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

人物生平

继承司马氏权力

司马炎是司马懿之孙、司马昭长子。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控制曹魏朝政，为司马炎取得皇位铺平道路。司马昭生前曾在继承人问题上考虑过司马攸，264年（魏咸熙元年）立司马炎为晋王世子。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继相国、晋王之位。

代魏与灭吴

266年2月8日（晋泰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司马炎受曹奂禅位，国号晋，史称西晋。立国之初，他广封同姓诸王，试图避免曹魏皇室孤立的局面，同时安排宗王镇守要地。伐吴问题曾引起朝中争论。羊祜长期经营荆州，主张进取；羊祜死后，司马炎采纳伐吴方针，于279年（晋咸宁五年）发兵。晋军从长江上中下游推进，280年（晋太康元年）孙皓投降，西晋完成统一。

制度与晚年

司马炎在位时颁《晋律》，并推行占田、课田、户调等制度，以安排统一前后的户籍和赋税。太康时期经济恢复，但统治后期的奢靡和政务松弛受到传统史家的批评。他坚持由司马衷继承皇位，又让宗室诸王握有军政资源；后来的八王之乱不能仅由一项政策解释，但继承与分封安排确实构成重要背景。290年（晋太熙元年）司马炎去世，司马衷继位。

司马炎生于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出身汉魏名门司马氏，是司马昭与妻子王元姬所生。其祖司马懿、伯父司马师与父司马昭相继控制曹魏朝政：司马懿病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执政，司马昭更在咸熙元年（264年）三月得封晋王，彻底控制了朝政。司马炎在正元年间（249—254年）获封北平亭侯，此后历新昌乡侯而进封晋王世子；据说他生有"发委地、手过膝"的"非人臣之相"，且在司马昭诸子中居于嫡长子地位。但他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性孝友，多材艺"，为人"清和平允"，更受司马昭喜爱；司马昭曾表示天下是兄长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为了夺得世子之位，司马炎极力拉拢父亲身边的要臣，得到何曾、贾充、裴秀、羊祜等人的支持，终于在司马昭去世前三个月被立为晋王世子；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去世，他继任为晋王、丞相，同年十二月（266年2月）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

即位之初，他鉴于曹魏宗室屏藩无力以致孤立而亡，大封同姓诸王，又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要地，试图以宗室为藩屏；同时着手整顿内政：罢免曹魏后期的苛政，赦免连坐，兼容百家，复兴文化；重视法律的修订，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儒家化的法典《泰始律》，又创制晋令，为中华法系的行政立法提供了典范；设立国子学，恢复太学的讲习。经济上推行占田制与课田制，鼓励农桑，废除州郡武备，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呈现"民和俗静"的繁荣景象。咸宁五年（279年），他发兵南下，次年灭亡孙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完成了三国统一。

然而随着天下安定，他逐渐"怠于政事，耽于游宴"，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之风广泛蔓延：石崇与王恺斗富一类故事即产生于这一时期；他本人后宫人数逾万，以致有"羊车"之讥。在继承问题上，他立智力有缺陷的次子司马衷为太子，并为他娶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妃；又大封宗王出镇、废除州郡武备，为西晋的短暂统治埋下了深刻隐患。太熙元年（290年）他在洛阳含章殿病逝，时年五十五岁，葬于峻阳陵，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他去世后不久，诸王争权酿成"八王之乱"，西晋的统一局面迅速崩溃。

司马炎的继位与代魏，过程主要在咸熙元年至二年间完成。咸熙元年（264年）十月他正式被确立为晋王世子；此前魏帝曹奂已先后授予他"副贰相国"等职权，等同于"鲁公拜后之义"的待遇。咸熙二年（265年）五月，曹奂为司马昭加九锡之礼，进封其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司马炎因此成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父亲的职位与晋王爵位，总揽全国军政大权。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十二月十七日，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次日把退位的曹奂封为陈留王，这一年他不过三十岁。

称帝之后，他一面以宗室为藩屏、优礼拥立自己的朝臣士族，一面着手革除曹魏弊政。除此之外，他在用人上也尽量不计旧怨，起用部分原本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如太常丞许奇的父亲因参与魏帝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流放而死，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而提升他。在封赏方面，他前后封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为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在内部制度铺开之后，司马炎把注意力转向南北两个方向。南方准备统一：泰始四年（268年）九月，他成功解除了镇戍淮南、久著威名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为较长远的战略安排腾出手来；当时江东在孙皓的统治下早已危机四伏，这一形势为西晋灭吴提供了可能。泰始五年（269年），他命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襄阳——羊祜虽非司马氏宗室，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受禅后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到襄阳后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加强军事物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的方向转化。此后他又陆续任用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为灭吴作人才准备。

