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琚

人物生平

家世源流与早岁清望

石琚字子美，河北沧州清池县人，生于宋徽宗政和元年、辽天庆元年（公元1111年）。当时中原与燕赵之地正处于北宋、辽朝与女真金国鼎足易代的大动荡前夜。清池石氏为北方久享文名的汉族士族门第，世奉儒业。石琚少年时期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弘深器量，他天资沉潜聪慧，沉静寡言，于乡校中读书七行俱下，不仅通晓《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微言大义，更深精历代刑名律令与兵农政典。其所撰策论文赋，雄健简练，切中时弊，乡里长者见之皆惊叹其为天下公辅之良器。 金太宗天会年间金兵饮马黄河、底定中原后，金朝逐步恢复儒学与科举制度以网罗汉人士子。金熙宗天眷二年（公元1139年），二十八岁的石琚参加金国礼部会试与殿试，凭借渊博醇厚的经义策论登进士第，释褐入仕，开启了他服务金王朝四十年之久的仕宦生涯。 ### 州县廉吏与中枢考课立法 石琚初入官场，出任邢台县令。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交通孔道，自辽金战乱以来，地方豪强隐占田亩、欺凌小民，而历任县吏因循姑息，赋税劳役尽数转嫁于贫弱下户。石琚到任之后，亲历乡里核查版籍，剔除虚冒，平反冤狱，凡豪强隐田漏税者尽令均摊，百姓欢声雷动。当时邢台监军权臣贪残暴虐，借各种名目向县官索贿金银数千两，属吏皆敛缩附和，唯独石琚正色拒绝，一文不取。监军大怒，企图罗织罪名陷害石琚，而州郡父老万余人奔赴帅府为石琚请命保全，朝廷察其忠清廉明，不仅未受排挤，反而破格拔擢其为大理正、司刑郎中。 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石琚因母亲去世守制离职，服阕之后起复为尚书度支员外郎、吏部郎中。在吏部任内，石琚展现出了极其杰出的制度建构才干。当时金朝定鼎中都之后，各路女真军官、降金辽汉官员以及科举新进交织，员多官少，仕途升迁无序，奔竞请托成风。石琚在吏部潜心考订三代秦汉至唐宋官制演变，针对金代实情制定了《百官铨选资序法》三十条。他确立了以德量操守为首、以治绩考课为重、以年劳考资为辅的选拔体制，彻底整肃了吏部铨选积弊。后世史官在《金史》中盛赞：“金朝中叶百官升降之有法度、中外称平者，实自石公度立规开其端绪也。” ### 金世宗知遇与均赋定法之谋 大定元年（公元1161年），金世宗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即位，推翻契丹撒八反叛与完颜亮暴政，致力于拨乱反正。世宗入中都后，深知治国必赖贤臣，特召石琚应对便殿。石琚向金世宗进献安抚元元、休养生息、崇尚礼教、整饬吏治、省刑薄敛五条治国方略。金世宗大受启发，深叹相见恨晚，当即拜石琚为礼部侍郎，旋进吏部侍郎，赐银五百两以示眷遇。 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十一月，金世宗正式拜石琚为参知政事，与首相完颜守道并列执政，成为辅佐世宗的核心宰执。当时金朝虽然定乱，但北方土地兼并严重，猛安谋克户与汉人农户赋役极为不均，社会矛盾隐伏。