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范仲淹出身官宦家族。《宋史》记载其先祖为唐朝宰相范履冰，家族先居邠州，后迁居苏州吴县。据《宋史》记载，其先祖为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今陕西彬州）。高祖范隋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任处州丽水县丞，因中原战乱不得归乡，遂定居苏州吴县。五代时期，曾祖范梦龄、祖父范赞时均在吴越国为官。父亲范墉早年仕吴越，978年（太平兴国三年）随吴越王钱俶归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989年10月1日（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旧文口径）。其生母为谢氏。次年，即990年（淳化元年），范墉调任途中病逝于徐州，谢氏带着不满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姓朱，名说。 范仲淹在朱家长大，少年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据《年谱》记载，他因劝诫朱氏兄弟节俭，反被讥讽“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由此得知自己本为范氏子。范仲淹感愤自立，决意树立门户，遂佩琴剑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 在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拜在大儒戚同文门下，昼夜苦读。据《宋明臣言行录》记载，他“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生活极为清苦，“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正是在这段艰苦岁月中，他博通儒家六经要义，立下“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

范仲淹字希文，据《宋史》所载为"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其父范墉祖籍江苏吴县，早年出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降宋，范墉随钱俶归宋，曾任武宁军等地节度使，端拱年间在真定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是年其夫人陈氏产后大出血身亡，范墉经友人介绍续娶高平村谢氏，定居高平；端拱二年（989年）八月，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不久范墉调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天寒路远，未到任即病倒，强撑至徐州十余天后去世。次年谢氏生活无依，带着不到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姓朱、名说。

范仲淹的家世与其后的家族制度，是理解其人其事不可忽略的一面。其父范墉随吴越王钱俶归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赠太师、周国公；其祖范赞时仕吴越，九岁以童子出身，终秘书监，赠太师、唐国公；曾祖范梦龄任中吴节度判官，赠太师、徐国公；据其年谱所述，远祖可上溯至唐代宰相范履冰一脉，中原乱离之后子孙不克北归，遂为中吴（苏州）人。范仲淹显达之后奏请复姓归宗，追赠父祖，并以自己的俸禄赡养族人。皇祐元年（1049年）他在杭州任上以积蓄在苏州购置田产千亩，置为"义庄"，订立《义庄规矩》：族中贫者每人每日给米一升、每年给绢一匹，嫁娶丧葬各有资助，子弟入学与应试另有补助，义庄由族中推举的掌庄人经理，账目公开。此制把对宗族的责任转为长期的制度化安排，被视为中国宗族共有财产与家族慈善的早期典范，此后"义田""义庄"在各地仿行不绝，直至近代。

据《宋史》，他"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他少年时"有志操"，在朱家因劝止朱氏兄弟浪费不节而被回以"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由此得知自己的家世，感愤自立，决意自树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到应天府依戚同文求学。此后数年寒窗，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终于博通六经要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语后来成为其一生的写照。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及第后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掌讼狱案件，官居九品，遂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前后，他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而受到上级赏识，此后历任集庆军节度推官等职，并奏请复姓范氏、改名仲淹。

早年的求学经历，塑造了范仲淹一生的行事风格。据《宋名臣言行录》与楼钥《范文正公年谱》的不同记载，他在朱家时曾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僧舍读书，后来到应天府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把冷粥划成数块、就着腌菜分次进食，即后世所称的"断齑画粥"。这种经历使他在显达之后仍以俭素自律：出仕之后，他"每以清苦自励"，家中的衣食供给大多用于族人、故旧与宾客，自己在衣食上不设多余。他一生好琴，随身只带一张琴与一卷书，后世因此以"琴剑"记其少年出走的形象。

出仕与地方政绩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进士，授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掌管讼狱。他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常与太守争是非，不为权势所屈。1017年（天禧元年），升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归宗复姓，更名范仲淹。 1021年（天禧五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濒临黄海，唐代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年久失修，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重修捍海堰。1025年（天圣三年），经张纶奏明朝廷，范仲淹调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1026年（天圣四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这条海堤使“海濒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百姓感念其功绩，称之为“范公堤”。 守丧期间，范仲淹居应天府宁陵县。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其才名，邀请他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倡导时事政论，书院学风焕然一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及第之后的二十余年间，范仲淹的仕途大体沿着"地方治绩—京官谏诤—外放"的轨迹反复。他先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后调集庆军节度推官；天禧五年（1021年）前后监泰州西溪盐仓，见当地海潮为患、田庐盐灶屡遭淹没，遂上疏请修捍海堰，被任命为兴化县令主持其事：工程以数年而成，北起阜宁、南至吕四，绵延数百里，护田数万顷，后人称为"范公堤"。此后他历任秘阁校理、右司谏等职，以直言著称：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欲废郭皇后，他与孔道辅等人率台谏力争，被出知睦州，后又徙苏州、饶州、润州等地；在苏州任上他主持疏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解决了一方水患。景祐三年（1036年）他因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再度被贬饶州，友人欧阳修、尹洙等亦受牵连，是为"景祐党争"。

其后他监泰州西溪镇盐仓，见通州、泰州、海州一带滨海，潮水直抵城下，田土斥卤不可耕种，遂向朝廷建议修筑捍海堤。天圣二年（1024年）他以兴化县令的身份主持这项工程，征调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长约二百里。工程进行中遭遇大雨雪，涛涛汹涌，役夫散走，陷溺而死者百余人，众口喧言堰不可成，朝廷一度下诏遣中使按视、准备罢役；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力主继续，恰逢范仲淹因母丧去官，由张纶上表请求亲自督役，逾年堤成，"民至今享其利"。这条海堤后来被称为"范公堤"，兴化的百姓甚至有以范为姓者，如皋一带还建了范文正公祠、报功祠、二贤祠等祠庙奉祀。

