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重贵

人物生平

家世与早年

石重贵于914年（后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太原汾阳里。他本为后晋高祖石敬瑭的侄儿，生父石敬儒曾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早年去世。石敬瑭爱重石重贵，将他收为己子。《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一》记载："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考讳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于太原汾阳里。敬儒尝为后唐庄宗骑将，早薨，高祖以帝为子。"

石重贵少时谨言慎行，质朴纯厚，深得石敬瑭喜爱。石敬瑭到各地镇守都让他跟随前行，常把诸多事务委托给他办理。但石重贵生性爱好驰马射箭，颇有沙陀祖辈之风，不太喜欢读书习文。

晋阳起兵与留守太原

936年（后唐清泰二年）五月，石敬瑭在晋阳举兵叛唐，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重贵或出谋划策，或冒矢拒敌，石敬瑭愈发看重这个义子。《旧五代史》称其"亲冒矢石，数献可于左右，高祖愈重焉"。

七月，石敬瑭以向契丹国主称子和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发兵五万大败围城的后唐军队。石敬瑭随即离太原赴洛阳夺取帝位，临行前在耶律德光的推荐下，选择石重贵留守太原，授以北京留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据《旧五代史》记载，耶律德光在石敬瑭诸子中指着石重贵说："此眼大者可矣。"

此后数年，石重贵官衔不断升迁，但政绩平平，"未著人望"。937年（天福二年）九月，他被征召回朝，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右金吾卫上将军。938年（天福三年）十二月，任开封尹，加封检校太傅，封为郑王，增加食邑三千户，不久又加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平叛与即位

941年（天福六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有反意，石敬瑭借巡幸邺都准备讨伐事宜。离开东京（今开封）前，他任命石重贵为东京留守，改任广晋（今河北大名）尹，进封齐王，并留下十数通空名宣敕以备不测。十一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果然叛乱，进攻邓州。石重贵立刻派遣张从恩、焦继勋等大将出京讨伐，次年成功平定安从进之乱。

石敬瑭生有六子，五子早亡，仅剩幼子石重睿一人。石敬瑭病重之时，曾在宰臣冯道独自奏对时，命近侍将石重睿抱起放到冯道怀中，希望冯道能在自己死后扶立幼子为帝。942年（但天福七年）六月十三日石敬瑭病逝后，冯道与当时掌握禁军实权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拥立二十八岁的石重贵为帝。石重贵当日于石敬瑭柩前即皇帝位。

石重贵少年从幸邺都时，曾有一桩被后世附会为天命的异事。《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一》记载：从幸邺都，"是岁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龙潭，有白龙见于潭心，是夜澍雨尺余，人皆异之，至是果登大位焉"——奉命祈雨的是尚为皇子的石重贵，白龙现于潭心、当夜大雨盈尺，时人皆以为奇异，至其即位遂被解为符命。此类记载与"此眼大者可矣"的契丹主择人故事一样，都是后世为一位亡国之君追述登位前兆的笔墨，未必可尽信，却反映出五代史书对天命与人事的惯常安排。

得位争议与宫廷伦序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记石敬瑭临终之托：帝寝疾，一旦，冯道独对，"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其后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相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辞，奉广晋尹、齐王石重贵为嗣。石敬瑭生有六子而五子早亡，所存唯幼子石重睿，"宜立长君"之说遂得成立。然此举于礼法并非无疵：《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第九》直谓"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并斥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

比违礼立君更受后世诟病的，是石重贵为坐实"高祖之子"的名分而讳言本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第五》论曰：晋之大臣"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又谓"出帝之于敬儒，绝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义不当立，不得已而绝之，盖亦习见闾阎鄙俚之所为也"。欧阳修由此推及五代"干戈贼乱之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以为晋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

与得位之争相伴的还有宫廷伦序的紊乱。《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载："重胤早卒，冯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见而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帝遂纳之。群臣皆贺，帝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石重胤为石敬瑭之弟，故冯氏于石重贵本为叔母；梓宫在殡而未葬即纳之，且受群臣之贺，王夫之《读通鉴论》因斥其"纳叔母冯氏，渎伦伤化，败德乱常，名为人主，而行同禽兽"。冯氏既立为皇后，其后随石重贵北迁辽地，夫妇同困穷荒。

名分既亏，威望亦薄，石重贵一朝的中央权威因此格外依赖恩赏维系。后晋本有得国不正的先天不足——石敬瑭以称臣割地借契丹之力取天下，故其世藩镇叛乱频发；至石重贵以兄子继统，皇位合法性的疑问更甚。《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一》记天福七年七月即位未几，即"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恒州顺国军节度使杜威、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并加检校太师，青州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加守太师，郓州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滑州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贞、相州彰德军节度使郭谨并加检校太傅。以爵赏换服从，既是石敬瑭一朝抑藩之策的延续，也透露出新君难以自立的处境。

宗室与诸子

石重贵即位之后对石氏宗室颇多追崇。石敬瑭之兄弟子侄中，有在后唐时为彰圣右第三都指挥使、闻石敬瑭起兵而自杀者，石敬瑭追封广王、加赠太尉，石重贵又加赠太师；有为人厚重刚直、以廉俭见称而卒于官者，石敬瑭赠太傅，石重贵加赠太师、追封韩王；其后唐时被诛者，石敬瑭赠太傅、封郯王或追封沂王，石重贵即位后亦分别加赠、改封。诸王追崇之典一时并举，与其说是恩泽广被，不如说是新君借宗室之崇以自厚其位。

宗室之中最关帝位者，是石敬瑭的幼子石重睿。据《旧五代史》所记，石重睿容貌很像石敬瑭，石重贵即位后任其为检校太保、开封尹，另以左散骑常侍边蔚权知开封府事；石敬瑭临终曾属意于他，而冯道、景延广以"宜立长君"改立石重贵。晋亡之后，石重睿随石重贵一同北迁辽地，名字自此湮没于塞外。

石重贵的子嗣亦多疑案。《旧五代史》记"延煦，少帝长子，遥领陕西节度使；延宝，少帝次子，遥领鲁州节度使"，同书又引《实录》"延煦、延宝皆少帝之从子，养以为子"；《资治通鉴》亦称"延煦及弟延宝皆高祖诸孙，帝养以为子"。据此二说，兄弟二人当为石重贵养子而非亲生。然《新五代史·张彦泽传》却记"楚国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节度使延煦之母也"，若依此说，则石延煦非但不是石重贵之子，反与石重贵同辈。石敬瑭一朝既有收养族弟为子之例，加上丁氏楚国夫人的封号，故学者推测石延煦或亦出于收养，但其生父为谁，史料未载。石延煦后随石重贵北迁，去向不明；石延宝则有仕辽至右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师之说，有子石弘佐、石郑八、石弘顺及女三人。

