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公孙弘出生于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在薛县担任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失去职务后家贫，不得不到海上以牧猪为生。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拾起书卷学习《春秋》杂说，最终选择《公羊传》研习。他侍奉后母极为孝顺，后母去世后为之守丧三年。汉景帝时，专研《公羊》的博士胡毋生因年迈回到齐地教书，公孙弘曾多次向他请教学问。

初征与挫折

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之士。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荐至长安，被拜为博士。在长安，他遇到同被举荐、年已九十余岁的辕固，辕固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公孙弘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复命时所言不合武帝心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公孙弘便称病免官归乡。此后数年，武帝推行新政失败，公孙弘在家赋闲。

再征与对策

前130年（元光五年）八月，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文学。菑川国国人坚持推举公孙弘，他推辞不过，再次入京。在太常对策中，百余位贤良的策文被呈上，太常将公孙弘列为下等，但武帝阅后将其擢为第一，召见后见其状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公孙弘上疏盛赞周公之治，武帝以册书问其才能与周公相比如何，公孙弘答以“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武帝对其言深感惊异。

仕途升迁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历任左内史。当时汉朝正通西南夷，巴蜀之民困苦，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视察，他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前126年（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张欧免官，公孙弘迁御史大夫。他屡次谏言停止经营西南夷、沧海郡，但武帝令朱买臣等以设朔方郡之利诘难，公孙弘答不上来，遂谢罪建议专奉朔方。主爵都尉汲黯曾当庭指责公孙弘“布被”为欺诈，公孙弘坦然谢罪，武帝认为其谦让，愈发厚待。

拜相封侯

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前125年12月11日），武帝免去薛泽丞相之职，下诏封公孙弘为丞相、平津侯，食邑高成之平津乡六百五十户。这是西汉首位布衣丞相封侯，开“以丞相褒侯”先河。公孙弘开相府东门作为延才之所，与贤士共商国事。他上奏禁民挟弓弩，遭吾丘寿王反对，武帝诘问后无言以对。前123年（元朔六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公孙弘因病请辞，武帝未准，赐牛酒布帛，数月后病愈复职。

晚年与去世

公孙弘性好猜忌，外表宽厚而心机深。他推荐董仲舒为胶西国相，实为排挤；建议徙汲黯为右内史，亦含报复之意。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前121年4月7日），公孙弘去世，终年八十，谥献。其子公孙度嗣爵平津侯，后因事获罪。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褒扬公孙弘俭约，赐其后代关内侯爵位。

早年、师承与赠别

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字次卿（一说字季），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在薛县任狱吏，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失去职务后家贫，不得不到海上以牧猪为生；直到四十余岁才拾起书卷学习《春秋》杂说，最终选择《公羊传》研习。他侍奉后母极为孝顺，后母去世后为之守丧三年。汉景帝时，专研《公羊》的博士胡毋生因年迈回到齐地教书，公孙弘曾多次向他请教学问。他早年因家贫买不起书，便在自己牧猪的竹林中砍伐竹子削成竹简、将内容抄于其上；同时代的路温舒则把书抄于蒲草之上，两人虽无书而皆不忘勤奋勉励。第二次被举荐入京时，同乡邹长倩因其贫穷、资财不足，解下自己的衣裳给他穿、脱下鞋履与冠帽给他用，又赠青草一把、素丝一襚、扑满一枚，并附书说：青草虽贱而不会因此轻慢君子，即《诗》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缕丝为一緵，倍緵为升，倍升为纪，倍纪为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之理，士人立功勋、效名节亦复如此，故赠素丝一襚；扑满以土为器，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士人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故赠扑满一枚。此札后残缺不存。

建元初征与挫折

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到长安，被拜为博士。在长安，他遇到同被举荐、年已九十余岁的辕固，出于对长者的敬重而不敢直视，辕固因而告诫他说"公孙先生，您务必要按照儒家思想来事君，不要歪曲自己的学术来投世人之所好"。其时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俱好儒术，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而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建元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罢逐赵绾、王臧等，免丞相、太尉，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公孙弘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复命时所言不合武帝心意，武帝认为他无能，他便称病免官归乡。