北方则出现了长期的边患。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率领从塞北迁到河西，史称河西鲜卑；西晋建立后，司马炎担心其势力增长难以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委任官员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目的。但河西鲜卑的反叛源于统治者的歧视：在灭亡蜀汉的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时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公平的赏赐，遂在其首领秃发树机能的带领下于泰始六年（270年）六月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前往镇压而兵败身死。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了坐镇长安的扶风王司马亮；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汝阴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后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拒绝；杜预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而石鉴不予采纳，反而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大败而归。

此后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举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年）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起兵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一带，杀死凉州刺史；其后秃发树机能又杀凉州刺史，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任恺建议安排像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任恺等人厌恶贾充的为人而推荐他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向荀勖求计，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于是贾充等人买通皇后，促成了太子司马衷与贾充之女贾南风的婚事，贾充也因此得以留在朝中。这一联姻对西晋此后的政局影响深远。

太康年间（280—289年）是西晋的鼎盛期，也是司马炎施政重点转向守成与家事的时期。灭吴之后他下诏罢州郡兵、罢刺史领兵，同时大行赦宥、减免赋役、奖励农耕：这一时期颁行了若干"约法"性质的诏令，禁奢靡、禁厚葬、禁私铸铜器；据记载当时的租调与户口统计都达到东汉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宗室内部，他不断遇到继承与权力分配的难题：齐王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既有声望又有才干，长期被朝臣视为太子的最佳替代者，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下诏命司马攸出镇青州，朝臣纷纷谏阻而无用，司马攸忧愤成疾，次年去世，此事使宗室与朝臣的关系更趋紧张。在太子问题上他始终未改立：太子司马衷智力有缺陷，卫瓘曾在酒后以手抚御座说"此座可惜"，和峤也称太子有"淳古之风"；司马炎曾以密封的政事试太子，太子妃贾南风请人代答、由张泓代笔草成，司马炎看了以为可用，遂不再言易储。贾南风妒悍而多权略，太子宫中事多由其主持，这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伏笔。

太康末年至太熙元年，他又接连处理了几件与身后安排相关的事：太康十年（289年）他调整都督区划、命诸子分镇要害；同年他病重，外戚杨骏（皇后杨芷之父）自领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排挤汝南王司马亮出镇许昌，独揽朝政；太熙元年（290年）他病逝于含章殿，年五十五岁。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杨骏辅政；次年贾后发动政变杀杨骏，又诛汝南王亮与楚王玮，八王之乱由此爆发。西晋从统一到内乱不过十余年，其速亡的原因，后世一般归结为：罢州郡兵使地方无备、宗王出镇与都督制使诸王握兵、士族与宗室的奢侈腐化、以及立嗣不当与贾后干政。

伐吴决策的过程，颇能反映司马炎用人与决断的方式。羊祜在襄阳经营十年，屡次上表请伐吴，朝中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以"吴未可平"为由反对，唯有中书令张华、镇南大将军杜预与益州刺史王濬力主。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重回朝，临终推荐杜预接任；咸宁五年（279年）杜预与王濬先后上表请战，称"吴主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殂亡，更立贤主，则难图也"，司马炎遂下决心。当年十一月发兵，次年三月吴平。战后论功，安东将军王浑以王濬不受节度、先入建业而争功，主张将其交付廷尉；司马炎未加罪，反以王濬之功封为辅国大将军，同时以王浑为征东大将军、增封邑，对诸将的赏赐各有差等，试图平息争端。他又以灭吴之功追赠羊祜为侍中、太傅，并以其生前所论"平吴之策"为据，说明此役实本于羊祜之谋。

在人事上，司马炎一朝前期倚重的人物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拥立他的旧臣，如贾充、何曾、裴秀；一类是以才识见用的实务之臣，如张华、杜预、羊祜；另一类是外戚与宗室，如杨骏、杨珧、司马亮、司马伷。灭吴前后他与张华、杜预等人的配合顺畅，而太康以后则渐以外戚与宗室为主。太康末年他先后以杨骏为车骑将军、临晋侯，又以杨珧、杨济与杨骏并称"三杨"，使外戚势力再度膨胀；同时他继续调整宗王的都督区，使诸王在关中、荆州、扬州、幽州等地掌握重兵。这些安排在他在世时大体维持了平衡，一旦他去世，外戚与宗室之间的冲突立即爆发。

