夏

1039年（宝元二年），韩琦升授知制诰、知审刑院。因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获赐三品服。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1038年（景祐五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1039年（宝元二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1040年（康定元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宋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诛）。”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开封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1041年（庆历元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小捷，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遇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在他的马首前，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道：“你从前跟随招讨（指韩琦）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当时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宋军兵败，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1042年（庆历二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韩琦与范仲淹守边时间长，又名重一时，时边区百姓有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庆历新政与出外任职

1043年（庆历三年），西夏请和以后，韩琦入朝升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在朝中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十事疏，推动整顿吏治、改革科举、加强武备等各项措施。然而新政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1045年（庆历五年），随着范仲淹、富弼等相继被排挤出朝，新政失败。韩琦也自请出外，历知扬州、郓州、定州、并州等地。

在并州时，韩琦收回辽朝冒占的土地，立石为界，并加强防御。他还在地方上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整顿吏治，政绩卓著。

入朝为相与定策之功

1056年（嘉祐元年），朝廷任命韩琦为三司使，在他抵达汴京前，改任命为枢密使。1058年（嘉祐三年）六月，任次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1061年（嘉祐六年）闰八月，转任首相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

1063年（嘉祐八年），宋仁宗驾崩，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仁宗丧事。英宗即位后，加封门下侍郎，爵位进封卫国公。英宗即位初期，曹太后垂帘听政，帝后之间矛盾重重。韩琦居中调和，既劝谏英宗尽孝，又说服曹太后还政。1064年（治平元年），曹太后还政后，韩琦被任命为右仆射，封魏国公。

1067年（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韩琦守司空兼侍中，位至三公，并出任宋英宗的山陵使。在宋英宗的棺椁下葬永厚陵后，韩琦主动从朝廷辞职，以镇安、武胜两镇节度使兼使相出判相州，其官阶晋升为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韩琦以“臣僚未尝有此除授”为由，推辞了两镇节度使的任命，朝廷遂改命为淮南节度使、判相州。后因边事改判永兴军、大名府等地。

反对王安石变法与晚年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作为元老重臣，韩琦屡次上疏反对。他尤其反对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认为这些措施扰民害民。宋神宗一度有所感悟：“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 熙宁八年六月廿八（1075年8月12日），韩琦在故乡相州病死，终年六十八岁。神宗亲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其为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廷。1196年（庆元二年），宋宁宗追赠韩琦为魏王。

世系与安阳之居

韩氏"远有世叙"，始于武子事晋、得封于韩，遂以韩为氏；韩亡之后子孙散处诸国，郡望出于博陆，其族世名爵尚有谱可存，前三世葬于安阳，故韩琦为安阳人。据其行状所载，八代祖韩朏为沂州司户参军，生韩洹为登州录事参军，韩洹生韩全、为处士而老于博陆；韩全生三子，曰乂宾、文操、存。韩乂宾仕为成德军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其子韩昌辞为坡城县令，即韩琦的高祖。韩昌辞生一子韩璆，终于广晋府永济县令，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齐国公，即其曾祖。韩璆生其祖父韩构，仕本朝为太子中允、知康州，终于治所，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燕国公。其父韩国华为谏议大夫，卒于建州，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为时劳臣，国史有传"；庆历五年葬于安阳县新安村，尹洙为之作墓志，富弼为之作神道碑。由曾祖以下皆葬安阳，故韩琦为相州人。

进士及第与右司谏时期的七十余疏

天圣五年仁宗初次临轩试进士，韩琦二十岁，"名在第二"，授将作监丞、同判淄州；逾年其母秦国夫人去世，他哀毁过礼；服除后迁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贤院、知左藏库，徙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求外补、得知舒州而留不行，以右司谏供职。当时宰相王随、陈尧佐与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韩琦接连上疏指陈其过，四人同日罢免；他又请停内降、抑侥幸。凡事有不便他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上疏七十余道。王曾为相时对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王曾的声望正高而很少称许他人，韩琦听到这番话，更加自信。