即位初期的内政与外交转向

石重贵即位之初，后晋的形势并不乐观。契丹凭扶立石敬瑭之功，挟制中原，频频插手后晋内政；后晋南面有吴越、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其中南唐和后蜀与契丹关系密切；北面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中原大地暴露于契丹人的马蹄之下；后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加之连年的旱、蝗、涝、饥，饿殍遍野，民怨沸腾。

石敬瑭时期，后晋与契丹保持着"君臣—父子"式的藩属外交关系，同时每年向契丹缴纳三十万帛的岁贡。石重贵即位之初，众大臣基于两国实力对比，劝其保持隐忍，继续上书"称臣称孙"，避免两国交战。只有权臣景延广力主向契丹国主"只称孙不称臣"。石重贵最终采纳景延广的方案。《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记载了这场争论："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

942年（天福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石重贵派遣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出使契丹，并上书称孙，不称臣。契丹遣客省使乔荣前来责让，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乔荣回报后，耶律德光始有南伐之意。

同年七月，石重贵大赦天下，除放蝗灾州县的租税，同时对各藩镇郡守加官赐爵，厚赏近臣。冯道多次上书请求恢复枢密使一职，石重贵都没有允许。八月，契丹多次遣使慰问、致祭石敬瑭，以及交涉两国藩属关系。同月，朝廷收复襄州，安从进于城内自焚而死。朝内为安抚人心，下旨消减襄州赋税，赦免从逆之人。九月，石重贵对之前叛乱的襄州降为防御州，直属京师，以打压山南道藩镇实力。

晋辽战争

943年（天福八年）年末，在两国野心家的怂恿下，契丹大军以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为内应挥师南下，进逼黄河沿线。石重贵亲自领兵北上，于戚城、马家渡击败契丹军，逼迫其在澶州与后晋军展开决战，契丹兵败北去。

945年（开运二年），契丹再度南侵。石重贵亲征，后晋大军在阳城附近的白团卫大破契丹军，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仓皇北逃。这两次胜利暂时缓解了后晋的军事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实力对比。

946年（开运三年）十月，石重贵多次遣使向契丹称臣求和，但为时已晚。十一月，后晋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率军投降契丹。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11日），契丹派降将张彦泽率领先头部队攻入开封。石重贵在宫殿纵火，持剑胁持平日宠信的后宫十余人，打算引火自尽，但被亲军薛超劫持。不久张彦泽率军闯入，以耶律德光的诏书劝石重贵投降。石重贵命人灭火，与冯皇后抱在一起对泣，召翰林院学士范质起草降表，说："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然后脱下黄袍，改穿素衣投降，左右皆掩面哭泣。后晋灭亡。

开运元年之战

契丹第一次南侵之前，后晋方面已察觉到青州平卢节度使杨光远的不轨。《旧五代史·卷八十二·少帝纪二》记，天福八年十二月，单州军事判官赵岳奏刺史杨承祚"初夜开门出城，称为母病，往青州宁亲"，留下牌印而去；朝廷随即"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赴郓州"，又"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押兵士屯于郓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阴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检，以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谋叛故也"。郓州为东京东北的水陆要冲，是防御青州之敌的军事重镇；加强黄河下游巡检，则为切断杨光远与契丹的联系。同月又诏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宋州节度使高行周、贝州节度使王令温等并赴阙，分命使臣诸州郡巡检，"以契丹入寇故也"。

契丹大军以骑兵为主，取"东西两路并进、协同作战"之策：西路为偏师以牵制晋军，东路为主攻方向，目标是渡过黄河、攻取东京。《旧五代史》记开运元年正月，"沧、恒、贝、邺驰告，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引五万骑入寇，将及甘陵，青州杨光远召之也"；接着"契丹陷贝州，知州吴峦死之"，太原亦奏"契丹入雁门，围忻、代二州"。贝州之失，实由内变：军校邵珂性凶悖，为永清节度使王令温所黜，遂亡入契丹，告以"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及契丹攻城，邵珂自请守南门，引契丹自南门而入，知州吴峦赴井死。

西路的抵抗则由河东承担。开运元年正月辛丑，"太原奏，与契丹战于秀谷，斩首三千级，生擒五百人，获敌将一十七人，贼军散入鸦鸣谷，已进军追袭"。刘知远一军在山谷间挫其偏师，使契丹两路并进之势先折其一。

后晋朝廷随即部署北面防线。以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州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统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又诏"取此月十三日车驾北征"，以前邠州节度使李周为权东京留守，乙酉车驾发东京，丁亥敌骑已至黎阳，戊子车驾至澶州。河北危蹙，"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而皇帝的车驾推进到黄河边，本身就是对前线士气的一次支撑。

正月间的戚城之战是这轮战事中最险的一役。契丹以骑兵机动之利，分兵迫澶州、围高行周等军于戚城。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与契丹遇于戚城之北，为敌所围；高行周、符彦卿正息于林下，"闻贼至骇愕，督军而进"，契丹众盛，围之数重，遣人驰告景延广请益师，而"延广迟留，候帝进止"。危急之际，高行周等"大噪，瞋目奋击贼众，伤死者甚多，帝自御亲兵救之方解"。解围之后，石重贵登戚城古台，置酒以劳三将，诸将"咸咎延广不遣兵赴难，相对泣下"。此役既见石重贵亲冒锋镝的一面，也见其用人不当、为权臣所掣肘的一面。

东线的要害在马家渡。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与杨光远潜约，"引契丹于马家渡济河"。契丹小股部队先在东岸扎营，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郓州是黄河防线被突破后晋都东北唯一可据河防守的城池。石重贵遣李守贞等水陆进兵以救汶阳；而晋军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率数百骑赴援，遇伏于葭苇之中，"转斗数合，部下皆遁，行遇为贼所执，锋镝重伤，不能乘马，坐畚中舁至幕帐"。西路晋军在戚城击退敌军后，支援东线的李守贞等终于在马家口大败契丹，摧毁其渡河部队所筑营垒；杨光远派兵西进欲与契丹东路军会师，亦受阻于郓州。