元光对策与擢为第一

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文学，菑川国国人坚持推举公孙弘，他推辞不过再度入京。武帝的制诏问以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等事。公孙弘在对策中说：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是因君主"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是因"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故"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他由此提出八条治民之本："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他又以"和"立论，说"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人主和德于上则百姓和合于下，"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此和之至也"。再论仁义礼智："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此四者为"治之本，道之用"，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最后论灾异，说"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太常遍阅百余位贤良的对策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将其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阅后却将其提升为第一，并诏其入见。武帝见他虽年迈却"状貌甚丽"，再一次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他上疏盛赞周公之治，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并说周公"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武帝以册书问其才能与周公相比如何，他答"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但"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武帝对其言深感惊异。

左内史、西南夷与朔方之议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暗中观察，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非常高兴，"二岁中至左内史"。当时汉朝正通西南夷道，巴蜀四郡戍转相饷，数年道不通，士卒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次反汉、发兵兴击耗废无功，武帝患之，派公孙弘前往视察；他回朝后极言通西南夷之不便，武帝却并不认同。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败匈奴楼烦、白羊王于河南，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下公卿议而皆言不便，公孙弘也说"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武帝竟用主父偃之计而立朔方郡。元朔三年，张欧免官，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南通西南夷、东置沧海郡、北筑朔方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请罢之；武帝乃使朱买臣等以置朔方之便诘难他，"发十策，弘不得一"，公孙弘遂谢罪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这才答应。其春，兴建不到二年的苍海郡与用事九年的西南夷工程被叫停。据《史记·平准书》，当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此外，武帝欲诏宁成复为郡守，公孙弘反对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宁成不可以治民"，武帝听从其言。主父偃被告以受贿、谋害齐王之罪下狱，武帝本不想诛之，公孙弘争说"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遂族主父偃。游侠郭解一案，官吏本奏其无罪，公孙弘议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拜相封侯、延贤与同僚恩怨

汲黯曾在朝廷上指责公孙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此问公孙弘；他谢罪说"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以为谦让，愈发厚待他，"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汉朝旧例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公孙弘无爵，武帝于是下诏说"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遂成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任相期间适逢武帝兴建功业、屡举贤良，公孙弘亦受此益而以平民至丞相，于是在丞相府邸建宾客之馆、开东阁以延贤人共参国议，又躬行节俭欲为天下表率：他"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其衣食，俸禄皆以给之而"家无所余"。据《西京杂记》，他所建客馆有三处：钦贤馆以待大贤、翘材馆以待大才、接士馆以待国士，有德可任辅佐协调阴阳者居钦贤馆，才堪九卿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馆，有一技之长者居接士馆。同书又记其故人高贺之事：公孙弘以脱粟饭、布被待之，高贺怨恨而去，对外说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朝廷因此疑其矫饰，公孙弘叹说"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公孙弘与汲黯、董仲舒等皆有龃龉。汲黯常毁儒，当面指责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公孙弘为丞相后向武帝进言"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元朔五年汲黯遂由主爵都尉迁为右内史。对董仲舒，公孙弘以其为阿谀奉承之人而记恨，又因胶西王刘端凶残蛮横、害死过数位朝廷派去的国相，便向武帝推荐说只有董仲舒这样的大儒才能胜任胶西王相。卜式上书愿捐家产之半以助边事，武帝以告公孙弘，公孙弘认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武帝听从其言，于是久不答复卜式。公孙弘又奏请"民不得挟弓弩"，以为"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盗贼逃脱者众、"害寡而利多"；吾丘寿王以古人作五兵本为禁暴讨邪、周室衰微之后相贼害、秦废王道而立私议终以乱亡为对，又说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弓矢本非可禁之物，"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书奏后武帝以之诘问，公孙弘屈服。他还曾与公卿事先约定上奏之事，到了武帝面前却违背约定、顺从帝意，汲黯因此当庭指责"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公孙弘答"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赞同其说，此后凡有宠臣诋毁公孙弘，武帝反而越发厚待他。淮南王刘安谋反时，素闻汲黯之名而忌惮，说汲黯好直言相谏、守节死义，难以不正当的理由诱惑，"至于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儒学制度化、病辞与去世

