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人物生平

家世与讲学 董仲舒籍贯广川。其出身藏书较多的家庭，并记载他约三十岁开始招收弟子、讲授经书；其讲学采用隔帷授课、门人转相传授的方式，后世所谓“下帷讲学”由此而来。两源都将他在汉景帝时期任《春秋》博士与其经学声望联系起来。 《汉书·董仲舒传》记其“下帷讲诵”，并称“盖三年不窥园”；颜师古注解释为“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此处按史传中的勤学记述收录，具体日常情形不作超出原文的扩写。董仲舒的讲学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弟子吕步舒、吾丘寿王、褚大、殷忠、嬴公等在两百科中均有提及。 ### 任江都国相与《天人三策》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任江都国相，辅佐其兄江都易王刘非。与现存叙述把这段对话与董仲舒反对诸侯割据的政治立场相联系；具体措辞为后世传述，不能视作逐字记录。 董仲舒在江都任职期间也以《春秋》解释灾异，并参与求雨、止雨等仪式。这些内容反映当时礼仪思想及其天人观，不应将祈雨是否成功写成可以验证的自然因果。其后，他离开江都官职，曾任中大夫。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长陵高园殿与辽东高庙发生火灾。两百科均记董仲舒撰写解释灾异的奏章草稿，主父偃取得稿件并呈给汉武帝；董仲舒因此获罪，后获赦免。其江都国相职被罢，《汉书·董仲舒传》记主父偃“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本文将其作为史传记载呈现，不把“嫉妒”进一步推演为可独立验证的心理事实，也不补写具体经过。 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董仲舒应贤良策问呈上《天人三策》，讨论政治治理、天人关系和经学等问题。以这一年为献策年份。后世常把其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表章六经”等建议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概括便于说明其主张方向，但不是对汉武帝朝全部政策形成过程的完整描述；两百科关于其具体政治影响的论述也不完全相同。 ### 胶西王相与晚年著述 公元前125年（元朔四年），公孙弘推荐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国相。董仲舒任职约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官，回到长安。进一步记载他晚年反对盐铁官营；这一细节在本地中出现，正文仅按来源记载表述，不据此推断奏疏的具体内容与影响。 这一事件显示公羊学在朝廷经学讨论中的地位，但不宜仅据一场论辩推断此后所有经学制度的形成均由董仲舒决定。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董仲舒病逝于家中。其葬于长安西郊，并联系到汉武帝经过墓地下马致意的传说。下马陵及茂陵陪葬地等说法见于后世地方记载，现有资料不足以将其中任一说法确定为其实际墓址。

董仲舒大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其家乡广川藏有大批书籍，他出身于一个有大量藏书的地主家庭。三十岁左右，他开始招收大批学生并精心讲授。讲学时他在课堂挂上一幅帷幔，自己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他还经常让自己的得意门生代为讲授，因此许多人跟他学习了多年，甚至没有与他见过面。通过讲学，他为汉朝培养了一批人才，其门生后来有的当了国相，有的成了长史，其中吕步舒曾持节审理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断案。由于广招门生、宣扬经义，他的声誉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被任为博士，掌管经学讲授。他为学专心，曾三年不窥园；举止都遵循礼节，许多读书人尊他为师。

汉武帝继位后，令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对策。汉武帝连续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内容基本围绕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武帝问的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问的是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则涉及古今治乱之道。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对策之后，他被武帝派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粗暴蛮横，但他因董仲舒声望很高而对之非常尊重，还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的管仲，希望他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来辅助自己。董仲舒对此借古喻今进行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人，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他因此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相六年，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与阴阳运行的原因，在求雨时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则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据说在江都国这样做从来没有出现过差误；后来他被废为中大夫。

建元六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高园殿与辽东高庙发生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起草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奏章还没有呈上，正巧主父偃到他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其才而将草稿偷走交给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因怜其才而下诏赦免，但他的江都王相之职被罢免。从此他不敢再谈灾异之事，转而从事教学，又教了十年《公羊春秋》。其后朝廷又推荐他去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比刘非更为凶残蛮横，过去做过他国相的人不少被杀或毒死，但他因董仲舒是知名大儒而对他比较尊重。董仲舒晚年辞官居家，朝廷遇有重大议论常派使者到他家中询问意见，他最终在家中去世。

在教化与治道方面，董仲舒主张设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教化是否推行；他又提出限民名田、去奴婢、薄赋敛等主张，希望以此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意见在当时未能全部施行，但为后来汉朝的制度调整提供了思路。《春秋繁露》以《公羊春秋》为本，阐发天人相与、阴阳五行与王道政治的关系，是研究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文献；《汉书》称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后世也常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概括他对汉武帝一朝学术格局的影响。

后世对董仲舒的评价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春秋》公羊学的阐发与《春秋繁露》的撰述，二是他在汉武帝朝对策中所起的作用。《汉书》论汉代儒学，称其为群儒之首，后世学者论汉代今文经学也多以他为代表。他与同时的公孙弘同属以经学入仕的士人，但两人在仕途上的际遇颇不相同。

