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萧衍于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其父萧顺之，为西汉相国萧何的后代，于齐高帝萧道成为始族弟，曾官至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封临湘县侯。母亲张尚柔，为西晋司空张华六世孙，范阳方城人。萧衍家族自萧何之孙萧彪定居东海郡兰陵县，291年（西晋元康元年）分东海郡置兰陵郡，萧衍高祖父萧整任淮阴县令，东晋初年衣冠南渡，定居晋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侨置南兰陵郡，萧氏遂为南兰陵人。

萧衍从小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尤其在文学方面天赋出众。凭借家族背景，他初仕为巴陵王萧子伦府法曹行参军，后改任卫将军王俭属下的东阁祭酒。王俭一见萧衍便深为器重，奏请其任户曹属，并曾对名士何宪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竟陵八友与南齐仕途

484年（永明二年）正月，竟陵王萧子良开建西邸，广招文学之士，萧衍与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谢朓、沈约、陆倕七人一同交游于萧子良门下，被称为“竟陵八友”。王融号称识鉴过人，时常对亲友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萧衍在此时期不仅以文学见长，更展现出过人的筹略与文武之才。

490年（永明八年），萧衍调任随王萧子隆咨议参军。不久父亲萧顺之去世，萧衍离职回到建邺守丧三年。493年（永明十一年），齐武帝萧赜病重，萧子良任用萧衍、萧懿、王融、范云等人为帐内军主。王融欲矫诏立萧子良为帝，萧衍判断其必败，对范云说：“王元长非济世才，视其败也。”果然，西昌侯萧鸾挫败王融密谋，拥戴皇太孙萧昭业即位。

萧昭业即位后只知享乐，萧鸾与萧衍等人密谋废立。萧衍为萧鸾出谋划策，分析随王萧子隆庸劣、其属下垣历生与卞白龙唯利是图，建议以高官厚禄诱其归附，又建议以美女安王敬则之心。萧鸾依计而行，顺利解除威胁。494年（隆昌元年），萧衍拜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因参与拥立萧鸾的定策之功，封建阳县男，食邑三百户。萧衍自此地位日益显赫，但他后来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不愿他人提及自己是萧鸾登基的“佐命”功臣。

义阳之战与镇守雍州

495年（建武二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南齐，沿淮河向东攻打钟离。萧鸾先派崔慧景、裴叔业领兵迎战，又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义阳。王广之进至离义阳百里处时，听闻魏军势大而畏缩不前。萧衍请求充当先锋，率军连夜抄小路赶到离魏军营地仅几里地的贤首山，命士兵将旗帜插遍满山。天亮后，义阳城中的齐军见此景象，以为重兵来援，士气大增，出城攻击魏军并顺风放火。萧衍亲自领军夹击，齐军前后夹攻，魏军被迫突围退却，齐军取得大胜。

此后萧衍历任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等职。497年（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再次南征，萧衍率军增援，在邓城之战中因主帅崔慧景临阵脱逃而被迫撤退，但萧衍收拢部队，且战且退，最终安全撤离。齐明帝萧鸾去世后，萧衍被任命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在雍州期间，萧衍积极整军经武，暗中积蓄力量，为日后起兵奠定基础。

起兵讨伐东昏侯与建立南梁

500年（永元二年），东昏侯萧宝卷暴虐无道，萧衍之兄、豫州刺史萧懿被诬告谋反，遭东昏侯赐死。萧衍闻讯后，在襄阳起兵讨伐东昏侯。他秘密派人在襄阳大伐竹木，沉于湖底以备造船之用，此即后世“伐竹沉木”典故的由来。萧衍写信给荆州行事萧颖胄，劝其同举义旗。萧颖胄在部下席阐文、柳忱的劝说下，斩杀东昏侯所派将领刘山阳，与萧衍一同起兵，拥立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主。

501年（中兴元年），萧衍领兵攻郢城，围城两百余日方破。随后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同年十二月，东昏侯在政变中被将军王珍国所杀，萧衍遂攻占建康。502年（中兴二年），萧衍接受齐和帝萧宝融的“禅位”，建立南梁，是为梁武帝，改封和帝为巴陵王，次日即将其赐死。

统治前期的改革与治绩

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采取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改定“百家谱”，宽待宗室，注重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军事上，他抵御北魏南侵，506年（天监五年）在钟离之战中大败北魏军，维持了南北均势。此后虽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

在文化方面，萧衍大力提倡学术，主持整理经史文书。512年（天监十一年），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他还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亲自撰写赞序。在萧衍的推动下，南朝文化达到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晚年崇佛与四次舍身

527年（普通八年）三月八日，萧衍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还俗返宫，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529年（大通三年）九月十五日，他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龙袍，换上袈裟，舍身出家，讲解《涅槃经》，群臣捐钱一亿将其赎回。546年（大同十二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群臣用两亿钱赎回。547年（太清元年）三月三日，萧衍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