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旁听生无定员；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能通一经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又规定以"通一艺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选补官吏，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元朔六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治党与方急，公孙弘却病重无法处理政事。他自以"无功而侯"、位至丞相，"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一旦病死无以塞责，遂上书请归侯印、乞骸骨，说"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治人。武帝报说"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君若谨行，常在朕躬"，"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并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遂复视事。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公孙弘病，竟以丞相终，年八十，谥献；子公孙度嗣为平津侯，后为山阳太守十余年，坐法失侯。汉平帝元始年间修功臣后，下诏褒扬"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赐其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至于其墓，《剪灯余话》记茂陵东为卫青墓、稍东为霍去病墓、"西北为公孙弘墓"；现代考古发掘则证明公孙弘墓在茂陵西边较远处，1982年12月咸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兴平市南位镇陈王村村南一公里处、南近高干渠的一座圆形墓冢即为公孙弘墓，然考古界尚未定论，该墓封土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据传墓前曾立小碑一座、早已丢失。另有淄川一说，《淄乘徵》记公孙弘墓在淄川县南十五里公孙庄、有断碑，明嘉靖时知县求其遗冢得老翁指其处而复筑之；2009年3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湖南公路东交叉路口处发现公孙弘墓遗址，韩圣村原称公孙庄、村北庄桥原名"平津桥"，当地百姓称"南园"是公孙弘的花园。潍县程符山（本名浮烟山）东麓台亦有"汉公孙弘平津侯读书处"之说。

主要事迹

文学贡献

公孙弘著有《公孙弘》十篇，已佚。他精研《公羊传》，对策中系统阐述儒家治国理念，强调“仁、义、礼、智”为治之本，主张“因能任官”“不夺民时”，其对策被武帝擢为第一，对儒学从政有推动作用。

政治活动

公孙弘拜相后，开东阁延贤，参与朝政决策。他反对通西南夷、设沧海郡，主张专奉朔方，虽遭诘难但最终被采纳。他上奏禁民挟弓弩，遭吾丘寿王反对后无言以对。他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相、徙汲黯为右内史，均含排挤之意。

行迹游踪

公孙弘早年牧猪海上，后入长安应征，曾出使匈奴，又奉命视察西南夷，足迹遍及齐地、关中、巴蜀。

同时代人交往

公孙弘与辕固、胡毋生有师承关系；与董仲舒、汲黯有隙；与朱买臣等朝臣有廷辩；与吾丘寿王有政策争论。

"和"的哲学与治国主张

公孙弘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和"。他认为任何两种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便是"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主与百姓虽相对立，但人主如"和德"，百姓就会"和合"，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和谐局面；作为个人，"心同气、气同形、形同声"虽相对立，但"心和"就会"气和"，"气和"就会"形和"，"形和"就会"声和"。由此把人同天地联系起来，得出"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的结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认为"和"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也存在于自然界——"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统治者只有把握住"和"，才能使"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出现太平盛世。从"和"出发，他针对汉武政治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实际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他又强调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民信服，只有做到"业之""理得""有礼""爱之"，才能使人民"不争""不怨""不暴""亲上"；并认为光有礼义还不够，还要明赏罚，"赏罚顺之"才能"民不犯禁"，由此得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的结论——他把礼义与刑法结合起来。就其思想性质而言，他并不否定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但同时也吸收法家之术，既非单纯的儒家、也非单纯的法家，而是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对于边疆问题，他趋于保守：从建元年间第一次出使匈奴时言不合武帝之意，到元光年间出使西南后反对通西南夷工程，再到反对置苍海郡、朔方郡及五原郡，他始终把边境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多次谏言停止边疆的营造工程；元朔三年升任御史大夫不久又提出停止西南、苍海、朔方、五原的修建，在被朱买臣驳得体无完肤后仍不死心，自退一步表示赞成朔方郡的修建但仍要求停止西南夷、苍海郡的建设，武帝这才同意。