灭吴的进程在军事史上颇具代表性。王濬在益州任上造了大量战船，其中最大的"连舫"方百二十步、可载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可以在船上驰马往来；咸宁五年（279年）出兵后，王濬的巴蜀水军顺江东下，先后攻破丹阳、西陵、荆门、夷道，又在乐乡与杜预相会，随后克武昌、下寻阳；太康元年（280年）三月，王濬的水军进抵建业石头城下，吴主孙皓面缚舆榇、率群臣出降，吴国灭亡。孙皓被送至洛阳，封为归命侯；司马炎在殿上接见，曾令其作《尔汝歌》一类戏弄之语，史书记为亡国之君的屈辱。战后王濬与王浑为争功而互相纠劾，司马炎两面安抚：以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又以王浑为征东大将军，并下诏说明二人各有其功，使此事不致扩大。

太康年间他在北方民族问题上也有过讨论而未采取行动。当时并州一带的匈奴、关中一带的氐羌与幽并一带的鲜卑已大量内迁，与汉民杂居，西晋沿袭曹魏办法，以各部酋长为"都尉"一类职务加以羁縻。侍御史郭钦曾上疏指出内迁诸胡人数众多、分布近畿，一旦变乱则关中、并州首当其冲，建议乘平吴之威，把内地诸胡逐步迁回边地，司马炎未予采纳。此后数十年，"五胡"起兵果然首先在并州、关中爆发，郭钦之议因此被后世反复援引。在西南方面，他又于太康元年平吴之后处理了原蜀汉旧地的安抚与吏治，并以原蜀汉旧臣与地方大族的子弟入仕，以稳固巴蜀。

在泰始年间，朝中围绕用人与伐吴的争论，实际上交织着几组人事矛盾。侍中任恺与中书令庾纯与贾充不睦，先是以"西征"为名推贾充出镇秦凉，又借嫁女太子之事使贾充留朝；此后贾充一党反攻，任恺被免官、庾纯外放，张华也因力主伐吴而遭排挤。张华在灭吴之后虽以功封侯，却因"宫中府中"之分与外戚、宗王的猜忌而被外放为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定了北方边塞；杜预则镇守襄阳，继续经营荆州。羊祜去世后被追赠为侍中、太傅，其生前所荐之人多被任用。这些人事变动说明，司马炎晚年的用人大体受制于外戚（杨氏、贾氏）与宗王的平衡，前期那种"以才任职"的局面并未保持到底。

泰始至太康年间，他也有若干直面批评的记录。泰始年间灾异屡见，他多次下诏求直言、命公卿举贤良方正、并亲临听讼；有大臣指陈"今者官多而事少"，他遂下令省并冗官；对于宗室与功臣的奢侈，他在诏令中多次申明禁止，晚年还因"奢侈相尚"之风整顿过一两次。不过这些举措的效力有限，士族与宗室的奢靡之风在太康年间反而达到顶点。他对谏诤的处理也时宽时严：有的谏臣被优容，有的则因言获罪，如庾纯因与贾充争执而一度被免。整体而言，其朝政在泰始年间尚称清明，太康以后则日趋宽纵。

灭吴之后对江南的处置，是司马炎统一政策中较见成效的一环。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他下诏废除孙吴的苛政：减免吴地当年的租调、罢除孙皓所设的许多额外征敛与繁重徭役、释放被没入官府的吴人奴婢，并令州郡抚恤因战乱流离的百姓；同时优待孙皓的宗族与旧臣，除少数被认为有异志者外，多保留其爵位与家产，孙皓本人受封归命侯，其太子孙瑾等亦得官。对江南士族，他采取"随才叙用"的办法，南北士人同用，丹阳、吴郡、会稽一带的旧族陆续入仕洛阳，使江东的统治较快稳定。史称此后"吴人欣戴"，江南的户口与生产在太康年间有所恢复。

灾异与赈济也是其朝常见的事务。泰始至太康年间，水旱蝗灾与地震屡见于记载，他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田租与户调、开仓赈济、遣使巡行慰问，并因灾异而避正殿、减膳、罢乐；对于因灾荒而流亡的百姓，他下令就地安置、免除一定期限的赋役。这些措施与占田、课田制相配合，使太康年间的户口数字达到东汉末以来的高点：据《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平吴之后，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食货志》则称其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即是后世所称"太康之治"的主要依据。