萧衍笃信佛教，不仅四次舍身，还大力兴建寺院，据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他著有《大般涅槃经》《大品般若经》《净名经》《三慧经》等诸经义记数百卷，创制《梁皇宝忏》，并提倡汉传佛教素食主义。他还将儒家的“礼法”、道家的“无”和佛教“因果报应”糅合，创立“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侯景之乱与去世

547年（太清元年），东魏将领侯景因与丞相高澄矛盾，据河南十三州叛归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其不信任。侯景遂致函萧衍，表示愿献河南十三州投奔南梁。萧衍接纳侯景，任命其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不久东魏攻击侯景，萧衍派侄子萧渊明支援，结果战败被俘。高澄假意提出和解以离间侯景与梁朝，萧衍不听臣下劝告，与东魏使者往来。侯景假托东魏名义写信给萧衍，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居然表示接受。侯景遂起兵叛变。

548年（太清二年），侯景以萧正德为内应，渡过长江，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病困扰，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549年（太清三年）三月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萧家宗室、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皆遭血洗。城陷之后，侯景的武士随意进出皇宫，萧衍的饮食也被裁减。萧衍年事已高，口苦干渴，索蜂蜜水不得，大喊数声后，在饥渴交加中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

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出自汉相国萧何一系。据《梁书》所载世系，萧何以下历酂定侯萧延、侍中萧彪、公府掾萧章、萧皓、萧仰、太子太傅萧望之、光禄大夫萧育、御史中丞萧绍、光禄勋萧闳、济阴太守萧阐、吴郡太守萧冰、中山相萧苞、博士萧周、蛇丘长萧矫、州从事萧逵、孝廉萧休、广陵郡丞萧豹、太中大夫萧裔、淮阴令萧整、济阴太守萧鎋、州治中萧副子、南台治书萧道赐，萧道赐生萧衍之父萧顺之。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参预佐命之功，封临湘县侯，历官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萧衍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其母为献皇后张尚柔。萧整有二子，萧儁是萧道成的曾祖父而萧鎋是萧衍的高祖父，两支同出兰陵萧氏，这一家族背景对萧衍日后建功起了很大作用。

萧衍幼时即聪慧好学、博学多才，尤有文学天赋。凭借家族背景，他出仕之初任巴陵王、南中郎将府的法曹行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王俭一见即深相器异，请他任户曹属，并对庐江何宪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延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同游其门，号曰"八友"；其中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其敬异萧衍，常对亲近之人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此后萧衍累迁隋王镇西咨议参军，不久以父丧去职。他筹略过人、兼有文武之才，这一点在其后的政治风波中反复显现。

齐武帝萧赜病重之际，王融想借机拥立竟陵王萧子良即位，萧衍已看出端倪：他对范云说民间议论纷纷、宫内恐有非常之举，并断言"王元长非济世才，视其败也"；范云称忧国者只有王融一人，萧衍反问忧国是想做周公、召公，还是想做竖刁，范云不敢回答。太孙萧昭业入宫后，王融身着绛衫在中书省阁口阻断东宫仪仗，不久武帝苏醒、召东宫器甲入内，把朝事委于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武帝死后王融以萧子良之兵禁诸门，萧鸾急驰云龙门被阻，遂称"有敕召我"排门而入，奉太孙登殿并命左右扶出萧子良，指挥部署音响如钟，殿中无不从命。萧昭业为帝后只知享乐、不理政务，萧鸾常与萧衍商议废黜之事；为解除夺权威胁，萧鸾欲召回镇守荆州的随王萧子隆而担心其不从，又忌惮在会稽的王敬则生变，遂向萧衍问计。萧衍分析说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属下并无智谋之士，所依赖的司马垣历生与武陵太守卞白龙皆唯利是图，只要许以高官厚禄便可轻易召回，召回随王只需一封书信；王敬则志在安坐江东、享极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萧鸾称善并照计执行，先征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续召随王至都赐其自尽。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齐武帝旧臣而心怀不安，萧鸾便起用萧衍镇寿阳，对外声称防备北魏、实为防备崔慧景；大军行至长濑，崔慧景惧罪白服来迎，萧衍安抚而宽宥之，部下房伯玉、徐玄庆请即加诛，萧衍笑称其"如掌中婴儿，杀之不武"，遂曲意和解，崔慧景因此安定。隆昌元年（494年），萧衍拜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