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居应天府。晏殊知应天府，延请他主持府学教务。掌学期间他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倡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的风气，多以为自他倡导而始。晏殊因此荐他入充馆职，任秘阁校理。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章献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以为此举混淆家礼与国礼、有损皇上威严，又上书请太后还政，都没有回音；次年再上疏论太后久揽大政，语益切直。因此忤太后之意，出为河中府通判，又徙陈州。在河中府任上他上言请求停罢昭应、寿宁等宫的土木之役，以为"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又上疏请减并郡邑以平差役，援汉光武帝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之例为说。

景祐元年（1034年）他徙知苏州。当时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去，良田委弃、农耕失收，范仲淹察看水性与地理，提出开浚昆山、常熟之间的"五河"，把积水导入太湖、再注入大海，以"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并行为经画；此法不仅获当时称许，南宋以至元、明的两浙守臣整治水患多循其遗意。景祐三年（1036年）他召还判国子监、权知开封府，因上《百官图》，指宰相用人迁进的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又引汉成帝信张禹而致王莽之乱的旧事，劝仁宗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权。吕夷简反讥其迂腐，诬其"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之意，请把范仲淹一党姓名书写揭于朝堂。范仲淹于是被贬知饶州，这是他第三次被黜。此后谏官御史莫敢言，秘书丞余靖、馆阁校勘尹洙先后上言或自请同坐，欧阳修移书责右司谏高若讷，三人相继被贬；朝士畏宰相之威，无人敢为范仲淹送行，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与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饮，王质扶病祖宴都门、留语累夕。京师地震之后，直史馆叶清臣上疏为言，仁宗渐有悔意，朋党之论也自此兴起。范仲淹前后三次被黜而操守不改，其自述与后人议论中遂有"三黜"之说。

京官生涯与三次贬谪 1028年（天圣六年），范仲淹守丧期满，向朝廷上疏万言《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见而伟之，经晏殊举荐，范仲淹被召入京任秘阁校理。 1029年（天圣七年），十九岁的宋仁宗准备率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反对，认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混淆家礼与国礼有损皇上威严。他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疏均石沉大海。举荐人晏殊闻之大惧，责备他过于轻率。范仲淹回信《上资政晏侍郎书》申明立场：“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1030年（天圣八年），范仲淹自请离京，出为河中府通判，次年徙陈州通判。 1033年（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召范仲淹为右司谏。同年，仁宗因郭皇后误伤其颈而欲废后，宰相吕夷简为讨好仁宗，明令禁止百官参议。范仲淹与御史孔道辅等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被拒后次日又至待漏院准备向吕夷简进言，结果被贬出京为睦州知州。 1036年（景祐三年），范仲淹已改知苏州，因治水有功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后被召还京，权知开封府。他不满吕夷简任人唯亲，上呈“百官图”指斥其用人不公，又因论迁都洛阳之事与吕夷简发生激烈争执。吕夷简指范仲淹及其支持者为“朋党”，北宋“朋党之争”由此而起。范仲淹再次被贬至饶州，后徙润州、越州。

范仲淹的仕途迁转与三次被贬，是理解其性格与北宋中期政局的一条主线。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登进士第，初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汪藻《祠堂记》记其在任上"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太守屡以盛怒相加，他终不为屈，每次争辩归来，便把往复辩论的言语写在屏风上，到离任时屏上已无处可书；家境贫寒只有一匹马，去官时卖掉马匹徒步而归。任满之后他把守寡再嫁的母亲谢氏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才正式上奏恢复范姓、改名仲淹。此前他因不忍伤继父之家，一直姑且姓朱，直到母亲同意方得归宗。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为右司谏。当时朝臣多追斥太后垂帘时的过失，范仲淹独言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宜掩其小故而全其大德，仁宗大感悟，下诏禁止内外擅自议论太后旧事；不久仁宗因太后遗诰欲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范仲淹又上疏争之，以为"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仁宗采纳其言，止罢太后册名。同年冬废郭皇后之议起，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等人到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守门者闭户不为通，孔道辅抚铜环大呼"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因吕夷简事先敕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奏疏终于不得上达，翌日范仲淹即被贬知睦州。这是他第二次被黜。在睦州他修葺严子陵祠堂，作《严先生祠堂记》，又作《谪守睦州作》诗自明心迹："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戍边西北 1038年（景祐五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叛乱，宋夏战争爆发。1040年（康定元年），范仲淹被起复，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主帅夏竦平定叛乱，进龙图阁直学士。延州诸砦多失守，范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事。 范仲淹改革旧的军事体制，将州兵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情灵活出战。他主张“屯田久守”方针，韩琦则主张集中兵力大举反击。1041年（康定二年）好水川之战，宋军按韩琦方案出击，遇伏大败，主将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万余士卒战死。此后宋军改采范仲淹的防御战略，在延北筑城，构筑堡寨，淘汰老弱，严格训练，提拔狄青、种世衡等有才干的将领。对沿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态度，严立赏罚公约。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犯边、宋军屡败，他被起用为陕西都转运使、知延州，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鄜延、环庆一线的防务。到任后他改革军制，把延州兵分为六将、各专训练，战时轮番出战；又修复城寨、招抚蕃部、屯田积谷，采取"筑城修寨、以守为攻"的方针。据记载当时边防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之为"龙图老子"。庆历二年（1042年）他上《奏陕西河北攻守策》，主张"守策"为主，并提出以经济与民族政策安抚蕃部；次年宋夏议和，西北战事渐息。庆历三年（1043年）他入朝任枢密副使，继而拜参知政事，仁宗开天章阁、赐手诏令其条陈时政，他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主张，是为"庆历新政"。