体量安抚益利路与赈济蜀地

益利路连年饥荒，韩琦为体量安抚使，加三品服。蜀地向称富饶，出产金帛纨锦，中州每年仰给于此，而有关部门乘机刻取赋徭、烦重诸郡，又设"买院"收买上供之物而不给其应值；韩琦为此减轻、蠲免，并逐去贪残不职之吏，罢除冗役七百六十人，又为饘粥以救济饥民一百九十余万。蜀人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陕西御夏、好水川之败与庆历议和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韩琦与范仲淹意见分歧：他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则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朝廷下诏遣使督促出兵，韩琦也想先发制人，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韩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报，仁宗欲用攻策而执政者为难，韩琦于是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朝廷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回营之后元昊前来求盟，韩琦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他把全部兵力交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之后，如不可战即据险设伏以待其归，临行一再告诫，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终究为贼所诱，没于好水川：当时夏军在川中放了几只木盒，宋军只听盒内有鸟叫声而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于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惊疑之际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夏竦派人收拢散兵，在任福的衣带间得到韩琦的檄文，说明罪不在韩琦；韩琦也上章自劾，仍被夺一官、知秦州，不久又恢复。此事的经过尚有另一层记载：韩琦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而范仲淹不可，韩琦遣尹洙至庆州约期进兵，范仲淹说"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尹洙叹道"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仲淹答"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尹洙不能强而还；韩琦遂举兵而次好水川，遇伏丧师。韩琦仓促而还，行至半途，阵亡者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哭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动地，韩琦掩泣驻马而不能前行。此前范雍被责命时众人忧骇、诉于安抚使韩琦，愿不要使范雍离去，韩琦上奏称范雍为二府旧臣、尽瘁边事而边人感其德，请暂且留他以安众心，并称若认为范雍节制无状而势必要易人，则应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于是宋夏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备御七事、救弊八事与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当时元昊借契丹为援强邀索无厌，宰相晏殊等厌兵而"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于七月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并说"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仁宗全部嘉纳。此后他宣抚陕西，讨平群盗张海、郭邈山，将禁卒中羸老不任用者全部淘汰，尽修鄜延城障，并主张须待西夏全部归还所侵之地才许议和；归朝后又陈述西北四策，认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他所提出的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同年九月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所列十项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与富弼等积极参与的改革被后世称为"庆历新政"。

镇压起义、赈济陕西与新政失败后的外任

面对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他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同时鉴于灾情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而罢黜庸陋之人，并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不久范仲淹、富弼等全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必尽言"，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而仁宗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而没有结果。随后他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尹洙反对渭州宿将刘沪争城水洛之事，朝廷舆论不以为然，韩琦于是自请外任，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又徙郓州、成德军、定州，兼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定州整军、废斩伐令与河东括地

定州长久由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起初定州兵自恃平定贝州之功而索要赏赐、口出怨言，甚至要在城下鼓噪，韩琦闻知后认为不治将乱，便用军制约束训练、诛杀其中尤无良者，士卒死于攻战的则赏赐其家、登记其孤儿寡妇继续给以粮廪，"威恩并行"；他又仿古三阵法日月训齐之，由是中山之兵精劲冠于河朔。京师发龙猛卒戍守保州，途中为害百姓，到定州后韩琦将他们全部留下不遣，另换受过训练的士卒北上，又赈活饥民数百万，皇帝下玺书褒奖，邻道视以为准。此前潘美镇河东时因患寇钞而令民悉数内徙、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之北多有废壤，韩琦认为此皆良田，今弃而不耕适足以资敌、终将尽为敌有，遂请以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住，垦田至九千六百顷。定州与辽接壤，北宋初年即为防辽朝南侵而发布"斩伐令"，规定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说，当时将近里浅山的耕种之地一概禁止，致边民骤然失业，而薪炭价格飞涨、反使敌人乘时取厚利，他已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并已另定可禁之地、揭榜晓谕民众，凡非令所禁者任其采伐，朝廷听从其议而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加强边境安全，他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提高了边民防敌的积极性。韩琦在并州时还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他在地方任职十一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他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他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均田、广惠仓、革监牧之弊与义仓之议

嘉祐四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韩琦"选官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嘉祐二年经他奏请，朝廷设置了用于社会救济的"天下广惠仓"，收取相应粮食存储，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者。嘉祐四年他又奏请革除"监牧"之弊，将各路坊监以及各军的牧地除用来放牧的土地外，其余"蓁田"允许农户租佃，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三千三百五十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十一万七千八百余石、绢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一匹、革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束。在扬州时他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求蠲除。庆历五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本是从百姓那里额外征集而来以救助受灾百姓，韩琦认为如此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侵夺、将会失信于民，于是上奏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嗣之议与调和两宫