大定四年，世宗咨询天下赋役不均之由，石琚深切奏陈道：“天下之患，莫大于贫富不均；赋役之弊，莫甚于产去税存。富者广占良田而依托权贵规避差徭，贫者无立锥之地而代纳包银差役。臣以为当行‘通检推排之法’，令天下诸路转运司彻底核实土地肥瘠与民间实产，按亩摊赋，按产定丁，方可使天下无偏枯之叹。”金世宗深纳其言，力排众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通检推排法。在石琚的悉心督导下，这项重大财税土地制度改革顺利铺开，有效遏制了豪强掠夺，大幅减轻了广大汉族与女真平民的苛杂税负，国库为之充实，社会生产迅速复苏。 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石琚升任尚书左丞。当时金代旧有法令多因循辽金初创时的严酷科条，轻罪重罚，刑罚参差。金世宗诏命石琚领衔删修新律。石琚主张网密则民犯，刑宽则民德，他带领法官删削严刑酷罚数百项，确定了以仁恕为本、顺应汉法伦理的《大定新律》，成为金朝法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 拜相首揆与大定盛世之功 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石琚因政德兼隆、功勋卓著，被金世宗正式拜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晋封冀国公。在金朝政治体制中，女真宗室贵族素来占据相权主导，汉人官员能够由科举出身拜为右丞相首揆者极其罕见。石琚以纯正操守与卓越才能登临相位，深得女真宗室、契丹降臣与中原汉族士大夫各方势力的共同由衷敬服。 石琚在宰相任内，始终保持着极其崇高的谦退恭肃品格。他每日清晨坐堂中书，商决万机，从容不迫。凡朝廷进拔官吏，石琚唯贤是用，不论宗族部族，对女真宗室犯法者亦秉公持衡，绝不偏私护短。金世宗曾多次对左右皇子诸王戒饬道：“石相公至诚朴素，公忠体国，终日恭默深思，未尝见其有一毫私心。朕之政事交与石琚，如托泰山之安，尔等当皆以其为百官师表！” 当时北方久经战乱，中原学风荒废，世宗欲大兴儒学。石琚力赞其策，建议世宗在金国广设府学、州学与县学，设立“女真国子监”，翻译汉家儒家典籍《论语》《孟子》《尚书》《通鉴》为女真文字，推行“女真进士科”，使得女真贵族子弟普遍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消弭胡汉隔阂，深固国家文治基石。 ### 乞退致仕与千秋荣哀 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之后，石琚因年逾古稀、精力渐衰，不欲久居相位以妨贤路，数度上疏朝廷极力恳求致仕乞骸骨。金世宗深惜其去，优诏褒奖挽留，并特许其乘轿入朝、免行跪拜之礼。世宗尝叹曰：“老相公乃朕之股肱元老，一日不见，朕心即有所失也。” 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石琚因风痹宿疾再三抗疏辞相，世宗见其病笃，始从容许其致仕，授太傅、平章政事，仍享宰相全俸，恩礼冠绝当世。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五月，石琚在京师中都私第安详病逝，享年七十二岁。