在西北防务的具体安排上，他在延州的做法被后人反复称述：他废除"官卑者先出"的旧例，把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择将统之，专责训练，战时轮番出战，避免了大军一拥而上、败则全溃的旧弊；他修复并新建了青涧城、大顺城等堡寨，以堡寨屏障屯田、切断夏军的通道；他招抚环庆、鄜延一带的蕃部，凡归附者给以田土、免除部分赋役，并允许其首领世袭，据记载有数百帐蕃部由此归附，夏人因此失去了向导与耳目。他又在边区推行屯田，使军粮部分就地解决，减少内地转运；其上《奏陕西河北攻守策》主张"以守为攻"，认为在国力和骑兵不及对手的条件下，应以"修城寨、积粮谷、抚蕃部"为长久之计，而不是轻举深入。这一思路在其后宋夏、宋辽的边防政策中长期被沿用。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称帝犯边，延州诸砦多失守，边情危急。范仲淹上疏自请行边，朝廷因此迁其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到任之后他先改军制：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遇敌御战则以官阶低者先出。范仲淹说，不选择将领而以官职定先后，是取败之道；于是大阅州兵，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量敌之众寡使更番出战，又更改军队旧制，根据敌情选择战将，使边军面貌一新。防御工事上，他采纳种世衡之策，在青涧筑城以扼敌之冲，大兴营田以省转运之劳；又因百姓远途输粮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户税租就近输纳。他同时修葺承平、永平等砦，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前后筑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边境形势渐稳。

在庆州任上，他于要害之地筑大顺城，行至柔远，旬日而城成；张载作《大顺城碑》称"深矣如泉，岿焉如山，百万雄狮，莫可以前"。大顺城既成，白豹、金汤两地之敌皆不敢犯，环庆一路的侵扰自此渐少。他又以恩信招抚沿边羌部，使明珠、灭臧等族得以安定，不以武力迫之。其守边方略见于他上疏所言：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充实关内，使敌无虚可乘；寇至则边城清野，不与之大战，关中稍实，敌便不敢深入，既不能大战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为上策。这一"以守为攻、持久困敌"的方针贯穿其边防经营的全过程。

边防局面并非一帆风顺。庆历元年好水川一战宋军大败，庆历二年闰九月，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十六人战死，丧师九千四百余人，关辅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自邠州、泾州出发前往援救，西夏军队遂撤出边塞。定川败报初到朝廷时，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其后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遣使来议罢兵，最终称臣禀正朔，北宋与西夏缔结和约，西北边疆重现和平。范仲淹在边防中以筑城修寨、屯田养兵、招抚蕃部、提拔将领为务，狄青、种世衡、张亢、周美等一批将领皆为其所拔，所练之兵直至北宋末年仍是宋军中的劲旅。

范仲淹在西北苦心经营数年，西夏防线逐渐立起坚固屏障，边塞歌谣传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1042年（庆历二年）十月，范仲淹与韩琦共迁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1044年（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范仲淹的防御战略功不可没。

庆历新政与晚年 1043年（庆历三年），仁宗将西线统帅夏竦、韩琦、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范仲淹任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年九月，他与富弼、韩琦等人推行改革，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建议，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范仲淹罢黜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吏。富弼同情被罢斥者，说：“范公只是一笔画掉他们的名字，怎么知道他们一家老小都在哭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也比一路哭好。”然而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遭到夏竦等人的激烈反对。1044年（庆历四年），范仲淹、富弼自请出京巡察地方。1045年（庆历五年），仁宗下诏废弃新政，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授资政殿学士、知邠州事，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罢陕西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 1046年（庆历六年），范仲淹在邓州应好友滕宗谅之请，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志。此后他历任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1052年（皇祐四年），改知颍州，扶疾上任途中病逝于徐州，去世时按传统口径记为六十四岁。宋仁宗亲书碑额“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同年十二月，安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南麓。1127年（靖康元年），追封魏国公。

庆历新政的推进与中止，过程颇具北宋党争的典型特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赐手诏令其条陈当世急务；范仲淹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当时朝中形成了一个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人为核心的开明集团，号为"庆历党人"，新政由此得以推行：考核官员的办法改变，恩荫与滥赏受到限制，州县学相继设立，科举加重策论而减省诗赋，地方官的选拔与考课也趋于严格。石介为此作《庆历圣德诗》，激扬其事，却使对立的一方更为激愤。

反对者的反击从几个方向展开：夏竦、王拱辰等人以"朋党"相攻，指新政诸人为结党营私；庆历四年（1044年）又借苏舜钦"进奏院案"（进奏院卖废纸宴客）弹劾其党，苏舜钦被除名，王益柔等十余人被贬；同时关于"废黜旧臣、更张制度"的议论纷起。范仲淹多次上章自请外任，庆历四年六月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新政的各项措施陆续废止，"庆历党人"亦多被外放。此后他在地方任上仍坚持自己的治理主张：知邠州时减免赋役、救济灾民；知邓州时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并在那里写下了《岳阳楼记》。