著述、儒学之功与后世评论

公孙弘著有《公孙弘》十篇，列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已佚。他精研《公羊传》，对策中系统阐述儒家治国理念，其对策被武帝擢为第一；前引八条治民之本与仁义礼智四者之说，皆见于对策。他于元朔五年所定的博士弟子员与以经学礼义为准的选官办法，使劝学有文之典为历代所祖。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班固《叙传》说"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荀悦《前汉纪》论"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以游侠、游说、游行为乱之所由生。王夫之《读通鉴论》一方面说"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指出游侠之兴是因"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秦灭王侯、奖货殖使民失所归而豪侠横于天下；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以儒术缘饰吏事"，认为其非真儒。《读史漫录》则为之力辩："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弘奏请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选择，以补右职，为是劝学有文之典，遂为历代所祖。其实自弘发之，可谓有功于经术者矣。世徒以其曲学矫情，薄其相业，而不录其功，亦非通论哉。"另有论者以诗讥之，说"公孙弘则智足饰奸，取容当世，以视董子、辕固之守正不阿，固大相径庭矣，然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古今之为公孙弘者，比比然也"。至汉平帝元始年间与太皇太后诏，则又褒其"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

应对与为人

公孙弘在武帝朝的立身之道，很能说明其为人。他"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从不在朝廷上与人当面争执，而把可选的方案摆出、由武帝自行取舍；他又"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即以儒家的言辞来文饰吏治实务，因而被视为"以儒术缘饰吏事"的代表。他善于观时顺旨：曾与公卿约好上奏之事，到了皇帝面前却违背约定、顺从帝意，被汲黯当庭指责"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他反以"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作答，竟得武帝称是。其行事又外宽内深、意忌而记恨：推荐董仲舒为胶西国相、建议徙汲黯为右内史，实含排挤之意；而于主父偃、郭解诸狱，他皆主张从严。至于生活，他位至丞相仍"布被脱粟"，以致被汲黯疑为矫饰，而《汉书》及元始年间诏书则以为"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不同科。

后世史论中的两重形象

后世对公孙弘的评论大体呈现两重形象。一重着眼于其行迹：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其"行义虽修，然亦遇时"，并说"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班固《叙传》记其"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另一重则着眼于其心术：朱熹、王夫之等批评他"曲学阿世""以儒术缘饰吏事"，李贽《藏书》将其列为"容悦之臣"，《读史漫录》则为之力辩，称"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世徒以其曲学矫情，薄其相业，而不录其功，亦非通论哉"。近现代学者如钱穆以之为"布衣卿相"的代表，认为其拜相封侯标志着汉代政权向平民开放；吕思勉则谓其对策"虽无卓见，然能合时宜"，肯定其政治上的务实。两重评价所据，皆为同一批史事，差别在于所重者在行迹还是在心术。

博士弟子员制度的意义

公孙弘所拟的博士弟子员制度，是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起点。《汉书·儒林传》记其规定："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此后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儒生逐渐成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之一，"通经"与"入仕"由此直接挂钩，为后世"以经取士"提供了先例。与他同时的董仲舒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著称，而将儒学落实为可操作的选官与养士制度者，则多归功于公孙弘；这也正是《读史漫录》所说"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的依据所在。

人物关系

• 师友：胡毋生（受《公羊》学）、辕固（同征，受其告诫）
• 君臣：汉武帝（君臣，受重用）
• 同僚：朱买臣（廷辩）、吾丘寿王（政策争论）
• 冲突：董仲舒（排挤）、汲黯（被指责布被）
• 家族：公孙度（子，嗣爵）

历史评价

汉代/同期

• 汲黯：指责公孙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书·公孙弘传》）
• 汉平帝诏书：“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汉书·公孙弘传》）
• 司马迁《史记》将其列入平津侯列传，记其“为人意忌，外宽内深”

魏晋至唐

• 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其对策“理懿而辞雅”，肯定其文风
• 唐修《晋书》等史书多沿用《史记》《汉书》记载，视其为布衣丞相典范

宋元时期

•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其事迹，未加特殊褒贬
•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批评其“曲学阿世”，认为其阿谀武帝

明清时期

• 王夫之《读通鉴论》批评其“以儒术缘饰吏事”，认为其非真儒
• 李贽《藏书》将其列为“容悦之臣”，认为其善于逢迎

近现代

• 钱穆《国史大纲》认为公孙弘是“布衣卿相”的代表，其拜相封侯标志汉代政权向平民开放
• 吕思勉《秦汉史》评价其对策“虽无卓见，然能合时宜”，肯定其政治务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