战事的转折在澶州城下。耶律德光采纳赵延寿"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夺其浮梁，则天下定矣"之议，三月癸酉朔"自将兵十馀万陈于澶州城北，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石重贵率军出战，两军交战整整一日，互有胜负，死伤惨重；黄昏后契丹军先退，随后兵分两路北撤，"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只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别将麻答攻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契丹第一次南侵以失败告终，而后晋也为此付出了河北残破的代价。此战之外，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还奉命"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被任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从西面骚扰契丹后方，使耶律德光不能不顾虑侧背。

契丹退后，河北的局面并未好转。五月，朝廷以侍卫亲军都虞候李守贞率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以邺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北攻贝州；张从恩奏"贝州贼将赵延昭纵火大掠，弃城而遁"。八月辛丑，命十五将以御契丹，据《东都事略·范质传》，是夕范质宿直，出帝命诸学士分草制，范质以"宫城已闭，虑泄机事"为由独任其事。九月，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斩首千余级、生擒将校七十余人。至十二月，青州杨光远降，为开运年间内忧外患中的一次收束。

开运二年之战

开运元年闰十二月，耶律德光与赵延寿领全军再入，围恒州，分兵陷鼓城、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栾城、柏乡等县，前锋至邢州，河北诸州告急；朝廷诏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师屯邢州，赵在礼屯邺都。契丹大军屯于元氏，兵势较首次入侵更盛，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稍却"，然而这一道后退避敌的命令立时酿成崩溃："诸军恟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一次意在持重的调度，反成了开运二年前期最大的败象。

正月，朝廷重整部署：诏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还邺都，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赴邢州，诏滑州、邺都复进军拒敌。契丹则发挥骑兵之利，分兵杀掠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

其间最惨烈者为榆林店之战。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觇契丹，至邺县将渡漳水，猝遇契丹数万，二人且战且退，至榆林店而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阵力战，"自午至未，力战百馀合，相杀伤甚众"。皇甫遇战马倒毙，遂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之马相授，皇甫遇乘马复战。稍解之后，发现杜知敏已为契丹所擒，皇甫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遂与慕容彦超跃马突入契丹阵中，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救援出于安审琦的决断。日暮，安阳诸将怪觇兵不还，安审琦曰："皇甫太师寂无声问，必为虏所困。"话音未落，有骑来报二将为虏数万所围，安审琦即引骑兵出，张从恩以"公往何益"相阻，安审琦答曰："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借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吾属何颜以见天下！"遂逾水而进。契丹望见尘起，即解围而去——其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耶律德光时在邯郸，闻之即"即时北遁，不再宿，至鼓城"。

张从恩等主将旋以相州兵少、城中粮食不能支一月为由，留五百步卒守安阳桥，率主力移师黎阳仓，倚大河以拒敌。知相州事符彦伦料"五百弊卒，安能守桥"，连夜召兵入城、乘城为备。至曙，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符彦伦命城上扬旌鼓噪以张声势，契丹不测虚实；日加辰，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环相州而南，及至汤阴，知晋军有备，引还。赵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作出攻城之状，符彦伦曰"此虏将走耳"，出甲卒五百陈于城北以待；契丹果引去。以五百疲卒退数万骑，是这一年晋军守御中少见的巧着。

石重贵病稍愈，加之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遂征兵诸道，正月二十五日下诏亲征，三日后自东京启程北上。二月，帝至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都，发滑州至澶州，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与依次北上的马全节等诸军会合。契丹自恒州北还，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次日城陷，沈斌自杀。晋军先后取泰州、满城、遂城，获契丹酋长没剌及其兵二千人；而赵延寿部曲降者报称契丹主已还至虎北口，闻晋取泰州，复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来夕当至。杜威等惧，退保泰州，契丹踵至；晋军南行至阳城，与契丹大战，逐北十余里，契丹逾白沟而去。

白团卫村一战，是石重贵一朝武功之极。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一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至白团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其粮道。当晚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下令："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军士愤怒大呼："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待死！"诸将请战，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诸军齐击贼"，又谓杜威曰："令公善守御，守贞以中军决死矣！"马军右厢副排阵使药元福独谓张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国！"乃与张彦泽、药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符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已下马，仓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耶律德光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

功亏一篑之处在追击之止。诸将请急追，杜威扬言曰："逢贼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贞亦以"两日人马渴甚，今得水饮之，皆足重，难以追寇"为辞，主张全军而还，遂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军失利，"杖其酋长各数百，唯赵延寿得免"。白团卫村之捷使后晋免于一时之危，却未能转化为战略上的转机；而杜重威此后的避战与擅权，已为两年后的亡国埋下伏线。

开运三年北伐与亡国

白团卫村之捷后，后晋试图从契丹内部打开缺口，结果反落圈套。据《旧五代史·卷八十四·少帝纪四》，是年三月，朝廷"复遣邺都杜威致书于延寿，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曾事赵延寿的洺州军将赵行实赍书前往，"潜申款密"；七月赵行实自燕回，得赵延寿书，称"久陷边庭，愿归中国，乞发大将遣接，即拔身南去"，词旨恳切，朝廷欣然从之。然赵延寿早将此事告知耶律德光，德光遂将计就计，令其假意输诚。至十月，又有瀛州守将刘延祚"受契丹之命，诈输诚款，以诱我军，国家深以为信，遂有出师之议"。后晋所倚为内应者，皆敌之饵。

十月，石重贵颁诏北伐契丹，声称要"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以邺都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郓州节度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兖州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徐州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贝州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邓州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自邺都北征。所任主帅，正是后来开门降敌之人。

十一月，杜威率诸将进至瀛州城下，城门大开，杜威疑有伏兵不敢入城；既而闻契丹守将高谟翰带兵逃去，乃命梁汉璋率二千骑追击，梁汉璋于南阳务遭遇契丹大军，全军覆没。杜威闻报即收兵南下，抵达武强时听闻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不仅不思北上抵御，反而欲取道冀、贝二州径行南退。时张彦泽驻屯恒州，闻杜威退至武强，急率一部骑兵与之会合，告以"契丹可破之状"，劝其北返；杜威这才折而向西，以张彦泽为前锋进军恒州。军心之无斗志，自此已见。