韩琦就任朝廷枢要后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大臣们接连上疏劝立皇嗣以固根本，包拯、范镇尤为激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拖延五六年之久仍未定下。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趁朝中事态缓和之际进言"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仁宗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而未置可否，后来只生了女儿；一日韩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说"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又与曾公亮、张昇、欧阳修极力陈说；适逢司马光、吕诲皆有奏请，韩琦进读二疏尚未及有所启奏，仁宗遽然说"朕有意久矣，谁可者"，韩琦惶恐回答说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仁宗说"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韩琦请问其名，仁宗以宗实相告，韩琦等遂极力赞助，其议乃定。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位为英宗，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以个别内侍从中挑拨，两宫遂生嫌隙：英宗暴得疾，太后垂帘听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有不满者而共为谗间。韩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韩琦说"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从旁委婉进言，太后之意稍和；后数日韩琦独自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回答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英宗大为感悟；待其病愈，韩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而出，人情乃安。

濮议、英宗末年的对夏处置与去世

治平元年（1064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称濮安懿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称按《礼》与《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濮王为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与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如闻集议不一，权宜罢议"，礼官范镇等又奏，自是御史吕诲等弹奏欧阳修首建邪议，并及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并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看着韩琦说"一如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神宗即位后，韩琦因执政三世、有人议其专擅，御史中丞王陶劾其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韩琦请去而神宗为之黜陶；永厚陵复土后他不复入中书、坚决辞位，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时神宗泣道"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赐以兴道坊宅一区，并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去两镇而但领淮南。此后适逢种谔擅自取绥州、西边扰动，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说"边臣肆意妄作，弃约基乱，愿召二府亟决之"；入辞时曾公亮等正奏事、请与韩琦同议，神宗召他，他说"臣前日备员政府，所当共议。今日，藩臣也，不敢预闻"，又说"王陶指臣为跋扈，今陛下乃举陕西兵柄授臣，复有劾臣如陶者，则臣赤族矣"，神宗答"侍中犹未知朕意邪"。他起初认为绥州不当取，后来夏人诱杀杨定，他又说贼既如此则绥州今不可弃，枢密院以其初议相诘，韩琦具论其故，绥州终于得以保留。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二十四日，韩琦去世，年六十八；前一夕有大星陨于治所、枥马皆惊，神宗发哀于苑中、哭之甚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之卒为其治冢，并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赠尚书令、谥曰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主要事迹

政治活动

韩琦一生最重要的政治贡献在于辅弼三朝、定策立帝。他于嘉祐年间入朝为相，在仁宗晚年确立储嗣之位，促成英宗即位；英宗驾崩后，又参与册立神宗。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在担任谏官期间，敢于直谏，前后上疏七十余道，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人同日罢职，名震京师。他还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裁撤虚职、减省冗费。

韩琦主持庆历新政，与范仲淹、富弼等共同推行整顿吏治、改革科举、加强武备等各项措施。虽然新政最终失败，但其改革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年韩琦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屡次上疏陈述新法之弊。他的反对意见虽然未能阻止变法推行，但反映了元老重臣对民生疾苦的关切。

军事活动

韩琦在宋夏战争期间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他力主攻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好水川之战失败后，韩琦接受教训，与范仲淹协作，采取攻守结合的策略，稳定了西北边防。

在并州任职期间，韩琦收回辽朝冒占的土地，立石为界，并加强防御，巩固了北部边防。

民生救济

1039年（宝元二年），韩琦任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救济四川饥民。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文学成就

韩琦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词人。他的词作虽不多，但风格豪放，气度不凡。他的诗文作品收录于《安阳集》中。韩琦在文学上的成就虽不及范仲淹、欧阳修等大家，但其作品体现了政治家的胸襟与气度。

纪念遗迹

韩琦的纪念遗迹遍布多地，主要有：威远楼（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系韩琦筹划边防时所修）；康乐园（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河南省安阳市，韩琦知安阳时所建）；相州昼锦堂（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河南省安阳市）；《相州昼锦堂》碑（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撰文、蔡襄书丹、邵必篆额，合称“三绝”）；韩琦庙（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河南省安阳市）；韩琦墓（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北蒙街道皇甫屯村西地，2010年因南水北调工程整体就近搬迁）。