齐明帝萧鸾辅政并自立的过程中，萧衍因参与定策而地位日显：隆昌初萧鸾辅政时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丧期满后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又预萧谌等定策之勋，封建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不过他本人后来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不愿他人提及自己是萧鸾登基的佐命之人：吴均欲撰齐史，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而不得，遂私撰《齐春秋》奏上，其中称萧衍为齐明帝佐命，萧衍厌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吴均支离无对，书被敕付省焚之，吴均也因此免职。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遣将刘昶、王肃率众进犯司州，萧衍以冠军将军、军主隶属江州刺史王广为援。援军距义阳百余里时，众人因魏军强盛而迟疑不敢前进，萧衍自请为先驱，王广遂分麾下精兵配给他；当夜萧衍便进兵，距魏军数里而径上贤首山，命士兵将旗帜插遍满山。魏军不测其多少而不敢进逼，黎明时义阳城中齐军见援兵已至，出城攻击魏军营栅，萧衍又率所部自外进战，魏军表里受敌，弃围退走。战后他被任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还朝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不久出镇石头。建武四年（497年）秋北魏再次南下、连下新野南阳，萧衍奉命赴援，十月抵襄阳，后又与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次年三月双方在邓城相遇，魏军主帅率十万余骑猝至，崔慧景失色欲退，萧衍固止之而不从，崔慧景狼狈自拔，魏骑乘之，齐军大败；萧衍独率众拒战、杀数十百人，魏骑稍却，他因得结阵断后，至晚方得下船，崔慧景军死伤略尽而萧衍全师而归。邓城之败后，萧鸾不但未责怪萧衍，反而让他主持雍州防务、接替曹虎任雍州刺史——从此萧衍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武五年（498年）七月，在位仅五年的萧鸾病逝，其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为人暴虐，即位后诛戮重臣、收回朝权，又"委任厮小"，致使内部动乱频繁、"方镇各怀异计"。永元二年（500年）冬，萧衍听闻同母兄萧懿被萧宝卷杀害的消息，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参军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商议，众人非常赞同，萧衍于是大力招兵，准备与萧宝卷决战：他于十一月乙巳召集僚佐于厅事告以举兵，当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造舸舰，旬日大办，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他诱杀萧宝卷派来征讨自己的巴西太守刘山阳，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举兵；部下劝他称帝被他拒绝，转而与萧颖胄联合，自己在沔南立新野郡以壮大势力。永元三年（501年）二月，南康王自称相国、建西台，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等职，东下进攻建康的战事由此展开。

永元三年（501年）二月，南康王萧宝融自称相国、建西台，以萧衍为征东将军；戊申日萧衍自襄阳出发，并移檄建邺、阐扬威武。至竟陵，他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王茂、曹景宗率众渡岸进顿九里，当日郢州刺史张冲迎战而被大破。萧衍又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中江，断绝郢、鲁二城的信使往来。三月乙巳，南康王在江陵即帝位、改元中兴、遥废东昏侯萧宝卷为涪陵王，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假黄钺；四月萧衍出沔水，命王茂、萧颖达等进逼郢城。七月，他命王茂率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萧宝卷所派的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部援军；当时水涸不通舰，光子衿颇为得意，其夜却有流星坠于其城，四更中无雨而水暴涨，诸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敌军俄而大溃，吴子阳等窜走，余众尽溺于江，王茂俘其余众而还，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郢、鲁守军被困日久、援兵已败，遂相继投降。郢城因流疾横行，城中将佐文武男女十余万人竟死亡十之七八；城门打开后，萧衍对幸存军民一体抚恤，并为死者置办棺槥。陈伯之遣使回报、意怀首鼠，萧衍判断其犹豫而逼之，乃命邓元起即日沿流而下；邓元起将至寻阳，陈伯之惧而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守盆城，及萧衍至，乃束甲请罪。九月，天子诏萧衍平定东夏、以便宜从事，前军至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而走，大军进据之；沿途奉迎百姓"皆如挟纩"。他遣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萧宝卷派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而被击走；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为游兵；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被众军擒于阵中。大军次新林，建康士庶倾都而至，送款者甚至以血为书；萧衍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皂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十月，萧宝卷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有十余万之众，由阉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诸军；王茂、曹景宗等以掎角之势奔之，王珍国之众一时土崩。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投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壬午日，萧衍坐镇石头，指挥众军围攻建康宫城六门，并命诸军筑长围。他又遣使晓谕萧宝卷留在京口、广陵、瓜步等处的诸军，皆降；遂遣弟萧秀镇京口、萧恢屯破墩、从弟萧景镇广陵。十二月丙寅夜，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杀萧宝卷，以黄油裹其首级当夜送到军中；萧衍命吕僧珍、张弥勒兵封存府库及图籍，然后入城，收其嬖妾潘妃诛之，将凶党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交付法吏。宣德皇后下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授萧衍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日他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皆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并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劳东方十二郡。