司马炎去世之后，西晋在十余年间由盛转衰的过程，恰是其生前安排的直接后果。太熙元年（290年）他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为惠帝，外戚杨骏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次年（永平元年）皇后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杀杨骏及其党羽，又先后除掉汝南王司马亮、卫瓘与楚王玮，由贾后与张华、裴頠等人共同执政，政局暂时稳定了近十年。元康九年（299年），贾后废杀太子司马遹，引发宗室不满；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自称相国，次年废惠帝自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起兵讨之，此后诸王互相攻杀，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司马越相继登场，史称"八王之乱"。光熙元年（306年）惠帝被毒死，司马越立司马炽为怀帝，内乱虽告一段落，西晋的军力与财政已消耗殆尽。

内乱之际，内迁诸族相继起兵：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羯人石勒随即投附；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其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311年）汉军攻破洛阳、俘怀帝，史称"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刘曜攻破长安、俘愍帝，西晋灭亡。此后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从司马炎去世到西晋灭亡，前后二十六年，其间的乱源，多可追溯到他在位时的安排：宗王出镇而握重兵、罢州郡兵而地方无备、立嗣不当而使外戚与贾后相继干政、内迁诸族聚居近畿而未加安置。

司马炎的宫廷与家庭，同样影响着西晋的政治走向。他先后立两位皇后：元后杨艳（武元皇后）生惠帝司马衷与秦献王司马柬，继后杨芷（武悼皇后）则为杨骏之女，杨氏一门因此权倾内外；此外有贵嫔胡芳、夫人左棻等，后宫之盛在史书中屡见记载。他有子二十六人，其中以司马衷、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司马乂、司马颖等较著：司马柬以"性仁讷"著称，司马玮锐敏而好刑杀，司马允、司马乂、司马颖等皆在八王之乱中相继登场。太康十年（289年）他集中调整了诸子的封爵与都邑，如以楚王司马玮都督荆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成都王司马颖督邺城等，把诸子分置于要冲；同年他又以"齐王攸之子司马冏"等宗室分掌机要，使宗室在中央与地方同时占据要职。

这一安排与他对太子问题的处理相互作用：太子司马衷不能亲政，其妃贾南风又"妒悍而多权略"，而他寄望于诸子与宗王之间的相互牵制，遂把宗室与外戚同时置于高位，希望以此维持平衡。这一"平衡"在他生前大体有效，却在他去世后立刻失衡：杨骏以外戚独揽辅政，贾后以皇后联宗王发动政变，随后宗王之间互相攻杀。就其结果看，司马炎在继承与辅政上的安排，与其"以宗室为藩屏"的初衷相悖，反而成为内乱的直接条件。

司马炎在处理后宫与后族问题上，留下了几件对后来政局有直接影响的事。泰始十年（274年）武元皇后杨艳病重，临终前嘱托司马炎立其从妹杨芷为后，司马炎应允，次年立杨芷为皇后，杨芷之父杨骏、叔父杨珧、杨济兄弟由此并居要职，是为"三杨"。咸宁年间伐吴之议起，贾充、荀勖反对，杨氏兄弟亦多主缓；灭吴之后，司马炎对诸将的赏赐与安置颇费斟酌，既不愿开罪贾充一系，也不愿委屈张华、杜预、王濬等人，因此在封赏之外又不断调整其职务，如张华外放幽州、王濬转任他职，杜预仍在襄阳。太康年间他又先后以杨骏、杨珧分掌禁军与机要，并让宗王司马亮、司马伷等镇守要地，形成外戚与宗室并立的格局。

在储位问题上，卫瓘、和峤等人的进言与他的回应也被史书记下：卫瓘曾借酒会抚御座而言"此座可惜"，和峤则直陈太子不足以承大业，司马炎虽知其意，仍以"密封政事试太子"的方式为太子找台阶，贾南风与张泓代答之事遂使试太子不了了之。他同时为太子安排了较强的辅佐班底，以卫瓘、汝南王司马亮等为太傅、太保一类的辅政大臣，希望以辅臣之重补君主之弱。这些安排在他在世时大体维持了平衡，但随着杨骏与贾后势力的膨胀，他的身后安排迅速失效。

司马炎晚年还有两件与制度相关的事可记。其一是"罢州郡兵"的具体执行：太康年间陆续裁撤州郡武装，仅留少量武吏维持治安，地方防务交由都督与封国军承担；此举在当时被视为减轻地方负担、防止割据的举措，但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中暴露出地方无力自守的弊端。其二是对"荫客""荫亲属"数额的明确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按品级荫庇不同数量的衣食客与佃客，并把数额列入法令，这既是对士族既得利益的认可，也是国家试图把门阀所庇人口纳入统计的努力。两项措施都体现了司马炎施政的基本取向——在承认门阀格局的前提下维持中央权威，而这一取向的限度，也正由其身后二十余年的乱局显示出来。