金世宗闻其凶问，震悼号绝，为之辍朝三日，亲遣亲王大礼临奠，御赐内帑金银绢帛数万，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号“文宪”。其灵柩归葬于沧州祖茔，地方士民闻讯莫不罢市号泣痛悼，感念其居相二十载保全生民之大德。 ### 宗庙祭礼配享与礼乐典制考辨 大定初年，金朝政局初定，礼乐制度百废待兴。金世宗急欲厘定国家郊庙祭享大礼，诏命中书门下与太常礼官详议太祖、太宗孰当配享南郊之天之旷古重典。当时朝廷诸儒各执一词：女真勋贵主张唯开国太祖阿骨打配享，而辽汉儒臣则援引《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文，主张太祖、太宗兼配，双方争执数月不决。 金世宗召石琚入便殿垂询。石琚精通三代汉唐礼乐源流，从容奏对曰：“臣详考前代典制，后魏以前，止一帝配天。降至唐高祖武德年间，始以景皇帝、太祖二位并配南郊之天。自贞观初年，唐太宗定议唯以景帝配圜丘，此后历朝累有变更，或二位兼配，或专配一位。唐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上告太庙，因亲享南郊，乃诏专以高祖配天，遂为后世不易之法。至宋初开宝年间，亦以宣祖、太祖并配；及宋太宗初年，始止以太祖配南郊。臣愚以为，古礼郊祀天地，严父配天，未有并配二祖之文。大金肇造基业，太祖皇帝神武天锡，削平辽宋，创开万世之基；太宗皇帝继志述事，混一天下，德业相承。若依古礼宗周之义，当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圜丘，以太宗皇帝宗祀于明堂，如是则尊祖敬宗之义各得其所，而于礼经大顺无违矣。”世宗皇帝大悦，赞叹其博雅精详，悉采其说，金朝太庙配享之制遂定为定规。 ### 华清宫巡幸与治乱兴衰之对 大定十年秋，金世宗巡幸陕西，驻跸华清宫温泉。世宗登骊山远眺秦川八百里沃野，顾谓左右执政侍臣曰：“朕观此山川胜概，前代唐明皇于此盛饰宫殿，日与妃嫔宴乐，穷极豪奢，未几即召安史之乱，以至流亡播迁。夫盛极而衰，君道废弛，可不深戒乎！”诸臣多随声附和，称颂今上圣明非唐明皇所能及。 唯独石琚端立于侧，庄容肃然奏陈道：“陛下圣谕洞见古今兴亡之机，真万世守成之龟鉴。昔唐玄宗早年开元之盛，任用姚崇、宋璟，励精图治，天下称平。迨至开元末年，自以为四海清平、功成名遂，遂倦于政事，委政李林甫、杨国忠奸佞之徒，大兴土木于温泉骊山，沉溺声色，边兵跋扈而不察，卒致渔阳鼙鼓动地而来。臣由是深思，天下治乱，本乎人君之一心。居安思危，则社稷永固；乐极生悲，则祸起萧墙。陛下今日以华清旧事为警惕，臣更愿陛下常存临渊履冰之戒，虽海内晏然，常如强敌在境，则大金之福祚亿万年无疆矣。”金世宗闻其言深切谠直，抚掌赞叹道：“石公之言，金石良规也！”当即下诏赐石琚金织龙衣袭衣，命修起居注官详录其奏对，永为内廷训辞。 ### 铨选拔擢与“唯石琚知人”之誉 金代中叶，朝廷选拔任用内外文武官吏，常由尚书省六部与枢密院各司自行举奏保荐。然而许多执政大臣往往私相请托，所推举之人非亲故即门生，奔竞虚浮者多，沉潜笃实者少。金世宗屡察其弊，甚为忧虑。 一日，世宗在便殿召见石琚与右丞相完颜守道，面谕群臣铨拔之弊，叹曰：“朝廷用人，当如选良金美玉。朕见中书门下所呈除授册，各部尚书侍郎争相奏保门下之人，及至任职，多旷官误事。