中兴二年（502年）正月，齐和帝所遣使者抵建康慰劳并追赠萧衍父祖官职，戊戌日正式进官大司马；不久又诏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加前后部羽葆、鼓吹，许其开置幕府、征辟僚属。甲寅日再进位相国、总揽百揆，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阳，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王之上；萧衍先推辞，在府僚一再劝进下才于二月接受相国、梁公之命。此后南兖州宣武城凿井得玉镂骐麟等物、凤凰见于建康县桐下里一类符瑞相继出现，所享封邑又增至二十郡，他一番假意推辞后于三月癸巳日受梁王之命。他又让萧宝融的近臣逼迫其禅位，其弟荆州刺史萧憺则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为称帝大造舆论。三月丙午，和帝命萧衍佩戴十二旒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如旧仪，为禅代作准备；丙辰日下诏禅位，四月壬戌日下策书宣布禅位之事，并遣兼太保王亮、兼太尉王志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

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又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众臣一百一十七人再次上书称臣、请求他早日登基，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范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太史令蒋道秀又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群臣重表固请，他这才"勉强"接受。天监元年四月丙寅日（502年4月30日），萧衍在都城之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朝贺，建立梁朝，改元天监。称帝后他先封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随后又派人送去生金逼其自尽；沈约以曹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之语相劝，萧衍遂遣亲信郑伯禽赴姑孰以生金进献，萧宝融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饮至沉醉后被杀，事后对外宣传其暴病而死、以皇帝规格举行丧礼营建陵墓。

即位之后的十余年间，梁与北魏在淮河一线反复拉锯。天监三年（504年），义阳守将蔡灵恩力竭降魏，梁军救援被击败，三关戍将也随之弃城而走。天监五年（506年），萧衍命其弟临川王萧宏都督众军北伐，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梁军连克北魏小岘城、合肥等地，进驻洛口，前军攻克梁城。然而作为统帅的萧宏怯懦愚劣，"部分乖方"，诸将欲乘胜深入而他不肯进兵，魏人知其不武，送他巾帼并作歌讥之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虎指韦睿）。同年九月己丑夜，洛口遇暴风雨，军中惊乱，萧宏与数骑逃去，将士寻他不着、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者与羸老，死者近五万人。天监五年十月起，魏将元英等率号称百万之众围攻北徐州治所钟离，守将昌义之顽强抵抗；萧衍先后派曹景宗与韦睿督军二十余万救援。天监六年（507年）三月，韦睿等借淮水暴涨之机派舰队发起攻击，大破魏军，一路追击至濊水之上，沿淮百余里间魏军尸骸相藉、淮水为之不流；此役魏军阵亡及淹死者各十余万，另有五万人被俘，是宋元嘉初年"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天监七年十月，魏悬瓠军主白皁生杀其豫州刺史举州降梁、求救于司州马仙琕，萧衍派马仙琕等出兵救援，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但元英等随后分别击溃各路梁军，所复土地全部丢失，萧衍只得请韦睿出镇安陆，以遏止魏军的进一步进攻。天监十年（511年），朐山民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献城于魏，萧衍命马仙琕督诸军攻朐山并给予充分支持；梁魏双方在朐山城外对峙至十二月，城中守将因缺粮绝境首先投降，魏军因而溃败、损失惨重。

大同年间以后，萧衍仍不断接纳北魏的降将城池：中大通四年（532年）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梁，梁改魏南兖州为谯州、以刘世明为刺史；次年六月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以下邳城降，梁改下邳为武州；大同元年（535年）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克之，魏梁州刺史元罗投降。与此同时，魏将侯景亦不时南下：大同二年（536年）侯景率众七万入寇楚州、俘楚州刺史桓和并进军淮上，致书陈庆之劝其归降，萧衍遣湘潭侯与夏侯夔赴援，军至黎浆而陈庆之已击破侯景，时值大寒雨雪，侯景弃辎重而走。同年十月萧衍又下诏大举北伐，旋即诏令众军班师，十二月应北魏之请许其通和，此后到侯景内附之前梁魏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事。

萧衍在位近半个世纪，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者。称帝之前他已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励精图治并作了一些政策调整：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用人上采取调和的方针；一改宋、齐皇帝御下太严而易招动乱之弊，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想以骨肉恩爱代替骨肉相残，并令臣下制定《梁律》，使之成为继《宋律》《齐律》之后南朝的重要法典。但他的政策也有两面：在司法实践中"急于黎庶，缓于权贵"，引起人民不满，又使统治集团肆无忌惮，只是在其统治前期这些矛盾尚未激化，政治上还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至其晚年委事群幸，政事逐渐昏暗。