此后他徙知润州、越州。宝元、康定间西夏用兵，仁宗以范仲淹为士望所属，起用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继而知延州、知庆州，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三年（1043年）召还，除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以疾请知邓州，进给事中。在邓州三年，他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花洲书院，闲暇即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友人尹洙被贬均州、疾病缠身，范仲淹把他接到邓州养病，尹洙临终以两个儿子相托。庆历八年（1048年）诏徙知荆南府，邓州百姓遮拦使者恳请留任，范仲淹也愿留在邓州，朝廷遂从其请，他守邓前后凡三年。皇祐元年（1049年）徙知杭州，皇祐三年（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兖、淄、潍等州安抚使。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徙知颍州，他扶病上任，五月二十日行至徐州去世，年六十四。

范仲淹晚年的行事，有两件常被后世称述。其一是创设"范氏义庄"：皇祐元年（1049年）他在杭州任上，以多年积蓄在苏州购置田产千亩，置为"义庄"，以其租入赡养族中贫弱者——"每人日给米一升、岁给绢一匹"，婚嫁丧葬另有资助，并订立《义庄规矩》十余条，由族人共同经理。这一制度把对家族的责任制度化、长期化，被视为中国家族慈善与宗族共有财产的早期范例，此后各地"义庄""义田"多仿其法，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二是他在杭州任上遇大饥荒时，采取"以工代赈"与鼓励消费的办法救灾：纵民竞渡、兴造寺院官舍，使"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因此得以缓和——这一做法后来被沈括《梦溪笔谈》记录，成为宋代荒政的著名案例。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二十日他病逝于徐州，年六十四，留有《遗表》。他在病中时仁宗便常遣使赐药存问，去世之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其墓碑碑额为"褒贤之碑"。羌族首领数百人闻其死讯，哭之如父，斋戒三日而去。他历官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护军、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六百户，卒后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其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同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其子范纯仁等请富弼撰墓志铭、欧阳修撰神道碑，成为后世了解其生平最重要的两篇传记文字。

范仲淹一生注意识拔人才，其交游与门下的名单，几乎就是北宋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一条脉络。掌应天府学时，他以经义与时务教导生徒，士人自四方而至；后来执教湖州的胡瑗、讲学泰山的孙复，都曾与他往还切磋，论者以他与胡瑗、孙复同为"宋学"的开风气者。横渠张载年少时喜谈兵事，二十一岁上书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便知其气局远大，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必谈兵，劝他去读《中庸》，张载由此转向学问一途，终成一代大儒。庆历年间，他又与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等人共事朝廷，同为谏官者有"四谏"之称；这些人或在朝议政，或在边共事，往来书札中多论边事民生，欧阳修等更联名上言，称范仲淹有宰相之才，请罢王举正而用他，范仲淹却以"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为辞固让不拜。

他对宗族与子弟的教诲，也与对天下人的抱负一以贯之。他曾对诸子弟说：吴中宗族甚众，于我固有亲疏，然自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本无亲疏，我安得不恤其饥寒；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我，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又何以入家庙。因此他把恩例俸赐均给族人，以俸禄之余在苏州买田置为义庄，赡养宗族无间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各有补助。晚年在杭州任上，子弟便乘机请他在洛阳置办宅第园圃，以为养老之所，他严词拒绝，说人若有道义之乐，连形骸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居室；又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主人未必能常游，何须归己而后为乐，俸赐之余宜以赡宗族。其家训示子弟，多以此类不慕园宅、笃于亲族为言，后世传诵的《训子弟语》即由此而来。

范仲淹有四子，都能守其家风。长子范纯祐以父荫入官，官至将作监主簿，早卒。次子范纯仁于皇祐元年（1049年）中进士，历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之位，谥"忠宣"；他为政主张宽厚，屡以直言被黜而不改，论者以为酷似其父。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四子范纯粹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曾知庆州等边郡。父子两代皆以恤民、敢言与廉直著称于北宋中后期，范氏一门因此在士大夫中声望甚重。

家族方面，最为后世所重的是苏州范氏义庄的长期延续。义庄自皇祐元年创设，以千亩田产赡养宗族，订有《义庄规矩》；此后子孙陆续增置田亩，元、明、清各代皆有续修规矩与扩充田产之举，族中设掌庄人经理、账目公开，设族学以教子弟，遇荒年则以庄内积谷赈济族人。这一制度历时近九百年而未中绝，直至近代仍在运作，被视为中国古代宗族共有财产制度中延续最久的一例。纪念方面，苏州天平山的范文正公忠烈庙、洛阳伊川的范氏墓园与范文正公祠、山东邹平的范公祠、江苏泰州与兴化的范文正公祠等，历代迭有兴修；天平山忠烈庙与伊川范仲淹墓园今皆保存，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墓前所立即仁宗手书的"褒贤之碑"。

关于其家世与后代，他显贵之后复姓归宗，追赠父祖；其四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皆有仕名，其中范纯仁官至宰相，亦有"布衣宰相"之称，家学相承，"先忧后乐"之训被写入家训。他也曾多次请求朝廷为族中先人立碑、置祭田，并把自己的俸禄多用于济族、济友。皇祐四年（1052年）他自青州调知颍州，行至徐州病逝，年六十四岁，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其母谢氏墓旁；朝廷赠兵部尚书，谥"文正"。此后历代对其加封，南宋时赐庙额"忠烈"，各地建祠祭祀，其中苏州天平山忠烈庙、河南伊川墓园、以及山东邹平的"范公祠"等都保存至今。

