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巴夏礼于道光八年（1828年）生于英格兰施他佛郡布洛克斯威奇。父亲哈里·巴夏礼是炼铁工程师，创办了帕克斯与奥特韦公司（Parkes, Otway & Co.）。母亲在他四岁时去世，次年父亲又因交通意外身亡，巴夏礼成为孤儿。住在伯明翰的伯父——一位退役海军军官——收养了他。他在Balsall Heath的一所寄宿学校接受初等教育，道光十八年（1838年）5月升读英皇爱德华文法学校（King Edward's Grammar School）。巴夏礼幼年失怙，性格早熟而坚韧，这为他日后在远东复杂环境中生存提供了心理基础。

赴华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年仅十三岁的巴夏礼乘船前往中国，寄居于表姐玛丽·郭士立（Mary Wanstall Gützlaff）家中。玛丽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妻子，郭士立当时已在广州、香港一带活动多年，是英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帮手。1841年10月，巴夏礼抵达澳门，进入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与商务总监璞鼎查爵士的办公室，担任翻译与秘书。他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基础中文，1842年5月到香港与马儒翰会合。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6月13日，璞鼎查率英军沿长江发动最后阶段的进攻，巴夏礼作为随从参与了这次远征。7月21日镇江被英军攻占，8月29日，中英双方在英军战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南京条约》，巴夏礼目睹了这一过程。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对于十四岁的巴夏礼而言，这次经历使他直观感受到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与外交优势，也奠定了他此后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事务的基调。

早期外交生涯（1842—1855）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军占领舟山，郭士立被任命为地方知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9月起，巴夏礼在舟山政府任职，开始了他的外交行政生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8月，他通过了英国领事馆在香港举办的中文水平测验，9月被任命为福州翻译。但他赶到福州时发现职位已被人顶替，改任驻广州领事馆华人部助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6月，他被任命为厦门翻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他随领事阿礼国前往福州，10月4日两人在福州遭到清军掷石袭击，这是巴夏礼第一次亲历中国民众的反英情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6月，他与阿礼国一起押运46,163英镑赔款，同年8月调往上海，仍任翻译。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巴夏礼开始学习日文，这为他日后出任驻日公使埋下伏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月，他参与处理青浦教案——英国传教士在青浦被当地民众袭击，巴夏礼随副领事与中方交涉，要求惩办肇事者。4月9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翻译。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间，他离开中国返回欧洲休整，咸丰元年（1851年）返华出任厦门翻译。同年11月21日，他被任命为广州翻译，咸丰二年（1852年）2月到任，在此代理领事职务。咸丰三年（1853年）8月暂调为广州副领事。咸丰四年（1854年）升任厦门领事。

咸丰五年（1855年），巴夏礼作为秘书随英国驻华公使宝宁前往暹罗，参与缔结《英暹条约》。这是暹罗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5月18日于曼谷签署。此后他返回英格兰，7月1日抵达，7月9日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接见。这次回国期间，他结识了范妮·米尔士（Fanny Plumer），她是英国前副大法官托马斯·米尔士爵士的孙女。经过六个星期的追求，两人于咸丰六年（1856年）元旦在伦敦小斯坦莫尔的圣劳伦斯教堂结婚，1月9日夫妇离开英格兰返回中国。

亚罗号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8日，老闸船亚罗号驶入珠江，广东水军官员登船搜查。有消息称海盗在英国保护下登船，清军遂上船抓捕，12名华籍水手被捕，英国国旗被取下。时任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的巴夏礼以英国国旗受辱为由，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水手并书面道歉。叶名琛辩称亚罗号由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操纵，且当时并未悬挂英国国旗。巴夏礼将此事视为对条约权利的侵犯，向港督宝宁报告，称英国国旗遭到侮辱。叶名琛碍于颜面拒绝道歉，只允释放9人，巴夏礼拒绝接受。

宝宁正欲扩大英国在广州的特权，乘机将事件升级为开战理由。叶名琛拒绝让步后，皇家海军于10月29日轰破广州城墙，巴夏礼与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爵士一道进入叶名琛的衙门。但英军兵力不足，无法完全占领广州，只能以战舰和炮兵监视城市。12月16日，中国部队在城外向欧洲聚居点开火，巴夏礼退往香港，留了近一年。这期间他在英国议会遭到猛烈批评，上议院议员马姆斯伯里伯爵称他的行为荒谬可笑。