主要事迹

统一战争

司马炎在灭吴战役中负责确定战略与任命将帅，羊祜的长期准备以及杜预、王濬等人的作战同样是胜利条件。孙吴的覆亡使西晋统治范围覆盖南北，但统一并未自动消除地方军权与朝廷内部竞争。

法制与宗室政策

《晋律》与田赋制度为西晋初期治理提供了规则。大封宗室本意在于屏卫皇室，却使一些宗王掌握地方军队；这项制度的利弊与其继承安排一道，成为西晋政治史讨论的焦点。

晋朝初立时，司马炎的措施集中体现了"屏藩宗室、优礼士族、革除魏弊"三条思路。宗室方面，他总结曹魏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以致皇帝孤立无援，因此继续推广封国制度，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官吏；他又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其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西晋此后的政局影响极大。对朝臣士族，他称帝后照顾有加：对八位地位崇高的重臣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等高位；异姓受封公侯者前后多至五百余人，食邑标准如上所述。

革除曹魏弊政的举措也见于诏令。自泰始元年（265年）至泰始二年（266年），他先后颁行若干旨在移风易俗的措施：撤销对曹魏宗室与汉朝宗室的禁锢，宣布解除对他们的限制；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傅玄等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提倡节俭，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而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奢靡之物。

制度层面，他最为后世称述的是法律与土地两项。法律上，他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修订律令，泰始四年（268年）颁行《泰始律》（又称《晋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是第一部系统化、儒家化的法典：它"准五服以制罪"，把服制纳入定罪量刑的标准；又规定"八议"、区分故意与过失、限制连坐的范围，并配套创制了晋令（行政立法）与张斐、杜预的"律注"，《晋律》与律注、晋令共同构成此后南朝法律的基础，被视为中华法系的重要一环。土地与赋税上，他推行占田制与课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中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按课田面积纳租；户调按户征收绢、绵，并规定品官按品级占田、荫客与荫亲属的数额，把士族的特权纳入国家法令之中。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与户籍秩序，也使西晋初年出现户口增长与"民和俗静"的景象。

统一之后，他的施政重心转向守成与享乐。灭吴之后他罢州郡武备、罢刺史领兵，裁撤地方军备以防割据，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对变乱的应变能力；对宗室诸王与士族的优容，则使奢侈之风自上而下蔓延。晚年他在继承安排上立智力有缺陷的次子司马衷为太子，并为其娶贾充之女贾南风，又使外戚杨骏与宗王并掌机要，这些安排在他去世后迅速失衡。太熙元年（290年）他病逝于洛阳含章殿，年五十五岁，谥武皇帝、庙号世祖，葬峻阳陵；同年其子司马衷即位，次年贾后干政，八王之乱由此爆发，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十余年。

灭吴的准备与实施，是司马炎一朝最重要的军事成就。在羊祜经营襄阳十年、秣马厉兵的基础上，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采纳羊祜生前与张华、杜预等人的建议，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南下：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与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水军沿江东下。王濬在益州造楼船，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顺流而下，破丹阳、克西陵、下武昌，吴军望风而降；杜预则攻取江陵、平定荆州以南诸郡。太康元年（280年）三月，王濬的水军抵建业石头城下，吴主孙皓面缚舆榇出降，吴国灭亡，三国至此统一。战后孙皓被送至洛阳，封归命侯；司马炎又以"王濬有功而王浑争功"一事处理诸将赏罚，诏令王濬进爵为辅国大将军。

统一之后，他采取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措施。其一是罢州郡武备、罢刺史领兵：太康年间陆续裁撤州郡兵与刺史所领之军，把地方军权收归中央，以防汉末以来地方割据之弊；此举在短期内强化了中央集权、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但也使地方在变乱骤起时缺乏应变之力，八王之乱与随后的永嘉之乱中，州郡无力抵御，此制被后世视为西晋速亡的原因之一。其二是继续推行占田、课田与户调式，并罢"部曲督将"一类私兵编制，编户与垦田数字在太康年间达到峰值：据《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平吴后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人口约一千六百万，是东汉末年以来户口的最高点，史称"太康之治"或"太康繁荣"。

不过太康年间的繁荣与隐忧并存。一方面，罢兵息民使农业生产与商业得到恢复，洛阳、长安与江南的城市生活颇为繁华；另一方面，统治阶层的奢侈之风亦在此期达到顶点：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济以人乳饮豚一类记载都出于此时，司马炎本人后宫人数逾万，甚至有乘羊车随意行幸的记载。同时，宗王出镇与都督制的推行，使诸王掌握了地方军权，而太子司马衷的能力问题又使朝中各方围绕"易储"与辅政展开角逐：卫瓘、和峤等人曾委婉进言太子不堪为嗣，司马炎以"此座可惜"自嘲而未改立；太康十年（289年）他病重，外戚杨骏与汝南王司马亮同为辅政，宗室与外戚的冲突在他死后立即爆发。太康十一年（290年）他去世于含章殿，年五十五岁。