关于其身后的追崇与纪念，史料留有相当具体的记载。他去世后朝廷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其母谢氏墓侧，其子范纯仁等请欧阳修撰神道碑，富弼撰墓志。南宋时赐其祠庙额"忠烈"，其后历代在苏州天平山、河南伊川、山东邹平、江苏泰州（范公堤）、湖南岳阳（岳阳楼）等地陆续建祠立碑；苏州天平山的忠烈庙与伊川的范氏墓园至今保存，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文献方面，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记载、以及《宋史》卷三百一十四的本传，是了解其生平的主要来源；《宋史》对他的评价，主要根据其"先忧后乐"的自述与其在庆历新政中的作为，把他列为北宋名臣的代表。

主要事迹

文学贡献 《宋史》称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其诗文收入《范文正公集》，代表作包括《岳阳楼记》《渔家傲·秋思》《苏幕遮·怀旧》等。 其散文以《岳阳楼记》最为著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襟怀，展现了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此外还有《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赞颂严子陵的高洁品格。 范仲淹现存词作数量较少。《渔家傲·秋思》以“塞下秋来风景异”开篇，写边塞苍凉景色与将士思乡之情，“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苍凉豪放，后世常以其苍凉雄健的风格讨论宋词发展。欧阳修曾称此词为“穷塞外之词”。《苏幕遮·碧云天》以“碧云天，黄叶地”写秋色，情致深婉，历来传诵。 范仲淹还撰有大量政论文章，如《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上攻守二策状》等，议论精当，切中时弊。另有《灵乌赋》答友人梅尧臣，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明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岳阳楼记》的写作背景与其内容，是理解范仲淹政治抱负的关键。庆历五年（1045年）他知邓州，友人滕宗谅（字子京）正谪守岳州，重修岳阳楼后请他作记，他遂写下此文。文中先叙洞庭湖的景色与迁客骚人的悲喜，继而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分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两种境遇，最后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结。此文既是写景抒情之文，又借楼写志，把个人的进退沉浮置于国家与百姓的忧乐之下，因此长期被视为北宋士大夫精神的宣言；其中有"其必曰"三字，表明这是他所标举的理想人格，而非自述已然之境，后世读者对此多有自己的体会。

范仲淹的著述与文学成就，可与他的政治事功相互印证。今存《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另有《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奏议》与后人辑录的《言行录》《年谱》等；其中《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清白堂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等文，既是北宋散文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其政治思想的直接材料。《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成为此后士大夫立身处世的标准表述；《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同样为后世所传诵。词作方面，《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写边塞之景与将士之思，被视为北宋豪放词的先声；《苏幕遮·碧云天》《御街行》等则写羁旅与别情，风格沉郁。诗作如《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以浅近之语写民生之艰，与其政治关怀一致。

范仲淹的文学成就与其宦迹相为表里，许多名篇都写在贬谪或边任之中。《岳阳楼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他知邓州之时，应同榜旧友、岳州知州滕子京之请，凭所寄洞庭晚秋图而作，末段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转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其一生志节的凝缩之语。他知睦州时修严子陵祠堂而作《严先生祠堂记》，篇末之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为其散文中的名句；知越州时浚治州署西岩下的废井得泉，筑亭名"清白堂"并作记，取清白以自励。景祐三年被贬之后，友人梅尧臣作《灵乌赋》讽其结舌勿言，他作同题之赋以答，中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语，正可为"三黜"而不改的注脚。

诗与词方面，其作多以羁旅、边塞与民生为题。《江上渔者》只四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以食鱼者与捕鱼者的对照见民生之艰；知西北时所填《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写边地萧条与将士思归，欧阳修曾戏称之为"穷塞主之词"；《苏幕遮·怀旧》起句"碧云天，黄叶地"与《御街行·秋日怀旧》诸作，则为宋词中较早以阔大之景写深婉之情的名篇。书法亦是其修养之一，黄庭坚论其书以为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所作尺牍《道服赞》与所跋王羲之《伯夷颂》流传至今，晚年更留意小楷，取法《乐毅论》一路。他生前未有文集之编，卒后其子范纯仁等辑其诗文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另有《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行世，楼钥又为编《范文正公年谱》，其奏议、家书与地方记文因之得以完整保存，成为研究北宋中期政治、边防与士人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范仲淹身后最为人反复称引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此语出自《岳阳楼记》末段，本是写士人处江湖与居庙堂两种境遇下的自处之道，却因其与范仲淹一生的行迹互为印证，自宋代以后成为士大夫政治伦理中最常被引用的表述之一。南宋以下，论士风者多以他为标尺：或以"先忧后乐"称许当世良吏，或以之责备在位者的苟且。明清两代科举策论与书院讲学，亦常以此语命题发挥，使其超出一人一文的范围，成为士人公共责任的通用表述。与之相类的还有两处：一是景祐三年被贬后所作《灵乌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常被引为言官立朝的气节之词；二是庆历新政中"澄清吏治"的取向，后世论北宋改革者，多以庆历为其开端、熙宁为其赓续，而以范仲淹为这一脉络的起点人物。此三者与义庄所体现的宗族责任合观，构成了后世对范仲淹形象的基本理解：不徒以文章名世，而以一生行事与文字相副。