晋军进至中度桥，契丹已据桥，张彦泽率骑争之，契丹焚桥而退，于是晋兵与契丹夹滹沱河而军。起初契丹见晋军大至、又争桥不胜，惟恐晋军急渡滹沱与恒州合势夹击，曾议引兵北还；及闻晋军只是筑垒为持久之计，遂不复退。相持之际，耶律德光另遣其将萧翰与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羸卒，并西山出晋军之后，断晋粮道及归路"。樵采者遇之尽为所掠，逃回者皆称敌众之盛，军中恟惧。萧翰至栾城，城中戍兵千余人不及觉察，狼狈而降；契丹获晋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纵之南走"，运夫在道上遇见，皆弃车惊溃。萧翰为契丹主之舅，一支百余人的偏师，竟截断了二十万大军的粮道与归路。

十二月初，朝廷才得知杜威驻军于中度桥，石重贵先后派符彦卿、高行周增兵澶州，令景延广守河阳，以增强黄河一线防守。初八日，契丹发兵包围杜威大营，威军中粮食将尽，耶律德光以立杜威为帝相诱；初十日，杜威与李守贞接受招降，率二十余万大军降于契丹，杜威又亲至恒州城下招降顺国节度使。邢州方太奏报"此月六日，契丹与王师战于中渡，王师不利，奉国都指挥使王清战死"；至壬申，"始闻杜威、李守贞等以此月十日率诸军降于契丹"。是夜，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之命，率先锋二千人自封丘门斩关而入，癸酉旦顿兵于明德门外，京城大扰。石重贵堂叔、前曹州节度使石赟死于是役。

石重贵求死而未得。宫中火起，他"自携剑驱拥后妃已下十数人，将同赴火，为亲校薛超所持"；俄自宽仁门递入契丹主与皇太后的书信，多加慰抚，并要求召见桑维翰、景延广，石重贵乃止，"旋令扑灭烟火"，大开宫门而降。他坐在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表曰："孙男臣重贵言……旋属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遗旨，篡绍前基。谅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军国重事，皆委将相大臣。至于擅继宗祧，既非廪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十万师徒，望风束手；亿兆黎庶，延颈归心。臣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视息……臣与太后、妻冯氏于郊野面缚俟罪次。"范质同时为李太后草表，亦以"兵戈屡动，驷马难追，戚实自贻，咎将谁执"自责。降表之外尚有玉玺之争：《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第五》记契丹得玺，"以为制作非工，与前史所传者异，命延煦等还报求真玺"，出帝答以"顷潞王从珂自焚于洛阳，玉玺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制此玺，在位群臣皆知之"，契丹乃已。

投降之后，石重贵即失自由。十二月十八日，张彦泽将他与李太后及各宫家属迁往开封府，催促甚急，不许携带内库财资，又派控鹤指挥使李荣领兵监守，隔绝其与外面大臣的通信，他与李太后给契丹国主的表章，都要先给张彦泽过目才能发出。是夜，开封尹桑维翰、宣徽使孟承诲皆遇害——桑维翰正是屡劝石重贵与契丹修好的一人。史称他"为人相貌丑陋，身短面长"，契丹主入汴后曾问李崧"桑维翰何在"，李崧答以已被杀，契丹主叹曰："吾不欲杀维翰，维翰何故自杀？"——一个在亡国之后仍为敌方所惜的人物，死在了自己君臣的手里。

北迁与晚年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947年（辽会同四年）正月将石重贵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石重贵与李太后、冯皇后等家眷，并后宫左右百余人，被耶律德光下令北迁至黄龙府，更遣三百胡骑以护送名义实行押送。石重贵一家一路上饱经冻馁，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凄惨生活。当时后晋的遗老旧臣都惧怕耶律德光发怒，无人敢献上物资，唯独磁州刺史李穀在道旁守候，见石重贵一行人到来，与其相对大哭，说："做臣子的居然安然无恙，实在是对不起陛下！"乃献上大量物资，使石重贵等人得以温饱。

迁出关外后，契丹再无任何供给，石重贵被迫要与宫女、太监自行采摘杂草果实来果腹。至晋州，又被要求向辽太祖墓跪拜。石重贵受不了屈辱与折磨，哭泣道："都怪薛超阻止我自杀！才有今日！"冯皇后曾秘令左右求取毒药，想要与石重贵自杀，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949年（后汉乾祐二年），石重贵被迁到黄龙府。其后，又迁往建州，在那里与李太后、冯皇后被迫耕田度日，即使生病了，也请不起医生。

关于石重贵的卒年，史料记载不一。《旧五代史》引范质《晋朝陷蕃记》称石重贵"凡十八年而卒"，即在964年（北宋乾德二年）去世。但石重贵墓志铭（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称他在974年（辽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现代学者依据墓志铭，多采信最终于974年（辽保宁六年）之说。

北迁途中的细节

石重贵求见耶律德光而不得。他得知契丹主将至东京，上表请求与太后一同出城迎接，耶律德光以"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为由拒绝，只赐所佩刀子以慰其心；派其从弟麻答传话："孙子别担心，一定给你留个能吃饭的地方。"次年正月初一，契丹主驻于东京城北，文武百官在封禅寺中遥辞石重贵，转往北郊迎接耶律德光；石重贵举族自封丘门出，肩舆至野，契丹主不与之见，"遣泊封禅寺"。正月初七日，契丹将军崔廷勋率兵守之，时值寒冬，一家人在封禅寺饥寒交迫，寺僧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相拒；李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最终石重贵"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正月十七日（癸卯），石重贵与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冯氏、皇弟石重睿、皇子石延煦、石延宝一同北行，随行者有宫女五十人、宦者三十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官四人、御厨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司三人、六军士二十人，另有赵莹、冯玉、李彦韬同行。耶律德光使人谓李太后曰："吾闻尔子重贵不从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答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然重贵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于是举族俱北。《旧五代史》记其后"尝一日，帝与太后不能得食，乃杀畜而啖之"；行至中度桥，见杜威营寨遗迹，石重贵慨然愤叹，谓左右曰："我家何负，为此贼所破，天乎！天乎！"号恸而去。