在储嗣问题上他犯了"废嫡立庶"的错误。称帝同年，他便立长子萧统为太子；萧统举止大方、在东宫以仁德闻名，受朝野及百姓爱戴，却因太子生母丁贵嫔葬地之事与萧衍产生嫌隙——有卖地者托宦官俞三副转售，俞三副密启武帝称太子所得之地不如今得之地于帝吉利，晚年多忌的萧衍遂命买之；葬毕又有善图墓的道士说"地不利长子"，于是埋蜡鹅等物于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密启武帝称魏雅为太子厌祷，武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欲穷究其事，经徐勉固谏乃止，只诛道士，萧统因此终身惭慨，其嗣亦因此不立。中大通三年（529年）萧统病逝、年三十一；按例当立其长子萧欢，而萧衍又以天下初定"不可以少主主大业"、且心中本有芥蒂，自四月上旬迟疑至五月二十一日才决定封萧欢为豫章王、命其回镇（当时民间有"鹿子开城门"之谣，《南史》以其反语为"来子哭"，谓帝哭也），五月二十七日正式立萧纲为太子。为补偿萧统一系、同时堵住天下人对"废嫡立庶"的非议，他破格将萧统诸子都封在大郡：长子萧欢封豫章郡王、次子萧誉封河东郡王、萧詧封岳阳郡王、萧飐封武昌郡王、萧鉴封义阳郡王，各三千户，诸女待遇同正主，太子妃蔡氏供侍一同常仪、唯别立金华宫为异。

晚年之祸起于侯景。侯景本在东魏高欢帐下征战、屡立战功而深受倚重，然为人反复无常，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高欢死后高澄想夺其兵权，他便在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投降梁朝。萧衍对他有戒心而不倾心接纳，侯景遂请求以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降服，萧衍高兴地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并派军接应；后来萧衍与高澄讲和，要以遣送侯景回东魏为条件，侯景得知后便以诛杀朝中弄权者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长驱直入、兵临建康、围困台城；萧衍本已号召各地军马驰援，但各路援军心志各异、几次作战不利后便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叛军得以继续围攻台城。

侯景掌权后，萧衍表面上受制于他而内心极为不平。侯景想让党羽宋子仙任司空，萧衍说"调和阴阳，安用此物"；侯景又请以其同党二人为便殿主帅，萧衍也不许。侯景不能强迫，心中甚为忌惮；太子萧纲入宫流泪劝谏，萧衍却说"谁令汝来！若社稷有灵，犹当克复；如其不然，何事流涕"。侯景又派兵卒入直省中，有的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在宫廷中随意进出，萧衍怪而问之，直阁将军周石珍答称"侯丞相甲士"，萧衍大怒叱道"是侯景，何谓丞相"，左右皆惧。自此以后他的要求大多不能满足，日常饮食供给也被裁减，年迈的他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太清三年五月丙辰日（549年6月12日），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口中发苦、索要蜂蜜而不得，在发出两声"嗬嗬"之后于饥渴交加中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侯景秘不发丧，将其遗体暂置昭阳殿，二十六天后才迁于太极前殿；同年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综观萧衍一朝的政治举措，其前期确有可称者。他吸取齐亡的教训、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冬天甚至把手冻裂；虽雅爱文士，却颇注重政事能力，曾手敕答刘孝绰说"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上他尽量选用良吏：既注意中央重权官员的任命，先后重用有才能、有德识、敢于直言谏诤之人，又要求地方长官清廉，常亲自召见训导，并下诏全国，小县县令政绩突出可升大县、大县有政绩可提拔为郡太守，其政令实行之后梁朝吏治显著改善；对贪暴官吏一经发现即予严惩。针对当时选官之弊，他上表主张精加隐括、依旧立选簿，使名实不违，并革除甲族二十登仕、后门过立试吏的旧格；又设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修饰国学，增广生员"，学生免学费、食宿全由国家供给，只要精通一部经书、经考试即可入仕，诏令中明言哪怕是放羊看牛之人，只要能考上、有才能就录用，绝不准阻拦，由此向学之士四方云集，通过考试录用人才自此渐成常设制度，为隋唐科举开辟了道路。他还广开言路，多次下诏称无论朝官、刺史或四方士民，凡对刑政有意见而利国利民者皆可上奏，并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功臣才人未受赏拔、良才被摈压不通者投肺石函，百姓欲陈批评建议者投谤木函。

主要事迹

文学贡献

萧衍是“竟陵八友”之一，在齐永明时代的文学界颇负盛名。他现存古诗、乐府诗等诗歌八十多首，在乐府诗的创作和编修方面贡献突出。称帝后，他派人搜集各地民歌，恢复了自晋朝以来就已停止的民歌搜集工作。在萧衍的提倡和影响下，南朝文化达到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

政治活动

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他改定“百家谱”，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宽待宗室，同时通过更换异己、任用亲信的方式加强对各州郡的控制。他推行五礼制度，完善国家礼仪规范。晚年因笃信佛教，多次舍身出家，耗费巨额钱财，导致国库空虚，朝政渐趋荒废。

军事活动

萧衍在南齐时期即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495年（建武二年）的义阳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大败北魏军。506年（天监五年），梁军在钟离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维持了南北均势。此后萧衍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晚年接纳侯景来降，又处理失当，最终引发侯景之乱，导致身死国乱。