范仲淹的著作与思想，在北宋士大夫中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的文集今存《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另有《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奏议》与《言行录》等；其文章以议论与记叙为主，兼具政论与文学的品格，《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清白堂记》等篇长期入选选本，《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被称为北宋豪放词的开山之作之一。思想上，他主张"经世致用"的儒学，反对空谈性命，强调士大夫对国家与天下的责任，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被后世视为宋代士大夫精神的概括；他与孙复、胡瑗、石介等人倡导的"以经术为治术"，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宋学"与王安石新政、以及程朱理学的问题意识。

政治活动 范仲淹的政治生涯贯穿宋仁宗朝，以直言敢谏著称。早年任秘阁校理时，他上疏反对仁宗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又请太后还政，虽遭贬斥而不悔。任右司谏时，因反对废郭皇后再次被贬。任权知开封府时，以“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引发北宋第一次“朋党之争”。 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拜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涉及官吏考核、科举制度、职田分配、农业发展、军事建设、徭役减免等多个方面。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力图革除冗官冗费之弊，新政在推行一年多后受挫。 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也多有善政。知苏州时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知邓州时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知青州时救灾济民，深得百姓爱戴。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余，其内容与思路却对北宋政治影响深远。《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项主张大体可分三类：一是整顿吏治，包括"明黜陟"（按政绩而非资历升降官员）、"抑侥幸"（限制恩荫与滥赏）、"精贡举"（改革科举、重视策论与实学）、"择官长"（由中书与枢密选任州县长官），并配套"均公田"（给地方官职田以保证其生计）；二是发展生产与减轻负担，包括"厚农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减徭役"（合并州县、裁减差役）；三是加强军备与政令，包括"修武备"（在京师附近招募民兵）、"覃恩信"（落实赦令）、"重命令"（政令不得朝令夕改）。他主张以"澄清吏治"为改革的入手处，认为"欲正其本，当自朝廷始"，因此把重点放在用人、考绩与恩荫制度上。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由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正值北宋内忧外患交迫：官僚队伍庞大而行政效率低下，西北又受西夏威胁。仁宗在天章阁赐手诏，问以当世急务，范仲淹退而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各个方面。仁宗悉加采纳，凡宜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他所以为改革入手处的，是吏治与用人：明黜陟在改革磨勘旧法，非有大功不得循例迁转；抑侥幸在裁减任子之恩，使恩荫不再滥及；精贡举在改以策论取士，重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择官长在选任州县之官，并遣按察使考察官吏贤否；均公田在给职田以养廉。此外减徭役主张并省州县、使差役归农，厚农桑主张劝课农事，修武备主张渐复兵农合一的旧意，覃恩信与重命令则要求朝廷兑现赦令、信守诏条。

新政推行不过数月，政治局面已为之一变：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学校。但改革触动了众多人的私利。庆历四年（1044年），毁谤新政的言论渐多，指责范仲淹等为"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史称"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听"。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结党，仁宗渐生疑忌。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自请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庆历五年正月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富弼、韩琦等也相继外放，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被陆续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他在中书所施行的各项，也"稍稍沮罢"。此后他在邠州又上四策，请朝廷力行：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并请力行七事，包括密为经略、再议兵屯、专于遣将、急于教战等，意在边备不可一日松弛。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其澄清吏治、重视财利与边防的思路，为后来的熙宁变法所继承。

新政推行后，因触动官僚与恩荫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人的强烈反对，被指为"朋党"；庆历四年（1044年）他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新政的措施相继废止；次年又改知邓州。在邓州任上他写下了《岳阳楼记》，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结，此文成为其政治抱负与人格的总结。此后他历任杭州、青州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在赴颍州途中病逝于徐州，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其著作编为《范文正公集》，另有《奏议》《尺牍》等传世。

内政方面另有镇压民变一节。庆历三年（1043年），京东王伦聚众起兵，转攻淮南，京西又有张海等部在商山一带活动，波及十余州，朝廷震动。范仲淹在上疏中主张以恩信招怀为之先，认为民之所以为乱，多由赋役苛重、官吏贪暴所激，若只以兵力追捕而不除其致乱之由，乱将不止；他因此请择良吏临民、减免苛敛，并求朝廷信守赦令、不再催逼积欠，此意与其"覃恩信"一条相为表里。此后王伦、张海等部先后被平定，而他在奏议中所强调的"息乱源"之论，成为其政治主张中不可分割的一面。

荒政与赈灾是范仲淹政绩中最能见其行政手法的一面，其办法不止于开仓散粮，而是把救急与兴作、赈济与长远结合起来。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重。范仲淹奏请遣使循行未获答复，便借奏对之机问仁宗："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八月朝廷遂命他安抚江淮。他所到之处开仓廪、赈乏绝、禁淫祀，奏请蠲除庐州、舒州的折役茶与江东的丁口盐钱；见饥民有以乌昧草充饥者，便采撷此草进献御前，请给六宫贵戚看，以戒其侈心。他又条陈救弊八事，仁宗嘉纳施行。这一套做法把灾情的实况直接摆到宫廷之前，是其进言的一贯方式。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殍殣枕路"。范仲淹时领浙西，一面调集粮食赈灾、募民存饷，一面大规模兴办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供给饮食。吴人喜竞渡、好佛事，他便纵民竞渡，自己每日在湖上宴饮，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集各佛寺主首，告以"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程并兴；又翻新敖仓与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无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逐条自陈所以宴游兴造的缘故，说皆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当时靠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仰食于官府与富家者，每日不下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这一年两浙只有杭州晏然无事，百姓没有流徙。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此事，并说"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以为后来成为定制的救荒办法实自范仲淹始。此后逢河朔饥荒，他又把在浙西用过的一套办法移用于青州，既平抑粮价，又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之时。