出关之后供给断绝。《旧五代史》记，自范阳行数十程，过蓟州、平州，至榆关沙塞之地，"略无供给，每至宿顿，无非路次，一行乏食，宫女、从官但采木实野蔬，以救饥弊"。至幽州时，"倾城士庶迎看于路，见帝惨沮，无不嗟叹"，驻留旬余，州将奉契丹之命犒之于府署，赵延寿之母亦以食馔来献。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契丹迫令石重贵与妃后往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遗像，石重贵不胜屈辱，哭着说："薛超误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契丹国志》另记途中一处细节：石重贵自幽州十余里过平州，沿途无供给、饥不得食，只得"遣宫女、从官采木实、野蔬而食"。传闻他行至两国交界的一座石桥，回望故土，自知再难南归，因指桥而言："以后你就叫还乡桥吧。"《宣政杂录》称此桥在蓟县梁鱼务，至宋徽宗北狩经过时"里人至今呼之"——百年之后另一位北迁的皇帝踏上此桥，桥名竟成谶语。

冯皇后曾两次谋死而不得。石重贵陷蕃受辱之后，"皇后冯氏以帝陷蕃，过受艰苦，令内官潜求毒药，将自饮之，并以进帝，不果而止"；此前在锦州受辱时，冯后亦曾求毒药欲与石重贵俱死。至黄龙府后，契丹国母述律平召其一行往怀密州，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行至辽阳二百里而国母为永康王耶律阮所囚，耶律阮遣石重贵还止辽阳，供给稍复。乾祐元年（948年）四月，耶律阮至辽阳，石重贵"白衣纱帽"诣帐中上谒，耶律阮令以常服见；他伏地雨泣，自陈过咎，耶律阮使人扶起，与之同坐、饮酒奏乐。"帐下伶人、从官，望见故主皆泣下，悲不自胜，争以衣服药饵为遗"——这一幕，比降表更能说明亡国之君的处境。

在辽地，石重贵连家人都不能保全。耶律阮离辽阳时，取其内官十五人、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石延煦随帐上陉；其妻兄绰诺锡里知石重贵有小公主在室，登门求娶，石重贵以年幼相辞，数日后耶律阮径遣骑取之而去；其后太宗之子述律王又"遣骑取晋侯宠姬赵氏、聂氏而去"。天禄二年（948年）二月，契丹徙石重贵与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遗令"焚骨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至建州，节度使赵延晖避正寝以馆之，去州数十里外得地五十余顷，石重贵"遣从者耕以给食"，《辽史》记契丹许李太后"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翌年八月，李太后病而无医药，常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临终谓石重贵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

石重贵在北地近三十年，其身后之事亦长期茫昧。《旧五代史》引范质《晋朝陷蕃记》称其"凡十八年而卒"，即卒于964年（北宋乾德二年）；而1970年代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石重贵墓志铭则记其卒于974年（辽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一岁。墓志纵横均为97厘米，周边饰连续回字纹、四角饰"卍"字纹与棋盘格，纵横各27行、共409字，志题"大契丹国故晋王墓志铭并序"。2011年5月，考古人员在辽宁省朝阳县境内新发现两方辽代墓志，分别为石重贵嫡母皇太后李氏与生母太妃安氏之志，出土地在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附近的辽墓群；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波罗赤镇发现的辽代城址，学者多认为传说中的"安晋城"即在今朝阳县波罗赤村附近的辽代古城遗址。

遗闻与身后

北迁之后，中原对石重贵的消息长期断绝。《契丹国志》记有一段来自南方的传闻："周显德中，有中国人自辽来者，云晋主及皇后、诸子尚无恙，其从者亡归及物故，则过半矣。"周显德年间已是后周世宗之世，距后晋之亡已近十年，中原人所能得到的消息，只是石重贵夫妇与诸子依然活着，而当年随行的百余随从，或逃归、或物故，已死去一半以上。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散落在辽地州县之间，其形迹遂逐渐从中原的记载中消失，直到墓志出土才重新有了确切的年月。

石重贵一家的北迁，在辽地的安置并非全然弃置。契丹许李太后"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又于建州"去州数十里外，得地五十余顷"，石重贵"遣从者耕以给食"；李太后曾亲赴辽世宗帐前，"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赡"，亦得允许。以亡国之君而耕垦自赡，且能营构房室、创立宗庙，这在历代亡国之君中已属少有的宽待；然而李太后病而无医药、常仰天号泣，安太妃遗令焚骨南扬，冯后两度求毒，仍见出这一家人在辽地所过的日子。石重贵本人则先后经历辽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数朝，至景宗保宁六年（974年）六月十八日卒于建州，享年六十一岁，与石敬瑭割地称臣换取的那二十九年国祚相比，他在异域所度过的岁月反而更长。

主要事迹

即位与外交转向

石重贵即位后最重大的决策，是放弃石敬瑭时期对契丹的臣属政策。他采纳景延广的主张，致书契丹"称孙不称臣"，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晋辽关系的破裂和两国战争的爆发。对于这一决策的评价，历来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摆脱契丹控制的正当之举；反对者则认为在两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此举实属不智，加速了后晋的灭亡。

对契丹外交的全面转向

石重贵即位后遣使告哀于契丹，其书称孙而不称臣。《辽史·卷四·本纪第四》记："秋七月庚寅，晋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书称孙，不称臣，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荣还，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晋臣传》亦谓"出帝立，晋大臣议告契丹，致表称臣，延广独不肯，但致书称孙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夺"。一纸国书之别，遂为两国交兵之开端。

除名分上的去臣称孙之外，后晋还纵容景延广以言语相激。《旧五代史·卷八十八·列传三》记契丹遣使来让，景延广奏令契丹回国使乔荣告其主曰："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此语既出，"由是与契丹立敌，干戈日寻"。以藩属之邦而对宗主国作此宣告，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已属决裂之举。

挑衅之势更进而及于人身与财货。《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载：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囚其使、夺其货、杀其商，三事并举，两国之间遂无转圜余地。石重贵对景延广此举并非不知，而是"放任"——其对契丹的强硬既有摆脱藩属的意图，也夹杂了借挑衅以立威于国内的考虑。

若只视为一时意气，则低估了此事的性质。石重贵出于强化中央集权与提升政权合法性的需求，脱辽自立正是其政治立威的选择之一；早在石敬瑭时期，在桑维翰辅佐之下，后晋已一面韬光养晦、一面为摆脱契丹控制暗做准备，而石重贵一朝的外交正是后晋对契丹政策"由暗转明"的转折点。对耶律德光而言，后晋的政治转向无法接受：脱辽自立有违当年扶立傀儡的初衷，而中央集权强化、藩镇离心因素弱化，将使进取中原缺乏可乘之机。多次外交手段既不能改变后晋脱离臣藩的现状，又招致更严重的挑衅，契丹掌权者遂认定只有战争方能重新确立宗主国身份。此即晋辽关系恶化之症结所在。