除法律与土地之外，司马炎的制度安排始终围绕"宗室与士族相维、中枢总揽"这一目标展开。封国制使诸王拥有封地与自选王国内官吏之权，都督制经其扩充后使数位宗王掌握一方兵权；九品中正制自曹魏继承而在其朝趋于完备，由各郡中正品评本地人士，家世门第的分量逐渐超过才德，士族由此把持选官之途。与之配套的户调式规定了绢绵的征收标准，官品占田、荫客与荫亲属之制则把等级特权写进法令，使国家财政与门阀利益相互牵连。文化方面，其朝廷颇为活跃：荀勖、张华主持朝廷的文化事务，陈寿撰成《三国志》，左思的《三都赋》被人争相传抄而使洛阳纸价上涨，皇甫谧等人在医学与史学上亦有著作；国子学与太学分别收纳官员子弟与庶民子弟，儒学与玄学并存。

军事与边疆方面，灭吴之役是最重要的成就：咸宁五年（279年）他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南下，王濬率巴蜀水军造楼船沿江东下，杜预攻取江陵、平定荆州以南诸郡，太康元年（280年）三月王濬水军抵建业石头城下，吴主孙皓面缚舆榇出降，三国至此统一。此后他又遇到河西鲜卑的反叛：秃发树机能屡杀刺史、震动关陇，他最终得到合适的主帅马隆，咸宁五年马隆击败并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恢复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对已迁入内地的北方各族——并州的匈奴、幽并的鲜卑、关中的氐羌——他基本采取"安置其众、任用其酋"的办法，但内迁人数众多而未能有效融合，留下了在他身后爆发的"五胡"起兵之患。

就其身后的评价而言，《晋书》一面肯定他结束三国分裂、修订律令、恢复户口与带来十年承平，一面批评他晚年耽于游宴、朝廷奢侈，以及立嗣与宗王、外戚安排上的失当，使西晋在统一之后不过一代便告崩溃。近世研究者多强调其施政的两面性：统一与法制建设的成就与士族政治、宗王出镇、内迁民族政策等结构性隐患同时存在，而这些隐患并非他一人所能消除，但在其选择继承人与安排辅政的方式上，确有很大的责任。

经济与选官制度的具体内容，是理解西晋一朝统治结构的关键。太康元年（280年）平吴之后，他颁布了占田、课田与户调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中丁男（十六至六十岁）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课田二十五亩；丁男之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减半；边远郡县另有减纳与折纳的规定。占田是允许占有的最高限额，课田是按亩纳租的实际田亩，其比例大致为每亩纳粮八升。与此配套的是官品占田与荫客之制：按品级高低，官吏可占有不同数额的田地，并可荫庇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以及衣食客、佃客，从而把士族的经济特权纳入国家法令。选官方面，九品中正制在其朝确立完备：郡设中正、州设大中正，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品评本地人物分为九等，作为吏部任用的依据；由于中正多由门阀士族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由此形成。

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也在其朝定型。中央以太宰（后称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为"八公"，多为荣誉性高位；实际政务由尚书省（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六曹尚书）承担，中书省掌诏令的起草，门下省掌规谏与审驳，构成隋唐三省六部制的雏形。地方上以州、郡、县三级为主，另有封国与都督区并行：封国的"国官"由诸王自选，都督则掌握数州军事。法律上，《泰始律》与张斐、杜预的律注经朝廷颁行，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成为后世"律注并行"的先例；他还下令抄录新律的要点颁行各地，命地方官向民众宣讲。文化上，荀勖整理典籍、编制书目（《中经新簿》），陈寿撰《三国志》，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并提出制图六体，这些成就使西晋初年在学术上颇有可观。

灭吴之后，司马炎对军事制度作了两项相互配合的调整。其一是"罢州郡兵"与"罢刺史领兵"：太康年间陆续撤销州郡的地方武装与刺史所领之军，仅在大郡保留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地方防务改由中央的都督与封国军队承担；其二是继续扩充宗王出镇的都督区，使诸王分别掌握关中、荆州、扬州、幽州等地的军事，并调整封国的军额与官属。封国制度大体分为三等：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诸王可自选王国内的文武官吏。这套安排的用意是"以宗室为藩屏、以都督控地方"，同时把地方兵权集中于中央任命的都督；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诸王既握重兵又居重镇，恰恰成为内乱的军事基础。