治水与防灾也属于同一思路。泰州捍海堤、苏州五河之外，他治水主张"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并重，兼顾蓄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引其与人书说："江海之涯，地势颇高，沟渎虽多，不决不下。如无所壅，良可减害，若其浚深，江潮乃来。愆亢之时，万户畎溉，此所以旱潦皆为利矣。"在他看来，水利的关键不在堵水而在疏导得宜，使水旱两时都转为利。在赋役方面，他在河中府请减并郡邑以平差役，在江淮奏蠲折役茶与丁口盐钱，在庆历新政中主张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都是同一种减轻民困的取向：不以赈济为一时之恩，而以制度性的减省与兴作为长久之计。正因如此，后人论中国古代荒政，常举范仲淹杭州救荒为例，视其为把救灾与地方建设合一的典范。

范仲淹的思想主张，可从"士大夫的责任"、"制度改革的入手处"与"边防的长期方针"三个层面来看。其一，他强调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与其"以经术为治术"紧扣：君子的修养应当落到治民、理财、治军的具体事务上，否则"忧乐"便无从落实。其二，他认为改革的入手处在吏治与用人：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五项均属此类，其逻辑是先把掌握权力的人选好、考核严，然后各项政令才能推行；他因此反对以"朋党"之名压制进言者，主张"君子有党"（此语见于欧阳修《朋党论》，与其主张相为表里）。其三，他在边防上主张"以守为攻、以和为终"：在国势与骑兵不及西夏的情况下，应修城寨、屯田积谷、招抚蕃部、坚壁清野，而不轻举深入；这一思路既见于其《奏陕西河北攻守策》，也见于其在实际防务中的部署。

后世对其评价，历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宋代本朝的评论，多着眼于其"敢言"与"廉直"，欧阳修称其"少有大节"，司马光称其"忠义满朝廷"；朱熹则把其学术与事功联系起来，称其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并认为北宋士风的振作自他开始。元人修《宋史》，以其与韩琦、富弼等同列名臣，并以其"先忧后乐"之语概括其一生。明清两代，朝廷屡加封赠，士人多以他为"儒者事功"的典范；清代学者在讨论宋学时，常以范仲淹为"宋学"的开风气者，与胡瑗、孙复并称。近世研究者则更多把他放在北宋中期政治与社会的具体条件下考察：庆历新政的失败、宋夏对峙中的边防选择、以及"义庄"式的宗族制度，都被视为理解宋代士大夫政治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线索。

军事贡献 宋夏战争爆发后，范仲淹与韩琦共同负责陕西边防。他改革旧军制，将延州兵力分为六部，各置一将统率，改变了以往“官卑者先出战”的弊端。他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在边境筑城修寨，巩固防线，同时招抚沿边羌族部落，分化西夏力量。 范仲淹在西北任职期间提拔狄青、种世衡等将领。他还在边境推行屯田，减轻后勤压力，使宋军在持久战中逐渐占据优势，最终促成宋夏和议。

范仲淹在西北防务上的具体做法，构成了北宋"守策"的一次实践。他到延州后，首先清理了军队中"官卑者先出、官高者后出"的旧例，把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以三千人为额，派都将负责训练，遇敌则轮番出战；这一"将兵法"式的安排被欧阳修、韩琦等人在陕西推广，后来成为宋神宗朝"将兵法"改革的先声。其次是以"筑城修寨、步步为营"的办法向前推进：庆历元年至二年，他与韩琦等在庆州筑大顺城等堡寨，用堡寨体系保护屯田、孤立夏军据点；同时招抚环庆一带的羌人部族，"以恩信结其酋豪"，据记载归附者有数百族，夏人因此失去了向导与耳目。他又主张"军中有粮"先于"军中有兵"，在边区推行屯田，使军需部分自给，减省了内地转输之费。

教育贡献 范仲淹一生重视教育。早年掌应天书院教席时，他勤勉督学，倡导时事政论，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在各地任职时也积极兴办学校，如知苏州时奏请设立郡学，知邓州时创办花洲书院。他主张“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强调实用之学。 范仲淹还曾聘请名士为广德军等地的学子授课，使当地“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教育与学术方面，其影响同样具体。他早年曾在应天府书院讲学，后来在苏州任上捐地建学，请胡瑗主持，开创"苏湖教法"以经义与治事分斋教学，被庆历新政采纳为太学之法；睢阳学舍一类的书院讲习也因他而兴，北宋"以兴学养士"之风由此渐盛。文学上，他以《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等散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苏幕遮·碧云天》等词作、《江上渔者》等诗知名；其文一改宋初骈俪之习，以"经世"为归，被后世视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前导之一。朱熹称其"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苏轼、王安石等亦对其评价甚高；元、明、清各代对他多有褒扬，谥号"文正"本身即被视为文臣的最高荣誉，其"先忧后乐"之语更成为士大夫精神的标帜。