对契丹外交决策的两面

石重贵放弃对契丹的臣属，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其分野早在宋代即已见于论者笔下。《契丹国志》引胡文定公之说，把"事"与"情"分开来看："即事而论，景延广亡晋之罪无可赎者；即情而论，则以晋父事虏，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轻背信好，自生衅端。公卿不同谋，将帅有异志，君德荒秽，民力困竭，乃与虏鬪，何能善终？狭中浅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这一评断承认后晋朝野不肯屈事契丹的"情"有其正当，却又指出：在公卿不同谋、将帅有异志、君德荒秽、民力困竭的条件下与强敌开战，无论动机如何，结果只能是败亡。王夫之更进一步指出，问题不在"抗"而在"无以御之"："非抗之而亡也，抗之而无以御之也。契丹虽强，每入中国，亦怀顾忌。一闻败衄，即思遁逃，非有持久之计也。诚使将士协心，兵食有备，以久待暂，以逸待劳，何不可克之有？而五代君臣之间，皆无固志。少有胜负，观望辄殊，将有不战而溃者矣。况出帝之举措，尤有必亡之势哉！"在他看来，契丹以骑兵远征本无持久之力，开运年间戚城、马家口、榆林店、白团卫村诸战已两度证明其可败；后晋之亡，亡于君臣无固志、举措失序，而非亡于"抗"本身。

这一层判断，在石重贵自身的作为上可以找到印证。他在军事上并非全无胆气——两次亲征，戚城之役"自御亲兵救之"，白团卫村之捷亦在其亲征期间取得；然而同一位皇帝又会因马全节一句"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而轻举北伐，会因为桑维翰的谏言不合己意而不听，会默许景延广囚使夺货、以言语挑衅强邻。抗辽的意志与御辽的准备之间严重脱节，是石重贵一朝的枢要问题：战略上要求摆脱藩属、树立国威，战术上却把兵柄交给杜重威、李守贞，把政柄交给景延广、冯玉、李彦韬。王夫之所谓"用人颠倒"，正是这一脱节最直接的表现。

领导抗辽战争

943年（天福八年）末至945年（开运二年）间，契丹两次大规模南侵，石重贵两次亲征。在戚城、马家渡之战和阳城白团卫之战中，后晋军均取得重大胜利，迫使契丹退兵。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战役的实际指挥主要由将领承担，石重贵作为皇帝亲征，更多是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亡国与北迁

946年（开运三年）十二月，后晋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率军投降契丹，契丹军攻入开封，石重贵被迫投降。此后他被封为负义侯，举族北迁，先后流徙于黄龙府、建州等地，度过了近三十年的俘虏生活，最终客死异乡。

平叛安从进

941年（天福六年）十一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叛乱进攻邓州。时任东京留守的石重贵果断派遣张从恩、焦继勋等大将出京讨伐，次年成功平定叛乱。这是他即位前最重要的军事功绩，也是他被群臣视为"长君"而拥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抑制藩镇与强化集权

石重贵在石敬瑭去世后延续其父抑制藩镇的长期策略，且手段更为凌厉：晋廷更重视中央集权的强化，对强藩进行打压、分割，弱化传统强势藩镇势力，同时加强中央禁军的军力。石敬瑭时期已重新统一侍卫亲军，并把重组后的新侍卫亲军交给最信任的将领景延广；此后景延广即以中央禁军将领的身份遥领节帅或出镇要藩，用以节制强藩，方式相对温和。石敬瑭一朝后期又借成德镇和山南东道两处叛乱持续打压强藩，石重贵即位后一并沿用。

景延广在这套格局中权位极重，《旧五代史·卷八十八·列传三》称其"为上将，凡六师进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众咸惮而忌之"。他以禁军统帅之尊总揽兵柄，"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争"。开运年间对契丹的战争，客观上给了晋廷大量汲取资源的理由，这些资源为皇权所用，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藩镇的权力格局。受影响最深的是河北中部和南部：在连年与契丹的战争中，河北诸藩镇"油尽灯枯"，再无法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

然而同一政策也催生了新的离心。景延广主政期间虽对藩镇多有抑制，却激起多位藩镇主帅对朝廷的离心，其中青州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尤甚——晋廷两任皇帝对他的持续打压，加速了其叛乱。天福八年十二月杨光远反，遣兵士取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入青州，并"构契丹，述少帝违好之短，且言大饥之后，国用空虚，此时一举可以平定"，直接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口实与内应。抑制藩镇与招致边衅，在杨光远一事上同时呈现。

财政、天灾与民生之困

石敬瑭在位前期，诸方镇频繁向中央进奉财物和粮食，中央借此缓解财政困难，维系国家和军队的稳定；范延光之乱平息后政局稍定，石敬瑭为减少藩镇对民众的侵扰，多次下诏停止藩镇频繁的进奉，与民生息。石重贵掌权期间情形逆转：后晋境内天灾不断，蝗灾、大旱、暴雨、黄河决堤接连而至，导致农田减收甚至绝收。这些灾害既影响了晋廷的赋税收入，又恰逢军队缺粮，石重贵遂重新接纳地方进奉；此后天灾持续加深，晋廷只能持续接受。而藩镇的进奉往往是在两税之外额外加税，负担最终仍落在百姓身上。

灾情之惨，史有明载。《旧五代史·卷八十二·少帝纪二》记开运元年四月"同、华奏，人民相食"，同月又记"陇州奏，饿死者五万六千口"。石重贵在即位之初尚能行赈恤之政：天福七年七月大赦天下，宣制"天下有虫蝗处，并与除放租税"；收复襄州后"诏赐襄州城内百姓粟，大户二斛，小户一斛，以久困重围也"，又"诏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来屋税，其城外下营处与放二年租税。应被安从进胁从者，一切不问"。然此类施惠散见于诸州，难以抵当连年天灾与军费的双重消耗。

真正压垮民力的是战时的括率。契丹入寇使国用愈竭，《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记："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仗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奉使者携剑、持锁械入民家括取财物，是开运年间最贴切的民生写照。同一时期，朝廷又"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馀人"，并"更筑德清军城，合德清、南乐之民以实之"，兵、城、财三事同时取给于民。

与财政相表里的还有赏赐之滥。阳城之捷后，石重贵"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又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赏赐优伶无度。《资治通鉴》载桑维翰之谏："曩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帝不听。军费与赏赐两皆浩繁，而括率所及止于闾阎，后晋的财政在开运末年已无腾挪余地。