行政方面，他在太康年间还推行了若干"约法省禁"的举措：减轻徭役、减免灾区的租调、恢复常平仓一类的粮食调节机构、禁止地方献纳珍玩；他本人也一度下诏罢去宫中的一些奢华设置。至于其晚年之失，史书所记主要是三件事：一是耽于游宴、后宫逾万，使统治阶层的奢侈之风自上而下蔓延；二是立嗣不当，以智力有缺陷的司马衷为太子，又为其娶贾充之女，使外戚与宗室围绕辅政之权角力；三是罢州郡兵与宗王出镇并行，使地方既无自守之力，又有多头兵权。三者叠加，遂在西晋统一之后不过十余年爆发八王之乱，此后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相继起兵，西晋于建兴四年（316年）灭亡。

对外交往方面，西晋建国之初沿袭曹魏以来的格局，与周边诸国保持着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据《晋书》所记，太康年间扶南、林邑、大秦等国先后遣使贡献，其中太康五年（284年）有大秦（罗马）使者到达广州一带的记载，是中西交通史上常被引用的一条；对东北的高句丽、百济，西北的鄯善、龟兹、疏勒，西域诸国也多有往来。对南匈奴、鲜卑、乌桓等已内迁的部族，如前所述，仍以都尉、校尉等官加以羁縻，并召其子弟入居洛阳为质；晋廷还设有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职。这些安排在西晋前期大体维持了边境的安定，但随着内迁诸族人口的增加与统治的失当，边患在他去世后迅速爆发。

在文化学术上，太康年间亦颇有成绩：荀勖等人整理秘府藏书、编成《中经新簿》，开创四部分类；陈寿的《三国志》成书；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成书，为针灸学的经典；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提出"制图六体"；此外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成书于东晋初，其素材部分来自西晋）等，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博雅风气。文学上，太康年间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活跃于洛阳，文风趋于华美繁缛，史称"太康文学"；这一文学群体与晋武帝朝廷的优容士族、鼓励文教有直接关系。

就评价而言，《晋书·武帝纪》的结论可以代表传统史家的判断：一方面肯定他"应期受禅，抚宁万国"，灭吴统一、"百姓乐业"、制度多有创设；另一方面批评其"末年耽于游宴，遂使前代遗风，于此而坠"，并指其"知子莫若父"之失在于"舍嫡立庶"、"付托非人"。近世研究者则多从结构着眼，指出西晋建立在一个"士族政治"的框架之上：九品中正制使门阀垄断选官，占田荫客制把士族特权合法化，宗王出镇与都督制使军事权力分散，而国家财政与户口的管理又依赖地方豪族；在这个框架中，皇帝的作为空间有限，司马炎的统一与法制建设已属难得，而他的晚年宽纵与继承安排则将结构性的隐患提前引爆。

他的陵墓与身后祭祀也留有一些记载：太熙元年（290年）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谥号武皇帝；西晋覆亡之后，其陵墓在洛阳一带的诸帝陵中位置尚有争议。与他同时或稍后的文献，如《晋书》《世说新语》《华阳国志》以及干宝《晋纪》一类，对其为政与为人有褒有贬；唐宋以后，评论者多以"一统之功"与"贻患之失"并列。就其历史位置而言，他既是三国分裂的终结者，也是西晋短促统一的开启与终结之间的关键人物：他所建立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被东晋南朝大体沿用，其"禅让"代魏的方式亦成为此后政权更替的范式。

司马炎所确立的制度，在此后的东晋南朝与北朝都被不同程度地继承。法律方面，《泰始律》与张斐、杜预的律注在南朝长期沿用，梁、陈修律多以晋律为蓝本，北朝的《北魏律》《北齐律》也间接受其影响，"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更是贯穿此后历代法典，直至清代。土地与赋税方面，占田与课田制、户调式的做法，为北魏的均田制与租调制提供了参照，《晋书·食货志》所记的户口数字也成为研究汉晋之间人口变迁的基本依据。选官方面，九品中正制在其朝确立为完整的制度，虽造成门阀垄断，但"中正品评—吏部任命"的程序化做法，与后来科举的考试取士同为以制度选拔官员的尝试，其失败的经验正是隋唐改行科举的重要背景。