咸丰七年（1857年）11月，英国援军从香港抵达。额尔金伯爵被任命为驻华高级专员与全权代表，法军亦以传教士被害为由参战。巴夏礼加入西摩的部队，12月12日对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通牒过期后，12月28日广州遭到猛烈轰击。咸丰八年（1858年）1月5日，英军攻入城内，巴夏礼带一队水兵抓获了叶名琛。叶名琛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后于1859年死于囚禁中。

1月9日，广东巡抚柏贵复职，但他只是西方人的傀儡，广州实际由三人委员会统治，其中两名英国委员之一就是巴夏礼。因巴夏礼通晓华语，成为委员会实际领袖。委员会建立法庭、组建警察，2月10日开放广州港口。此后广东民众对巴夏礼极为敌视，有人组织民兵悬赏取他首级。咸丰九年（1859年）12月6日，巴夏礼获颁巴斯三等勋章（CB）。 咸丰十年（1860年）8月21日，英军突袭大沽炮台得手，巴夏礼参与随后的劝降。8月24日他到达天津，调度联军部队，并与清廷钦差大臣进行谈话。发现对方并非全权代表后，联军继续向通州推进。巴夏礼先行一步，于9月14日和9月17日两次利用通州地方官员，获准将军队推进至距北京城仅5英里处。9月18日，他发现清军正在集结，准备返回通州通知联军委员会，却在途中被僧格林沁的部队俘获。

巴夏礼、亨利·尼斯（Henry Loch）、捺·辛格（Nal Singh）与两名法国士兵一同被俘。巴夏礼与尼斯被送交刑部，关押于普通牢房，饱受折磨。9月29日，奉恭亲王奕䜣之命，巴夏礼与尼斯被移往一座寺庙中关押，条件有所改善——这是清廷为在中英谈判中增加筹码而采取的措施。巴夏礼拒绝协助清方，也不愿为清廷与英法联军交涉。10月8日，七人获释。就在众人获释后，咸丰皇帝下令处决他们的命令才送达，众人侥幸逃过一劫。

巴夏礼被俘一事激怒了额尔金。10月18日，额尔金以清廷虐待外交人员为由，下令放火焚烧圆明园，作为报复。巴夏礼获释后参与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11月28日，巴夏礼航往上海，次年1月回到广州处理接收九龙事宜。

长江流域与太平天国（1861—1864）

根据《天津条约》，长江沿岸三个口岸对外开放。咸丰十一年（1861年）2月至4月，巴夏礼随海军中将何伯（James Hope）沿长江考察，在镇江、九江、汉口设立领事馆，并尝试与占据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订立协议。同年4月他回到北京，6月再赴南京，准备与太平天国领导人会面。巴夏礼曾向洪秀全提出协助太平军打败清朝、以分享中国商业利益的条件，但洪秀全欲独占中国，拒绝了巴夏礼的提议。

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21日，联军向清廷归还广州，巴夏礼不再担任专员。11月他前往上海，同月再次与太平天国领袖会面，地点在宁波。同治元年（1862年）1月，他返回英格兰。他曾被清军囚禁的经历使他成为英国国内的知名人物，1862年5月19日获颁巴斯爵级司令勋章（KCB）。同治三年（1864年）11月，他离开英格兰，同治四年（1865年）3月3日抵达上海，出任驻上海领事。任内他协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配合清军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驻日公使时期（1865—1883）

同治四年（1865年）5月，巴夏礼正在前往长江港口的途中，收到任命他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与领事的通知，前任是阿礼国。他在这个职位上任职长达18年，是明治维新初期英国对日政策的核心执行者。

巴夏礼在任内不断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日本自由派势力，向幕府的反对者示好，因此对明治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切实支持改革派，成为守旧派的目标，曾三次遭遇刺杀。他鼓励使馆低级成员深入研究日本，萨道义（Ernest Satow）与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在他的鼓励下成为日本学大学者。但巴夏礼本人性格强硬，工作作风不易相处，不为日本官员和民众所喜爱。

同治六年（1867年），巴夏礼夫人攀登富士山，成为第一位登顶富士山的非日本妇女。同治八年（1869年），英国首相格莱斯顿要求驻日代表团提交一份关于和纸与制纸的报告。巴夏礼与团队在日本各地深入调查，出版政府报告《对日本制纸的报告》，收集了超过400张手工纸张，详细记录了造纸方法与每张纸的功能。这些藏品现藏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邱园皇家植物园。