唯独石琚历年所举奏之人，或在州县督粮，或在省部核账，皆恪尽职守，廉洁干练，从无一人因贪墨败露者。朕每问及何以知此人可用，石相公必详陈其任内三年课绩实状，不以虚辞取悦。天下执政多矣，唯石琚真知人任官者也！” 当时尚书省都事有缺员，侍郎粘割韩奴等人竭力举荐某贵族子弟，称其聪慧善辨；而石琚则力推沉沦下僚之寒士崔显，称其沉静端厚，明习案牍，虽无赫赫巧辩，临事必能持重守法。世宗准石琚之奏，命崔显任都事。崔显到任数月，文书簿籍条理井然，革除宿弊十余条，朝野无不折服石琚识人之鉴。 ### 均赋通利与大定财政经纬考 大定中后期，石琚辅佐金世宗推行全国范围的土地税赋大普查——即“通检推排法”。这项改革是中国中古财政税收史上极其重大之体制创新。自金兵入关中原以来，豪强猛安谋克侵占民田数十万顷，官府版籍混乱，贫者无田而纳税，富者有田而无赋。 石琚受命主持通检推排之政，他立下极其严苛之审计条规：命各路转运司选拔廉洁公正官吏，会同地方耆老，亲持弓步量具逐乡逐村勘量田亩肥瘠，分上、中、下三等定税；凡有豪强官绅私匿田亩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实，地入官田，匿田官绅立夺爵削职。在石琚的雷霆推行下，全国共清查出隐匿田亩数千万亩，新增编户百万余人。 在盐法与钞法改革方面，石琚针对河东解池盐利受损之现状，奏请朝廷改革官办榷盐旧制，推行听民自运、分利于商的活水流通政策；在纸币“交钞”推行过程中，石琚坚决反对滥印贬值，严格依据国库金银铜钱储备量确定交钞发行限额，设立倒钞库以保信用，使得大定年间交钞信用卓著，通商惠农，物价稳定数十年未曾大幅波动。金世宗尝与石琚论及国帑积蓄，欣然对诸相臣言曰：“昔太宗破汴京，得重宝无算，然不及今日天下府库之充实充盈。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户口繁衍，此皆石丞相为国家均赋节俭之大功也！” ### 晚节荣退与沧州父老之思 石琚居相长达二十年之久，处极峰而常思幽退。他曾多次向金世宗上疏乞休，奏疏中坦陈心迹：“臣以汉家寒士，叨承两朝重恩，位极人臣，富贵已极。臣犬马之齿已过七十，聪明凋落，精力渐竭。古人云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臣若久恋高位，是妨贤路而负圣化也。”其辞相之诚，出于天性，毫无作态邀誉之意。 大定二十一年世宗勉允其请，石琚退居京师私第，门前车马冷落，一如昔日寒素书生。他日以经史古卷自娱，闭门不见请托之客。闻沧州家乡遭遇水患，石琚将世宗历年所赐御库金银悉数遣子送回沧州，分赈族党乡邻，修筑捍河大堤数十里。大定二十二年病殁之际，神色泰然，口占绝句一首以示子孙，唯谆谆戒以守廉洁、敬经术、勿贪荣利。其高风亮节，不仅赢得了金世宗与女真统治阶层的万乘之尊崇，更在广大中原汉族士民心中留下了一代名相的永恒思慕。 ### 金代文献典籍与代表章奏考辑 据元代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与宇文懋昭《大金国志》著录，石琚在金世宗朝居相位期间，凡朝廷制诰、郊祀大典、宗庙制度与法律条例，多出其手。石琚文风崇尚汉唐古风，典雅醇深，绝无浮靡轻艳之习。其长子石德润曾将其生前奏议表文整理为《石文宪公文集》十五卷，后多散佚于蒙金战火，然现存《金文最》《大金国志》与《金史》中尚完整保存其数篇代表篇章：