周边政权与边疆民族

石重贵一朝也曾试图结外援以牵制契丹。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称强大，其国胡僧袜啰曾因石敬瑭而言："勃海，我婚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石敬瑭不报；及石重贵与契丹为仇，袜啰复言之，石重贵"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会王建卒，其子王武自称权知国事、上表告丧，后晋即以王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谕指使击契丹。然郭仁遇至其国，见其兵极弱，知袜啰前言之夸诞，高丽实不敢与契丹为敌；仁遇还，王武更以他故为解。联高丽以牵制契丹之计，终成虚文。

对南方诸国，石重贵大体延续石敬瑭一朝的赐封之策。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加兼尚书令，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守太傅，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与福建节度使王延羲并加食邑、改赐功臣名号，又加福州节度使朱文进同平章事、封闽国王；《旧五代史》谓"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楚与吴越对后晋进贡频繁，贡物数量质量均属上乘；对荆南高氏的赐封自石敬瑭一朝即比前朝提高一格；对后蜀则两国互为敌国的旧局稍缓，后晋曾遣使入蜀叙姻亲之好以修复关系，然后蜀待后晋态度仍较强硬，保持对等之势，并曾两度接纳后晋降将。

北边吐谷浑的向背，是石重贵一朝最难处置的边务之一。吐谷浑部众原因石敬瑭割地而隶于契丹，后不堪压迫凌辱而率众投奔后晋，成为晋辽交恶的一个诱因，并在两国交战中给予后晋大力援助。然吐谷浑部落不守后晋国法，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依法严惩而怀恨在心；又目睹后晋朝政败坏、力量微弱，难以倚靠，其一部遂相继遁归故地。石重贵曾数次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宴赐甚厚，白承福亦从帝与契丹战于澶州；另一首领白可久位亚承福，则帅所部先亡归契丹。留居境内的部分被刘知远视为"腹心之疾"，刘知远诱白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诬其五族谋叛，以兵围杀合四百口，籍没家赀，朝廷反下诏褒赏，《旧五代史》记"人皆冤之"，而"吐谷浑由是遂微"。

北方边防与边族之患

开运年间，后晋的北边防务已近乎解体。澶州、邺都之间的城戍尽陷于契丹，议者以为两州相距五十里，宜于中途筑城以接应南北，朝廷从之，遂"更筑德清军城，合德清、南乐之民以实之"——用一次筑城安置两县百姓，是战时边疆的常态。而此前置于故澶州城的德清军，本为防备契丹而设，契丹一入寇即与澶州、邺都之间的诸城戍一同失陷，可见边防之虚。

边民武装的向背，尤见朝廷失策。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在山上筑堡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孙深意居之，"以妖术惑众，言事颇验，远近信奉之"；中山人孙方简及其弟行友自称深意之侄，不饮酒食肉，事之甚谨。深意卒后，方简继行其术，"称深意坐化，严饰，事之如生"。时晋与契丹绝好，北边赋役烦重、寇盗充斥，方简兄弟遂率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帅众邀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归附者日众，久之至千余家，成为一方势力。朝廷既资其御寇，署为东北招收指挥使；然方简时入契丹境钞掠，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则举寨降于契丹，请为乡道以入寇"。开运三年契丹南下之路，便有这支原本抗敌的边民武装为向导。

西北的党项之乱同出一辙。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时留党项酋长拓跋彦超于州下为人质，加以恩威并用，故诸部不敢为寇，并为后晋提供马匹，"市马期年，至五千匹"；朝廷忌其得羌胡之心，徙其镇邠州、陕州，以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之。王令温一改怀柔之策，"不存抚羌、胡，以中国法绳之"，羌、胡怨怒皆叛，拓跋彦超联合石存、也厮褒三族叛晋附辽，攻灵州、杀王令温之弟王令周，灵州大乱。朝廷不得已复以冯晖为朔方节度使，率关西兵击羌、胡。冯晖引兵过旱海至辉德，糗粮已尽，拓跋彦超众数万为三阵，扼要路、据水泉以待；军中大惧，冯晖以赂求和，彦超佯许而兵不解。药元福察其"知我饥渴，阳许和以困我"，请以精骑先犯依西山而阵之众，约以举黄旗为号、大军合势击之，乃帅骑先进，用短兵力战；彦超小却，元福举黄旗，冯晖引兵赴之，彦超大败，次日冯晖得入灵州。后晋与契丹长期相持，边境少数民族得以乘时肆虐，"时而归附后晋，时而投靠契丹，成为边境一害"，灵州之事即其一例。

用人得失与亡国之责

景延广是石重贵一朝权位最重、争议亦最大的臣子。他以禁军统帅之尊总揽兵柄，"凡六师进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戚城之役高行周急请济师而"延广勒兵不出"，几致前军覆没；契丹退后犹"闭栅自固"，士大夫讥之曰："昔与契丹绝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气何惫也。"其母凶问至，他"自澶渊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复莅戎事，曾无戚容，下俚之士亦闻而恶之"；又以私隙诬奏太常丞王绪与杨光远通谋，锻成其狱，致其弃市，"时甚冤之"。石重贵还京后曾亲幸其第，进献锡赉有如酬酢，"权宠恩渥，为一朝之冠"；俄而与桑维翰不协，少帝亦惮其难制，遂罢其兵权，出为西京留守。此后他郁郁不得志，又料契丹强盛、国家不济，遂"但纵长夜饮，无复以夹辅为意"。

桑维翰的起落，则见石重贵用人之反复。开运元年六月，有人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朝廷遂复置枢密院，以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他一贯主张对契丹暂时媾和以纾国患，屡劝石重贵复请和，并曾"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要求景延广、桑维翰亲往并割镇、定两道，朝廷以契丹语忿、无和意而止。契丹主入大梁后曾谓李崧等曰："曏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而桑维翰在后晋的结局是被排挤而死。

排挤他的是冯玉与李彦韬。《资治通鉴》记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石重贵曾对诸宰相说："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刺史以上官员的任命，竟要等一位宠臣上朝之后才办。冯玉于是"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益坏"。李彦韬"少事阎宝，为仆夫"，后隶石敬瑭帐下，因侍奉石重贵而为腹心，其性纤巧，"与嬖幸相结，以蔽帝耳目"，以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他曾对人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二人与李守贞合谋排挤桑维翰，冯玉更借桑维翰遣女仆入宫问候皇弟石重睿读书一事，谮其"有废立之志"，终致其罢政事、出为开封尹。朝政之坏，自此不可收拾。