光绪五年（1879年）11月，巴夏礼夫人在英格兰病逝，当时她正在为巴夏礼回国做准备。四日后巴夏礼通过电报得知噩耗。他在给友人弗雷德里克·迪金斯的信中写道：“她希望在她遗留之际，我在她身旁。我现在有六个子女需要照顾。我要代她照顾他们，而使馆将会失去光明与良好的精神风貌。”

驻朝鲜公使与逝世（1883—1885）

光绪九年（1883年），巴夏礼调任驻朝鲜公使，代表英国与朝鲜王朝谈判，签订了《英韩条约》（United Kingdom-Korea Treaty of 1883），成为第一个驻朝鲜的西方外交代表。同年他转赴北京。在北京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21日，巴夏礼因疟疾发热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七岁。光绪十六年（1890年）4月8日，干诺公爵（Duke of Connaught）在上海外滩为他竖立纪念碑，但该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移除。香港九龙佐敦的白加士街以他的姓氏命名，至今犹存。

主要事迹

外交活动与不平等条约

巴夏礼是19世纪英国对东亚外交的关键人物。他十三岁赴华，十四岁即目睹《南京条约》的签订。此后三十余年间，他参与了英国对华扩张的几乎所有重大外交行动：亚罗号事件、广州占领、通州被俘、北京条约签订、汉口英租界设立，以及《英暹条约》《英韩条约》的谈判。他利用通晓中文的优势，在历次交涉中采取强硬立场，为英国拓展在华利益不遗余力。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与湖北地方政府签订《英国汉口租界条款》，在汉口设立英租界，这是长江中游第一个外国租界。

亚罗号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是巴夏礼外交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他以英国国旗被降下为由，向叶名琛提出释放水手并书面道歉的苛刻要求。叶名琛拒绝后，巴夏礼将事件上报港督宝宁，促成英军炮击广州，最终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年）1月，他率水兵抓获叶名琛，使这位两广总督沦为阶下囚。此后他担任广州傀儡政权委员会的实际领袖，建立法庭、组织警察、开放港口，将广州置于英法联军的直接控制之下。

通州被俘事件

咸丰十年（1860年）9月，巴夏礼在通州被僧格林沁的部队俘获，与亨利·尼斯一同被押送北京刑部，关押于普通牢房并遭受折磨。9月29日，恭亲王奕䜣下令将他们移往寺庙关押，作为中英谈判的筹码。巴夏礼拒绝协助清方，也不愿为清廷与英法联军交涉。10月8日获释后，额尔金以清廷虐待外交人员为由下令火烧圆明园。巴夏礼被俘事件直接加剧了英法联军对清廷的报复，也使他本人成为英国国内家喻户晓的人物。

驻日公使与明治维新

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巴夏礼担任英国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任期长达18年。他在任内支持日本自由派和改革派，对明治政府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三次成为守旧派刺杀的目标。他鼓励下属深入研究日本语言文化，萨道义和阿斯顿在他的指导下成为日本学学者。他主持的调查日本和纸的报告收集了400余张手工纸样，至今仍是研究日本造纸史的重要资料。

与太平天国的接触

咸丰十一年（1861年），巴夏礼随何伯沿长江考察，在镇江、九江、汉口设立领事馆，并尝试与太平天国政权接触。他先后在南京和宁波与太平天国领导人会面，曾向洪秀全提出协助太平军推翻清朝、以分享中国商业利益的条件，但洪秀全拒绝了这一提议。太平天国灭亡后，巴夏礼在驻上海领事任内协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残余势力。

人物关系

• 英国君主/上峰：维多利亚女王、璞鼎查（首任香港总督）、额尔金伯爵（英国全权专使）、包令（香港总督）。
• 清廷交涉对手：叶名琛（两广总督）、僧格林沁（蒙古亲王）、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 外交同事：威妥玛（英国外交官、驻华公使）、萨道义（英国驻日外交官）。

历史评价

• 额尔金伯爵：称巴夏礼兼具无畏之勇气与对华交涉之丰富经验，乃大英帝国在远东最敏锐之耳目。
• 李鸿章：评巴夏礼心计险鸷，言词激烈，交涉最为刁顽难缠。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指出巴夏礼为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之典型推行者，其强梁行径深刻左右了近代中西关系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