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

历史沿革

建元：925年（同光三年）后唐庄宗遣魏王李继岌、郭崇韬灭前蜀，旋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次年（天成元年，926年）孟知祥入成都，平定叛将李绍琛，整顿吏治、赡军息民，蜀中始安。后唐明宗时，孟知祥与东川节度使董璋联合拒抗朝廷，932年（长兴三年）又败杀董璋、并东川之地，尽有两川；933年（长兴四年）受封为蜀王。934年（后唐应顺元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蜀」，年号明德。同年孟知祥卒，子孟昶嗣位，仍沿用明德年号，至938年（明德五年）改元广政。

鼎盛：孟昶在位初期颇思有为，广开言路、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并诛权臣张业、逼退赵廷隐以收权柄。蜀地据险而少受中原战乱波及，境内承平近三十年，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成都一带尤为富庶，史上常称国泰民安、蜀中久安。

转衰：政权后期，孟昶渐趋荒淫享乐，广选宫人、宠幸花蕊夫人，成都遍植芙蓉牡丹，奢靡之风光盛；同时委政于王昭远等近臣，军事上庸懦失措。后晋、后汉、后周迭兴之际，中原统一趋势日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广政十八年），后周世宗柴荣西征，夺回后蜀所据秦、成、阶、凤四州，蜀势顿衰。

灭亡：964年（北宋乾德二年）冬，宋太祖遣王全斌、刘光义分两路伐蜀。宋主力破剑门天险，王昭远兵溃被擒；刘光义一路（曹彬监军）溯江陷夔州，夺三峡之险。965年（乾德三年）正月初七，孟昶降宋，后蜀灭亡；同年孟昶卒于开封。后蜀地尽入北宋。

（注：以上各阶段的具体年份以中国纪年（公历）称引；细节可参《十国春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等，存疑处注明“一说”。）

政治与制度

后蜀大体承袭唐代及前政权官制。中央设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总领朝政，置六部等官署，又有枢密使掌机务、翰林学士备顾问，如赵季良为司空、同平章事，王处回为枢密使，李昊为翰林学士。地方实行州、县两级，以成都为京畿所在。选官科举多沿唐制，亦兼行征辟、恩荫。法律大体沿用旧政权条制，据先前法令修订施行。监察设御史台等机构。具体官制、选官与法律细则，因史料所限难一一坐实，详见各人物与制度词条。

军事与外交

后蜀倚蜀道天险以自固，据守剑阁、三峡等要地抵御中原之师。前期收编前蜀降卒及后唐余部，置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由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统，兵力一度达七万余人。对外总体采取守势，前期应对后唐残余势力与边境摩擦，后期面对后周、北宋日强的统一压力。955年（显德二年）后周西征，夺秦、成、阶、凤四州。北宋伐蜀时，宋军分凤州一路与三峡一路合击，王全斌破剑门而王昭远、伊审徵先后溃退，刘光义夺夔门，蜀军防线全线崩溃。后蜀曾遣使结北汉、南唐互为声援，终未能解。军事编制、边防营垒等细节详见各词条。

经济与商业

蜀地素有天府之称，都江堰水利相沿，农业基础良好，物产丰饶。孟知祥、孟昶前期采取休养生息、薄赋轻徭之策，境内相对安定，成都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纺织（尤以蜀锦著名）、制盐、造纸等手工业较为发达，商业活跃，府库充实。货币流通与商税征发等具体情形，史料记载有限，详见各词条。

文化与社会

后蜀时期蜀地文化活跃。五代后唐清泰年间成书的《花间集》，为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于940年（广政三年）编选的晚唐五代词总集，系文人编选而非朝廷官刊，收温庭筠至欧阳炯等词人词作五百首，为后世词学之宗。又刊刻《蜀石经》（广政石经），由孟昶命毋昭裔主持，历数十年刻成《易》《书》《诗》等儒家经典，为古代刻石之钜观。社会方面，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境内以汉族为主、各族相安，佛教、道教均较流行。更具体的学风、儒道佛文化及社会风俗，详见各词条。

历代君主与统治核心

孟知祥、孟昶。

> 本节说明统治者在政权演变中的位置；个人完整生平由对应人物实体承载。

历史评价与遗产

«时人»据离乱之世，蜀地国泰民安、蜀中久安，遂为一方乐土；«后世»史家则多肯定孟氏父子前期休养生息、保境安民之得，亦以其末主奢靡享乐、亲佞远贤、不恤边防为鉴戒。就遗产而言，后蜀的安定经营承续并发展了四川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蜀织锦与商业传统得以沿续，石经、花间词等文化遗存对后世文学与学术产生长远影响；其疆域经营与成渝格局亦为北宋开疆所承接。（以上«时人»评价多系后世史书追记，非一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