佛教事业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和尚皇帝”。他四次舍身同泰寺，大力兴建寺院，支持佛教发展。他创制《梁皇宝忏》，著有多种佛经义记，提出“三教同源说”，并提倡汉传佛教素食主义，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深远。由于他对佛教流通的贡献，后世寺庙常以他与长子昭明太子合祀为护法神。

学术成就

萧衍在经学方面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在史学方面，他主持编撰六百卷的《通史》，命殷芸将无法入史的异闻杂谈编入小说。在宗教哲学方面，他创立“三教同源说”，将儒、道、佛三家学说融为一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北魏的战事中，萧衍多次以水攻与堰塞之策争取主动，其中浮山堰的兴建与溃决最为典型。天监十三年（514年），他为与北魏争夺寿阳，不顾大臣劝阻执意采纳魏降将王足的建议，命太子右卫率康绚主持堰淮水以灌寿阳；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芃察看地形后都说淮河河床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成，萧衍不听，发徐、扬二州民户、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康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与战士共二十万。堰成之后上游形成巨大水库，两百公里以外的寿阳被水围困；康绚又故意纵反间于魏，说"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魏人信之而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而湫犹不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所及处夹淮方数百里地。然而堰底河床为沙土，天监十五年（516年）秋康绚被征回后，继任者张豹子不复修堰，当年九月淮水暴涨、大堰溃决，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此役虽一度取得淹灌寿阳之利，代价却是下游惨重的生命损失，后世论者多以之为萧衍"用兵好行险而不计民命"的一例。

此后梁魏之间仍有多次北伐。普通二年（521年）义州刺史文僧明叛入于魏，萧衍以裴邃督众军讨之，裴邃深入魏境、自边城道出其不意，击破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并围其城，封寿面缚请降、义州平定。普通五年（524年）萧衍命裴邃统帅诸军北伐：九月裴邃夜至寿阳攻其外城、斩关而入，一日九战，因后军失道不至、援绝而还；随后他整军再战，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自为黄袍骑，先攻拔狄丘、甓城、黎浆等城，又破魏新蔡郡、略地至郑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魏寿阳守将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出城挑战，裴邃设四甄以待、令李祖怜伪遁引诱，四甄竞发而大败魏军、斩首万余级。普通六年（525年）五月裴邃卒于军中，萧衍派中护军夏侯亶接替都督北伐诸事，诸军暂退以待"淮堰成"再进。普通七年（526年）七月借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之机，萧衍命夏侯亶等再度北伐围困寿阳，十一月魏扬州刺史李宪举城投降，梁朝收复了自南齐末年以来失陷的寿阳；萧衍以寿阳置豫州、合肥改为南豫州，以夏侯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此后他又派军连克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大通年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涡阳置西徐州、义阳置北司州；其时北魏大乱，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等相继来奔，萧衍以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陈庆之遂有连下梁城、考城、大梁、虎牢，迫使魏主元子攸弃洛阳走河北之举，直到尔朱荣攻杀元颢复据洛阳、陈庆之方才撤回。

刑律的制定是萧衍前期文治的重要一项。称帝之后他即命群臣制定新律：南齐时有郎官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而未实行、字迹将磨灭，萧衍遂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与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另有《令》《科》各三十卷。宋、齐只沿用晋律而无所创制，至《梁律》成才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不过在具体执行中，萧衍"急于黎庶，缓于权贵"：权贵犯罪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治罪；秣陵老人曾当面向他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他接受批评并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但他"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犯法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35年）之后禁网宽疏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这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儒学与佛教在他一朝的兴替，也颇能见其个人取向的变化。自刘宋迄齐梁尚文之风日盛，而重振儒学的努力未曾中断，维持近五十年承平的梁朝正是关键：天监之初萧衍下诏制礼作乐、提倡儒术，本人儒学修养亦高，曾亲撰《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疑问；据《梁书》本纪与《隋书·经籍志》记载，他一生著述上千卷，大半属于儒学，另一小部分属于佛教，道教部分几乎不名其一，其所造诸书几乎皆与儒家六经有关，可见其在信道宗佛的过程中仍坚持阅读儒家经典，而"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只是"兼"之。天监九年（510年）他亲临国学讲学，又令群臣集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称制断疑"颁行天下，此后朝野"穆穆恂恂，人知礼节"，梁朝号称"文物之美，为江左二百年来所仅见"。他不满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割断了历史，遂主持编撰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此书开南北史之先河，他亦颇为自负，曾对人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到宋朝时即已失传。在佛教方面，他认为老子、周公、孔子虽为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大同初年陶弘景去世、大同五年（539年）又有道士袁矜以妖言煽惑叛乱，这些都可能促使其晚年更倾心佛教。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他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并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帝袍换僧衣舍身，群臣以钱赎之，二十七日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第三次出家，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他援引《楞伽经》《涅槃经》等如来藏系经典"食肉者断大慈种"之说主张全面素食，汉传佛教的吃素传统由此形成；他又不近女色、不吃荤，并要求全国效仿，甚至下令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而以蔬菜代替，群臣议论纷纷之后他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形状祭祀。在其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南朝佛教的最盛期。此外，天监十三年（514年）他命康绚统率二十万民夫士兵在淮河筑浮山堰：该堰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山，主体为土坝，两岸同时填土进筑、中间用大量铁器垫底并以巨石大木截流，坝高二十丈、顶宽四十五丈、底宽一百四十丈、长九里，坝上可种杞柳、修筑军垒，坝旁曾开两条溢洪道以分流水势，是中国水库建设史上记载最早的溢洪道。