杜重威是石重贵用人的最大败笔。他以国戚之亲久镇恒州，"性贪残，自恃贵戚，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强取之，或诬以罪杀之而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契丹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他"但瞋目延颈望之"。其部属屡遭屠戮而他一卒不出，以致"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既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他累表请入朝而不许，竟"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桑维翰请借此废之，"庶无后患"，石重贵不悦，答曰："威，朕之密亲，必无异志。"维翰又请"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仍不见从，其后更许其天雄节钺。杜重威入朝后献部曲步骑四千并铠仗，又献粟十万斛、刍二十万束，却"请以为牙队，而禀赐皆仰县官"。石重贵以密亲相托，而此密亲终率二十万众降敌，并亲自招降恒州守将。

王夫之《读通鉴论》因此直指其用人颠倒："内之以政本付李崧、冯玉，而斥桑维翰于散僚；外之以兵柄付杜重威、李守贞，而弃刘知远于外镇。其用人之颠倒，已为有识者所料矣，安所论胜败之数哉？"又谓后晋之亡，"有一桑维翰，置之而不用也；杜、李降虏于境上，冯、李降虏于国门，而维翰死矣。任事者何人？死节者何人？"至刘知远拥兵晋阳而坐视不救，王夫之亦有辨："李守贞、杜重威、张彦泽，兵力之强，与不相上下，而交怀忮害之心；桑维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帅；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前却无恒，力趋于败；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

治国作风与朝政之弊

石重贵本人的生活作风也是其亡国记录中难以回避的一节。《资治通鉴》记其"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的珍奇尽入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又"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同书又记他酷爱畋猎，而"将朝中任免大权悉数交给自己亲近的大臣"，遂造就景延广、冯玉等一批能力不足的权臣当道；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乃至"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委政于善迎意者、委兵于外戚密亲，朝中言路随之闭塞：桑维翰论优伶赏赐超过抗辽将士会致"士卒解体"，石重贵不听；李崧论"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谏阻去臣称孙，石重贵亦不从。

将相任免之外，赏罚的失当同样削弱了朝廷的权威。景延广在戚城之役"勒兵不出"，致前军陷于重围，事后不但未受追究，反而"权宠恩渥，为一朝之冠"；杜重威久镇恒州、敛财自肥、望敌不救，累表请入朝而不许，竟"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而终不能正其罪，桑维翰两次请废之或改授近京小镇，皆不见从。当优伶的一笑之赏胜过重伤战士的帛数端，当违命弃镇的藩帅可以安然入朝而更加节钺，后晋朝廷对将帅的约束力便已所剩无几。

后晋之亡，也就不能只归于石重贵一人。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称臣称子换取契丹之援而建立后晋，中原北面自此失去屏障，这是结构性的亏欠；石重贵一朝又逢连年蝗、旱、涝、饥，饿殍遍野，赋税不足而军粮匮乏，只能以括率取给于民；藩镇离心、边族乘时肆虐，边防城戍尽陷；契丹得幽云之后"国力日盛，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而南下取中原又是自耶律阿保机以来的夙愿。石重贵在这个局势中所能做的选择本已不多，而他最终选择的是去臣称孙、以言辞挑衅强邻，又以最不该托付的人统率最紧要的军队。后世论者或责其轻躁，或责其用人，或责其荒于畋猎、骄于赏赐，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中等才具的君主，在将坠的国势中把国事交给了不称职的人。

人物关系

• 石敬瑭（养父，后晋高祖）
• 石敬儒（生父，早逝）
• 安氏（生母）
• 冯皇后（皇后）
• 石延煦（长子）
• 石延宝（次子）
• 石氏（女儿，被辽世宗妻兄禅奴强娶）
• 冯道（宰臣，拥立石重贵即位）
• 景延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力主对契丹强硬，后因契丹责难被贬被杀）
• 耶律德光（契丹国主，后晋灭亡后封石重贵为负义侯）
• 杜重威（后晋大将，开运三年降契丹）
• 李守贞（后晋大将，开运三年降契丹）
• 张彦泽（后晋降将，率契丹军先头部队入开封）
• 李穀（磁州刺史，北迁途中献物资）
• 安从进（山南东道节度使，天福六年叛乱）
• 杨光远（平卢节度使，引契丹南侵）
• 安重荣（成德节度使，有反意）

历史评价

五代/同期

• 《旧五代史》称石重贵"少而谨厚"，但"性好驰射，有祖祢之风"，对其政绩评价不高，称其"在并州未著人望"。
• 后晋降将张彦泽在石重贵投降后，面对石重贵的召见"但微笑不应，大有讥讽之色"，可见当时人对其已无敬畏。
• 磁州刺史李穀在北迁途中与石重贵相对大哭，说"做臣子的居然安然无恙，实在是对不起陛下"，既表达了忠义，也暗含对亡国的痛惜。

宋元时期

•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批评石重贵即位不合礼法，认为冯道等人"违礼废命而立之"，且石重贵"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对其隐瞒生父、冒充嫡子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详细记载了石重贵即位时关于称臣称孙的争论，对景延广的强硬主张和李崧的务实建议均有记录，但未作明确褒贬，仅客观叙述。
• 宋代史家普遍认为后晋之亡，根源在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而石重贵对契丹的强硬政策加速了灭亡进程。

明清时期

•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后晋灭亡，认为石重贵"以孱弱之躯，当强胡之冲"，其失败有必然性，但也批评其用人不当，信任杜重威等降将。
• 清代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五代时期沙陀政权兴亡，对石重贵的评价多沿袭宋人观点，认为其"量力而动"不足，有勇无谋。

近现代

• 现代学者对石重贵的评价趋于多元。有学者认为他拒绝向契丹称臣，体现了民族气节，值得肯定；也有学者指出，在两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这种强硬政策缺乏战略考量，加速了后晋的灭亡。
• 关于石重贵卒年的考订，1970年代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石重贵墓志铭提供了新证据，证实其卒于974年（辽保宁六年），修正了《旧五代史》所引范质《晋朝陷蕃记》中"凡十八年而卒"的记载。
• 石重贵作为五代时期亡国之君的代表，其经历常被用来讨论五代时期沙陀政权与契丹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原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