治边筹策、体察民情与器量识鉴的若干实例

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在军事制度上，他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时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在与辽的关系上，他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在给神宗的上疏中建议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但他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养民爱力，选贤任能"，待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则"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在识鉴与器量方面有数则实例可查：其一，有人伪造韩琦的书信去谒见蔡襄，蔡襄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他三千钱、写了回信，又派四名兵卒护送并送礼给韩琦；此人到开封见韩琦当面认罪，韩琦并未怪罪，只缓缓说"君谟处事谨慎，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夏太尉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并为此人写信给夏竦，家人认为不怪罪已够宽容、不必再写信，韩琦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职。其二，石介编《三朝圣政录》将上呈，一日求质于韩琦，韩琦指出其中数事，如宋太祖沉迷一位宫女以致经常延误上朝，后来觉悟便乘其熟睡时把她杀死，韩琦说"此事难道可以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溺，却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杀害无辜之人。宫女有什么罪过？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人，那就要杀不胜杀了"，石介于是删去此类数事，并佩服其精到的见识。其三，韩琦留守大名时，辽使过境一定要告诫其部属不得有索求，按当时之例辽使经过北京与留守通信均不书名，而辽副使成尧锡却特意在信中书名以表敬重；宋方每次遣使出使辽朝，辽人都要询问韩琦的近况，其后其子韩忠彦奉使，辽主还命画工绘其像。其四，太宗、仁宗曾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时将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有客劝他摹本以进，他说"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人不解其意，后来韩绛来而进之，韩琦听说后叹道"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其五，他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而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据说出现此花城内就要出宰相；韩琦觉得奇异，便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王荆公为大理评事佥判，皆被召，尚少一客而以判钤辖诸司使官最长者充数，次日此人却以暴泄不至，于是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唯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合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此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至于其器量，史称韩琦当国时最被司马光激恼，而他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便指为跋扈，他亦无愠色，故论者谓"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为"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就其一生评价而言，后人既称其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也指出他步入中年以后思想略显保守、未能推行大的改革，即从庆历年间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转为因循守旧的代表；此类评断并见于其同时与后世的记载，是理解其前后期差异时不可回避的一面。

人物关系

• 父亲：韩国华（右谏议大夫、知泉州府）
• 母亲：胡氏（韩国华婢女，后追封秦国太夫人）
• 兄长：韩琚等（韩琦四岁丧父后由诸兄抚养）
• 长子：韩忠彦（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 次子：韩端彦（朝散大夫知祁州）
• 三子：韩良彦（秘书省校书郎）
• 四子：韩纯彦（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
• 五子：韩粹彦（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抚使兼知定武军府）
• 六子：韩嘉彦（瀛海军承宣使）
• 曾孙：韩侂胄（南宋权相）
• 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共同主持庆历新政
• 富弼：同朝为相，主持庆历新政，齐名贤相
• 欧阳修：同朝为官，欧阳修称其为“社稷之臣”
• 王曾：名相，对韩琦建言称“切而不迂”
• 杜衍：韩琦任谏官时举荐的名臣
• 尹洙：韩琦幕僚，曾出使西夏军前
• 文彦博：韩琦同年进士，为其墓志篆盖
• 宋仁宗：韩琦历仕的第一位皇帝，曾重用韩琦防御西夏、主持新政
• 宋英宗：韩琦参与册立，任山陵使，调和帝后矛盾
• 宋神宗：韩琦参与册立，晚年反对其支持的王安石变法
• 曹太后：英宗朝垂帘听政，韩琦说服其还政
• 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执，被韩琦弹劾同日罢职
• 王安石：韩琦晚年坚决反对其变法

历史评价

北宋/同期

• 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 王曾评价韩琦建言“切而不迂”，对他人少有称许的王曾如此称赞，可见韩琦谏言之精当。
• 宋神宗在韩琦去世后亲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廷，可见朝廷对其定策之功的高度认可。

南宋元时期

• 王夫之称“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将韩琦与三代贤臣相比，评价极高。
• 《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评价其“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 南宋理学家朱熹对韩琦的政绩和品格多有肯定，认为他是北宋名臣的代表人物之一。

明清时期

•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将韩琦列入“名臣”之列，称赞其“定策之功，社稷之臣”。
•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北宋名臣，对韩琦的定策之功和边防业绩给予肯定。
•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宋论》中多次论及韩琦，认为他是北宋不可多得的名相。

近现代

• 现代史学家邓广铭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著作中，对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进行了分析，认为韩琦代表了元老重臣的保守立场，但也肯定其政治才能和定策之功。
•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韩琦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辅弼三朝、定策立帝的功绩，以及防御西夏、主持新政的政治实践，对北宋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 韩琦墓志铭于2009年出土，为研究韩琦生平及北宋政治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