• 《论太祖配享南郊疏》：此疏考辨两汉、曹魏、西晋以迄唐宋郊祀配天之源流，驳斥女真诸王兼配二祖之非，确立太祖配南郊、太宗祀明堂之永制，文理密察，为金代礼乐制度之奠基杰作。
• 《论通检推排均赋税疏》：深入剖析女真猛安谋克与中原汉民土地兼并之弊端，开宗明义提出均平田亩、按产定税、严惩隐匿、恤恤下户四大核查原则，具有极高之中古财政立法价值。
• 《进大定新修刑律表》：系统阐述刑罚者，治天下之具，非以害民，实以安民的儒家慎刑宽仁思想，详析删去汉辽酷刑三百余条之缘由，被金世宗视为法制圭臬。
• 《请老乞骸骨表》：王相晚年辞官名篇，辞旨恳恻，典雅高古，表现出古代名臣功成身退、不恋荣禄之崇高气节。 ### 调和胡汉矛盾与女真儒化推手

在辽宋夏金诸政权对峙的中国中古民族融合史上，石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坐标意义。金朝入主中原之后，女真贵族自恃弓马骑射功勋，往往轻视汉人制度；而北方汉族士大夫亦对女真风俗多有排斥与抵触，统治集团内部暗流涌动。金世宗以女真宗室英主登基，既欲保持女真质朴骑射之本色，又深知治理庞大农耕中原非汉法典制不可。 石琚作为首辅宰相，以其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化解了无数潜在的族群政治危机。他从不借汉法全盘否定女真旧制，而是倡导因俗而治、取长补短。在选官制度上，他极力促成“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建议朝廷以女真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史记》，使女真子弟在保持母语的同时普遍接受儒家伦理教化。在赋役均平上，他通过通检推排法，既保障了女真猛安谋克的法定俸禄与生计，又制止了权贵肆意兼并汉民耕地之恶行，使女真兵民与汉族农户在同一套赋税法律下相安相生。石琚以二十年如一日之润物春风，成为金朝封建化与儒家化进程中最为关键之催化剂与守护者。 ### 治军边防与对南宋外交定力 在国防与外交事务方面，石琚同样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大定初年南宋隆兴北伐受挫，宋金订立“隆兴和议”，改君臣之国为叔侄之国。金世宗初年，北方契丹残部撒八余党与蒙古诸部时常在边塞骚扰，金廷诸将屡屡请旨大举用兵甚至伐宋。石琚在便殿议政时，力排众议，向世宗皇帝进谏道：“天下大器，不可妄动。今海内疮痍方平，民力未充，国之大计在修明内政、充盈府库，不在穷兵黩武以求虚名。边境有犯，但令严整边堡坚拒之即可，切不可轻动大军劳民伤财。” 在石琚的极力主张下，金朝在沿边修筑防御堡垒，整饬水陆屯田，推行以逸待劳、慎重开边之国策。终世宗大定三十年间，金朝对南宋恪守和约，南北互市繁荣，边境烽燧不兴达数十年，为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恢复与繁荣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和平外部环境。 ### 沧州石氏家族世系与金元碑版考 据清同治《沧州志》及《直隶古迹通志》金石碑版记载，石琚归葬清池县祖茔之后，金世宗特拨帑银三万贯修筑享堂石坊，官树神道碑，由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移剌元宜亲自撰写神道碑铭，追怀这位两朝元勋之大德。其神道碑额题曰“金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师文宪石公神道之碑”，碑文长达数千言，详备铺叙其生平嘉谟景行，历元、明、清三朝而碑字肃然可辨。 定州石氏因石琚之盛德阴骘，成为金元时期北方著名的世家大族。石琚之子石德润，承袭严谨家风，在大定、明昌年间历官朝列大夫、同知大兴府事，亦以廉明精干闻名于世；其孙石天应、石珪等，在金末蒙古经略中原之际，皆以军功与才略受封万户、总管，成为元初北方汉军世侯之重要支柱。 金哀宗正大年间，金朝在中都与汴京太庙举行功臣配享大典，石琚以“大定元勋”位列金世宗配享功臣之首，受朝廷世代官祭。元世祖忽必烈定鼎大都之后，广求前代金朝故实，见石琚所立通检推排法与铨选条例，亦深赞其精审可行，命御史台参稽沿用。明代沧州知州于慎行曾重修石文宪公祠，题联盛赞曰：“二十年相业大定，三千卷儒典金源。”形象勾勒出石琚在金朝盛世中那不可磨灭的崇高历史地位。 ### 刑狱司直与死刑覆奏审断制度改革考 在金代法制由草创走向成熟的演变过程中，石琚在大理正与司刑郎中任内所确立的死刑审断复核制度，被后世法制史家誉为金代司法文明之重大进步。金初沿袭女真与辽朝旧俗，遇有重罪案犯，地方节度使与路分总管往往擅行军法立予处决，刑罚滥施，冤狱频生。 石琚入执大理寺与刑部之后，面对全国刑狱积压沉冤之弊端，向金廷郑重上奏，制定推行《死刑审录覆奏细则》八条。他明确规定：凡诸路州县审判定谳之死刑大案，地方官一律无权擅杀，必须将原始案卷、犯人供状、证人物证悉数封匣送达大理寺与刑部司刑司逐一复审；凡遇刑讯逼供、证据矛盾或口供不一者，律令发回重审，并指派朝廷巡按御史亲赴案发地复勘。 更为重要的是，石琚在金代率先确立了“死刑三覆奏制度”。凡经刑部与大理寺审核无误之死刑极刑，在上报御前核准之前，必须于三日内连续向皇帝上奏三次，以留出充分的覆核与求情宽宥之时间，极力避免皇帝一时震怒误杀无辜。金世宗即位后，对石琚所立之慎刑制度倍加赞赏，亲颁御诏通令天下施行，叹曰：“人命至重，死不可复生。石司刑建立三覆奏法，活人多矣，真天下好生之德也！”

