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时期

历史沿革

265年（咸熙二年）司马炎受魏禅称帝，改国号为晋，次年改元泰始，西晋建于洛阳，承接曹魏统绪；280年（太康元年）灭吴，结束三国分立，复统一天下。与此同时，边疆诸族经东汉以来之内徙已在并州、关中等地与汉民杂居，史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晋廷曾议「徙戎」而未行，胡汉矛盾渐积，成为日后变乱之伏笔。

西晋统一后，太康年间（280—289年）社会相对承平，府库较为充实，号为「太康之治」；门阀士族凭九品中正制与占田荫客之制享有特权，统治集团趋于豪奢。此为两晋时期国力与疆域之盛期，然其中已隐伏皇室内争、士族奢靡之患。

291年（太熙元年）起，晋室诸王争权，八王之乱（约291—306年）爆发，八王相继卷入内战，朝纲崩坏、府库耗竭；战乱使晋廷丧失对地方与胡族之控御力。旧有内徙之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乘势而起：304年（永兴元年）李雄于巴蜀称成都王（后建「成」，即成汉）、刘渊于并州称汉王（后建汉赵、即前赵），正式开启「五胡」建立政权之序幕，两晋之由盛转衰乃至分裂自兹始。

八王之乱后，北方动荡加甚。311年（永嘉五年），汉赵刘曜等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316年（建兴四年）长安陷落，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北方自此战火频仍，大量汉人南迁避难；同时江左一方，司马睿于317年在建康重建晋室，是为东晋，偏安江南。

东晋偏安江左（317—420年（元熙二年）），与北方诸国长期并存对峙：祖逖、桓温等曾出师北伐，谢安、谢玄于淝水之战（383年）大破前秦，然终未能完成统一。北方诸国此灭彼兴，前秦苻坚一度统一华北（376年前后），却在淝水战败后崩溃，关中、关东各族复叛，北方再度陷于分裂。隆安、义熙年间，桓玄篡晋失败；420年（元熙二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北方则在北魏（由拓跋部所建的「代」发展而来）经营下，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诸帝开拓，439年（北魏太延五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终结，中国进入南北朝。

政治与制度

两晋承三国而建，政治以门阀士族为主体：西晋确立九品中正制之施行，士族特权制度化，皇权与士族共治；东晋「晋室南渡」，士族（以王、谢、庾、桓等族为著）分掌朝政，有「王与马共天下」之局。地方行州、郡、县三级，初封同姓王以镇藩，后致诸王之乱。十六国政权多由胡族首领建立，制度因国而异，或用汉魏官制、设胡汉分治，或以部落军国组织与编户并行，汉族士人往往参预政务，胡汉杂糅成为其时政治制度之突出特色。

军事与外交

军事上，西晋以灭吴之一统战役而雄，复因八王之乱自耗于内争；永嘉以后北方便是胡族政权间的兼并战争与掠掠并炽。东晋举国倚长江之险自固，屡有北伐之举（祖逖、桓温、刘裕等），并于383年（太元八年）前后的淝水之战以八万之师破前秦号称百万之众而保江南。外交上，东晋以南北对峙而时而议和、时而交战；十六国诸国及北魏之间既有争战，亦时有和亲、交聘。淝水之战后南方及北方之攻守格局又生反复，直至北魏统一北方方告稳定。

经济与商业

西晋统一初期，田租、赋税多以实物役调为主，均田之制尚未成形，经济在太康年间有所恢复；但永嘉之乱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大量汉民南迁江左，带入劳力与技术。东晋治下，江南经垦殖与水利开发，经济渐次成长，建康、京口等城市繁庶，为日后江南经济之兴盛奠其基。北方诸国则多行屯田、劝课农桑以供养部曲与兵役；商路与货币流通一度受阻，以物易物情形时有所见，然各地区、各族之间交易仍续。

文化与社会

两晋为玄学盛行之世：上承正始玄学之余绪，名士以清谈、辩理相尚，「竹林七贤」之放达流风深远。东晋书圣王羲之、山水诗开派之陶渊明等成就卓著；佛教自西传入、渐次兴盛，佛寺与译经事业得以开拓。门阀士族文化（家学、谱牒、名士风度）成为社会风尚之主宰。十六国中，胡族君主亦多尊崇儒术、设学校、任用汉士，各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于胡汉杂处之际促进民族与文化的深度交流，为后世民族大同埋下伏笔。

关键人物

司马炎（武帝）——西晋开国之君，灭吴统一；司马衷（惠帝）——在位而八王之乱起；司马睿（元帝）——东晋创业君主（正向属东晋，而非西晋）；王导、谢安、谢玄——东晋名臣，谢氏于淝水之战有大功；祖逖、桓温、刘裕——东晋北伐重臣（刘裕终代晋建宋）；王羲之——书法家，陶渊明——诗人；刘渊、刘聪、刘曜——汉赵（前赵）匈奴君主，刘曜陷洛阳；石勒、石虎——后赵君主（羯族）；苻坚——前秦君主，一度统一华北，淝水战败；姚苌——后秦建立者（羌族）；慕容垂——后燕建立者（鲜卑）；拓跋珪、拓跋焘——北魏（由代发展而来）创业与统一北方之君主，拓跋焘于439年（北魏太延五年）灭北凉。

组成政权与代表统治者

南方以东晋司马氏皇帝为名义核心，门阀与将领共同主政；北方先后出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北凉等政权。

历史评价与遗产

«时人»对八王之乱后之残破与「五胡乱华」之祸痛心疾首，史称永嘉之乱致「王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晋室士民南迁避难，江统等曾著《徙戎论》以警时听；«后世»史家多指两晋门阀政治与内讧是致乱之源，而于淝水之战之保全江左、东晋偏安之延续文化多所肯定。«后世»以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名定「十六国」之目，称其时期为五胡政权与汉文化交汇之变局，普遍承认这一时期的胡汉交融对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后世北方王朝（含北魏孝文帝汉化）皆有深刻影响。两晋之玄学清谈、书法艺术与东晋江南之开发，十六国之制度汉化，皆为中华文化留下重要遗产；«后世»亦感慨此时期南北对立、分裂痛苦，遂视之为「承前启后」之动荡而富有文化交融意蕴的时代。