对外关系上，梁朝延续了南北对峙的格局，与北魏及北魏分裂后的东西魏政权长期保持敌对，双方多次交战、互有胜负；自大同二年（536年）以后梁魏停止大规模战事、彼此遣使通和。与北方的柔然（蠕蠕）则长期保持赠礼往来，据《南史》统计柔然共有六次来使，天监十四年（515年）、十五年（516年）和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等年都有遣使朝贡的记载。西部的吐谷浑（河南国）在天监十五年（516年）至大同四年（538年）间六次遣使进贡；宕昌、邓至、高昌一类政权则常受梁朝册封：天监元年（502年）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并正封宕昌王，又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以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封邓至王；天监三年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天监四年又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并正封宕昌王。大同六年（540年）河南王遣使朝献马及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朝敕付佛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等一百三卷；大同七年（541年）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并正封宕昌王，同年宕昌、蠕蠕、高丽、百济、滑国各遣使朝贡。

南方与东南海道的交往尤为频繁。扶南、龟兹、中天竺、北天竺、于阗、林邑、婆利、白题、师子、丹丹、盘盘、波斯、滑国等国多次来朝，梁朝按惯例册封其国王：天监二年（503年）扶南、龟兹、中天竺各遣使朝贡，三年以扶南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天监九年、十三年、十八年于阗、林邑、扶南等国相继入贡；普通元年（520年）滑国、河南国遣使朝贡，三年婆利、白题各遣使朝贡，七年河南、高丽、林邑、滑国并遣使朝贡；大同元年（535年）高丽、丹丹、滑国、波斯、扶南等国先后朝贡，中大通五年（533年）河南、波斯、盘盘等国并遣使朝贡。对东方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方面，天监元年四月梁朝进封车骑将军、高丽王高云为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太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将军；天监七年又任命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普通元年以高丽王嗣子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自天监十一年（512年）至大同七年（541年）高丽共向梁朝朝贡八次。最能说明当时文化输出之一例的是：百济曾请求《涅槃》等经疏及医工、画师、《毛诗》博士，梁朝一并准许，说明梁在制度、经典与技艺上对周边诸国具有吸引力。

在东南亚与南海诸国的往来上，林邑自梁朝建立后多次入贡，自天监元年（502年）至中大通六年（534年）计有七次；除大同九年（543年）林邑王乘交州李贲叛乱之机攻破德州、与李贲部将范修发生冲突而被击败之外，双方总体保持了通使关系。天监三年（504年）梁朝授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干陀利国在天监元年、十七年（518年）等年遣使朝贡；盘盘国在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及大同六年（540年）三次遣使朝贡；丹丹、狼牙修等国也相继入贡。梁朝对东方的册封亦持续推进：普通元年（520年）二月册封高丽王嗣子高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太清二年（548年）高丽王高延卒、以其子高成为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普通二年（521年）十二月将百济王扶余隆的军号自镇东大将军进为宁东大将军。这些往来与册封说明，尽管南北分裂、梁偏处江左，其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册封体系与文化影响仍有相当的延续。

在学术与著述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研究为卓著。经学方面他撰有《周易讲疏》等；天监十一年（512年）又与名儒共同制成五礼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其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另有《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并有佛学著作数百卷；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与佛教的涅槃之说加以会通，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文学方面，他早年即参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的文学活动，为"竟陵八友"之一，其许多诗作即写于此时期；建梁称帝后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赋诗为乐，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他现存诗歌八十余首，按内容题材大致可分为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与拟乐府诗四类，其中拟乐府（又称拟乐府诗）几乎占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他镇守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民歌，许多拟乐府诗即创作于此时；称帝以后对乐府诗的兴趣仍不减当年，天监十一年（512年）还亲自动手改定乐曲。他的乐府拟作多为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大多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与离别相思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冬歌》中"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躯乃无依"、《东飞伯劳歌》中"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句，皆为后世所传诵；其乐府诗中还有十余首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成的。