教育方面，他在应天府书院、苏州府学的实践，促成了宋代"州县立学、以学养士"的制度化：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诏令各州立学，其渊源即包含庆历新政中"精贡举、重学校"的主张。军事与边防上，他在延州、庆州的"堡寨—屯田—抚羌"三位一体的做法，被后来的宋夏战争反复采用；其"以守为主、以和为终"的思路，也是北宋对西北政策的基调之一。此外，他创建的范氏义庄、他推动的荒政办法，都在制度史上有具体的影响。综合而言，后世多以"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数者兼备来概括他，而"先忧后乐"与"范公堤"则成为其人格与事功最具象征意义的两个符号。

教育与学风的推动，是其影响的另一面。他在应天府学舍讲学，在苏州任上捐地建学，请胡瑗主持，胡瑗因而创建"苏湖教法"：以"经义斋"讲明六经、以"治事斋"分治水利、边防、算历等实用学科，士人各治一事、兼习一事，这种分斋教学为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诏令各州立学、并在太学推行提供了范式。他与孙复、胡瑗、石介等人唱和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使儒学从章句训诂转向对当代问题的讨论，被视为"宋学"兴起的先声；他与韩琦、富弼、欧阳修、尹洙等人的交谊，也构成了"庆历党人"这一士大夫群体，其"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影响甚深。庆历新政虽止于一年余，但其整顿吏治、重视学校、改革科举的思路，后来在王安石变法与南宋的学校制度中都能见到回响。

他对北宋学风与制度的推动，可以三方面概括。其一是"以经术为治术"：他与孙复、胡瑗、石介等人讲学论政，把儒学从章句训诂引向对现实问题的讨论，此即"宋学"的发端；后来的王安石新学、程朱理学，在问题意识上都与此相关。其二是学校制度：他在应天府书院、苏州府学的实践促成了庆历四年（1044年）诏令各州立学，胡瑗的"苏湖教法"被引入太学，"以学养士"从此成为宋朝取士的常制。其三是边防与荒政的具体做法：延州分兵六将、堡寨屯田、招抚蕃部的一整套办法，以及杭州以工代赈的救荒措施，都被后来的宋代官员反复援引。至于其人格的影响，朱熹称他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不同立场下都对之推重；元、明、清各代对其褒扬不衰，"文正"之谥被视为文臣的最高荣誉，"先忧后乐"与"范公堤"则成为其人格与事功的两个象征。

与同时代人的交往 范仲淹与晏殊有举荐之恩。晏殊知应天府时邀其掌教席，后又举荐他入朝为官。范仲淹因上疏言事遭晏殊责备时，回信据理力争，二人终能互相理解。 范仲淹与韩琦在西北共事多年，虽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但始终相互尊重。与滕宗谅（滕子京）交谊深厚，滕宗谅被贬岳州后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遂有《岳阳楼记》传世。 范仲淹与欧阳修关系密切，欧阳修是其政治盟友，也是他去世后神道碑文的撰写者。与富弼同为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富弼后来成为一代名相。与梅尧臣有诗文唱和，《灵乌赋》即答梅尧臣之作。 范仲淹与吕夷简是政治对手，因“百官图”事件和迁都之争多次交锋，但吕夷简晚年对范仲淹亦有赏识，曾在其起复时给予支持。

人物关系

• 父亲：范墉，仕吴越，归宋后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 生母：谢氏
• 继父：朱文翰，淄州长山人
• 妻子：李氏，参知政事李昌龄侄女
• 长子：范纯佑
• 次子：范纯仁，北宋名相，谥忠宣
• 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
• 四子：范纯粹（妾张氏所生） - 师从：戚同文，应天府书院大儒
• 举主：晏殊，知应天府时邀其掌教席，后举荐入朝
• 挚友：韩琦，西北共事，同为庆历新政核心
• 挚友：滕宗谅（滕子京），请其作《岳阳楼记》
• 挚友：梅尧臣，诗文唱和
• 同僚：欧阳修，政治盟友，为其撰写神道碑文
• 同僚：富弼，庆历新政同僚
• 提拔：狄青、种世衡等将领 - 君主：宋仁宗赵祯，对其信任有加，但新政后期逐渐疏远
• 冲突对象：刘太后，上疏请其还政
• 政敌：吕夷简，因“百官图”事件引发朋党之争

代表作品

• 《岳阳楼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士大夫的政治责任观。
• 《渔家傲·秋思》：边塞词，写边地景象与戍边将士情怀。
• 《苏幕遮·怀旧》：以“碧云天，黄叶地”起篇，描写秋日景物与羁旅情思。
• 《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记严子陵祠堂并赞其高风。
• 《灵乌赋》：以答梅尧臣诗意的赋作表达直言立世之志。
• 《范文正公集》：其诗文奏议的后世汇编。

轶事典故

《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主持考察官员时，见不称职者便在名册上“一笔勾之”。富弼提醒这会使被罢免者一家悲哭，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段对话常用来说明他把官员任免与百姓利害相联系；此处按后世记录归述，不据此推定其每次具体人事决定的细节。

历史评价

北宋及同期记述 - 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称范仲淹“少有大节”，并写其“慨然有志于天下”，评价其在富贵贫贱与毁誉之间坚持操守。

•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记述其守边重视完固守备、烽燧斥候、号令与赏罚，称士卒敬爱他。
• 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碑额，并追赠官职、赐谥“文正”。

后世史籍 -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记载范仲淹通晓六经、讲解经义不倦，并曾以俸禄供养四方游士；同时记载其地方政绩、边务与庆历新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