主要事迹

经学与《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以研究和讲授《春秋》公羊学著称，重视从经文及其褒贬中阐发政治、伦理和礼制原则。两源共同支持的要点是：董仲舒尝试以经学解释政治秩序，而不是单纯讲授经文。 这些书名及篇数在传述中不尽一致，故本文不把后世汇编形态等同于董仲舒亲自编定的完整著作。 ### 天人关系、灾异与政治主张 董仲舒把天道、自然变化与人间政治相联系，主张君主施政应合乎仁义、重视教化；若政治失当，灾异可以被解释为上天的警告。这一理论为儒家政治论述提供了宇宙论框架，也使臣下能够借灾异议论劝诫君主。不同研究对“天人感应”究竟主要用于约束君权、巩固君权或兼具两方面作用有不同解释，不能简单写成单向的权力限制。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主张尊崇儒家经典、以礼乐和德教治理，同时并非否认法律与刑罚的作用。具体建议是否被汉武帝采纳、如何落实，不能由提出主张直接推定。其“大一统”论以政治秩序和经学正统为重点；后世使用“独尊儒术”概括汉武帝时期的思想政策时，也需注意政策形成涉及多种政治与制度因素。 ### 阴阳五行、伦理与历史观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和四时变化解释天道与人事，并把这些概念用于论述政治、伦理和礼制。其人性论强调人的欲望需要经过教化和礼义规范。这些主张在后世思想史中影响广泛，也包含尊卑秩序与等级伦理的内容。 在历史观方面，相关理论将政治合法性置于天命与经学框架中，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论。关于《春秋繁露》中阴阳五行各篇的作者归属和形成层次，另有综述学界意见存在分歧。 ### 礼仪实践与著述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也见于祭祀和求雨、止雨礼仪。其所述求雨、止雨仪式包含祈祷、斋戒、祭祀和按季节安排礼仪等内容。具体礼仪细节主要来自另有条目所列研究材料，正文不将其扩写成未经来源支持的仪式故事。 两百科都提及《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作。因此，称《春秋繁露》为其代表性传世著作时，应保留篇章归属存在争议这一限制。

人物关系

• 刘彻：汉武帝；董仲舒曾应其策问上《天人三策》，并向其陈述治国主张。
• 刘非：江都易王；董仲舒曾任其国相，以经义规劝其政治抱负。
• 刘端：胶西王；董仲舒曾任其国相，后以年老有病辞官。
• 吾丘寿王：董仲舒弟子。
• 吕步舒：董仲舒弟子；两百科在灾异奏稿事件中记其不知稿件出自老师而加以批评。
• 公孙弘：汉武帝朝官员；推荐董仲舒出任胶西王相，推荐动机在来源叙述中有不同评价。
• 主父偃：汉武帝朝官员；《汉书·董仲舒传》记其私见董仲舒、取得奏稿并上呈，具体动机仅按史传原文转述。
• 瑕丘江公：经学家。
• 张汤：汉武帝朝官员。
• 褚大、殷忠、嬴公：董仲舒门人

代表作品

• 《天人三策》（又称《贤良对策》）：对贤良策问的答卷，主要讨论天人关系、政治治理和经学主张。
• 《春秋繁露》：传世文集，汇集《春秋》经义、政治、阴阳五行及礼仪等论述；现存篇章的作者归属和编成过程存在学术争议。
• 《士不遇赋》：其作品传承及相关影响以该来源记载为据。
• 《公羊董仲舒治狱》（亦称《春秋决事比》）：后世所传与董仲舒依《春秋》义理处理案件有关的文献，篇名、编纂形式和内容传承存在差异。

轶事典故

《汉书·董仲舒传》记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按资序相继传授，有些人未曾见过他本人；传文以“盖三年不窥园”概括其专心程度。颜师古注说明“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这则记述表现史传塑造的勤学形象，不能据此还原为连续三年不曾看庭园的日常细节。本文据《汉书》原文收录，不纳入狐变等志怪传说。

历史评价

《汉书·董仲舒传》的“赞”引刘向之语，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并将他与伊尹、吕尚相较。班固随后指出，把管仲、晏婴等霸者之佐说成不及董仲舒、甚至称伊尹和吕尚也不能超过他，“过矣”。因此，这段文字既保存了刘向的高度评价，也记录了班固对该评价的保留意见。 后世尊董仲舒为汉代儒学重要人物，并将汉代经学地位的提升与其主张相联系。另一方面，梁启超等近代批评者认为抑黜诸家的主张限制了学术发展。另有条目还综述了关于他对汉武帝具体政策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判断。由此可见，其思想史地位较高，但其对汉代制度变化的直接影响范围及“独尊儒术”政策的形成过程仍需与后世概括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