在音乐与艺术上，萧衍的造诣同样可观。据《隋书·音乐志》所载，他"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乐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又创制颂扬佛教的歌曲《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他还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与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书法方面他造诣颇深，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特点与成都有独特看法，著有《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等书法理论著作。其中《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最为重要：他从"法"的角度概括学书的普遍原则，总结出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意，内容涉及用笔、结构、章法等诸多方面，比前代著作更为全面具体；同时他反对自东晋末年到宋、齐时期对王献之的过度崇拜，明确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钟张"，把钟繇、张芝置于"二王"之上，改变了宋齐以来认为二王高于众书家的看法。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认为"纯骨无肉，纯肉无力"，应当"肥瘦相和，骨力相称"，以求中和之美——这与他在音乐上重视用笔取势、强调对立因素统一的主张是一致的。绘画方面，善画人物貌相的画家张僧繇颇受他赏识：当时诸子多出镇外州，他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见图如见其子而思念顿减；他信佛、在位时建造许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围棋一道他亦好之，《南史·柳元景传》记载"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

对梁朝文化事业的兴盛，他个人的提倡与规范起了直接作用。他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矩限制以及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影响了梁代文学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在其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达到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故《南史》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就诗歌本身而言，萧衍的作品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都体现了齐梁诗歌"嘲风月，弄花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特点，这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为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未受过太多打击，灭齐建梁也只经过一年多时间而且非常顺利，因此诗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而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但他在七言诗发展上的开拓之功却不容抹煞：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宋、齐时代间有此类作品而影响不大，到萧衍才有进一步发展，其七言体诗平仄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至其子萧纲、萧绎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更加和谐，唐代诗人遂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

后世对萧衍的评断，恰如其一生分为两截。《梁书》本纪赞其"英武睿哲，义起樊、邓"，剪暴夷凶而万邦乐推，即位后"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征赋所及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三四十年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同时又指出其"及乎耄年，委事群幸"，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以致"朝经混乱，赏罚无章"，终于招来"滔天羯寇，承间掩袭"，涂炭黎元、黍离宫室，故谓"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北方士人的看法则另有侧面："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说明其在保存文物礼乐上的作用为当时南北所共认。他自己也曾自评："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这番自我定位与前引诸家评价放在一起，大体勾勒出他在南朝史上的位置：既是江左二百年文治之极盛的代表，也是因晚年用人失当、宽纵贵戚而酿成侯景之乱的君主。

人物关系

• 父亲：萧顺之（齐高帝族弟，官至丹阳尹）
• 母亲：张尚柔（西晋司空张华六世孙）
• 兄长：萧懿（南齐豫州刺史，被东昏侯赐死）
• 长子：萧统（昭明太子，主持编撰《昭明文选》）
• 侄子：萧渊明（在支援侯景时被东魏俘虏）
• 宗室：萧正德（侯景之乱中为侯景内应）
• 王俭：南齐名臣，对萧衍深为器重
• 沈约：竟陵八友之一，后为梁朝宰相
• 范云：竟陵八友之一，后为梁朝宰相
• 谢朓：竟陵八友之一
• 王融：竟陵八友之一，因政变失败被杀
• 陶弘景：道士，有“山中宰相”之称，萧衍常向其咨询国事
• 齐明帝萧鸾：萧衍助其篡位，后为齐明帝“佐命”功臣
• 东昏侯萧宝卷：萧衍起兵讨伐的对象
• 齐和帝萧宝融：被萧衍逼迫禅位，次日即被赐死
• 侯景：东魏降将，萧衍接纳后引发侯景之乱
• 王融：与萧衍在拥立萧子良一事上立场相左
• 侯景：萧衍晚年接纳的降将，后起兵叛变

历史评价

南朝/同期

• 《梁书》评价萧衍：“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 王俭评价：“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 王融评价：“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 郭祖深批评其崇佛过度：“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唐代

• 姚思廉在《梁书》中评价萧衍在位初期“勤于政务，孜孜不怠”，但晚年“溺于释教，弛于刑政”。
• 魏徵在《梁论》中批评萧衍：“夫人之大德，在兹三者（正心、修身、齐家），萧衍皆无之。”

宋元时期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萧衍：“梁武帝博学能文，勤于政事，然晚年信佛太过，政事废弛，卒致侯景之乱。”
•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论及萧衍四次舍身事，认为其“以万乘之尊，为匹夫之行，其愚不可及也”。

明清时期

•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梁武帝以文学自喜，而不知治体，其亡也，非侯景亡之，自亡也。”
•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梁武帝：“梁武博学多文，勤于政事，然溺于佛教，卒至身死国灭，可为后世鉴。”

近现代

• 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价：“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期政治清明，后期溺于佛教，政事废弛，其功过参半。”
• 陈寅恪认为梁武帝倡导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文化贡献不应因政治失败而被抹杀。
•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论及萧衍的统治，认为他调和门阀与寒门的努力对南朝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