在行政制度上，他确立的"尚书省总政务、中书省掌诏令、门下省掌审驳"的格局，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前身；封国与都督并行的安排，则成为此后南朝"宗王出镇"的常制。文化方面，荀勖的四部分类、《三国志》与《针灸甲乙经》等著作、裴秀的制图六体，都是他这一朝留给后世的遗产。就总体评价而言，传统的褒贬多集中于其个人：统一之功与晚年之失并列；而近代以来的研究更强调晋制的结构性问题与其时代限制。无论如何，他作为三国分裂的终结者与西晋开国之君，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法律史上都留下了具体而可考的成果。

晋初的官制与法令，在中国制度史上有若干具体可考的内容。官制方面，中央除“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之外，实际中枢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机构的雏形：尚书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为长，下设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等曹，分理政务；中书省置中书监、中书令，掌诏令的起草与机密；门下省置侍中、黄门侍郎，掌规谏与审驳。军事上设都督中外诸军事、都督某州诸军事，地方设州、郡、县三级，另有封国与都督区并行。法令方面，《泰始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之外，另有《晋令》四十篇、二千三百零六条，与律并行：律定罪名与刑罚，令定制度与规程，二者分工明确，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走向规范的一个标志。他还命人编成《晋故事》三十卷，把历年的诏令与事例分类汇编，成为行政运作的依据。

他前期所行的一些具体诏令，也可作为其施政风格的说明：泰始元年（265年）他下诏解除对曹魏与汉朝宗室的禁锢；泰始年间罢除曹魏以来“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质任”之法，禁止地方献纳珍玩、禁厚葬、禁私铸铜器；又把御府的珠玉玩好分赐臣下、削减郡国对皇室的贡调。这些措施与《泰始律》的颁行、《晋令》的配套，构成晋初“革除魏弊、恢复礼法”的基本面貌。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诏令的实际效果受制于门阀利益：例如《晋律》中“八议”“准五服以制罪”与官品占田、荫客之制，都是在承认士族特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制度安排，这也是西晋制度“有建制而无均平”的特点所在。

从长时段看，司马炎统一三国的意义与其朝代速亡的结局往往被并置讨论。就统一而言，他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重新归于一个政权，南北的经济、人员与文化交流得以恢复；占田、课田与户调式的推行，使太康年间的户口数字达到东汉末以来的最高点；《泰始律》《晋令》的修撰与颁行，是中国法律由汉律向唐律过渡的一个环节；九品中正制的完备虽造成门阀垄断，其"品评—任命"的程序化设计仍是官僚制度演进的组成部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分工，更直接成为隋唐中央官制的先声。就速亡而言，后世讨论多集中于四点：其一，宗王出镇与"罢州郡兵"并行，使地方兵权集中于宗王而地方无自守之力；其二，立嗣不当，以司马衷为太子并为其娶贾南充之女，使外戚与贾后得以干政；其三，士族与宗室的奢侈腐化，削弱了政权的凝聚力与财政基础；其四，内迁诸族聚居近畿而未被有效安置，在变乱中迅速成为颠覆力量。

因此在史学上，他常被作为"开国之君而埋下亡国之因"的典型来讨论。若从制度史的角度衡量，他所建立的框架在东晋南朝大体沿用，其统一与法制的成果是可以具体指认的；而他在继承人、宗王与外戚三方面的安排，则把结构性的隐患提前引爆，使西晋的统一只维持了十余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司马炎所定制度的实际运行，依赖于两个前提：一是中央对都督与宗王的节制，二是士族对国家的合作。他在世时，这两者大体成立，故有太康年间的承平；他去世后，前者因宗王互争而瓦解，后者因门阀自利而转向自保，西晋的统一秩序遂难以维持。因此，后世论西晋之亡，往往不把它看作某一个皇帝的个人失误，而是把它放在魏晋以来士族政治与宗王、外戚、内迁诸族诸因素交织的结构中来看；司马炎个人的作用，则在于他既完成了统一，又把这些因素同时保留并强化，从而使矛盾在其身后集中爆发。

人物关系

• 司马懿：祖父，曹魏后期掌权者。
• 司马昭：父亲，晋王，司马炎继其爵位与权力。
• 王元姬：母亲。
• 司马攸：弟弟，曾涉及晋王世子人选的争论。
• 曹奂：曹魏末帝，禅位于司马炎。
• 羊祜：晋臣，长期筹划灭吴。
• 王濬：晋将，率水军参与灭吴。
• 司马衷：儿子及继任皇帝。

历史评价

《晋书·武帝纪》与《资治通鉴》记载其代魏、灭吴和制定制度，也批评统一后政风趋于奢侈。现代叙述通常将完成统一与宗室分封、继承安排并置分析。八王之乱发生在其身后，不能写成司马炎在世时已经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