主要事迹

厘定铨选考课法

大定初年针对官僚升迁杂乱、门资请托之积弊，主持草拟并推行官员铨选考课制度，严格核算任期与实绩，确立了金代文官制度规范。 ### 推行通检推排法 建议并主导在全国范围推行“通检推排法”，详核土地产权与民间资财，均平差赋杂税，抑制豪强土地兼并，奠定金代财政基石。 ### 删削刑律订立新典 主持删修金朝严刑峻法数百条，秉持宽仁慎刑原则厘定新律，使金代司法走向文明规范。 ### 汉人拜相与消弭隔阂 作为少数汉人首辅之一，居相二十载以崇尚儒学、尊师重道辅弼世宗，推动儒经女真文翻译，开创并守护了金朝鼎盛之“大定之治”。 ### 处世俭素与三世家风 位极人臣而自奉极俭，居处服玩一如寒士。所得赏赐多散赡亲族孤寒，平生无私蓄，其子孙皆恪守清白家风。 ### 兴学崇教与沧州义塾设席 石琚深知文治化成天下之根本在教育。他在大定年间辅政之际，奏请金世宗在各路诸州设立官立义学，拨发官田以为学廪。在家乡沧州，石琚亲自出资白金千两，延请中原硕学大儒设席讲经，创立“清池义塾”，凡乡里贫寒子弟皆准免费入学读书。义塾设立数十年，文风大盛，沧州一地登科及第者达数十人，北方士林称颂石相公之功德无量。

人物关系

• 金熙宗完颜亶：登进士第，早年任用之君。
• 海陵王完颜亮：任大理正、司刑郎中，不肯谄附。
• 金世宗完颜雍：毕生知遇之圣主，君臣相得二十载，盛赞其为国之泰山。 ### 同僚宰执
• 完颜守道：世宗朝并位宰辅，二人同心辅政，并称大定贤相。
• 移剌元宜、纥石烈良弼：同朝执政重臣。 ### 家族后世
• 父祖：清池石氏书香门第。
• 子：石德润，官至朝列大夫，严守家规。 ### 秉公执衡与力拒私恩之操
• 石琚居相近二十载，门无私谒。当时有亲贵子弟借皇帝内侍求请官阶差遣者，石琚皆正色执奏封还。金世宗尝特旨欲任用后妃近亲，石琚在殿前从容进谏曰：“名器者，天下之公器，非陛下之私惠也。若以恩私滥授，则天下廉谨守法之臣何以劝勉？”世宗叹服，遂罢其命。石琚终身以此大公至正立朝，成为大定盛世吏治风清之最高表率。 ### 节俭力行与不积金玉之训
• 石琚虽然身为首辅冀国公，然平日食不重味，衣不纯帛，居室陈设简朴宛如布衣寒士。世宗皇帝屡赐珍异宝货，石琚皆入库登记，命子孙不得擅动。他临终之际，更将朝廷赏赐之良田千亩悉数归入沧州义学，严诫子弟：“吾平生以清白立身，尔等若有积聚私财、骄奢淫逸者，非石氏子孙也！”

历史评价

金代与传统史料评价

• 金世宗完颜雍：“石琚老成持重，至诚体国，未尝见其有私心。朝廷得此一人，胜得雄兵十万。”
• 完颜守道：“石公深沉有谋，度量宏博，吾与之共事二十载，未尝见其怒色，真良相也。”
• 脱脱等《金史·石琚传》：“金称大定之治，号为小尧舜。然世宗之所以能成其政者，内有宗室完颜守道，外得汉相石琚。琚沉毅宽厚，明习典章，居相二十年，海内安宁，称名宰相，非幸也。” ### 现代学术评价

现代辽金史学界普遍认为，石琚是女真政权汉化进程与制度成熟的关键标志性人物。他在大定年间推动的铨选法、通检推排法与儒学推广，成功将中原成熟的文官官僚体制植入金朝中枢，不仅极大地弥合了女真与汉族统治阶层的文化隔阂，更为“大定盛世”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制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